每个人都应该站在自身所处的位置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只有摆正自己的心态，你才会获得你想要的。
女王变妻子，生活更幸福
古语云：低不够高，高可就低。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丈夫相亲相爱，感情和谐。维多利亚女王乃一国之王，成天忙于公务，出入于社交场合，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却和她相反，对政治不太关心，对社交活动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两人有时也闹些别扭。
有一天，维多利亚女王去参加社交活动，而阿尔伯特并没有去。直到夜深，女王才回到寝宫，只见房门紧闭着。女王走上前去敲门。
房内阿尔伯特问：“谁？”
女王回答：“我是女王。”
门没有开，女王再次敲门。
房内阿尔伯特问：“谁呀？”
女王回答：“维多利亚。”
门还是没开。女王徘徊了半晌，又上前敲门。
房内的阿尔伯特仍然问：“谁呀？”
女王温柔地回答：“你的妻子。”
这时，门开了，丈夫阿尔伯特伸出热情的双手把女王拉了进去。
作为女王丈夫的阿尔伯特，一开始就知道敲门的人是自己的妻子，他的两次发问其实是明知故问。为什么维多利亚前两次敲门都遭到了拒绝，叫不开门，而最后一次丈夫开了门并热情有加呢？这是由于前两次女王的心理状态没有随着交际的环境、对象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她的语言和她当时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造成了失误，而第三次则调整到恰到好处。
第一次女王上前敲门并回答“我是女王”，她这种自称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表明交际双方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这样的态度应该在宫殿上运用才适合。而现在是在寝宫之中，面对的是丈夫，所以她这样回答显得态度高傲，咄咄逼人，没有满足作为丈夫的阿尔伯特的自尊心理，因而没有叫开门。
第二次敲门女王的回答是“维多利亚”，应该承认第二次回答比第一次回答语调有所变化，但是“维多利亚”这个自称是中性的，似乎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代号，没有显现出作为妻子角色的感情色彩，因而效果也不好，唤不起丈夫的亲切之感，故而也没叫开门。
第三次敲门女王回答说“你的妻子”，体现了作为妻子的角色意识，传达出妻子特有的温柔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表明她的心态适应了具体的场合和对象，把交际双方的角色做了明显的定位，极大地满足了阿尔伯特的自尊心，于是先前的不愉快一扫而光，不仅敲开了房门，也敲开了阿尔伯特的心扉。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特定的场合，时刻都在扮演着某种特定的角色。因此每当与人交往时，不仅在传递信息，而且还包含并规定了表达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角色关系，人们期待你说出的话符合角色规范。我们常常听人说的，某某今天说话有失体统，往往是指他所说的话有悖于人们所期待的角色规范。这样交际的效果当然不会好。
然而这种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场合的变化和交际对象的变化，也有可能转换。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徒列耶娃说：“实际上每个个体所担任的（角色）不只是一个，而是几个社会角色，他可能是会计、父亲、工会会员、混合足球队队员。有些角色在人出生时就已确定（例如：是女人或者男人），另一些角色是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
同一对象在不同的环境里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角色，彼此的关系也就会跟着变化，这种变化往往通过说话表现出来，不然就会发生角色错位。同样是维多利亚，在宫殿上是女王，回到寝宫就是妻子，她的语言形式随着角色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做这种调整，就会造成交际对象的不解、不快和不认同。所以，人们的语言一定要符合不断转换的身份。“处身京畿地，感受皇家风”；“涉足异域土，甘当行路人”。
人这一生就是这样：每一次角色的转换都应该恰如其分和心甘情愿，处高可自得其乐，自恰其心；处低可抬他人之尊，成他人之美，因而也可得他人之提携、他人之善待和他人之感戴。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一美元小费
在一个既脏又乱的候车室里，靠门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脸疲惫的老人，身上的尘土及鞋子上的污泥表明他走了很多路。列车进站，开始检票了，老人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准备往检票口走。
忽然，候车室外走来一个胖太太，她提着一只很大的箱子，显然也要赶这班列车，可箱子太重，累得她呼呼直喘。胖太太看到了那个老人，冲他大喊：“喂，老头儿，你给我提一下箱子，我一会儿给你小费。”那个老人想都没想，拎过箱子就和胖太太朝检票口走去。
他们刚刚检票上车，火车就开动了。胖太太抹了一把汗，庆幸地说：“还真多亏你，不然我非误车不可。”说着，她掏出一美元递给那个老人，老人微笑地接过。这时，列车长走了过来：“洛克菲勒先生，您好，欢迎你乘坐本次列车，请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谢谢，不用了，我只是刚刚做了一个为期三天的徒步旅行，现在要回纽约总部。”老人客气地回答。
“什么？洛克菲勒？”胖太太惊叫起来，“上帝，我竟让著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给我提箱子，居然还给了他一美元小费，我这是在干什么啊？”她忙向洛克菲勒道歉，并诚惶诚恐地请洛克菲勒把那一美元小费退给她。
“太太，您不必道歉，您根本没有做错什么。”洛克菲勒微笑着说，“这一美元是我挣的，所以我收下了。”说着，洛克菲勒把那一美元郑重地放在了口袋里。
真正的大人物，是那种身居高位仍然懂得如何去做平常人的人；真正的大人物，从来都和平常人站在一起。
上司平易近人，员工效率过人
一个人想成就大事就要善于凝聚人心，让与之相关的人心甘情愿地帮助自己和追随自己。而凝聚人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到平易近人。
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写她父亲杜鲁门总统的传记时，也曾多次提到她父亲低调做人的感人故事：
“父亲不愿意用他办公桌上的铃声来传唤人，十有八九都是他亲自到助手的办公室去，偶尔传唤别人的时候，他都会到他的橡树厅门口去接……”
“父亲在处理白宫日常事务时，总是这样体贴别人，一点也不以尊者自居。他之所以能够使周围的人对他忠心耿耿，其真正的原因也在于此。”
人往往有一种逆反心理，越是强硬的命令，越是不愿意服从。然而，同样是下命令，如果用“拜托”这句话来置换彼此的身份，人的逆反心理便会减少，常常不会感觉出这是命令。
在礼让中，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使工作中人际关系恶化的可以说是那些“职务言语”。这是什么样的言语呢？
比如上司把下属叫到桌旁：“喂！听说你不听经理的命令。”怎么听也是上司的口吻。又如，“这是经理的命令”“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过是个普通职员”等等。不用说就知道，这种“职务言语”很容易招致职员们的反抗心理。
反之，如果不用这种“职务言语”，则会使公司内人际关系趋于融洽，工作进展也会顺利很多。
比如，经理交给下属某项工作时，他走到下属的桌旁说：“有一件事想拜托你……”经理本来应该用命令的语气，却对下属称“拜托”，通过措辞使得立场（身份）逆转过来。如此一来，下属便产生了干劲，去忙于被委托的工作。这种办法很奏效。
言语，原本就带有社会功能。公司中居下属地位的人，常常对上级有某种坏印象，但上级如果冠以“先生”来称呼下属，彼此之间的情势便会扭转过来，使下属有优越感，转而会尊敬和信赖上级。这样一来，即使直接发布可能招来抵抗的命令，也可以使下属因感受到人情味而去积极执行。
总之，在工作场所，为了有效地调动下属，让他们帮你成就大事，你要尽量将领导工作中的指挥、命令行为的格调降低。在下属面前不要总是板着老板的面孔，要经常听取他们的建议。这也是领导者低调做人和平易近人的表现。
丹诺先生的诚恳心态
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智者尚且如此，何况我们。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低头认错。
有些人认为认错是向别人低头，有失自尊。其实正相反，勇于承认错误，反而会使人更加尊敬你、信任你。如果一味硬撑，拒不认错，最后一定会后悔不迭。
纽约《太阳时报》主笔丹诺先生在读稿时，喜欢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勾出，以提醒排校人员“切勿将它遗漏”。
但是有一天，一位年轻校对员偶然读到一段文字，也是被丹诺先生用红笔勾出的，上面大致是说：“本报读者雷维特先生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苹果，在那通红美丽的皮上露出一排白色的字，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主笔的名字。这真是一个人工栽培的奇迹！试想，一个完整无缺的苹果皮上，怎么会露出这样整齐光泽的字迹来呢？我们在惊奇之余，多方猜测，始终不明白这些字迹是怎样出现在苹果上的。”
那个年轻的校对员是一个常识丰富的人，他读了这段文字不禁笑起来。因为他知道只要趁苹果还呈青色时，将纸剪成字形贴在上面，等苹果发红时，将纸揭去，字就能够留在苹果上面。
这位年轻的校对员心想，这段文字如果登出来，必将被人讥笑，说他们的主笔竟会愚笨至此，连这样一点小“魔术”也会“多方猜测，始终不明……”因此，他便大胆地将这段文字删掉了。
第二天一早，主笔丹诺先生看了报纸，立刻气呼呼地走来，向他问道：“昨天原稿中有一篇我用红笔勾出的关于‘奇异苹果’的文章，为何不见登出？”
那位校对员诚恳、惶恐地把他的理由说明后，丹诺先生立刻十分诚恳和蔼地说：“原来如此！你做得十分正确，以后只要有确切可靠的理由，即使我已用红笔勾出，你仍不妨自行取舍。”
在这件事上，丹诺先生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他并不是一味坚持的人。一味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敢承认，只意味着不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不负责的人不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但是，有些人犯了错，不是马上去道歉，想办法补救，而是找一大堆借口为自己辩解和开脱。难道找借口辩护，就能把错误掩盖，把责任推个干干净净吗？恰恰相反，为自己辩护、开脱不但不能改善现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还会让情况更加糟糕。就算别人原谅你这次，他心中也一定会感到不快，对你产生“怕负责任”的印象。有句俗话讲得好：“或许你会因此而赢得某场战役，可是最后你可能输掉整场战争。”
所以，一个人做错了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认错，想方设法进行补救，而不是为自己辩护和开脱。日本著名首相伊藤博文的人生座右铭就是“永不向人讲‘因为’”。这是一种做人的美德，也是一个为人处世、办事做事的最高深的学问。
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并拿出足够的勇气去承认它，面对它，不仅能弥补错误所带来的不良结果，而且别人也会很痛快地原谅你的错误，欣赏你的坦诚和敢于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