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
司隶校尉上党李憙（xǐ）劾奏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尚书仆射武陔（gāi）各占官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其谥。诏曰：“友侵剥百姓以谬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憙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其申敕群寮，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
司隶校尉李憙投诉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等官僚贵戚侵占官田，请求皇帝处罚。
司马炎的处理意见是：一，李憙敢碰权贵，奖励；二，侵占官田的，如刘友要严查严处，至于表亲山涛嘛，他已经知错了，就不追究了。
司马光对司马炎的处理非常不满意，发表了“臣光曰”：
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憙，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憙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司马光批评司马炎违背了逻辑：如果李憙当奖，山涛就一定当罚；如果山涛不当罚，李憙也就不当奖。他批评司马炎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积怨于下，威玩于上”。
司马光还把这个问题提到极高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司马光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绝对正确的东西往往是落实不下去的，在同一个问题上对人的奖罚要做到绝对公平是很难的。
两个员工犯同样的错误，一个是业务骨干，一个是“板凳替换”，甚至是准备淘汰炒掉的。老板在处理的时候要考虑这些因素，如果有感情上的亲疏，也会交织到里头。如果这个公司的管理制度非常清晰，不容领导个人裁量，那么这两个员工会同错同罚；但如果领导有一定的裁判空间，他会保护轻判这个骨干，而对另外一个则会不客气。
赏罚严明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大前提，但如果把这个权力交给了皇帝一个人，这个问题就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山涛和司马炎有亲戚关系，以前有功劳，以后要重用，这都影响司马炎的公正处罚。另外，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对具体事件的处理关系甚大，这个时候是强调安定团结和谐发展呢，还是强调严肃纲纪整顿作风呢？量刑的标准都不一样。政治家考虑的是整体的效果，也就是今天说到的“讲政治”、“讲大局”，他们也知道公平的重要性，但他们不会坚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做到经得起挑剔的公平。
司马炎当时强调的是宽松，对曹魏的班底全盘接收，对投降的刘禅都极尽拉拢，有官大家做，有财大家发，这个施政方针也不能算错，这是稳定政权的必须。
司马炎站在皇帝必须“垂统后世”的高度，认为李憙是对的，所以奖励他；但他对山涛、司马睦的处理又有了其他具体的考量，所以没有处罚，只处罚刘友，其实为了表面的公平，象征性地处罚一下山涛等，又能怎么样呢？皇上喜欢的干部重新复出还有困难吗？
一个人如果能事事公正，那他就不是人，是什么？是圣人。中国自古以来都期待着圣君，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不出圣君是绝对正常的，这种期待是幼稚可笑的，期待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总以为，皇帝的利益是从全社会均沾而来的，所以他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为了自家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应该公平公正。而事实上，我们碰到了这么多皇帝，很少有这样历史责任的，皇帝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人”，他们经常会不做利益最大化的事情，而去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昏庸腐朽残暴白痴，其实他们犯的只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
司马炎这个时期应该是比较清醒的，也是想有番作为的，历史把他推到这个高点和机会点，他是知道的，“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这样的责问，我们当然认为皇帝应该必须面对，事实上他是无所谓的。
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的秘书被司法调查，这类事在韩国，在西方好多国家，都有发生。为什么领导人不能保护他们身边的人，甚至不能保护自己（如尼克松）？原因很简单，就是涉及公正的量裁权不在他们自己手里。只有独立的司法才有可能让刘友和山涛、司马睦同罪同罚，司马光在这里批评司马炎，难道史上的优秀皇帝如汉文帝、唐太宗没有类似的问题吗？
不要给哥讲公平，公平只是一个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