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
艾至成都城北,汉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持节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检御将士,无得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汉主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艾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皓赂艾左右,卒以得免。
诸葛瞻、黄崇抵抗了一番,最后都战死了。成都外围最后的防御失败,成都暴露在求胜欲望强烈的魏军眼前,邓艾的奇兵形成了“斩首”效应。
蜀汉君臣和远在剑阁的主力姜维估计也联系不上,远水也救不了近火,于是大家开会讨论怎么办。
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是边抵抗边后退,到南中七郡,也就是今天西南的西南。一种是投奔吴国,组织流亡政府,光禄大夫谯周说:“自古以来,没有寄人篱下的天子,何况我们蜀国一完蛋,估摸着吴国也很快完蛋。所以与其到那时不得不投降做俘虏,还不如现在‘和平起义’。再辱之耻何与一辱!”谯周推出了第三种路线,那就是直接投降。谯周认为,大国吞并小国是“数之自然也”,他预测,司马魏必将统一中国,吴国不久也会被打败。
到南中诸郡的大山里打游击,阿斗一想就头皮发麻,养尊处优四十年,根本吃不了那个苦;到东吴后妈娘家那里,估计也没什么好脸色看,所以对谯周的建议马上表态:“还是统一的好。”
当然,也有一点担心,就怕人家邓艾不受降。
谯周对投降路线图早就在心里打了底稿,天天琢磨研究这事,所以马上拿出了有说服力的论断:“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这口气比甲方还甲方。东吴的存在就您退休福利的保障,阿斗再笨也明白这个道理,何况他也不笨,于是研讨会以一致同意投降形成决议。
蜀汉实力不足,当时蜀中人口仅有九十四万,军队有十万两千,比例为10.85%,如果这个数字确凿,那么蜀汉的兵员和总人口比例超过了世界第一的朝鲜;蜀汉官吏达到四万人,官民比例为4.25%,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世界第一的中国。刘禅在成都锦绣城里做了四十三年的快乐皇帝,但蜀汉却一直处于战争或备战状态,军费和行政开支肯定小不了,人头费在那儿放着呢。兵多财困,官多民乏,自古而然。
要说失败的原因,最最关键的是蜀汉战斗意志薄弱,未战已绥,说什么都白搭。刘备死后(公元223年),诸葛亮(公元223—234年共十一年)以攻为守,尚有进取的状态;及到蒋琬(公元246年卒)、费祎(公元253年卒,与蒋琬一起主政二十年)时期,则息事宁人;及到姜维(公元264年卒,主军政十余年),虽然他本人主战,但一来不能主导国家战略,二来在与魏国的征战中也未捞到什么便宜,还被内部批评为穷兵黩武。
此前,谯周早就大造舆论,他写了一篇《仇国论》,主张坐以待敌毙——当然不能说是自己坐以待毙了,他的理论是大国时间长了就会傲慢,“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意思就是大国骄傲会落后,小国谦虚会进步。其实,谯周代表了蜀地本土人的基本立场,那就是能偏安就偏安,不能偏安就投降,和平大大的,战争的不要。
刘禅及他周边的人都没有战争的信心,没有战斗意志,这个神仙也没救,何况姜伯约乎。
经宋、明一直到上世纪的抗日战争,凡是主张偏安和投降的论调肯定是遭骂挨批的,不投降甚至不和谈已成为既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后世对蜀汉及刘禅的不屑与嘲讽亦出于此。
当然,这里面也有通融,当战争的性质定义为“统一”的时候,不抵抗就成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了。所以,当隗嚣、公孙述不赶紧投降,拖延了战争,也是罪人。现在台湾有谯周,我们肯定欢迎并加以历史性地推崇。反侵略的时候要战斗不能投降,而统一的时候则“降吧降吧不是错”。
司马魏的正当性在史家眼里是严重不足的,所以,灭蜀之战少有人定性为统一的战争,而刘禅被定性为玩忽职守的亡国之君,谯周则是典型的投降主义分子。“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有亡国之痛的王夫之已经不是点评而是大骂:“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
想想刘备、诸葛亮,一生辛苦所为何?想想蜀地老百姓,不作抵抗也不为过。
古今中外,大家都拿历史当教科书,多数历史人物的脸谱是画好以后是动不得的,即使他自己觉得有些冤。比如刘禅说我是为了老百姓免罹战火才投降,问题是谁信?历史需要你做反面教材甚至是小丑,你就得讲政治、讲大局,任骂任踩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