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女权主义（尤其是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哲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她们的建议，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就会灭绝！——但它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鲜明的、积极的影响。首先，在女权主义运动之前，男人们倾向于认为女性是“较弱的性别”，有人甚至认为她们是较低的人类物种的形式，而女权主义构成了对这种倾向的非常必要的平衡。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确凿无疑地相信“只有男性才应该在性关系的权力游戏中扮演统治的角色”。尽管女权主义的很多支持者认为，赢得平衡的唯一办法，是把现有的不公平的局面推向另一个极端，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忽略那些更温和的声音。那些声音认识到这种“报复”心理的危险，并致力于在两性之间建立公平、平等的关系。其次，通过让女人在性政治的舞台上拥有真正的自由，男人们也让自己从一些责任中解脱了出来。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指责男人应该为世界上的一切罪恶负责；而男人越是让女人们自由地成为她们自己，他们就越不用承受那么多的指责，而女人则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第三，女权主义在它最好的形式中，彰显了两性之间的一些真实的差异。温和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为寻求概念上的平等而试图一概抹杀男女之间的区别，相反，她们对女人和男人的描述是：平等，但有差异。
这场运动也带来一些相当有反讽意味的结果。例如，有很多在工作中获得了权力职位的女人都曾经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可以在40岁左右的时候休息几年，开始家庭生活。”然而到了那时，她们吃惊地发现她们等得太久了，已经不能再生育了。看来，即便性政治可以成熟到“平等地对待两性，就好像两性完全平等”的程度，人的生物性最终也依然以它的方式向人们保证：男人和女人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平等。
另一个有反讽意味的结果出现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它的出现与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有关：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强调应该禁止一些传统的性权力游戏规则。一方面，女权主义者非常合理地认为，男性在性权力游戏中的统治地位如果走向极端，就可能成为一种性扭曲；但另一方面，有些男人因为太担心被控以“性骚扰”的罪名，竟然停止了与异性的一切关系。为了帮助我们来评定这些关于性扭曲的“指控”，我将在下一讲提出一个哲学模型，用它来衡量什么是性扭曲，什么不是。这样的框架应该能帮助我们避免采取这种极端的立场：认为男性的统治角色总是错的。统治与服从的游戏是人类性属性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任何想要把它从我们的性经验中完全取消的尝试，最终反而会反讽地形成关于性的“扭曲的观念”！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尤其是男性）必须意识到“不公平地游戏”的危险。不公平的权力游戏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对于为了消除骚扰问题而制定的法规，男性应该竭尽全力地配合。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全社会都认识到：性是一种权力游戏，这种游戏意味着欢乐与危险。而男性的配合是我们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要正确地理解“性”，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带来一些心理抑制（或“心理梗阻”），而这些抑制必定会妨碍我们去爱。考虑到这一点，为了给我们下一讲要讨论的“性扭曲”这个主题做好准备，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关键的问题：爱的对立面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好办法是找到这样一个答案：它能与图IV.1给出的性的四个基本目标对应起来。在性的每个方面，当人们走向极端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而“极端”有两种类型：要么是过分强调，要么是过分忽略。这两类极端都会取消爱的特定方面对性的特定方面的影响，而前者本来是用来平衡后者，让它不至于失去控制的。如图III.3中，爱的每个方面，都是用来平衡与之同轴的另一端位置上所对应的性属性的特定方面的。过分强调快感会让人忽略两人关系中的浪漫爱情的可能性；不含有“爱的表达”成分的纯粹的性快感，被称为“肉欲”。相反，对性关系中的“权力游戏”的一面过分当真（即，远远超出了对待“游戏”的态度），就会产生仇恨，因而会忽略爱的关系中应该伴随着的亲情的意义。冷淡忽略了“性可以是表达爱的手段”的可能性，因而取消了厄洛斯的影响，制造出漠不关心的氛围。而忽视性的生育后代的目标（或不看重两性关系中的任何创造性的结果）会使人完全放弃“权力关系”，将爱降低为自恋。图V.3表明，当我们过分强调性的特定方面时，就会产生肉欲和仇恨；而当我们过分忽视性的某些方面时，就会产生冷漠和自恋。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我们不能平衡地接近性的目标时，我们只会悲哀地得到爱的赝品。
今天这一讲刚好是第二部分的中间，在结束这一讲之前，让我们回想一下坦塔罗斯的故事，从而把爱的虚假形式跟真实形式加以比较。坦塔罗斯独自站在他的命运之池中，爱之水没到他的颈部，然而他却无法畅饮它的欢乐，也无法摘到在他头顶晃动的成熟的果实。我曾在第一堂课上说过，这个故事将成为一个“神话”，引导我们探询爱的本质。在当时，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既奇怪，又毫无帮助。但我希望，到现在，在我们研究了爱的若干悖论之后，你们对这个故事已经能够有所领会。坦塔罗斯把自己的儿子的身体拿去给众神吃，像他一样，我们对爱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与亲属的关系，但爱也有神性的元素。爱的驱动引擎是我们对满足的渴望（厄洛斯），是我们想要喝下的水。当我们受到阻碍，无法到达爱的对象时（就像坦塔罗斯的锁链使他吃不到香甜的果实），我们的爱就会变得非常强烈（非常浪漫）。这是一项几乎无法承受的任务，然而我们不可能放弃。继续向前的、唯一的道路就是把我们的全部体验转化为对我们最珍爱的人的自我牺牲（阿加佩），无论他们是否值得我们这样做。
想象你此刻正走在坦塔罗斯度过余生的池塘边，突然看到一株美丽的水仙，它长得离池塘很近，爱之水直接滋养着它的根。水仙也有一个故事，它的故事与爱的一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坦塔罗斯的神话没有充分体现的方面。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美少年。一天，他在郊外游荡，偶然走过一个清澈的池塘。他走到水边，一低头，发现水中有一位美少年的影子，正在回望着自己。那喀索斯从未见过自己的影像，因此没有意识到他看到的正是自己。在远处，一位名叫埃科的女神正在呼唤他，她深爱着那喀索斯，在不停地寻找他，呼唤他的名字。但那喀索斯被水中美丽的面孔迷住了，一动也不能动。他深深地爱上了水中的影子，一直站在那里，注视着它，直到他的生命枯萎、死去。在他倒下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花，那是世界上的第一株水仙。
这个希腊神话体现了一个我们尚未涉及的爱的方面，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自爱（自恋）很容易走向健康的爱的表达的反面。然而，各种形式的真正的爱都含有自爱的元素。沿着这样的思路，图尔尼埃在《个人的意义》中论证说：事实上，只有当一个人学会了真正的自爱，他（她）才能够作出真正的自我牺牲。这就是为什么只强调宗教性的爱（比如，阿加佩）可能会很危险。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会爱自己，就根本没有能力爱他人。这也一定是为什么耶稣把这条要求当做第二重要的训诫（仅次于“爱主”）来讲（《马太福音》22：39）：“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自爱太少会妨碍我们爱他人的能力，因为缺少自爱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让人担心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而“自恋”这个词指的通常是过度自爱而引发的相反的问题：自我反射的极端状态——就像神话中的那位少年的状态——它完全占据了一个人的注意力，以至于他（她）再也没有精力去关注其他潜在的爱的接受者。我们将在下一讲看到，爱的这种极端形式会误导人，依据在于：它最终会导致自我破坏。
15. 萨德主义，“恰当的”性，性扭曲
自恋是爱的一切扭曲形式的根源。扭曲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在爱的一种形式上走向了极端，而其他形式的爱无法对其进行平衡。正如我们在第6讲看到的，如果没有伴随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的允诺，厄洛斯就会变成自私的借口。同样，如果爱者没有认识到被爱者的独立的价值，即便是阿加佩，也可以成为神的自恋，即，神只是以人类为工具来实现“神爱神”这一目的。在第9讲，我们认识到爱情与亲情之间也需要类似的平衡。这两者如果孤立地存在，都会成为自恋的借口：浪漫的爱人只是借助被爱者来实现自我满足；而善意的父母拒绝让孩子自由，利用孩子的生命来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一个人无论是把自己的浪漫爱人还是家庭成员放上神坛，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一切行动的理想目标，他（她）背后的力量其实都往往是自恋。
萨德（1740—1814）是在性政治问题上最大胆的哲学家之一，他常常被苛以自恋的“罪名”。萨德认为，人们在表达性属性时应该有绝对的自由，并对这样的自由进行了描写，这使他的大部分著作显得像是色情文学。其实，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英语单词“sadism”（性虐狂）的词根，该词指的是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自私的快感的性行为方式。他在《卧室哲学》中把性关系中的自我中心主义推向了极端。书中描写的是一群朋友，他们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展示自己在性上对他人（男性或女性）的统治力量。书中的主要人物在性实验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夸张，如果不是作者事先清楚地说明他是在很严肃地促进性自由，希望以此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最重大问题，他的作品就会显得像是一场闹剧。书中的有些场景写得太栩栩如生，以至于我不想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们，除非你的性观念已经非常牢固，并愿意让它接受强烈的挑战。
萨德小说中的人物在他们的性权力游戏的间歇会进行一些哲学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性属性的本质。那些代表了作者本人的观点的人认为，性在本质上是权力的表达，表达我们想要统治他人或者被他人统治的欲望，而这种自我表达就其本身而言是好的（参见图IV.1）。萨德论证说，宗教是这种人生观的主要敌人，因为它设定了无数的禁忌，以便严格限制我们体验性的快乐。萨德声称，我们一旦打破那些禁忌，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它们只是社会的政治束缚的一种形式，试图阻止我们实现真正的本性。
我们先不要直截了当地认为萨德的观点纯属扭曲，从而加以拒斥；让我们先来回答下面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什么算是性扭曲？只有当我们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可以去论证：某些形式的“性政治”（即，把社会的“性规范”施加于人，从而实现对他人的控制）在人类文化中有其真实的作用。记住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是哪些因素让某些性行为成为“扭曲的”？
一个人把什么样的行为视为“性扭曲”，往往直接取决于这个人怎样看待性行为的目的：破坏这种目的，或者以其他目的取而代之的性行为，就属于扭曲的性行为。因此，如果一个人认为生育是性行为的唯一正当的目的，那么他会把人们现在采取的绝大多数性行为都标上“扭曲”的标签。即便是在婚姻关系中，采取避孕措施的夫妇也会被认为是在滥用他们的性属性。范诺伊的立场与这种看法同样极端，他认为，性行为如果不是仅仅以它所带来的快乐为目的，就是不纯粹的。他反复地拿性与喝咖啡相类比，他说，坚持把“做爱”或“生小孩”这些目的混入性行为的人，就像是在喝咖啡时喜欢加一点糖或牛奶。范诺伊声称，这样的人并不真的喜欢喝咖啡（性行为），他们喜欢的是伴随着咖啡的乳香和甜味。而萨德走得更远，他认为，人们甚至不需要在性行为中体验到快感，性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他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体验我们的权力冲动。任何偏离这一目标的性行为都被萨德认为是扭曲的。
而威尔逊关于“如何界定性扭曲”的观点则更为人们所接受。他认为（LBE 141），只有当性行为的参与者没有怀着共同的、想要满足对方的欲望时，性行为才是“无爱的”（因而在他看来是错的）。在有些情形下，“无爱的性”也许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132）。比如，一对夫妇之间早已不再怀有真正的爱，他们更多地会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激情而发生性行为。但根据威尔逊的观点，这样的行为终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爱，而且只有爱（爱在这里的含义，是双方共同怀有的、想要对方满足的愿望），才能为性赋予意义。权力游戏既可能让这种意义获得增强，也可能削弱它，这取决于爱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不健康的心理抑制的困扰。如果我们把“共同的”理解为“双方同意的”，而不是“以相同的方式阐释性行为”或“持有同样的性逻辑”，那么威尔逊的立场就显得是合理的，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它构成了最好的解释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