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康德哲学教给我们的“哥白尼革命”（见《树》第8讲）。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篇几句话的含义做一下延伸，我们可以说：我们对爱的一切意识都始于性驱力和我们的文化强加给我们的政治限制；然而这不能推导出，所有的爱都来自性的根基。如果以哲学的方式看这个问题，那么用来构建《树》的篇章结构的隐喻在这里也是适用的：爱最终是不可知的形而上学之根，性从中生长出来，好比是树干；性只是根的代言人，它使根的本质在世界中为人所知。正如今天人们可以用很多种逻辑来解释“哲学理念是如何获得它们的意义的”，人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种可能的方式，去实现如今被用来表达爱的性属性。然而这些方式中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扭曲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哲学能否为我们提供非政治性的线索？这将是我们第15讲的主题。
14. 引诱的力量：自爱与注视
什么是“好的”性？或者说，什么是可以在哲学上证明其合理的对性的体验方式？在对性进行理性评估之前，我们必须研究性的政治倾向的另一个方面：它赋予我们控制他人的力量。当亨利·基辛格说“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时，这位美国政治家敏锐地捕捉到了权力与性属性的密切关联。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变得对另一个人有性吸引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占据对那个人的统治地位。人们经常谈起的上司与秘书、家庭主妇与邮差的故事，都是这种倾向的范本。然而，人们在传统上认为，爱是最有效的催情剂：难道还有比得知你的爱人也在疯狂地爱着你更能引起性兴奋的事情吗？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爱与权力之间的恰当关系是什么？
引诱——让在自然情况下不会喜欢自己的人喜欢上自己——是很多爱情故事的主题，从唐璜一直到比尔·克林顿。引诱者往往是完全自私的，因此人们一般不认为引诱者是好人；然而引诱者也往往会让旁观者入迷，因为他（她）的个性具有控制别人的神秘力量。现在人们普遍地鄙视引诱，因为它与性革命宣布的价值不符，性革命认为，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性属性负责。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不想被引诱，然而在亚意识状态下（例如，在梦中），很多人还是会发现那种场景很诱人。想象一位技巧娴熟的情人以热烈的方式对待自己，以至于让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样的想法带给人的兴奋，要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程度。引诱并非一直以来都不受欢迎。很多传统社会认为，在爱的关系中，这是男性角色的恰当的组成部分。例如，古罗马哲学家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所写的《爱的艺术》，几乎就是关于如何引诱女人的技术手册，其中也有对女人的相应的建议。
引诱的主要特性在人们的日常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比我们以为的重要得多。这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1905—1980）在《存在与虚无》（1956）中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支持的观点。作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相信：设想人类具有某种“本质”，而善行或正确的行为从这样的本质中产生出来，这是不正确的，人类不具有这样的本质。因为人类的主要特点是：我们是绝对自由的，我们的“存在”（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先于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基本性质）。就是说，我们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来决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本质，不存在任何先在的依据可以判断我们的选择的对错。这种境况的最糟糕后果（在萨特看来，也是最普遍的后果）是它往往会鼓励人们产生他所说的“不健康的信仰”不健康的信仰：原文为“bad faith”，字面意思是“坏的信仰”。对萨特的这一重要术语的另一种更常见译法为“自欺”。译者根据这个术语在本文中的用法，采用了现在的译法…不健康的信仰意味着完全接受传统（例如，已经确立的宗教信仰、道德准则或社会文化规范），从不停下来思考一下，传统让你作出的选择、采取的行动是不是真的适合你。这些信仰是不健康的，因为它要求人们牺牲“人之为人”的东西：我们绝对的自由。相反，具有健康的信仰的人有充分的自信作出自己的存在性选择，不必每时每刻都“服从规范”。
以存在主义的这些主张为背景，萨特提出了关于爱与性吸引的全新理论。自由带给我们一个悖论式的挑战：在我们与他人相互关联的自由行动中，在我们与他人的相互看待中，我们第一次能够发现自己（即，开始明白我们的真实本质）。然而，为了避免在这一自我发现的过程中陷入不健康的信仰，我们还必须超越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由他人的看法来决定我们是谁，那么这些看法就在事实上夺取了我们的自由，并使我们的信仰变得不健康。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用我们的个人关系去夺取他人的自由（因此而保全我们自己的身份），同时又不让他人夺取我们的自由。只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的人才可能保持真正的自由，他们的健康的信仰（自我信任）也才牢不可破。
在对这一理论的各种应用进行描述时，萨特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概念：注视。想象你正坐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里（萨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餐厅做侍者），突然，你发现有人正在注视着你。你不确定那个人正在想什么，为什么在看你。这种注视让你在那人面前变得没有力量，就仿佛你的自由被别人捕获了。（这一点与一些传统民族——尤其是东方民族——的迷信看法惊人地相似，那些民族的人们认为，如果有人拍了他们的照片，他们的灵魂就被照相机捕获了。）如果你回望那个人，那么内格尔反馈环的“给予—获得”动力机制也许就会启动了。萨特的立场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将整个过程（无论它只是调情，还是“坠入情网”）解释为广义的权力游戏：如果你成功地使人爱上了你，你就捕获了那个人的自由，让那个人觉得自己在情感上“依附于”你，即便他（她）的理智更希望情况不是如此。在萨特看来，诀窍在于找到一种方法，既诱捕一个人的自由，又不至于毁掉它。因为如果你的注视和随后的各种引诱最终杀死了被爱者的自由，使他（她）变成了你的奴隶，这种关系对你也不再有好处了。换言之，只有当你能够使对方的自由保持活力时，你才能从“诱使别人爱你、让你掌握他（她）的自由”这一举动中受益。
萨特对注视的基础地位的关注，恰当地承认了视觉相对于听觉、嗅觉和味觉的更重要的地位。然而，我们不应该让它遮蔽了触觉的最高重要性（见第12讲）。如果注视能在心智上捕获另一个人的自由（因为注视掩盖了我们心中所想），那么触摸就能够从身体上捕获他人的自由。因为自由不仅仅涉及头脑的思考，还涉及身体的行动。在这里，萨特把焦点由注视转向爱抚。爱抚（温柔地触摸）能唤起人的欲望，从而诱使人们把自由放入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一个人允许他（她）的爱者触摸自己的身体的部分越多，他（她）交出的自由也就越多。但与此同时，那位爱者也以向被爱者给予触摸的方式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这样，相互爱抚的两位恋人其实正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以及自我身份的本质（即，他们的自由），以换取对方的独立性、主体性和自由。
这里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只有当被爱者愿意让爱者触摸自己时，触摸才有上述效果。因而强奸（我们将在第15讲充分讨论这个主题）不能算是萨特哲学意义上的两个人的自由的交换。这是因为被强奸的人没有把自己的自由放入身体的各个部分，并自愿地把它以身体的形式送给他人。在强奸中，事情完全相反。强奸滥用了性的权力的一面，剥夺了居于核心的自由选择，将权力游戏变为只服务于一方的权力战争，从而在本质上把受害者变成了奴隶。
理想的情况是，双方正常地相互“交换自由”将带来平衡的爱的关系，这种关系会鼓励每位伴侣逐渐成长为拥有真正的健康信仰（自我决定的信仰）的个体。因此，如果我们认识到，在双方同意的关系中，性的权力游戏的一面在爱的关系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认识就会带来很多有价值的洞识。例如，它彰显了角色转换在健康的性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因为《爱经》就曾明智地建议性伴侣之间偶尔进行角色转换，以保持健康的性关系（KS 145）：如果在性关系中一般是男人采取主动、扮演主导角色，那么有时应该也允许（其实应该是鼓励）女人这样做，而让男人采取较为被动的角色。（当然，如果一对伴侣的角色习惯与上述情况相反，那么把这个建议反过来也是成立的。）这是为防止性属性的权力游戏一面可能引发的问题的一个巧妙建议，因为，在性关系中总是坚持扮演一种角色的人（无论是统治角色，还是被动角色），可能已经处在有待解决的、抑制个人成长的问题中。
有意思的是，对萨特的“权力游戏洞识”的这种健康的应用，萨特本人非常怀疑它的可能性。他与西蒙娜·波伏娃（1908—1986）长期保持着性关系。波伏娃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她的著作《第二性》（1949）成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女权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灵感之一。但萨特与波伏娃从未结婚，因为他们认为婚姻几乎只是不健康的信仰的体现，婚姻就是要坚持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永远的控制。他们都认为，比婚姻更好的方法，是参与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交换中，永远也不把被爱者牢牢限制在一个地方，总是适度地引诱对方的情感，与对方的情感嬉戏，让对方的自由保持活力，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两人关系中的自我肯定、自我创造、自我授权的品质。婚姻会终止这个过程，会用不健康的信仰杀死被爱者的自由，从而也杀死爱者自己的个体性。我们将在第三部分探索关于婚姻的几种较为乐观的看法。
女权主义者倾向于对萨特的爱的哲学作出积极的反应。因为，把“权力”视为爱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的最重要方面，并加以运用，这是他们共同的兴趣。女权主义者论称，男人（男性）几乎是从历史之初就开始用他们的性属性来压迫女人。有证据表明，有些早期的人类社会是母系社会：社会主要由女性来领导，社会经济更多地倚重农业，而非狩猎；人们崇拜生育女神，把她视为人格化的“大地母亲”。然而这些早期文化没有留下确凿的历史，或者，它存在的痕迹被男人们系统地掩盖了。结果，几乎所有的已知历史都在支持有利于男人的性政治文化规范。男人几乎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而且他们用爱、性、婚姻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让（大多数）女人待在她们“应该在的位置上”：在家中做饭、做清洁并照顾孩子。
女权主义哲学的最常见主题之一，是对大男子主义的语言和行为方式的批评，那些语言和行为仿佛在表明：“性快感”只是男性的体验。这种“阴茎中心主义”假定，阴茎的位置和表现是性交中唯一真正要紧的。女权主义者做了很多事情来告诉女人（还有男人！），男人和女人体验性快感的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反讽的是，女权主义的另一个常见主题，是被称为“反本质主义”的观点：那些主张“人们一定要考虑女人体验性快感的独特方式”的人，同时又在论称，实际上，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本质的”或必然的差别。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无疑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支持。她们论称，性关系中的角色和一般的性别角色完全是由一个人所处的文化决定的。这种观点的益处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要轻易作出“所有的男人都如何如何”或“所有的女人都如何如何”之类的假定，但我们也不能让这样的观点遮住双眼，看不见男人和女人在性属性上的真实区别（见第11讲），这种区别主要根植于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生物性差异。
很多温和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应该为性关系的新形式（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婚姻关系的新形式）——例如，“男人与女人平等地分享权利和义务”这种形式——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更极端的女性主义者则拒斥“男性—女性”之间所有的爱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完全没有希望，因为以文化为基础的权力游戏是不可避免的。后者认为，同性间的关系是男人和女人的唯一出路。这就是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经常会支持目标相近的政治事业的一个原因：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性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