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坛出现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复活》。它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一起成为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于俄国一个大贵族家庭，本人是伯爵，早年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的前期创作，即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中，既不满于专制农奴制、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还寄希望于“理想”的贵族，幻想通过温和的改革使贵族和人民“互相亲近”，变矛盾为“和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的激烈变动，加上本人紧张的思索，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他抛弃了上层贵族地主的一切传统观点，完全否定他所属的那个阶级，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农民群众思想情绪的表达者。同时，他又提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博爱”等作为救世新术。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使托尔斯泰显得既伟大又可笑。而《复活》恰好是这两个对立面的体现。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往往有真人真事为基础，《复活》也一样。一八八七年六月，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检察官科尼来到托尔斯泰的庄园做客，讲述了他接触的一个案件：一个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指控偷窃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判处监禁四个月。一位出庭当陪审员的青年贵族，认出了她就是当年被他诱奸过的亲戚家之养女，那时她才十六岁。他良心发现，要求同女犯结婚以赎回过失，请求科尼协助解决。这个故事启发了托尔斯泰的灵感，他便想据此写一本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几经反复思考，六易其稿，终于成书。但此时作者谈到小说的主题思想已是“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
确实，《复活》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它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揭露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思，随随便便将一个受害的少女马斯洛娃判刑。在主人公不服上诉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沙皇政府机构从上到下都没有好人：国务大臣是个贪贿成性的吸血鬼，枢密官是镇压波兰人起义的刽子手，掌管犯人的将军极端残忍，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而狱吏也以折磨犯人为能事。作者据此愤怒地指出：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从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慈善”的面纱，暴露神父麻醉人民的骗局，让人们看清俄国政府和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小说不但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的土地占有制，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双重灾难。这些方面无疑是小说的精华，可以说《复活》恰好反映了千百万农民要求彻底铲除官办教会、打倒地主阶级及其政府、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并且进一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愿望和决心，托尔斯泰实际上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的确是伟大的思想家。
但是小说在反对政府及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暴力”，否定暴力革命；在反对官办教会的伪善时，却主张信仰“心中的上帝”，号召人们“向你心中的上帝”祈祷，“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反对地主和资产者的剥削也只停留在软弱无力的怨诉、咒骂上。更有甚者，作者的“博爱”思想竟包括“爱仇敌、为仇敌效劳”，小说宣扬“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这就不但是错误，而且在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逼近的年代，越发显得有害了。
所以，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一方面“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丰满而复杂的形象——涅赫柳多夫公爵，这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作者是运用他的“心灵辩证法”，即通过这个人物在思考和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人物思想的辩证发展，来刻画人物的。
涅赫柳多夫出于贵族阔少的劣性，诱奸了天真纯洁的农奴少女马斯洛娃，从此把她推入堕落和不幸的深渊。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恶行，而且是贵族阶级对他影响的结果。他本来是一个纯洁善良、有理想、追求真正爱情的青年，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坏毛病，贵族社会和沙俄军界纸醉金迷、放浪荒唐的生活风气又使他堕落，促使他去损害马斯洛娃。因此，他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体现者。
他由于青年时代受过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个人身上的善良品性也还没有完全泯灭，加上他有寻根究底的好思索的性格，使他和别的纨绔子弟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十年后他在法庭上重新见到马斯洛娃时，才能被她的悲惨遭遇震惊，产生了忏悔之心。他先是承认自己“犯了罪”，决定替被冤枉判刑的马斯洛娃上诉申冤，借以挽救她，也为自己赎罪。当他奔走于各级政府机关，活动于权贵之门时，看到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专横无理，逐步意识到本阶级的罪孽深重。在忏悔和醒悟的涅赫柳多夫眼里，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骤然变了个样，一切都显得是罪恶的了。他愤怒起来，揭露了法庭、监狱、政府机关和官办教会的黑暗。他看出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夺去了”，还有资本主义对他们的祸害。于是他大声疾呼：这种可怕的状况“万万不可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他又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揭露者和批判者。
这种揭露和批判是来自旧营垒中的反戈一击，所以就特别有力。不但如此，他还进一步对革命者产生了同情心，决定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有了投向人民的表示。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贵族阶级旧性不断死灰复燃。因此他每走一步都要经过痛苦的斗争。这一切都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显得丰满和真实可信。
涅赫柳多夫出现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俄国，当时农民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他的忏悔和对本阶级的背离，表明贵族地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他的这些活动正好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
然而涅赫柳多夫究竟旧性荡涤未尽，他只能在“爱”的宗教里求得解脱，宣扬起“勿抗恶”和“道德自我修养”来，甚至干脆捧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帮助敌人”的教义。这个形象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是他贵族阶级的局限性，也是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
同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马斯洛娃也是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她是农奴的私生女，被地主太太收养，半婢女半养女的身份也不能使她逃脱厄运。先是被地主少爷诱骗，怀孕后被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终于沦落为娼。继而蒙冤被判刑，完全成了社会的牺牲品。
因此，她对这个社会怀着刻骨仇恨，以致当涅赫柳多夫去向她忏悔时，她还加以怒斥。不过她的转变也是可信的。因为男主人公不仅已经转过来关心她今后的命运，而且还要替其他无辜的“犯人”申诉。她开始信任他，接受他的规劝，表示要“向善”。当她去西伯利亚受到革命者的思想影响，感情起了变化，和他们“打成一片”，终于完成了转变，达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她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了人民当中。这个归宿也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作者把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又归结到“宽恕”和“仁爱”。这又让人们难于理解了。
总之，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现实中的典型，他们的性格既复杂，又是完整的，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都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作者认为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向善。这种离开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以“人性”和“兽性”的矛盾来解释人的堕落、忏悔以及精神“复活”等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然而《复活》依然是一部辉煌的巨作，它以深刻的描写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