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正在急剧变化。由于生产力空前提高，经济繁荣，宗族领主土地所有制正向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化。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愈益尖锐化和复杂化——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强凌弱，大并小，形成七个大国称王、争帝，合纵、连横的局面，逐渐演变为由割据形势趋向统一的发展。然而，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横征暴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却使人民陷入长期水深火热的严重灾难。由于经济变化形成社会分工的结果所产生的或由庶民上升或由贵族没落而成为不农、不工、不商的专业的“士”，特别是其中的“学士”、“策士”，在这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代表着自己的阶级利益，反映当时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越发活跃起来了。他们各说一套大道理——或者针对现实，发表政纲；或者揣摩风气，争取功名；或者愤世嫉俗，尚论古人——各自聚集门徒，奔走四方，“上说下教”，著书立说。这在学术思想上就表现为“百家争鸣”的蓬勃发展的气象；不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为后来整个封建时期的思想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儒家学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一方面主张等级、名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一方面强调“民为邦本”，要求照顾人民生活；这种思想，一直支持着中国两千馀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创立儒家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见《韩非子·显学》）；但自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司马迁把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论，后世都以孔孟并称，一般认为继承孔子的嫡派大师就是孟子。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没落为“士”，受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成为儒家曾子、子思学派的继承者，并发展了这一学派。学成，为了实现他的抱负，他游说诸侯，经历邹、任、齐、鲁、宋、滕、梁（魏）等国；仕齐为“卿”数年，在梁甚被优礼。但齐宣王、梁惠王这些大国诸侯都认为他的主张不合时宜，尽管对他十分优待，却并不采用他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贪恋名位，罢官而去，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七篇。
二
孟子站在“士”的立场，为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表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他们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摈“杨墨”、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但他对人民生活是具有很大的同情的，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里就全书中富有人民性的也即是孟子学说中比较进步的民主思想因素，简要地说明如下：
一、“战国”人民是在战争、贫穷、饥饿的日子里呻吟着的：一方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七个大国的相互争雄；另一方面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残酷的现象，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呼吁“仁政”，对当时灾难深重的历史现实来说，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孟子的“仁政”论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推行“仁政”的关键，完全在于君主个人内省“仁术”，“扩而充之”。这是一种完全主观唯心论的政治哲学。不过“仁政”的某些具体纲领，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民愿望的一部分，倘能实现，在改进人民物质生活状况方面自有一定的作用。孟子所提出的“仁政”的要求：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人民的生活需要，不但要给予他们，而且要让他们积蓄生活资料像“水火”那样多；让他们有“恒产”，人人“不饥不寒”——老者还要能“衣帛”、“食肉”，“养生丧死无憾”；让他们的“鳏、寡、孤、独”都能存活；让他们得有工夫学习“孝父母、敬长上”，大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等。他说：平时统治者不问人民疾苦，在打仗的时候，人民当兵，在战场上不去营救带兵官的死伤，这是人民对统治者正当的报复。他说，国君用人和杀人，都应该尊重“国人”的意见。他以雄辩的语言，随时随地向着当时诸侯鼓吹他的“仁政”思想。对大国之君如齐宜王、梁惠王这类怀抱政治野心的，他就劝他们不要用战争侵略的手段，企图当一个霸君，要扩大政治纲领，实行“仁政”，争取人民的拥护，为“天下之王”。对小国之君如滕文公、邹穆公这类害怕大国侵略，避免战争威胁的，他也劝他们实行“仁政”，团结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土。有时，他还从利害、荣辱的关系指出“仁”与“不仁”的不同后果。他为了“仁政”纲领顺利地下达于人民，还给指出“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路线。“巨室”就是“卿大夫之家”，在封建统治组织形式上，他们拥有一定的土地、人民，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孟子曾经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孟子推行“仁政”的目的，在于维护以“巨室”为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为了“得天下”，巩固封建统治，必须贯彻执行“仁政”纲领，使“恩泽”下达于人民，以争取民心之归向。这又说明孟子以实施“仁政”企求统一当时统治阶级四分五裂的局面的愿望。因之，他的“仁政”主张，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
二、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表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民众）”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因而他对齐宣王说：诛杀残害人民的“君”是“诛一夫（失掉人民同情的‘独夫’）”，不是“弑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阶级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变为“独夫”。孟子为统治者说教的同时，却也使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发生好的影响。他又公然对齐宣王指出君臣的相对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并说明：要是君能“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臣才遵守“礼”的意义，对君发生感情。他反对拘守“礼”的形式、绝对服从君命的态度和作风。这些都是“民贵君轻”思想的演绎，影响到后世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封建社会接近或正在崩溃的时期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例如：明朝灭亡以后的黄宗羲在《原君》和《原臣》两篇文章里，痛斥历代专制君主以天下为私产，“屠毒”人民的罪恶；明白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天下之人怨毒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我（臣）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并且说：“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像黄宗羲这样的“民主”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显然是受到孟子学说的影响而又有了发展的。
三、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向上爬”。他歌颂：
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
予（伊尹）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纳）之沟中。
同时，他又指出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积极思想是有其“自洁其身”的修养基础的。这个基础必须巩固才能“行道”，所以他反对苟求“富贵利达”，仕“不由其道”，“以顺为正”。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这不但表示了他具有严正的自尊心，而且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行道”，他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的思想，也有落后的一面。
孟子是以他的“君子存之，庶民去之”的“性善论”来作为他的许多主张的理论根据的。孟子把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观点硬说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观点，把阶级的偏见强加到其他阶级的头上，把当时统治阶级制定的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认为是天经地义，是出于人的本性，这就是把自己阶级所要求的“人性”当做了全人类的“人性”，并且认为是“善”的。孟子的思想既然打上了这样的阶级烙印，因之，当墨子为小私有者和手工业者提出某些政治要求时，他就蛮横地骂墨家是“禽兽”了。
其次，孟子还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论，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把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理解成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这种历史循环论，旨在养成人们的永恒观念，给当时和后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命定论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思想，显然是承受孟子的衣钵而来的，因之，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更强调和发挥了这种论点：“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此外，如《尚书大传略说》、《春秋纬元命苞》及《风俗通义·皇霸篇》，都有同样的论调。）这种历史循环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起了极不良好的影响。
同时，孟子还继承了儒家的等级思想而加以发挥。他把所有的人分成“君子”与“野人”或“劳心者”与“劳力者”两个等级，他把统治者当做“君子”、“劳心者”，把劳动人民当做“野人”、“劳力者”，认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从而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这和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但和他“不得罪于巨室”的思想又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七篇中就充满了这样一些矛盾思想。
他这些落后思想，是和他的阶级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局限性分不开的。
三
为了适应“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光凭简奥的词句、质朴的记述，不够表达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思想内容，这就要求文理密察、纵横驰骋、波澜壮阔的论辩形式以资运用；而当时书简工具的进步、帛书的发明以及交通发达、典籍流传的逐渐普遍，已为这种形式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散文到了战国时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和儒家经典传记着重记载史料和阐述经义的任务不同，诸子散文发表各家独辟的见解，宣传“一家之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向异己学派作斗争。从《论语》到《孟子》这个历史阶段，《孟子》已经从像《论语》那样的语录体的形式——文章和语言结合，记述和论辩交错，或表现为简明扼要的格言教条——发展成为长篇大论的散文。《孟子》的出现，是古典散文从章到篇的划时代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不管是义正词严的说理文也好，高谈雄辩的辩论文也好，幽默谐趣的讽刺文也好，都具有明畅、犀利的风格。宋苏洵论“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鲁迅说：“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汉文学史纲要》）孟子在当时就有“好辩”之称，从他在问题的辩论和说明上，看出他思考敏锐，善于掌握问题中的矛盾变化情况，驰骋自如，加以使用语言的技巧，也达到高度的纯熟和正确，因之作为文章表现出来就显得深入浅出，轻快流利，富于刺激性与说服力。孟子不仅是一个“好辩”之士，而且也是一个“知言”之人，他自己曾经说过：“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这种本领，用于批评别人固然重要，就是用于自己的创作，也是很重要的。分析《孟子》散文的艺术特点，可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一、善于使用譬喻。譬喻把所要表达的思想的逻辑性，精练地表现为人们的常识最容易感受到的直觉对象，省却许多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问题，这是孟子最擅长的。例如：他用“每天偷别人一个鸡的偷盗行为改为每月偷一个鸡”的譬喻，指责那不肯立即改正错误的人；用不着阐述理由，使那受指责者无可答辩。梁惠王平时不行“仁政”，到了凶年，做一点点临时性的对少数人的救济事务，因而沾沾自喜。孟子说，这是和“畏怯敌人，从战场上退却五十步的人讥笑那退却百步的人”一样地可鄙。像这样尖锐、辛辣的譬喻，其作用胜过使用多量语言的批评。又如：他对急于求成的作风，给予“揠苗助长”的讽刺；同时也指出那放任自流的懒汉和“不耘苗者”一样地得不到收获。全书二百六十一章中，就有九十三章总共使用着一百五十九种譬喻。
二、善于使用“相反相成”、“因势利导”的方法，进行论辩，以加强说服力。在不同意见的对象面前，如果一开始便从正面“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那会使人只感到“异”而不感到“同”，往往引起抵触或厌倦，从而增加解决矛盾的困难，减少说服力。《孟子》书中论辩式的文章则与此相反，孟子善于掌握论敌的思想矛盾发展情况，善于从反面或侧面顺着对方的意思，作起波澜，一纵一擒地诱导对方思想上的积极因素发生作用，逐渐减轻消极方面的抵抗，以便于把自己的意见投入对方的心坎。例如：他把齐宣王“好货、好色、好乐、好勇”的缺点，都说成可以行施“仁政”和争取“王天下”的条件；他把“以羊易牛”、受到百姓批评等弄得齐宣王在思想上搞不通的小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指出这是“仁术”，是“保民而王”的大事业的基础。又如：他顺着陈贾为齐王辩护错误的说法，在承认陈贾自以为得到胜利的“然则圣人且有过与”的结论下，忽然掉转话头，严厉指出陈贾替齐王掩饰错误的卑鄙企图。又如：他对陈相，以从容不迫的问答方式，一层一层地逐渐引出陈相“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结论，随即根据对方的论点，及时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文字上显得波澜壮阔，内容丰富。
三、善于使用简练的词句，揭发矛盾，突出主题，形成短小精悍的结构。例如：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全章总共只有七十四字，用着两个譬喻，恰如其分地把统治阶级应该对人民负政治责任的主题思想表达得明明白白，减少一字一句不可能，增加一字一句也成废话；“王顾左右而言他”写出齐王心情何等激动！又如“孟子之平陆”章，用一个问题教育了统治阶级两方面的人，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一从正面说服，一从侧面启发；在短短百馀字的文章里完成了表达任务。正由于扣紧主题，抓住要害，一口气也不放松、一句话也不含糊地注定要在对方思想上解决问题，就使得两人都自觉地承认了错误。这在文章里表现为结构的紧凑和语言的简练明快，显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四、善于处理寓言故事，通过寓言故事，作为说理的工具，使精辟简练的文笔更富于形象性。在“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里，写“良人”：首先，“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一句，写出那垂涎富贵的情态，已令人感到十分可鄙；其次，“未尝有显者来”、“遍国中无与立谈者”表示其言可疑，更令人难受；再次，点明“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毫不容情地把丑相尽情毕露，更令人啼笑皆非；最后，还来一个“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那就使人除了长叹一声“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而外，还有甚么可说的呢？再看写其妻：始而疑，继而惊，最后只有一哭；“今若此”三字表示无限感喟和痛心，这会让人不自觉地眼泪长流起来。主要是写“良人”，对“妻”的描写也是衬托“良人”。如此简单的词句刻画如此复杂严重的心情、态度（包括语言和动作），说明作者表现手法的工巧。
在“娶妻如之何”章“校人烹鱼”那一段里，“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十五个字，写出鱼初入水时的活动还略有不自然的样儿，随即表现洋洋得意的样儿，随即表现悠然自得、扬长而去，消逝在人们眼底的情景——何等细腻！何等生动！再看写“子产”：他口中两个“得其所哉”已够说明这个聪明人被欺骗的情态；再从“校人”口中重述“烹而食之”，重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就更加重读者对“子产”聪明变成傻子的感觉，为“君子可欺以其方”一句增加力量。
四
西汉初年把《论语》、《孟子》作为“传记”，设置“博士”从事研究。“博士”中有“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的论调，显然和孟子“诛一夫”的口吻一致；专制皇帝以其触犯君臣名分，不准谈这个问题；后来“传记博士”也被撤销了。但是，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司马迁却很尊重孟子，替他作列传，表扬他和孔子一样地遭受困厄，不肯阿世苟合的高尚品德，指出他的著作是阐述孔子的学说。从两汉的散文作品里，可以看到《孟子》的文辞常被称引。到了唐代，《孟子》这部书的影响就更大了；最显著的是把儒家的“道统”和“起八代之衰”的“文统”结合起来承担在自己肩头上的韩愈，俨然以“孟轲”自居。在散文的修养和锻炼方面，韩愈显然是受了《孟子》的重大影响的。例如：他的《原道》和《与孟尚书书》等作品，就显明地表现着受《孟子》风格的影响。唐宋古文家都主张“文以载道”，因而谈到《孟子》的文章，大抵结合思想方面，推崇备至。宋代作家或谓承孔子之后，惟孟子为“能言”，为“最知道”，而“其言乃世人之甚易知而切于事实”（欧阳修、曾巩）；或在诗歌中感慨地对“遗编”而想见其人的“风标”（王安石）；或把“文气”之说跟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联系起来说明文章的修养工夫（苏辙）。清代散文家对于《孟子》，或发表文章，写出自己阅读的心得体会（方苞）；或把它作为“古文”范例，选入散文总集中（《经史百家杂钞》）。自宋以后，《孟子》和《论语》一样，被作为宣传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为知识分子从儿童时代起必读的教科书；但在另一方面，从培养散文基础的角度来看，《论语》和《孟子》客观地起了广泛的示范作用。
五
《孟子》旧注，通行的有汉赵岐和宋朱熹两家。清戴震反对朱熹派歪曲原书意义，“玄之又玄”地空谈“心性”，著《孟子字义疏证》。清焦循著《孟子正义》，适当地运用训诂、考据的方法，阐明赵岐注；在有关的篇章里，并结合戴震的“疏证”，发展了赵岐注。
本书注释，基本上采用焦循的《正义》，但不墨守旧说，也从有关方面的说法斟酌去取；总之，要求文从字顺，尽量争取表达原文的真实意义。例如：“国君进贤如不得已”，采用黄宗羲《孟子师说》；“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采用章太炎《新方言》。为便利爱好古典文学而接触文言机会较少的一般读者，注释使用通俗语言，力求浅近。但因古今语言变化很大，很难对所有词句都能找出相当的话恰切地对译出来；为了在训诂上尽量保持“本义”或“引申义”，并不失掉原来的语气，本书注释采用以下方法：（一）对于一个词，必要时用两个以上意义相近的词来注释，让读者把它们结合起来，可能体会到原来一定的意义；（二）上下文串讲；（三）必要时说明词性和语法；（四）对现在少见的字或在文义上读法不同的字，用拼音注出读音；（五）在某些章里，对全章大意或写作技巧，凭注者个人的体会，作了一些说明，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正文依据宋大字本，校以阮刻注疏本和通行的集注本；但在注释中，一般地不指出校勘上的异同字，以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本书限于注者水平，错误必定不少，希望从读者得到指正。
本书在选订章目的时候，接受了有关方面的宝贵意见，在写稿过程中，对有关本书的问题，曾分别和庞石帚、王利器、屈守元、胡芷藩诸同志商榷讨论，得到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