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四十年，深知自己之能与不能，外人的批评我是不管的。然而，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太太在电视看到如下的报道﹕中国学子去年在美国拿得博士的二千多人，为非美籍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可嘉也。但跟听到的美国专家评论，是中国学子虽然成绩了得，但缺少了想象力。后者可悲，大悲特悲，因为缺少想象力是学术上最令人失望的评价。可不是吗﹖翻出来的意思是说﹕中国学子的技术很好，但没有创意。苏东坡的后人怎会没有创意呢﹖天可怜见﹗
当年在美国求学，教授们见我不依常规，以预感来去纵横，在课堂上不举手随意提问，认为孺子可教，循循善诱。这是后来行内的朋友认为我可以单靠想象力而站得住脚的原因。后来自己在美国为人师表，教出来的比较好的学生，不管是鬼仔还是从香港去的，都善于想象。很明显，今天中国出外求学的被老外认为缺少了想象力，是因为出国之前被教坏了。我对教育的看法与内地及香港专家们的看法的一点不同处，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天才，而专家们主张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设大部分学生是蠢材。这样，就是天才也当作蠢材来教了。上述的观点分歧，证据多得很。让我只从讲学与考试这两个角度说说吧。
讲学我是从来不作准备的。这使外人批评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但我不备课不是为了偷懒，而是刻意地这样做。备课是举手之劳，花一点时间写下讲义，每次用时略为修改一下，授课时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选这一套。我要在学生面前集中思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就说错了。主要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想法有变说的也跟变。学生要做的是跟我的思路，与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离题万丈，他们也要跟我离题。这样，听我一课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点是，我想象，同学们也跟想象。
在经济学上，我曾经完全不抄笔记地听过五个高人的思路课程，全部是旁听﹑不修学分的。在洛杉几加大有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与阿尔钦（A· A·Alchian），在芝加哥有弗里德曼（M· Friedman）﹑施蒂格勒（G· J· Stigler）与哈伯格（A· Harberger）。
纯以思路表达的讲学有两个困难。其一是水平不稳定﹕有时精彩，有时平凡，有时说错了。这不稳定不是大问题，因为一个学期过后，用心的学生不仅在内容上会有所获，而更重要的是学得老师的一点思考方法。第二个困难则远为严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讲学不可以受到干扰。同学提出有关的问题可以，甚至有帮助，但完全无关的问题，或学生迟到﹑早退，或明显地在打瞌睡﹑谈话说笑﹑手提电话响声，等等，都是思路讲学的大忌。香港大学的学生就不断地给我这些干扰，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内地学子的专注聆听近一百分，场场如是﹗这是我喜欢到内地讲学的一个原因。
转谈考试吧。香港和内地都重考试，这“重”是求知的障碍，而障碍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我说过了，考试是求学的其中一个方法，不是目的，而香港与内地都有明显的本末倒置的倾向。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重于考试是重于教学生答问题，忽略了教学生提出问题。搞学问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不是起于答，而是起于问。学生不懂得问，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象力的。
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我认为这几年到内地讲学得到同学的热烈反应，主要是他们没有遇到过我那种讲学方式。这使同学们耳目一新。纯以思路讲话，美国不难见到，但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译为普通话，学生听得清楚，通常是讲一个小时，让学生发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太太和我全神贯注，很累，但学生们挤站同样时间，也全神贯注，是很值得的交换了。那些批评我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根本不知道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广州的华师附中讲话，据说是广东省学生最优的中学了。高三的同学要大考，来听的是比较年轻的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因为人多，好些带小凳子进场，很可爱的。喜上心头，我对孩子们大谈自己少年时逃学钓鱼的乐事，怎样被逐出校门，怎样骗老师，跟谈到二十四岁才有机会读大学，考历史可以怎样瞒天过海，考理论好比下象棋，而进了研究院后，少小时的钓鱼耐力与技巧就施展出来，写成了佃农理论。
在座的校长与老师们听，木无表情，但孩子们非常开心，笑声﹑掌声不绝于耳。到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出自一个男孩子。他问﹕“教授呀，我听了你这番话，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岁，那是为什么 ﹖”当时我想，这个孩子学得快，有想象力，可教也﹗
中国青年要听施蒂格勒的话
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八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施蒂格勒（G· J·Stigler）有一门学问独领风骚﹕整个二十世纪搞经济思想史搞得最好的是他。
有人认为熊彼特（J· Schumpeter）在这门学问上与施氏不相伯仲。我不以为然。熊氏对经济理论的操纵平庸。自己不是理论高人，能真的明白他家的思想不容易，更勿论衡量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性了。
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告诉我，在经济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人靠评论或靠回应能赢得些什么。施前辈的教诲，是我从来不评论他家之作或回应对我的批评的原因。他人的理论要点错了，认为是重要的错，我会指出其漏，补加分析，从而推出新的观点。但我从来没有单为批评而下笔。他人批评我的文章，我惯于少理。就算有道之士说我是错了，我也不管。文章发表后覆水难收，有不对的地方让他人修改算了。
提到这些，是因为虽然我曾经盛赞内地的学习气氛与学子的求学意欲，那里有很多青年喜欢在网上漫骂，很多时凶神恶煞，不可一世，看似文革时期的批斗文章。这种意识或态度对学识的增长有害无利，半点好处也没有。且让我把这种文字分三类来品评一下吧。
第一类是人身攻击的漫骂，很常见，是非常无聊的作为，好此道者不可能在任何学问或玩意上有成就。
第二类也常见。那就是动不动粗言粗语，说某名家错。想想吧，如果真的是名家，会错得那样容易吗﹖印错了字可能，写漏了一两句可能，说得不够清楚也可能，但真的是分析错了吗﹖读书的要点是考虑，是衡量，不是找寻作者的对或错，也不是要同意作者。平庸的或没有分量的作品根本不应该读，但有分量而又应读的，一般来说，不会错得那么容易。是初学，还没有登堂入室，不应该以大师自居，动不动就以批评大师为荣。什么痛骂﹑骂臭某名家，是希望成名吗﹖还是真的相信名家不及你﹖
第三类存在，但不常见。比较有分寸，那就是指出某名家的错处。没有什么作为，可以不吵就不吵，除非问题重要，而你自己又有新的﹑比较可取的分析。举两个例。
例一是一九六二年旁听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的第一课，我一看弗里德曼的需求曲线图表，就知道他的消费者盈余的量度是错了的。赫师要我到黑板证明弗氏之错，我做了，赫师欣赏。但弗氏的错无关重要，我说了就算。后来一位同学去信弗里德曼，指出我说的错，得到弗氏认错的回信，奔走相告。这位同学后来连博士也拿不到。
例二是戴维德（A· Director）的捆绑销售，以捆绑纸卡来量度电脑的使用密度，从而推出价格分歧的假说。二十多年前戴老问我对这假说的看法，我说量度的看法精彩，但价格分歧之说有问题。他点首同意，但我要二十多年后才写出来，因为当时想不出价格分歧之外的捆绑销售解释。
一九七五年谢世的天才凯塞尔（R· Kessel），于七三年与我辩论了一段长时日，使我获益良多。凯塞尔的座右铭﹕不能以无胜有（You canno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人家有一个论说，你认为错，但你自己什么也没有，怎样也不能胜，少说好了。
教育之道是赏胜于罚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报载一位小四女孩，因为默书不及格，被老师罚“抄错字”，抄至深夜也抄不完，被母亲撕毁，母亲因而受到老师的无礼“教训”，不服气，带女儿在校门外静坐十八个小时。
很多年前读到另一个故事。邓小平某天在朋友家中，孩子顽皮，朋友要罚孩子，邓小平说﹕“给他一粒糖果吧﹗”我想，邓小平懂经济﹗
是的，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常有两种做法﹕其一是惩罚，其二是奖赏。如果成本相若，奖赏永远是较佳的选择。邓小平的例子，单从孩子的父亲来说，奖赏的成本是一粒糖果，惩罚的成本可能是零（例如罚企），可能是负值（例如罚扫地，对家庭有益），但也可能非常高（例如孩子不服气，放火烧屋）。当然，奖赏之法不能用于某些有损他人的行为上﹕例如打家劫舍，奖而赏之岂有不世界大乱之理﹖
回头说教育孩子，要纠正行为，如果成本相若，奖赏一般胜于惩罚，因为效果是明显地前者胜后者。因此，就算奖赏成本较高，往往还是较佳的选择。想当年，自己在内地及香港读中小学，没有得过什么奖赏，永远被罚，天天罚﹕罚企﹑罚留堂——对我来说，“抄错字”是近于奖赏了。为什么炎黄子孙的教育喜欢罚﹑罚﹑罚呢﹖难道没有一个有邓小平先生的智慧吗﹖不是的。我们的老师喜欢罚学生，因为老师自己的成本是零。
我自己老早就知道，教育孩子是赏胜于罚，所以今天龄约三十的儿女，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我没有罚过，连责骂半句也绝无仅有。因为自己事忙，我选的奖赏方法是成本最低的﹕口头的赞赏与鼓励。这样，不赞时孩子就当作是惩罚了。家训只有重要的一条﹕不可有不良嗜好，就是父亲的不良嗜好也不能学。这是儿女到五岁时，开始能与他们讲道理，才细心解释一番的。
读书吗﹖不管他们的功课，不问成绩，只按时与他们的老师研讨，老师赞赏的话就转告给他们听。一天我对儿子说﹕“老师没有赞你的数学”，儿子就明白了。从来不给儿女请补习老师，但儿子被大学取录后，对我说 ﹕
“我的数学水平不够，可否在暑期给我一个补习老师﹖”我隆重其事地找到一位很有天分的数学老师，请他替儿子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暑期补习了两个月。我对该老师说﹕“不要教我的儿子怎样算出答案，教他数学是怎样思想的。”后来儿子在大学的数学成绩一律甲级。
再说儿女在美国读幼儿班及小学时，邻近公立的免费，私立的每人每月学费二百七十美元，且要驾车半个小时，由我亲自接送。但当我从同事中听到某私立学校的教育哲理是只赏不罚，就不作他想了。每月见儿女的老师一次，儿女的强项老师大赞之余，希望我容许教得快一点，深一点。弱项呢﹖怎样不成老师也不说弱，只是说慢一点﹕“就慢一点吧，过些日子可以加速，年龄还小啊。”每班学生大约二十个，每个的课程往往不同。个别教育，加快加深是赏，减慢减浅算是罚了。
上述的精彩教育制度，老师的成本当然较高。然而，今天香港的公立教育，通胀调整后，政府的补贴远高于昔日我替儿女缴交的私立学费。大家都知道这悲剧是怎样的一回事，只是出钱的纳税人没有话事权罢了。
聪明可以训练出来吗﹖
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原则上，一个人的智商是天生的，与后天的训练扯不上关系。然而，数之不尽的研究报告说，后天的环境﹑教育等，对智商测验的分数有很大的决定性。原则上后天的际遇对智商应该没有影响，测验成绩的反证是说测验本身有问题。因此，专家认为，智商只能在儿童测试才可靠。
但婴儿一出生就是后天，父母从第一天起的爱与关怀或多或少会影响儿童的脑子。这样，天下间不可能有可靠的智商测验了。把道理推到尽，我们可以说，除了脑子天生有缺陷，我们无从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先天智商有所不同。说不定，所有脑子正常的人的天生智力差不多，后天不同全是后天的际遇使然。
问题是，有些聪明显然是遗传的，后天的际遇怎样也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苏东坡一门三杰，英国的赫胥黎也是一门三杰，其他看来是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聪明例子多得很，违反了先天没有决定性的或然率。
无论怎样说，我认为后天的际遇对智力影响很大。不是专家，我的感受，是莫名其妙的天才是遗传的，但一般的聪明却主要是后天的影响。我没有见过一个以前不幽默而后来变得很幽默的人，也没有见过一个以前毫无文采而后来变得大有文采的作者，但我见过不少以前不聪明而后来变得聪明的。
几年前张滔和我忽发奇想，考虑做一盘前所未闻的小生意。起因是一份报告，说从小多听古典音乐的孩子，长大后比较聪明，而古典音乐中莫扎特的“聪明”效果最大。我们相信，因为音乐的节奏与旋律是一种思维，而莫扎特的作品是最清晰地有逻辑性的。我们早就知道数学与音乐有连带关系，而莫扎特在数学上的天分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