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我慨叹的是徐前辈谈到卜赛教授当年在南京领队而作出的中国农业调查。这个我认为“包括之广，探讨之深，史无前例”的调查，曾经有一巨册，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载这调查的原本数字资料，稀世之宝也。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机缘巧合，我出高价买到一册。几年前南京大学的多位同学到港大作访问，我就把那巨册送给他们，要他们放进该大学的图书馆中。隆重其事，我花了一晚工夫在巨册前的空白纸上写了一大段回忆，皆慨叹之言也。
徐前辈说当年的南京大学是金陵大学。这是很深的学问了。今天既有“南京”，也有“金陵”。当年究竟用上哪个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因为曾经转来转去。英文名字是 University of Nanking，而南京者，金陵是也。
我感到慨叹的，可不是南京不南京，而是我认识而又喜欢的钱俊瑞先生（已故），徐前辈引经据典，说一九三四年钱老大赞卜凯的调查研究，但到了一九八一年，就转了口，说该调查“抹煞农村阶级矛盾，代表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欺骗是相当大的”。数十人合作的调查，要欺骗实不容易。灵魂何价﹖钱先生的灵魂何价﹖
读完了徐前辈赞我的文章，很有点飘飘然，向右一看，是黄有光专栏，题目是《写推荐信为何不收费——答熊秉元巨侠》。黄有光说他自己被称为大侠，而熊却被称为巨侠，“巨”高于“大”，似乎有点不服气。
读内文，黄写道﹕“台大经济系熊秉元教授，不愧有巨侠的号称，学生请他写推荐信，他竟敢问学生愿意付多少钱，虽然钱是给慈善机构。他（熊）也胆敢提出﹕‘为什么土地估价师可以为土地估价收费，而老师不可以为推荐信收费﹖如果写推荐信可以收费，老师们会不会写得更认真一些﹖’”黄大侠的回应是﹕不收费是为了避免老师替多给钱的学生讲夸张的话。
我自己老眼昏花，思想迟钝，这争议我看来看去也看不懂。后生一辈发明的新经济学，我一窍不通，但传统的经济学我还记得一点。依照传统之见，熊﹑黄巨﹑大二侠是读错了剑谱，练坏了功夫。且听在下道来。
大学教授或老师的薪酬，是包括替学生写推荐信的。那是说，私立大学所收的私人学费，或公立学校所收的纳税人的钱，购买的是老师的多项职责，其中当然包括替学生写推荐信。当然，老师有权像考试评分那样，对不同分量的学生写不同分量的推荐信。
一个成绩奇差的学生，请教授写推荐信，教授大可忙顾左右而言他，或婉拒。要是学生不识时务，看风而不懂得驶，坚持教授要写，大难将至。是的，教授收了薪酬要替学生写推荐信，但他有权作很大的分歧。一个好学生他写得格外用心，甚至滔滔不绝﹔一般的他就一般地写﹔差的最好是不写，无谓误人子弟。在港大做主任时，聘请新教师，我喜欢委托年轻一辈的同事办理。我给他们一个锦囊妙计（可惜年轻人往往不听老人的话）﹕不要看推荐信的形容词，重要的是看写信的人花了多少心血来写那封信。那是说，写信的人若摆明是花了不少心机，长信而大论，细说他推荐的学生的思维﹑文章内容等等，就是很高的推荐了。
是的，老师替学生写推荐信，不仅老早就收了钱，而且好的学生他要付较大的写信代价。较为用功的学生等于多付了钱，老师当然要写得精彩﹑认真一点，甚至夸张一下。这与熊黄二侠所说的有雷同之处，只是熊巨侠说的是收了钱要再多收一次，黄大侠说的是学生应该吃免费午餐。学生何来免费午餐呢﹖
遥想昔日做学生时，我苦读，代价不菲也。找工作时请教授写推荐信，他们不仅乐意写，而好些我没有开口邀请的教授，跑来问我要不要他们动笔。我比一般学生付出了较大的求学代价，教授们就要较为落力地给我写推荐信。这是市场的规律，应该不言自明吧。
黄大侠似乎不知道，教授替学生写推荐信，可不限于时间的代价。要是教授夸张得太厉害，或言不由衷，或胡说八道，使聘请该学生的机构中了计，那么这位教授会有很大的麻烦。胡乱的“吹水”信很快会传遍整个行业，使下笔者失信天下。
记得在芝加哥大学招收研究生时，我是评审委员之一。差不多所有申请的学生的推荐信都写得天花乱坠。后来还是经验老到的 G· Lewis教我们怎样读 ﹕这封信写得用心，有斤两﹔那封信的作者历来大赞学生，作不得准。
有一封从以色列大学寄来的信，大名的作者简单地说他推荐的学生是可以的，而该学生的成绩只是中上。Lewis一读该信，大声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推荐者说一个学生是可以的，于是把该学生排名第一。后来这位学生不到芝大就读，究其因，是美国几家顶级大学都给他奖金。
是的，一般而言，名家写推荐信是否可靠，在行 内传得很快。要是熊巨侠收了巨金而替学生写得格外“认真”，他可能成为“超侠”，或“原子飞天侠”，但一个回合就玩完了。
给中国的同学们
二○○一年八月二日
各位同学﹕
可能你们知道我这个老人家既不看电脑，也不读文章，这些日子我收到好些由你们传来的“道听途说”。据云﹕张五常在内地的网上不仅有名，而且有争议，同学们因为我的存在而热闹起来了。这类传言我从小听惯，数十年如是，百思不得其解。令我稍为安慰的，是苏东坡当年也遭受到类似的“争议”困扰。但我怎可以与苏子相比呢﹖
几天前一位朋友给我看一连两期的《经济学消息报》，每期有一整版的所有文章都是关于我的争议。我冲口而出﹕“看来当年的马克思比我不过﹗”当然，我是在说笑，但整个现象来得不寻常。我关心的不是我自己会怎样﹕余下来的日子不多，学问再难有大进了。我关心的是近来听到的及几天前看到的言论，觉得你们的求学意识跟我年轻时很不一样，希望在这里给你们指导一下。
首先要澄清的，是你们之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传言，说汪丁丁和我在论战﹑吵骂。我从来不参与这种无聊的玩意。你们知道吗﹖丁丁是我的朋友。他曾经是我的学生的学生，也是我本科生时的一位老师的学生。追溯起来，渊源远达四十多年，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是小孩子。后来丁丁受聘于港大，是由我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夏威夷大学找我的学生，问个清楚才拍板的。好些年没有见到丁丁了，不知他今天是春风满面，还是像我那样，尘满面，鬓如霜﹖
回头说由我而起的同学们吵闹怪现象，起于这几年电脑十分普及。每星期我在香港刊物发表的两篇文章，听说不几天就出现在你们能看到的网页上。加上近两年我到内地讲话多次，太太用普通话翻译，使我有如虎添翼之感，讲来刻意地与同学们过瘾一下。
然而，主要的导火线，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连载的《经济解释》。有两本名为《经济解释》的书。其一是我大部分的英语文章的中译结集，由北京商务出版。我没有读过这译本。其二是今天还在连载的《经济解释》﹕打算写三十多万字，写两年，分三卷。卷一名为《科学说需求》，已在香港出版了。卷二暂名《供应的行为》，要到明年初才出版。卷三暂名《制度的选择》，是明年的工作了。
同学们对连载中的《经济解释》反应哗然，认为我所说的与同学们认为自己熟知的，全不一样。这是个好现象。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开始旁听阿尔钦的价格理论，当时在研究院内成绩冠于同窗，同学有什么理论难题都求教于我。但阿师的课把我吓得清醒过来。他不用黑板，不用术语，更莫论什么方程式了。在课室内行来行去，自言自语，时而停下来细想，时而轻笑几声。阿师讲的都是研究生熟知的题目。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说也奇怪，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开始掌握经济学了。
连载中的《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一本经济学论着，所以下笔很用心。以中文下笔，是专为你们写的了。你们最好先修一科本科生一年级的经济学，或读过一本有几条什么曲线的经济学入门。学得再多可能有害无利。先入为主，除非你所学的是马歇尔﹑弗里德曼等人的传统，你可能觉得《经济解释》与你所知的格格不入。
以中文下笔与中译的作品不一样。翻译十分困难。我在内地翻阅过几页有名的经济学课本的中译，不以为然。不一定是译得不好，但读者会很容易曲解作者的原意。我又刻意地多用中国及亚洲一带的例子示范。用很多实例，比我所知的任何经济学书籍都要多。多用例子十分重要，而在经济学行内，琐碎的现象我知得比任何人多。不是弗里德曼所知的天下货币大势，而是街头巷尾的实例。外国的课本就有这样的困难﹕好些例子你们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与所有经济学书籍不同的，是《经济解释》集中在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分析，其他什么也不管。这应该是你们感到所学全非（指不同也）的一个原因。我铲除了所有我认为对解释行为无关痛痒的理论，把余下来我认为是重要的大事修改﹑补充。这样，同学们可能觉得《经济解释》是怪书一本了。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这本书似浅实深，但你们若能细读﹑细想，反复重读，总可以明白。我一向坚持解释世事要用简单的理论，但世界非常复杂，简单的理论一定要经过复杂的蹂躏才有解释力。是的，可用的简单理论要有深度，要有复杂的层面。
我给你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听到或看到你们对《经济解释》的评语，一般地有一个严重的错失。你们喜欢说﹕张五常对了，或张五常错了。这样读，这样想，你们不容易在我的论着中学得些什么。我绝对不要求你们相信我说的，也不要求你们同意，而是要求你们衡量与考虑。
我也不认为你们一定要学我的经济分析，但如果真的要学，那么读《经济解释》时你们就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次又一次地跟想，考虑为什么我说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为什么例子时假时真，为什么推理这样转，又突然那样转。整本《经济解释》，从头到尾，下笔时的意识就是要在纸上“想”给你们看。你们记得吗﹖这本书开始时，我望出窗外，见到风摇翠
竹，就一路想下去。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是什么思想大师。但我自己的学问，是跟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想出来的。这学问不一定可取，而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有些我不喜欢，有些与我格格不入。但当年我跟得上而又影响了我的，不下一掌之数。你们今天没有我昔日的际遇，也不能像我当年那样，可以方便地向这些师友发问。要补救这最后一点，下笔写《经济解释》时我尽可能把思路写得清晰，而又恐怕有所误导，尽量保持思路的真实性。风起水涌，大鱼皆出——是苏东坡说的。中国今天学术思想开放。在学术的汪洋大海，你们之中将会有几尾大鱼跳出来。我逢场作兴，免不了兴风作浪，下笔为文是要早点把大鱼赶出来。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凌晨 张五常（五常按﹕本文提到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严谨学术论着，但二○○七年我变了卦，因为无法推却科斯的要求，写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是严谨的学术论着。）
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在深圳市委党校讲话，一位听众问为什么这两年在内地出现了“张五常热”。我回应说内地的媒体既不能谈政治，又不能说宗教，批评政府不成，大爆贪污有难，黄色不准，黑色要免，不适者淘汰，剩下来可以大炒特炒的只有张五常。这回应博得哄堂大笑，一片掌声。
是的，天下虽大，媒体到哪里去找一个被人赞﹑骂皆无动于衷的人﹖内地的朋友却有别说。一说是骂张五常可以成名，所以要成名的就出来凑凑热闹了。这假说不对，因为骂张五常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是“热”的效果，不是“热”的原因。另一说此“热”也，是起于我反对滥用数学与博弈理论，开罪了某些专家们。这更不对﹕街上的人不可能知道数学经济或博弈理论是些什么，而这些专家大都是朋友，历来是君子和而不同的。
我自己对那所谓张五常热没有什么感受，虽然内地的媒体很有点过甚其词。个人认为，如果真的有张五常热的话，那应该是这几年内地的年青同学拍掌拍出来的。三年来我和太太到内地讲话五十多次，讲得用心，掌声是赚回来的，但那是我俩和同学们之间的事，不应该传到媒体那边去。
不久前一些内地的朋友说，批评张五常的言论，除了无聊的人身攻击，是指我讲话信口开河，误人子弟，“不是天才不要学张五常”云云。“天才论”是香港朋友多年来的说法，听说内地最近有“手抄本”。胡说八道，就是上帝也不知道我是个天才，而又有谁可以说任何一位生理正常的青年肯定不是天才呢﹖我教学是希望能把同学的脑子打开，让天才冒出来。这是不容易的教育工程。真正的天才凤毛麟角，但被我教成准天才的不下两掌之数。喜欢教学的人不会放过一个好学的学生。但好学不足够，有好奇心更为重要，是可以成为准天才的先决条件。像当年自己的老师一样，我教学的主要意图是触发学子的好奇心。这就是我常说的思想启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