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四川东山客家地区大姓有77姓，其中以张、刘、李、黄、曾、陈、钟、王、周、吴、何、朱等姓人口较多。东山客家人口在3万至5万的有张、刘、李等3姓；2万至3万的有陈、曾、钟等3姓；1万至2万的有林、廖、王、周、叶、罗、范等7姓，5000至1万的有谢、杨、何、白、邹、吴、朱等7姓；2000至5000的有赖、冯、江、彭、董、袁等姓。这些姓总人口在30万以上，但分布在各乡镇，因而显得十分分散。如薛氏号称东山地区大面镇客家的巨族大姓，支系单一，民间有“大面的雪（薛）踩不得”之说，但其总人数也不过1000多人，且分散在各村落。其中新建村150人，新民村100人，五星村200人，飞鹤村300人，新华村160人。客家大姓人口在东山占优势，但由于支系复杂，且分散在各自然村落，以致形成与姓氏有关的小地名，如张家湾、李家坝、练家沟、赖家店等自然村地名。而东山客家众多的弱房小姓如庞、练、甘、史、古、许、孙、马、黎、欧、童、孔、宋、龙、官等家族人数在500以下，甚至不过100人。
四川客家缺乏大族且又散居势必影响宗族族田的发展规模，因而四川族田规模较大的客家家族并不多，前文所列四川客家族田统计表即为明证。民国以前，东山客家接受正规教育主要还是靠义学和族学，而义学与族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族田。在东山区，由于族田比例很少，以族田为教育经费来源的宗族学校较少，远逊色于客家原乡宗族学校的比例。因此，东山客家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至少民国前期是如此。
族田经济不发达，以至四川客家族学教育远不如客家大本营；而四川客家离开客家原乡，不但缺乏客家原乡那样有海外赤子捐资办学的条件，相反，四川客家还以各种形式回报祖籍地的父老乡亲。如四川客家还要回原籍省墓置田，也不利于扩大族田规模。成都的钟氏规定，“子孙有回籍省墓者，祠内给往来路费，每人外给衣服银十二两整”。华阳范氏在道光时曾带回80两银回乡作祭祀用费。罗江谢氏六大房出银200多两，在梅州买烝尝田祭祀祖宗。四川客家不但缺乏海外侨胞捐资办学的条件，反而因回原乡省亲捐产而影响了四川客家族田的积累，从而影响宗族学校的发展。因此，四川客家区学校普及程度远比不上客家原乡。
缺乏宗族的支持，对贫苦农民子弟读书是不可想象的。族中兄弟共同出资培养的朱德回忆，当时在私塾里还有其他16个学生，都是地主的孩子，“在他们看来，农民家的孩子来念书，其可笑就等于牵来三头水牛读经学典”。
大姓集中的地区科举人才就多，因为聚族而居，容易形成培养封建精英人才所必需的文化氛围。但是四川客家就缺乏聚族而居、培养科举人才的文化氛围。四川客家分布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和族田的不发达决定了清代四川客家教育的特点是科举人才少而综合人才多。
（二）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由于社会环境的地域差异，四川客家教育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四川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的差异，也表现在四川客家与原乡教育的差异。即相对来讲，在四川省内，客家散居区教育较客家聚居区发达；与客家原乡比较，四川客家教育又远不如客家原乡教育发达。
必须承认，客家原乡教育的发达与大环境密切相关。即近百余年来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影响，使得我国人才与学风密集的地区逐渐由清代的江、浙、皖南三角地带渐次顺着江、浙沿海向南发展，初步形成了北起江苏南部、历浙江、福建而至广东的我国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因而整个广东、福建等教育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四川，客家区的教育也概莫能外。
不过，具体而言，客家区的小环境也不能忽视。笔者赞同“环境说”是客家“崇文重教”的原因之一，但对“环境说”的理解，笔者主要以为有两大因素，即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和当地民风能更好地说明“崇文重教”形成的环境因素。
1.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
正如庄英章先生指出，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其特性就是以族群间的互动关系，讨论族群内的社会文化。当客家移民离开原乡到达四川，在再生或者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族群互动是主要的动力。笔者认为，影响客家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在族群边界明显的地方很容易产生族群冲突，从而产生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人只有在面临生存压力情况下，才会激发自己的潜能。汤因比指出文明诞生于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非常安逸的环境，困难愈大，刺激就愈大；挑战的强度越大，应战的办法也越是新颖而富有创造性。在安逸的社会环境中最易安分守己，而在族群互动的地方很容易产生“鲶鱼效应”。由于鲶鱼群中出现了外来竞争者，它们的潜在活力被激发了，克服了潜在的惰性心理，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鲶鱼效应”带来生存危机感，激发内在的潜能。“鲶鱼效应”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同样，牧区凡是没有狼的地方，羊会变得懒洋洋的，没有生气，育种成活率也低；而凡是有狼出现的牧区，羊反而长得好。
四川移民社会两大族群的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土广东”、“苕管儿”，两者明里暗里都处于斗争中。尽管四川不存在类似于台湾、广东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和械斗，但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
四川移民社会中，客家人与湖广人两大族群相互之间产生“鲶鱼效应”。当然，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族群关系有明显不同，鲶鱼效应存在差异。
在客家散居区，客家人与湖广人之间的族群矛盾较大，族群互动明显。如在川南，李宗吾回忆，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负。在川北，湖广人与客家人（广东人）的界线是分明的，其感情难以融洽。“湖广籍人民，对于闽粤籍人民的歧视，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乡沙湾，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特别强烈。“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时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主客之间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斗争：“保卫团的团部设在福建人的会馆天后宫。土著以杨家为代表，凡事都要和客籍人为难”。“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客家人始终处于生存危机中，始终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族群间的竞争起到催化激活的作用，土、客冲突表现为人才的大比拼。如乐山沙湾，“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开办了一所启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正因为这种鲶鱼效应，崇尚名节的客家人为免受湖广人的歧视，为保持家族地位和声望，把读书、发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适应策略和生存策略。客家人会举全族之力来培养本族的读书人来支撑门面，因为科举人才是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取得当地认可的重要保证。因此，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文化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并形成“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
而在东山地区，由于是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相比，类似族群冲突并不鲜明，客家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外产生排斥心理，对周边文化形成铜墙铁壁，缺乏因族群互动而产生的鲶鱼效应，难以激发潜在的活力，容易滋生安于现状的惰性心理，从而缺乏推动教育发展的原动力。
2.地方民风
前文提到，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也是对居住地环境的选择过程。客家入川初期，首选民风淳朴的地区居住。如迁居简阳的客家人钟宏予在入川路上，惟仁里是择，即“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税过粮、考试下场，嫌其路远”。清初东山区是民风淳朴的地方，这在前文已论及。但近代以来，东山地区民风大变，客家聚居，造成思想保守和强烈的排外情绪，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且东山地区民国时期是“土匪窝”。如1950年龙潭乡土匪以廖宗泽、林天明等为首先后发生了三次叛乱。据范丙南回忆，民国时期石板滩的土匪很多，范家不敢去祭祀祖先。
袍哥组织横行霸道，对社会秩序影响很大，教育也不例外。如前文提到的1947年石板滩土匪头目李世君提枪闹学堂以及1932年东山土匪绑架范家祠小学师生40人的恶性事件，说明不良的社会风气严重影响教育的发展。而客家散居区如乐山，尽管也有袍哥组织，但据郭沫若的回忆，袍哥组织是不针对本地人的：“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抢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而且，沙湾有尊师重教的风尚。沈焕章作为郭家的私塾教师，不但郭家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同时，“沙湾有一种特殊的风气，便是家家的春联都要竞争编撰长句”，街上将近有一二百户人家，而能够撰春联的却没几个人，结果这一二百户的春联，基本上由这几个人包办。“别人把你请去编写春联，当成上宾一样看待，要留着你吃午饭，顶享着乡里人过年用的腊味”。在沙湾，读书人被看成“上宾”，这在客家原乡情况也是如此。刘大可介绍，福建武平县武北传统的客家村落，民国时期虽匪盗蜂起，地霸横行，但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拦路抢劫的土匪也不敢侵犯教师。
四川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民风的差异，或许是四川客家教育差异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