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田的发达推动了宗族教育的发展。兹以梅州为例予以说明。上文提到梅县族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达40%，而且分布极普遍，“不但巨姓大族拥有烝尝田，即私房小户和大族的分支也有之”。这反映梅州族田的发达。在雄厚族田的支持下，宗族奖学十分优厚。“凡是送子去宗祠就读的家庭可以得到一笔定期生活津贴，应邀参加公开的祭祀仪式的族中学者每年也可得到一笔津贴，凡是赴省会试或京城参加文官考试的学者，可从族田基金中得到部分或全部路费。”族田的支持，促进了族学的兴旺，因此，梅州掀起客家祠堂办学的高潮，梅州教育非常发达，在清朝后期及民国初期达到高峰，有“文化之乡”的美誉。曾在梅县传教20余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1901年著《客法词典》的自序中说：“在嘉应州（今梅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的确，20世纪40年代末，梅县就有34所中学，普及中学教育为全国之冠。1921年梅县有中学4所和男女师范各1所，中学生愈3000人。当时全国各县，一县中学生达3000人的，仅梅县而已；20世纪40年代，梅县平均每5人左右便有1人是在校（大、中、小）学生，这在当时全国各县中是首屈一指的。1946年统计，大埔县有普通中学10所，师范和职中各1所，小学511所，学生达3.02万人。当时潮属9县中学间数、在学人数与人口的比率，大埔均占首位，远远超过其他8县。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事实上，由于福建、广东等客家区族田比例高，有办学的经济基础，因而近代客家地区祠堂办学的情形也大致相同的。
下面看四川客家的族田情况。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晚期家族的研究多集中于东南地区，而忽视对四川尤其是四川移民地区家族的研究。四川族田的比例尚缺乏研究资料。不过，李文治、江太新等根据零星的四川方志资料，列举了10多家族田个案，但族田数量并不多。吕平登认为，四川公田、庙田、祠田等各种田地占全省田地的50%以上，但祠田比例有多大也不得而知，而且“庙田自民国以来多被政府提取，现存已极少，公田如学田及其它机关田地，民国以来也多被官绅提卖”，祠田“也被提卖殆尽”。民国后期四川土地多掌握在军阀手中，族田比例之低是可想而知的。
前文提到四川客家的族田也并不多，除了范家、张家等大族有2000亩以上的族田外，其余各族多数只有几亩、几十亩或几百亩不等。从族田的用途看，分为祭田、义田和学田三类，祭田（即清明田或烝尝田）主要用于春秋两祭，义田主要用于赈济抚恤贫困的族人，学田主要用于奖助族中子弟入学或参加考试，是开展族学的经济基础。当然，家族族田的首要用途是祭祀用。一个家族的族田必须满足祭祀之后方有可能奖掖族中子弟读书应考。如东山客家谢氏在光绪后“陆续添购族人房屋、旱地6处，前后总计现在实有田104.75亩，每年可收租银200多元，除祭费及零用外，颇有积款”。谢氏是东山客家大姓，其族田也只有118亩，且收入基本用于家族祭祀的开支。“以前春秋两祭，每次人数不过六十桌之谱，故尝绰绰有余裕。近十年妇女开放，人数倍增，筵席加至一百四五十桌，犹有不敷之势”。在祭祀会餐人员多达100多桌的情况下，东山客家谢氏118亩的族田的收入用于祭祀尚入不敷出，因此，族田数量在150亩以下的家族是不太可能进行办学或助学活动。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只有族田数量在150亩以上方有可能在祭祀外仍有经济实力兴办族学，否则即使办学也难以实行免费教育或奖助族内子弟。从调查看，拥有族田在150亩以上的家族并不多，这是四川客家宗族办学数量相对较少的原因。因而，四川客家族田不发达是四川客家族学教育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四川客家有强烈的家族观念，但为什么族田并不发达呢？从东南沿海地区族田发达的原因看，聚族而居的环境和家族组织的强大是族田发达的两大主要因素。但受历史与地理因素的制约，四川客家族田并不发达。
1.家族组织的不发达
从历史上看，巴蜀社会存在一种消解宗族文化的机制，父子联系相对松散，家族关系相对浅薄，这是巴蜀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数代同堂、聚族而居的情况较其他地区少。清嘉庆年间，全川平均每户仅4.1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多次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又强化了这消解机制。清初四川战乱，人口凋敝，四川土著祠堂、族谱毁于战火，旧的家族组织荡然无存。清人钟琦注意到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地区宗族家族观念不同，“蜀、陇、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方志也载，“蜀之家有谱者鲜矣”，“有家不立庙，四时无祭”；“缙绅、矜士之家，俱未建立祠堂、家庙”。土著或新的移民都面临家族组织重建的任务，家族组织“失忆”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清代四川人口凋敝，旧的社会组织破坏殆尽，移民面临家族组织的重建，而这种重建要100年的时间，即要到嘉庆后才能建立家族组织，况且新建立的家族组织毕竟很脆弱，家族组织建立后族田的设置和增加如捐资共置、分家提留、派捐等毕竟又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要到清末家族组织才有可能得到完善和强大，但由于清末以来庙产兴学的运动，客家族田的积累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因而四川的家族组织并不强大，四川客家也概莫能外。
2.四川客家分布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
在地理上看，四川客家缺乏大宗族聚居的村落。同其他省比较，四川农村居住极为分散，很少有相对集中的村庄或寨子。如方志记载：“川省人家皆零星散处，既非聚族而居，亦无族葬之法”；江安县农民“散处于山巅水涯，绝无聚族而居者”；简阳县“州多山溪水，少平原，居民不成村落”。四川移民社会形成大场镇、小村落的格局，阻碍了强大村落宗族的形成。
由于客家人入川较晚，而广大土地被先期入川的湖广人所插占，客家移民只好佃耕或佣工为生，后见缝插针，买田置业，因而难以形成大规模聚族而居的现象。四川客家区多数没有村的概念，多半是单家独户，由“院子”或“老屋”构成。如东山客家区洛带镇的巫氏大夫第、柏合镇的钟家大瓦房、洪河镇的冯家老屋、十陵镇的朱家祠、黄土镇的张家祠堂等。因而总是以某老屋代替某个居民点。如多数地名仍以“某某老屋”、“某某老房子”、“某某祠堂”等命名。
20世纪中期，施坚雅曾经对四川农村的市场作调查，调查区主要涉及四川成都东山客家区。施坚雅认为四川盆地的村落非常小，四川的宗族散落在场镇和村落之中，“在中国还有一些地方，其中四川盆地是突出的例子，既没有聚居型村庄，也没有小市。农民住在分散的或三五成群的农舍中。四川农村中分散的居住单位自行组成了自然群落，每一个都以一座土地庙为中心，可以称之为‘分散型’村庄”。这种散居宗族被施坚雅称为“复合宗族”。“在四川，我调查过的地区，林姓客家家族主要集中于以高店子、赖家店和大面铺为中心的三个基层市场区域中。然而，每个区域中的林姓家族似乎是单独组织起来的，在它们各自集镇的茶馆里有自己的议事机构。因此，我们把基层市场社区视作‘复合宗族’的通常所在地可能要好些。”当然，这些以场镇为中心的复合宗族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场镇的宗族构成一个更大的复合宗族。“高店子市场社区中的廖姓家族，像林姓家族一样，组成一个复合宗族，在集镇上设有总部，但廖家认为他们的组织只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复合宗族的分支，这个更大的复合宗族在东南方的中间集镇大面铺上有一所宗祠”。分散的村落势必影响宗族的发展，因而四川客家缺乏庞大的聚族而居的宗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