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几年前从学校退学的时候。下午我爸开车来到学校，一言不发地帮我收拾好宿舍里的行李。我和我妈则继续留在学校里，等着办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手续。但无关紧要只是相对我而言。从我妈的角度来看，退学的手续极有必要，因为只有凭借这张废纸才能退回我刚刚缴纳不久的学费。为了学费，或者说为了继续挽留我在母亲心中听话的样子，我必须像个孙子一样，等待那个到处开会的校长在退学手续上签上他的名字。为此，我又在学校里度过了一晚。
在我妈来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我趁着夜色偷偷溜出了学校。在一棵粗壮的法桐下面，我拿出手机查询起还来得及赶上的高铁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班主任打来的，她很年轻，刚刚毕业，和我一样还是一个孩子。她说：“你在哪了？赶紧回学校。我并不是阻止你退学。但你要明白，你这样无缘无故地走了，学校只会按逃学处理，到时候你的学费就退不回来了。”我觉得班主任的话非常有道理，仅退学就已经让我的父母足够焦头烂额，倘若连他们的血汗钱也弃之不顾，我一定会被周围嘴脸骂惨的。
校长签好字，我去财务室领了退还的学费。我在学校里一共呆了三天，课本还没来得及看一眼，他们却少退给我三百块钱。但我妈已经心满意足。只要我妈高兴，这三百块钱对我来说就没什么。我和母亲买了返程的高铁票，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顺利回到家中。我第一次乘坐高铁，感觉太快了，于是对乘务员说：“叫司机慢点开，我怕这么快回到家，我爸会揍我。”
乘务员以为我是一个傻子，没有搭理我，但还是用她们标准的职业微笑冲我抿抿嘴。
果不其然。回到家后，我爸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待罪犯一般，他的眉头交织在一起，拧成苦瓜表皮的样子。我先发制人地说：“我错了，爸。你揍我吧，我不会躲的。”
“揍你有用吗？”他的眉头稍微舒展开，“明天去帮你妈掰玉米。既然不愿念书，就该干些农民该干的事。”
我家门前是一片玉米地。其中最东边靠近道边的是我家的地。还有另一种方法能叫人迅速辨别。因为我家的玉米总是比别人家的矮一头。当我在初中学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后，才明白我家的玉米为什么总比别人的矮。道的东边有一片杨树林，几年时间窜的老高。中午以前，这片树林会遮挡住本属于我家田地的阳光。一整个夏天算下来，我家玉米就比别人的少晒了一半的太阳。父母为此事没少叨唠，但为了邻里的和睦一直做着让步。我为了取悦父母，在一个炎热的午后用小斧头把那片树林全部砍倒。回到家我告诉爸妈：“我为咱家的玉米争了口气，往后再也不用矮人一头了。”
“你做了什么？”我妈问道。
“那户人家种的树都被我砍了。”
“你疯了？”
我爸扬起手要来揍我，我赶快往母亲身后躲。我说：“没有监控，没有指纹，更没有人看见是我砍的。你今天若是揍了我，我马上去村大队用大喇叭喊，就说是你们指使我砍了那些树。”
我爸骂了一句表草的，最后不了了之。
小时候的我贪玩。清明或丰收都是农忙的时候。倘若这时我爸回到家，看见我在看电视，他一定会说：“太不懂事了，不知道去帮你妈分担农活。”后来我学聪明了，心里默默算好我爸下班的时间，在他回家以前，我会匆匆跑到田里，这样我就不会受到他的抱怨。或者在房间里做出认真学习的样子，还会受到他的夸奖。我也并非没有真正的帮过我妈，只是她总爱说：“庄稼活你干不了。”她说干不了我就不干，但我渐渐发现，从这句话中又延伸出众多相同的话。诸如：炒菜你干不了；洗衣你干不了；粮食你搬不动；饭你不会吃，需要人喂。有些话说出来真的怕人笑话，直到十岁那年，我妈还在喂我吃饭。
第二天我和母亲来到田里掰玉米。村里人看见我，问：“还没开学吗？”
“没呢。”
我的回答必须简短，因为我不想和他浪费口舌。倘若我实话实说自己退学了，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退学，大概率的再叨唠一些念书的好。当然我不能否认他的话，除了他是我的长辈外，对这番话我也是认同的。再一点是农村的婆娘除了农忙时节，大多时候闲的要命。每个路口都有蒲扇和茶客，昏天黑地乱说一气。爱说闲话也罢了，但添油加醋的样子着实令人作呕。
掰着掰着我想撒尿。原本打算在田里解手，可嘴里又泛起干渴。因为憋得厉害，我弓着腰一路小跑回到家中。到了厕所，我麻溜扯开裤腰带，两腿稍稍外分便尿了起来。因为动作太过着急，在提裤子的时候，我不小心将上衣口袋里的手机滑了出去。手机扑通掉进厕坑。我赶紧蹲下，把厕坑里的手机捞出来。幸好今早的一泡屎把滑落的手机截住，不然手机会掉进厕坑旁的粪池里。我把手机膜撕掉，手机壳去掉，然后放到水里清洗。后知后觉，我才想起手机并不防水。我按下解锁键，但手机屏幕始终没有亮起来。
来到田里，我把手机掉进厕坑的经过告诉了母亲，还把手机放到水里清洗的事一并告诉了她。她说：“你平日里瞎聪明，到了正事上却笨的像块榆木疙瘩。”
她越说越气愤：“这块手机花了你爸半个月的工资，等他回家，看他怎么收拾你。”
“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拿去修理?”我问。
“不用修。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幸运的是，手机经过一下午的暴晒能开机了。我摸索了两分钟，发现手机除了有点臭味外，并没有其它问题。由此母亲更加笃定，我真的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晚上，我爸开着同事的小货车来到田里，把我们娘俩白天掰的玉米运到村头的马路上。我家一共两亩两分地，田头到田尾距离又短。开联合的不仅不挣钱，还要来来回回踅好几个弯，太过麻烦。所以多年来都是母亲亲手掰玉米，父亲下班开车再运出去。农忙时邻里会互相帮衬，但是有来有回。他帮她，她帮他，这叫人情世故。
几年以前，玉米秸秆不让烧了，所以耙地的时候要多耙几遍，将秸秆完全捣碎翻进土里。农民因此要多花些钱。当时的宣传标语覆盖了墙上的计划生育，电杆之间也拉起红底白字的条幅。上面是这么写的：地里焚烧秸秆，天上卫星定位；蹲到地里点把火，拘留所里过生活。这些话让人害怕。想想从前，秋天的夜里，到地头上点一把火。玉米秸秆在地里晒了几天，脱干了水分，一点既燃。跟着火焰走，能看见四处逃散的蝈蝈和蛐蛐。这时候逮它们轻而易举，把逮住的装进一个矿泉水瓶里，拿回家喂狗，其乐无穷。
忙完一天回到家，我爸说：“明天去帮邻居家的大伯收玉米。既然不愿念书，就应该干些农民该干的事。”
“我今天很累了。”
“旁人不累？”他说，“别人帮咱们的忙，咱们就得帮人家的忙。明天你妈去上班，你不去谁去？”
第二天，我去帮大伯收玉米。大伯家用的联合收割机，用不了几个人手。我骑着电车来到田里，往地上一躺，把帽子合在脸上呼呼睡去。我不担心旁人嚼我舌根，毕竟年代不同了，村里的新一代几乎都没下过田地。自己的孩子没干过农活，他好意思支使我吗？我醒来对大伯说：“田里的人不少，恐怕用不到我。我先回家了。”
“行。慢点骑车，现在路上到处都是运粮食的车。”
我就知道他会这样说，可能他的心底已经对我泛出厌恶的情绪，但嘴上还是要嘱咐我几句。作为长辈，这点度量他还是有的。
晚上父母去大伯家喝茶，问：“二一（我叫孙二一）今天去田里帮忙了吗？”
大伯笑呵呵地说：“怎么没去？他在田里呆了好长时间。”父母开心地笑起来，回到家热烈地夸赞我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