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月间，地里的红薯苗都已经长的铺天盖地了。红薯这东西好拖秧，秧子长的有一尺多厚。
一棵红薯发五六根秧子，并且每根秧子都有米把子长，到一定程度，随着温度和湿度的适宜，秧子的每一个节点只要一触地都会重新发芽扎根。这时，就需要把秧子拉起来翻一遍，以免该长红薯瓜子的时候，秧子的每个小根都竭地力，红薯瓜子便长不大，这个农活叫“翻红薯秧儿”，也叫“翻秧儿”。
那是件非常苦的繁杂活计，一来是一年里最热的天；二来红薯秧盘根错节，没有耐心和耐力是干不好的；三来那个时候正是雨季，经常是“戳脖子”猛雨说来就来了。
那时国家没有虐待童工的法律，正好是暑假，我们去翻一天的红薯秧儿记4个工分。
往往是薛老喜领着我们小孩子去地，一个队里的七八个孩子都早早地等在他的大门前，等着他起床给我们分任务。
一会儿，大门一响，他癔儿八症的揉着眼出来，对我们说：“稍等一会儿，今儿去‘金岭’三亩地翻红薯秧儿，我洗洗脸都走”。
我们七八个孩子在前面跑，他就象一个放羊人赶着一群羊，一会儿吆喝我们慢点，一会儿又吆喝我们快点，一会儿叫拐弯，一会叫直走。有时，他掂个土坷垃扔我们，说我们踩坏了庄稼··········。
好不容易来到金岭三亩地，我扭头发现康素贞也跟在后面。
那碧绿碧绿的一块儿红薯地，那时散发着清丝丝的香味儿，就象一块儿望不到边的绿绒毡崭新崭新的，新的使我不舍得动她一个指头。
薛老喜站在地头对我们说：“你们都听着，一个人六行，谁翻到头谁走，到了响午翻不到头的，热死也不准回去”。
说完，他便蹲在地边的树荫下卷烟吸。
开始，我们还能把扎根在地上的红薯秧子一根根拽起来，拽着拽着可拽不动了，越是拽不动就越想发脾气。这时，太阳的温度越来越高，我们浑身出汗，就不分上下使劲儿地拽，大部分秧子都被拽断了，有的红薯连根拔了起了，时间短，看不出来，时间一长，问题都出来了，我们身后一片的枯秧子都盖住绿秧子了。
“不愿翻都滚蛋，把秧子都拽断还吃红薯不吃了？都作着死嘞”，薛老喜发现情况，立即站起来日瓜我们。
我们几个回头一看，都吓的不敢吭声了，又弯腰翻起来。反正那活不是童工们干的，一来不懂得粮食珍贵；二来真的没那体力和耐性。
听见一阵脚步响，我扭头看见薛老喜朝下一块儿地走去，我们知道他是要去解手了，待他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苏老二站起来看了一下大家，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躺在地上，闭上眼睛，身子象麦场上的石滚一样，迅速的朝地头儿滚去，到了地头儿，他朝康素贞的方向又是几十个滚儿，把康素贞的地也“翻”了一遍儿。
他滚过的地和翻过的地是差不多的景象，我们大家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都躺在地上打起滚儿来，几分钟时间三亩地都“翻”过了。
我们站在地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们拐回去拾红薯秧儿吧”，我对大家说。
那时，翻红秧儿除了一天记4分，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谁翻掉的秧子谁捎走喂猪或当菜吃。为了表现心里不虚，我们几个人拐回去开始拾“胜利品”。
尽管如此，我还是低着头，翻着眼儿看薛老喜一会儿上来啥反应。
一会儿，薛老喜两手系着裤子走了上来，看见我们在拾红薯秧时，他一下子愣住了，足足站了三分钟，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问：“都翻完了”？
“嗯”，苏老二答。
“真的”？他又问。
“嗯”！不知道是谁答应的。
薛老喜这时已经把裤子系紧了，他上前弯腰拉拉这根儿又拽拽那根儿，连一根都拉不起来。
“妈那个蛋你苏老二”，苏老二问他叫叔，叔骂侄子是风俗。
“日你娘，把红薯秧儿放下，重新给我翻，还是那句话，响午翻不到头走你娘那蛋，一分也不给你记”，骂完苏老二，他又朝我们：“都给我放下，继续翻”！
想到记工分，我们都又蹲了下来。
真的坚持不下去了，看看前面还有三分之二多的距离，我们难受的要死。
这时，忽然不远处的天上有一朵黑云朝头顶飘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阵凉风，“戳脖子”猛雨可下来了，那也叫“白帐子雨”，天就象一块儿无边无际的白帐子铺天盖地，其实那是雨水落地后，热冷相击起的气雾，那猛劲儿快劲儿真叫“迅雷不及掩耳”。
“跑哇”！不知是谁惊恐地喊了一声，我们几个如鸟兽散，待我们来到地头路上，山上的山水已经成洪水状奔了下来。
“妈呀，妈呀，冲跑了闺女可见不着你了呀……”，是康素贞的哭喊声。
“哭啥哭？人会叫水冲跑？”是苏老二那自信坚定的声音。
“甭慌，甭慌，窟窿之雨，一会都不下了，拐回来去那羊圈窑里避一避”，薛老喜在后面喊。
“拐蛋，你一个人去避吧，谁不知道下雨天羊圈里都能把人恶心死”，苏老二一边犟嘴，一边拉着康素贞往山下跑。
大概有五分钟的样子，雨戛然而止了，太阳又出来了。
大家回过头，看见苏老二拉着康素贞的情形都有点吃惊。
康素贞似乎也感觉到雨停了，她睁开眼看见眼前的一切，伸手撕住苏老二的嘴：“滚蛋！谁叫你拉我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