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家屯，康大功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他虽然没有读过几天书，但他深深地理解着中国农村人的生存观，他牢牢地把握着“人”这个活宝贝。
他尽管没有什么形成文字的理论，但他有经验，他最信奉的也是那句话：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时候，有的事物在某个特定的空间，他康大功想叫它是黑的它便是黑的，他想叫它是白的它便是白的，他想叫它是马它便是马，他想叫他是鹿它就是鹿。因此他牢牢地拴着薛老喜之辈，用自己独有的眼光观察着苏家屯的各色人等，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把薛老喜之流运用的恰到好处。
苏家祠堂的西厢房有一间特殊的房子，也没有固定的名称，但它是起到治安作用的，房子里面放着一杆步枪，一杆土装，一根绳子，坷垃就拿着那个房子的钥匙。
平时，村里有人偷了庄稼，打了架，不服气康大功了，最后发展到凡是康大功看着不顺眼的，只要他暗示一下坷垃，他立刻打开那个房门背上那杆枪，掂上那根绳子，不由分说把那人五花大绑起来，然后用枪逼着沿村串乡把那人送到公社的派出所。
无论到了派出所怎样的处理结果，那便是十分丢人的事情，很多有这样经过的人都是娶不下媳妇的。所以，日常的日子里，凡是谁家的孩子闹人哄不住了，哭着不睡觉了，当母亲的便会压低声音说：再哭，再哭老功都来了。
刹时全村都静了下来。
那时去地里干活，人们已经没有积极性了，路上都是拖拖拉拉的，尽量的晚去一会儿，少干一点活儿。
开始，薛老喜在前面带路，他会吆喝：“快点儿，快点儿，都晌午了还没有到地嘞”之类，大家都会随着他的吆喝声加快脚步，时间长了，大家便不听他了，任凭他怎样的吆喝就是不加快脚步。再后来，薛老喜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他便改变了方式，他在前面走，人们跟在他的后面，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便转身喊：“你们看，康队长都跟上来了”。
后面的人一听见康大功来了，就像电视上动物大迁徙，争先恐后的往前面跑，路上扬起一团团的尘土。
往往到了田间，薛老喜便会再来一句：“康队长拐到沟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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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怨天，也不怨地，更不会去埋怨这个社会和国家，也不去多埋怨康大功。正确的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认真地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样走，怎样“改革”目前的现状，怎样大胆的面对现实，勇敢的承担起责任，“优化”这个社会，是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一点都不难想象，如果“苏家屯”就这样一直按照康大功和薛老喜这样的管理模式发展下去，就是再有100年，苏家屯也只会越来越贫穷，越来越混乱·······，期间还不一定会出现怎样的，不可想象的偶发事件。
苏老二了解过“旧社会”，尤其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社会状态。说“旧社会”是吃人的社会，那一点都不过分。它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少数人的天堂，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的地狱”。“新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社会问题，并且得到了显著的成效。要巩固这样的成效，还需要一代又一代国人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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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耳朵”那件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薛家的人总说：“那回真给苏老二家骂美了，吓的他爹他娘老鳖一样不敢吭气”。
其实，我，康素贞，苏老二，钟叔还有康大功都知道，这事要不是康大功劝说，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不要说二骡子，就是大骡子，苏老二也会在他的头上劈上一棍儿，甚至钟叔手里的那把刀也会重重地落在他们的头上。
农村有能人，比如康大功，他就是那种能够根据事态的发展，能够预测到事情结果的人，能够把握住事物发展方向的人。
尽管“咬耳朵”那件事在康大功的劝说下暂时得到了平息，但苏家从此和薛家结下了冤仇，尽管随着时间地推移这种冤仇会淡漠，但从此苏家的生活便笼罩在薛家的阴影之下。
苏老二家出了大门还要有十几米才能到街上，农村这十几米空地是不占自占的，忽然有一天薛家在苏老二家大门前几米的地方建了个猪圈和厕所，这些，钟叔都是不敢吭气儿的。
夏天里那种臭味，那种恶心是人没法忍受的，再加上出路受阻，可想钟叔心里的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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