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子的爸爸和薛老喜是“连襟”，土话说叫“挑串”。
两个人平时不怎么来往，但办起“倒鸡毛”的事来两个人时常是一拍即合。
平时薛老喜管着队里的一切事务，二毛子一家自然也是占便宜的。
“连襟”的关系很微妙，利益一致了就近一些时候，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就远一些时候，但姐妹两个因为血缘的关系，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心连着心的。
那一段时间，为了解决温饱的问题，上级是允许人们开荒地的。一时间，山上、沟边、房前屋后到处都是人们开垦的一片儿片儿的荒地。荒地上产的粮食是属于自己的，但因为土地贫瘠，没有水利条件，产量是很低的。
荒地上最合适种的作物是红薯，因为它耐旱，耐贫瘠。要种红薯就得有红薯芽儿。因此，在村南队里的“红薯母池”以外，人们便另起炉灶，挖起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红薯母池”，培养自己的红薯芽儿。
苏家屯“红薯母池”最多是挖在东西两个“黑眼沟”沟边或者较平缓的沟半崖，那样做会节省很多的土地。人们依靠那样的地势找一个适合挖土坑地方，挖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土坑，在土坑里仔细地挖三四条相通的“火道”，在山上捡一些薄薄的石片儿把火道盖上，又在石片儿上垫一层牲口棚里的的草粪，仔细筛选一些光津津，直条条的红薯，那样做好像是在“优生优育”，然后把那些红薯一颗颗垂直地摆在那层草粪上，最后再在红薯层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麦糠。一切准备就绪，在麦糠上插上一根温度计，以便随时检测“红薯母池”温度的高低。这时便要在一边的火窑的点火加温了，一旦点起了火，就要不断地在那层麦糠上洒水，大概四五天的时间，那池红薯芽儿便绿丝丝地发了出来。这个活儿，农村人把它叫做“压红薯母池”。
这个活儿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和科学道理，但她是自从有红薯以来就有的，是人老几辈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我常想：《朝阳沟》里的那一句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是不对的。
自己“红薯母池”里的红薯芽儿只供自己在荒地里栽红薯用，是不允许买卖的，那是“投机倒把”的行为。但是时间长了，自己荒地栽上红薯后，剩余的红薯芽儿就在池子里疯长，人们觉得也可惜。这时，就自然地产生了“黑市场”，那些没有技术或者懒惰一点的人就不再“压红薯母池”了，他们产生了到那个时候去“黑市场”买红薯芽儿的念头，相反的，那些有技术和勤快一点的人就产生了卖红薯芽儿的念头，这样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买卖的“黑市场”。
凡“黑市场”都在距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政府所在地的边缘地带，都是五更时分那里便集中了买者和卖者，他们都知道在当时应该注意什么事项。所以，交易的时候谁都不大声说话，甚至不说话，在谈论价钱的时候，都是双方把两只手搭在一起，用指头摸对方手指头节儿的方法决定价钱。
当时，买卖红薯芽的单位一般都是“500棵”，摸住对方一个指头节儿代表一块钱，一个半的指头节儿代表一块五毛钱，两个指头节儿代表两块钱·····。之所以这样不说话，是害怕被“监管小分队”的人听见，被逮住了就要“游街”。
但人们也都太天真了，当黑市场越来越大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告密的。
挖“红薯母池”的地方是需要向阳，平缓，宽大，离家近等条件的，那样做无论人负重、看护或者是老少出入都方便，红薯芽儿吸收阳光和空气的条件也好，生长也就相对的好多了。
占一个绝对条件好的“红薯母池”地，在苏家屯，薛老喜是第一名的。
在薛老喜那个又大又朝阳，出入又方便的“红薯母池”里，担水洒水，烧火量温度总是二毛子的爸爸。每年苏家屯村红薯芽儿长势最好的也都是他的那一个池子。
人们都知道当荒地上的红薯芽儿栽上后，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把剩余的红薯芽儿背到那个“黑市场”上去卖，换上几块钱花，与人与己也都是件好事。
苏家屯村一带的人们卖红薯芽的“黑市场”就在邻县一个叫刘庄的村子外。
那天，五更不到，二毛子的爸爸和薛老喜就赶到刘庄，他俩赶紧占了个位儿摆好红薯芽儿。
真的不赖，一会儿就有人上来摸指头节儿了，很快卖了几梱，看到不愁卖，薛老喜就提出要提高价钱。
二毛子的爸爸便一梱又提了五毛，这价还没卖一梱嘞，只听见北头儿一阵骚动。
薛老喜的动作是非常敏捷的，他像兔子一样撇下二毛子的爸爸和没有卖出的红薯芽儿，几个箭步可没影儿了。
地上蹲着的二毛子的爸爸，还没有把那几梱红薯芽儿收拾起来包在那个口袋片儿里，小分队的人就来到了他的面前。一个人狠劲儿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另一个人随便的拿起地上那些红薯芽儿，可把他逮住带走了。
薛老喜跑了一段儿，见没有人追上来，便停下。他蹲在路边的沟壕里想：这样回去也不对呀，要是芬芳和二骡子的妈妈问起来，二毛子的爸爸那里去了，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如果说不知道，那就叫“不顾伴儿”了，遇事“不顾伴儿”的人是品质最差的。
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从那沟壕里爬上来又朝刘庄村走去。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还没转过那条弯路，忽然听见一阵铜锣声。
薛老喜紧跑几步拐过弯儿。
唉呀！
········
这时，薛老喜看见一队“游街”的“投机倒把分子”，胸前都挂着一个白纸牌儿，几个工作人员敲着锣，打着鼓走在一边。
细看，二毛子的爸爸排在第一位，脊梁上背着没有卖掉的几梱儿红薯芽儿，胸前挂着的那白纸牌儿上，毛笔写着清清楚楚的几个大字：“投机倒把分子薛老喜”。
“薛老喜”三个字的上面还打着一个扁平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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