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到底是大厂，每层宿舍的一楼，都是一个饭堂，十分宽敝明亮，桌椅板凳也非常干净整洁。饭堂有四个打菜的窗口，靠墙的柜子上，有一次性的钢碗和汤匙，另外还有几个大桶，分别装着米饭和汤。
我和李梅站在人员较少的队伍后面，也排起队来。
轮到我时，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将饭卡递进窗户里。窗户里面有两个厨工，一个拿着大勺负责打菜，一个负责划饭卡，打一份菜划一份饭卡。
菜是统一放在一个长方型的不锈钢餐盘里，餐盘有四个象小碗形状的凹陷。三个小的凹陷里可以装三份菜，可惜我们普通员工，只能是一荤一素，不能装满餐盘。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新奇的餐具，很有些爱不释手，便悄声和李梅说：“这么好的餐具，最少要值十块钱吧？”
李梅也小声道：“不止，我觉得最起码值二十元，吃过了真不想放回去。”
我们将米饭盛在那个大一些的凹陷里，并用不锈钢碗盛了汤，又拿了汤匙，这才找一处桌凳坐下来。虽然是六块钱，但菜却和在亮冠厂吃的一块五没什么区别，只是卫生看上去稍好一些而己。一素一荤，荤菜就是切成片片的火腿肠炒鸡蛋，素菜就是一个空心菜或黄豆芽。火腿炒鸡蛋没什么味道，青菜也好象是煮而不是炒的。
但是，我们奔跑了一天，真的是饿坏了，吃得狼吞虎咽。来东莞后，这是我第一次不用担心饭菜不够吃，也不用担心怎样去节省饭票，所以非常轻松。
我和李梅一边吃饭，一边小声讨论着面前的餐具，比如，盛菜的那个钢盘多少钱，盛汤的钢碗多少钱，汤匙多少钱。虽然最终意见从未统一过，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
乍进了一个传说中的好厂，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么新奇。有些遗憾的是，李清是职员，要在专门的职员饭堂就餐，而丽娟他们是梭织三厂的，所以都不和我们在一个饭堂。
我们吃完饭，便学着别人的样子，将餐盘、碗和汤匙等，分门别类地放好，连洗都不用洗，真是幸福。这是我来东莞后，第一次感觉良好：漂亮的花园式厂房，餐具也不用洗，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在老家，哪一口饭，不是汗水掉泥土里，砸八瓣换来的呢。
可惜，这样的高兴并没有维持太久，当我们走进宿舍时，看到刚才那个女孩，正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在一起，正对着我们那张床，指指点点着什么，两人均是一脸肃穆。
看到我们进去，那位大姐说：“这张床的下铺，不能住人的，还是搬到另一个上铺去吧。”
我这才意识到，那张床可能另有隐情，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不能住人？”
大姐犹豫了一下，还是支吾道：“因、因为，那张床上死过人！”
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吓得心脏都“怦怦”乱跳了起来，恐惧地望着刚才还自以为得意的那张床。
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是这张床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子，才只有17岁，进厂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她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据说刚一进厂时，女孩还算微胖，只是不爱讲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始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不少人劝她去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就想加班赚了点钱再去。
别说是她，一般的打工者都是这样，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花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呢？
其实，她身上也没有什么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道，在一次连续月余的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
开始，大家也并没有在意，因为赶货晕在工位上的有不少人，过不止她一个，多数都是因为劳累兼睡眠不足，睡一觉就会醒过来了。但是她睡了大半天还没醒过来。宿舍的人见情况不对，就通知了厂方。
等保安闻讯赶来，想将她送进医院时，才发现人早己经不行了。
李梅听到这里，己经吓得浑身发抖，恐惧地问：“那、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道：“赔？赔什么钱？又没有象工伤那样，缺胳膊断腿的。不过，听说厂里按照病死处理了，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多两千块钱吧。后来才听有人透露，她这是叫‘过劳死’。”
听到这里，我又惊又怕，求助般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另一张上铺去！”
虽然现在，我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但是好在，屋内还有另外三个人。所以，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全部卷起来，艰难地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紧挨着。
李梅也吓得脸色苍白，不想再住在那个上铺了。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了其它的空铺，只好强忍了。
换好床铺，我不由对大姐，以及那个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充满了感激。交谈后才知，大姐人称红姐，另一个女孩叫朱素贞。
在我们和大姐说话间，朱素贞已经躲进了蚊帐里，快速化了一个大浓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露肩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忙忙出去了，似乎很着急的样子。
我望着她的身影，疑惑地问：“她是不是拍拖了？”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是不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