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猫在哪？婉妲一下站了起来，她几乎是带着怒气在叫喊着猫的名字。我也跟着呼唤了，但没她那么有力、大声。我们在每个房间都找遍了，我们从窗户和阳台探出头，呼喊着猫的名字。它是不是从楼上掉下去了，妻子嘀咕了一句。我们住在四楼，下面的院子是石头地面。不会的，我宽慰她说，它可能藏起来了，也可能被那些进到房子里的陌生人吓到了。它很害怕，也很讨厌，就像陌生人碰了我们的东西时的感受。妻子突然猜测说：猫会不会被他们杀死了？她并不期望我回答，我望着她的眼睛，她分明在说：对，他们把猫杀了。她不再呼唤猫，又开始焦急地查看家里的东西。她挤进那些被推倒的家具中间，审视着那些没被掀翻的家具。那些小偷这样粗暴地对待家具，他们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拉贝斯。我尽量走在妻子前面，更希望是我先看到小猫的尸体，并把它藏起来。我去检查了放冬装的衣帽间，有那么一刹那，我确信我会在衣帽间看到被大卸八块或者被吊死的猫，就像在恐怖片里看到的那样。但我并没看到想象中的那一幕，我只是看到了通常的情景：金属杆被扯下来了，地板上到处扔着衣服，却没有看到拉贝斯的踪迹。
婉妲好像松了一口气。她不仅仅意识到猫可能还活着，而且在搜索过程中，她惊奇地发现，她母亲留下来的那串珍珠项链还在小抽屉里——这是她唯一的首饰——在洗碗池下面，她还找到了放在橱柜里的五十欧元，上面覆盖着一层洗碗粉。她忽然觉得那些小偷有点蠢。他们翻箱倒柜，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要找什么宝贝，但他们却没找到那些可以偷的东西：一串珍珠、五十欧元。好吧，我安慰她说，现在歇会儿吧。我来到了书房和客厅，从那里的阳台向外看，我是想搞清楚小偷是怎么爬到四楼的，我其实是想在院子里找拉贝斯的身影，只是不想让妻子发现。一楼顶棚上深色的痕迹是什么？是不是雷雨也无法冲刷掉的血迹？
我确信，小偷——两个或三个——是沿着下水管爬上来的，他们爬到房檐边上，从那儿进入我们的阳台。他们用手把百叶窗拉了上去，把破旧的落地窗弄开，并没有把玻璃打碎，然后他们进到家里。看着阳台和周围的窗户，我带着一丝懊悔想，早知道会这样，当时就应该装上防护栏。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为什么要搞得戒备森严呢？我回到屋子里。在那种时刻，乱七八糟的房子也没有周围的寂静那么让人不安。我和妻子都无法倾诉自己的遭遇，给别人讲讲我们遭受的损失，得到一些安慰和建议，还有对我们的同情。大多数邻居都还在度假，周围听不到脚步声和说话声，也听不到开门关门的声音。阴雨天让每样东西都显得很不真实。婉妲应该看穿了我的心思，她说：你把行李拿进来，我去看看纳达尔在不在。她没等我同意就出去了，很明显，她再也受不了和我单独待在家里。我听到她下楼了，她停在了二楼，敲了邻居的门，那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楼里唯一一个几乎不去度假的人。
我把行李拉了进去，在这个杂乱的房子里，那些行李看上去是唯一一堆整齐的东西，即使箱子里装满了脏衣服，但那是我们唯一没被别人碰过的东西。我清楚听到妻子和邻居的声音，她语气很激动。纳达尔时不时会打断她，语气很文雅。纳达尔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九十一岁了，虽然年纪很大，但脑子很清楚，也很热心。我来到楼梯间，站在楼梯口看下去，看到纳达尔拄着拐杖，我从侧面看到他的秃头，还有上面几根稀疏的白发，他正在说着一些宽慰的话，用词考究，但像通常那些耳背的人，他说话嗓门很大。纳达尔想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他听到了一些动静，不过不是深夜，而是在晚上。他当时以为是雷声，罗马从昨天开始下雨，一直下到现在。他很确信听到了猫叫，而且持续了一晚上。
“猫在哪儿叫？”我妻子马上追问道。
“在院子里。”
婉妲抬起头，看到我站在楼梯的最上面。
“你赶快过来，”她大声说，“纳达尔听到了院子里有猫叫。”
我不太情愿地走了下去，如果我可以做决定的话，我就会关上家门回海边继续度假。纳达尔执意想跟我们一起找拉贝斯，即使我坚持说，天还在下雨，他就不用去了。我们仨在院子里呼喊着猫。但我没办法一心一意找猫，我想：幸亏雨水已经把血迹都冲刷掉了。我想：我们不会找到它的，它一定藏得好好的，想安安静静地死去。我偷偷看着我的邻居，他那么消瘦，佝偻着身体，脸上的皮肤有些发红，紧紧贴在前额和颧骨上。假如我还能活那么久，我将来会不会和这个男人一样？还有二十年：我和婉妲，婉妲和我，有时桑德罗和几个孩子会来看我们，有时安娜会来。我们需要重新收拾一下这套房子，让它恢复原貌，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纳达尔忽然拍了一下额头，他忽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对我说：
“这些天里，有人按了你们家门铃。”
“谁？”
“我不知道，但我听到了门铃声。”
“我们家门铃？”
“是的。”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听到了我们家门铃，却没听到小偷把我们家搞得乱七八糟。”
“耳背的人总是习惯于倾听那些细小的声音，而不是很大、很嘈杂的声音。”他为自己辩解道。
“他们按了几次门铃？”
“五六次。有一天下午，我还伸出头看了看。”
“是谁啊？”
“一个女孩子。”
纳达尔觉得我妻子也是一个“女孩子”，我就让他描述了一下那女孩子的样子，但他说得很含糊。
“很娇小，黑头发，最多三十岁。她说要把广告单放在信箱里，我没给她开门。”
“你确信她摁的是我们家门铃吗？”
“非常确信。”
“然后呢？”
“昨天晚上也有人摁门铃了。”
“还是那个女孩吗？”
“我不知道，当时有两个人。”
“两个女孩？”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婉妲站在喷泉边上对我招手。她消瘦的面孔上毫无血色，绿色的眼睛显得很突兀。她说：
“这有一只死鸟。”
只有我能理解她的意思：拉贝斯是个好猎手，会飞的鸟儿也逃不过它的爪子。我把纳达尔丢到那里，径自走到了妻子跟前。因为下雨的缘故，她的白发全粘在头皮上。我对她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先回家吧，我去一趟警察局。她用力地摇了摇头，想陪我一同去，而我们的邻居也摆出了法官的架子，就像他没从法院退休了二十年一样。他一直在坚持说他会帮我们，他也跟着我们去了警察局。
六
我们拿着滴水的伞，到了离家最近的警察局，一位礼貌周到的年轻警察接待了我们，我们进到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纳达尔一进去就开始自我介绍，连名带姓——纳达尔·达贝罗，他还特别强调了一下他的职业：法院院长。他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讲了发生的事情，说得精确简洁，但他马上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讲述了他在风云多变的二十世纪的丰功伟绩。那位年轻的警察听得入迷，就像忽然下到了阴间，听死人闲聊一样。
有好几次我都想插嘴，把话题重新拉回来，说说我家公寓遭到的破坏。邻居的自吹自擂让我有些烦，我终于可以插话了，忍不住想强调：我也不是一般人。我告诉那个警察我的名字，并且重复了两三次——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而那个警察没什么反应，我说起了八十年代我做的一系列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基本都是我一手策划的，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这位警察那时候应该还没出生，或者年纪很小，他没有听说过这个电视节目，也没听说过我。他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耐心地说：说正事儿吧！他流露出的威严是我和纳达尔早已失去的。
我很尴尬——通常情况下，我是个斟酌词句的人，不讲废话——我重申一下：小偷把我们的公寓给毁了。但这次我又忍不住离题了，我有些语无伦次地提到了那个多收了我五欧元的送货员，还有一星期前在家门口骗了我的那个男人。还不止这些，我还把纳达尔也牵扯进来，我让他说了说这星期按了我们家门铃好多次的那个女孩，还有我们回来前一天，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对男女。纳达尔很高兴又有说话的机会了，他仔仔细细讲了每次门铃响的情况，有很多不必要的细节。后来纳达尔的话被打断了，有人打开了我们身后的门，我们仨扭头看之前，那人做手势和那位年轻的警察交流了什么。警察忽然笑了起来，他很难再严肃起来，他嘀咕了一句对不起，最后他问：
“他们偷了什么东西？”
“他们偷了我们什么东西？”我重复了一句，但我在问我的妻子。她一直都保持沉默，这时候她嘟囔了一句：
“什么也没偷。”
“金首饰丢了吗？”警察问。
“我只有这对金耳环，不过我总戴在耳朵上。”
“有其他首饰吗？”
“有一串我母亲的珍珠，但他们没找到。”
“是你藏起来了吗？”
“没有。”
这时候我插了一句：
“小偷把家里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但他们找得不是很用心，他们连我妻子放在橱柜里的五十欧元都没找到，他们恼羞成怒打翻的洗碗粉盖住了那五十欧元。”
那个年轻警察流露出很不满的神情，他又转向纳达尔说：“肯定是吉卜赛人干的，他们让小孩从窗户或阳台爬进去，用家具抵着门，防止主人突然回来，然后在家里乱翻，他们会找金首饰。亲爱的先生，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就会报复，在家里搞破坏。”我指出并没有家具抵着我们家门，门是被一些摔碎的东西卡住了。我又补充说：“或许您可以派个人去看看，可能家里有那些小偷的指纹。”听了这话，警察更不耐烦了。他用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语气，有些强硬地总结说：电视上演的是一回事，而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没有在梦中被杀死在床上，已经算很幸运了。他还说，政府在削减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在加强军队力量，在这个贫穷人口越来越多的时期，这项举措会损害市民安全，可能也会损害民主，谁知道呢。他让我们明白，提起以前的法官，还有以前的电视节目，这也证明了：现在这个世界非常糟糕，也有我们的责任。最后他建议我们在窗户上装上铁栅栏，安装警报系统，一旦有飞贼靠近就会报警。他还用一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他觉得装那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可偷的。
我妻子坐在椅子上，有些激动地说：
“我们的猫不见了。”
“哦。”
“会不会是他们带走的呢？”
“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想要赎金吧。”
那个警察笑了，那是一种很友好的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纳达尔，他都没这么友好。“一切都有可能，米诺里太太，您现在不要胡思乱想了，您可以往好的方面想。这可是一个您整理公寓的好机会，扔掉那些无用的东西，重新找到那些有用的、被遗忘的东西。至于那只猫，它可能只是抓住机会去寻找爱情了。”
我笑了，纳达尔也笑了。
婉妲没有笑。
七
我们回到家里，雨也停了，纳达尔很想去看看我们一片狼藉的公寓，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摆脱他。我妻子生气地说，纳达尔真是老糊涂了，他在警察面前自吹自擂，惹得那个警察很不高兴，你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妻子说得有道理，我没反驳，这个事实让我很沮丧，我想帮她收拾厨房，但她很快就把我打发走了，她说我只是给她添乱。我来到书房阳台上。我希望在大雨过后，空气会清爽一些，但天气还是很闷热，滴滴答答的雨水打湿了头发和衬衫，脏兮兮的，让人很烦。
婉妲叫我去吃晚餐，语气也许有些过于霸道，我们吃饭时也没怎么说话。后来她又想到给两个孩子打电话，我建议她不要打，我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复杂了，让他们安心度个假吧。桑德罗应该刚到普罗旺斯的岳父岳母家，安娜应该也已经到了克里特岛，不知道她和一个什么样的新男友在一起呢。为了捍卫两个孩子的安宁，我说就不要打搅他们了。但她还是给两个孩子发了短信，内容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家进贼了，拉贝斯也不见了。安娜很快就回复了短信，和往常一样，内容极其简洁：哦，天啊！真难过，太倒霉了，不过你们也不要太累了。桑德罗也和往常一样，在一个小时后发来一条精心编写的短信。他说，按照之前的约定，前一天晚上，他九点到九点半在家里，那段时间家里整整齐齐，一切都很正常，拉贝斯也在家，也好好的，他要我们跟警察说说这个情况。他最后用很关切的语气，建议我们去酒店住一晚。
两个孩子的短信让婉妲很欣慰，比我在她面前给她带来更大的安慰。晚餐后，我们就开始整理卧室，我突然想起出租车司机的事情，还有我妻子当时的反应。我忽然感到一阵害怕，我担心现在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她会不会看到一些我私人的东西，一些会让她伤心、生气的东西。我们把床收拾好，我马上劝她躺下。
“那你呢？”
“我去收拾一下客厅。”
“别弄出太大动静。”
我径直来到书房，想看看几十年前我在布拉格买的金属方块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之前把它摆在书架的最上面。那是一个长宽高都是二十厘米的立方体，外面是蓝色烤漆，这个方块一下子就吸引了那个送理疗仪的姑娘。婉妲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摆设，可我很在意它。刚搬到这儿时，我和妻子讨论了很久，最后我把它摆在书房最高处，和一些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装饰品放在一起。我把那个方块放在最里面，从下面基本看不到，表面上是为了让妻子满意，但事实上，我希望婉妲能慢慢忘记它。婉妲不知道，只要用力按一下方块的一面，那一面就会像门一样打开。婉妲自然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特性，我才会买下这个方块，我要把我的秘密都藏在里面。我看到书架上的方块有些摇摇欲坠，但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松了一口气。
八
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那道门把客厅、书房和卧室隔开了。现在阳台上终于吹进来一点点凉风，送来阵阵雨水的味道和罗勒的清香。此刻婉妲正在睡觉，我不用再佯装镇静自如，焦虑很快就占了上风。最近，每件让人不安的小事，都会在我脑子里放大，变成一种顽固的念头，让我无法摆脱。那个拿了我一百欧元的男人，还有那个骗走我五欧元的女人，这时候不断浮现在我脑子里。我突然想到，他们俩可能是商量好的，一起谋划了这次入室偷窃，或者事情更简单，他们把我的地址卖给了小偷。我越来越觉得，事情真是这样，纳达尔说有一对男女按我家门铃，一定就是这两个人。他们一定对偷盗结果很不满意，或许他们决定派更专业的小偷来我家，或者他们会亲自来。我不睡了，我想，我要醒着等他们。
我？等他们？我怎么对付他们呢，靠什么决心，我哪来的力量？
我年纪也大了，这些年我越来越力不从心。我发现我有时候会把两步台阶看成一步，这对我来说很危险，我会跌倒；我的听力比纳达尔还差；在任何紧急情况或是危险面前，我已经无法迅速做出反应。除此之外，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刚喝了药，关好了天然气和水龙头，但我只是想到了这些，并没实际做。我有时候会把很久之前的梦境当成真实发生的事。在看东西时，我总是会把一些词混淆，比如说最近一张贴在大门上的告示，那是打印在一张纸上的，用大写字母写着“通向律师事务所”，我当时看成了“通向自杀事务所”，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至于说最近，很明显，人们发现我已经没有防御能力了，他们就利用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太可笑了，我自言自语说：你老了，胡思乱想什么呢，收拾一下就去睡觉吧。
我一眼扫过书房和客厅，我无从下手，最后我决定把要扔的东西都堆到门口。我检查了那两台电脑，它们还能用，这真是一个奇迹，但一些听音乐、看电影的设备不能用了。我用扫帚把地板上的碎片扫到门口那里，有书本、碎花瓶、装饰品碎片、老照片、录像带、胶片、婉妲的很多活页笔记本、CD、DVD、纸片和文件，总之有好多东西，都是小偷从抽屉，从两个房间墙壁上的架子上翻出来的。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后我看到腾出来不少空间，十分满意。我决定把书房也整理一下。我叹息着坐到地上，把地上的东西进行分类：书籍、文件还有其他零碎的东西。刚开始我动作很快，让我痛心疾首的是：有不少书被撕成了两半，封面也不见了，扔得到处都是。哎，事已至此，我只能把完整的书放在一边，把那些被毁掉的书放在另一边。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从书堆里拿出一本翻阅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笔画出的段落。我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把有些词圈出来呢？是什么促使我在一段话旁边标注一个感叹号呢？现在看着这些话，我觉得毫无意义。我忘了我在整理书房，是为了让婉妲起床后不要那么沮丧。我忘了我在这儿收拾是因为我睡不着，因为天太热了，也因为我觉得不安全，我担心小偷又回来了，他们可能会威胁我们，把我们绑在床上殴打。但我却在这里看自己以前划的重点。我看了几页，努力回想我钻研这些书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结婚前还是结婚后？）。我不想追寻作者当时的心境——这些作家都已经被人遗忘了，书页也泛黄了，书中的观点也已经过时，不符合现在的文化主流——我回忆的是当时自己的心境，就是那时候我赞同的东西，我的信仰、思想和未来。
夜晚越来越寂静了。在那些做了记号，标注感叹号的话里，我找不到任何有共鸣的东西（那些优美的语句怎么了？它们当时那么打动我，怎么会失去意义，或者说为什么会变得面目全非、尴尬又可笑呢？）。最后，我决定不再管那些书了。我开始整理纸盒，放纸片和阅读卡片的文件夹，还有我二十岁之前写的小说和故事。有很多剪报，那都是以前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还有别人写我的文章。在找到那一大堆文件之后，我还找到当时在广播上做节目的录音带，还有一些录像带和DVD记录着我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我在电视台制作节目。尽管婉妲对我的工作不感兴趣，但她还是精心收藏着这些东西。好吧，我找到很多材料，能证明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我就是那些材料吗？我是书本上做的记号？是写满标题和引文的纸片（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动物饲养场；家庭、学校和教堂是孩子的屠宰场；中学和大学就是厨房。成年以后，在婚姻和工作中，我们吃着最后的成品。还有，爱情的出现破坏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良好的秩序。）？我是我二十岁时写的那篇长篇小说吗？里面讲述了一个男孩要日以继夜地工作，就是为了偿还父亲与自己等重的金子，这样他就可以摆脱父亲和原生家庭。我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发表的那些关于化学家的文章吗？我是那些关于党派形式的发言吗？我是那些参与讨论流水线、工人工作的评论吗？我是那些在大城市生活的日常体验吗？堵车、在银行或邮局排长队？我是那些让我出名、饱含着讽刺的评论吗？这些观点让我一步步地成为一个成功的电视明星。我是在很多年前做的那些细致周到的电视采访吗？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在电视上批判张三，颂扬李四。在那个搭建成露台样子的舞台上，在反光灯下走动的人是我吗？我是三十年前和别人沟通，客气而骄傲的声音吗？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埋头苦干的日子，就像人们说的，为了成功我付出了各种艰辛。这就是最后的成果吗？就是十年来的手写或打印出来的文字、勾划的痕迹、读书卡片、书本、报纸、软盘、USB闪存盘、硬盘和云盘？我成功了，我做到了：是不是我只要输入阿尔多·米诺里这几个字，客厅的这堆东西就会迅速传到谷歌的数据库里？
我告诉自己：不能翻阅这些东西了，我要回到整理工作上。我把婉妲的活页本放到纸箱里，活页本上写着大大小小的金额，记录了我们家从一九六二年至今的经济史，那些小方格纸片上仔仔细细地记载着我们家每项收入和支出，如果她同意，现在已经到把这些东西都扔掉的时候了。我把要丢掉的书全部堆到房间中间，把那些完好无损的书放在还没有被推倒的书架上。我把那些装剪报的文件夹，装有笔记本、录像带和DVD的箱子放到桌子上。最后把那些零碎东西装进垃圾袋，垃圾袋有几个地方破裂了，我又套了一个在外面。最后我开始整理照片，很久之前的和现在的照片都混在一起了。
我有很长时间没看那些老照片了，我觉得那些照片很丑，没什么意思。现在我已经习惯数码相片，我和婉妲的电脑里存了很多：高山、田野、蝴蝶、含苞待放或刚刚绽放的玫瑰、大海、城市、历史古迹、绘画和雕塑，还有亲戚、前儿媳、前女婿、两个孩子的新伴侣，还有每个阶段孙子孙女的成长照片，以及他们的小伙伴。总之，生活从来没有像这样记录得这么完整。记录了现在还有过去不久的时光：那些遥远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想看照片上的自己，不喜欢看到自己苍老的面孔，其实年轻时我也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我看了看桑德罗和安娜小时候的照片，他们那时候真漂亮啊。我又看了看他们青春期时恋人的照片，他们很年轻，很可爱，但很快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又看到了我和婉妲的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了，那时我们来往密切，只是后来忘记他们的名字了，或者带着敌意叫他们的姓。我的目光停在一张在我们家楼下院子里拍的照片上，不知道是谁拍的，可能是桑德罗。这张照片是我们搬到这里之后拍的。我和婉妲旁边站着纳达尔，我算了算，他那时有六十多岁了，和现在比起来，他真是年轻。我盯着纳达尔，心里琢磨着：一个人在步入老年之后，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照片上，我们这位邻居高大和蔼，头上还有不少头发，看起来还不错。我正要把这张照片放到一边，但婉妲吸引了我的目光。有那么一刹那，我没有认出她来，我很惊异。她那时候多少岁，五十岁？四十五岁？我拿起她的另一些照片来看，尤其是那些黑白照片。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在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我是在一九六〇年认识她的，那时候我二十岁，她二十二岁。关于那段时间，我脑子里没有什么记忆。我不记得当时对她的感觉，不记得她是不是漂亮，那时候我觉得美貌是很庸俗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很优雅，我对她有一种很节制、很理性的渴望。当时她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心的女孩。我是因为这些品质爱上她的，我觉得更奇妙的事情是：她那么优秀，居然会爱上我。两年后我们结婚了，她认真负责着家庭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那时我们没有钱，生活极其拮据。
我看到了她那个时期的一些特征：衣服是她自己缝的，鞋子破破烂烂，鞋跟儿也磨损得很厉害，一双大眼睛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我没认出来的是她的青春，那张照片上，婉妲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光芒，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记得这种光芒。她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让我说：是的，她就是这样。我想着现在躺在卧室的女人，那个做了我五十年妻子的女人，我觉得她和照片里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呢？难道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没好好看过她？是我没有关注到她吗？我找到了她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所有照片。我的目光停留在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那一年：照片不多，那个年代人们很少拍照。照片上，婉妲不到四十岁，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甚至很漂亮的女人。我仔细看着一张有些发黄的照片，照片背后用铅笔写着“1973”。照片上是婉妲和两个孩子，那时桑德罗八岁，安娜四岁。两个孩子看起来很高兴，他们紧紧靠在母亲身边，婉妲也很幸福，我给他们拍照时，他们欣喜地看着我。从他们喜悦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我当时就在他们眼前。直到现在，我才发觉妻子流露出对生活的欣喜，这种喜悦让她整个人充满光彩。一切都在漫不经心中过去了。我迅速把所有照片放进两个金属盒子。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好好关注过婉妲吗？不过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对什么都不是很确信。卧室里的她，只有沉重眼皮下的绿色眼睛和五十年前一样。
我起身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十分，外面只能听到夜鸟的叫声。我关好窗户，拉下百叶窗，再仔细看了一眼书房。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但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多了。我正准备上床睡觉，这时我看到打扫时漏掉的一块花瓶碎片。我把它捡起来，在碎片底下我发现一个黄色信封，鼓鼓的，用橡皮圈紧紧扎着。尽管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想起过这些信，尽管我把它藏在某个地方，想让自己忘记这件事儿，但我还是马上就认出它来了。信封里装着婉妲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写给我的信。
我感到窘迫、尴尬和痛苦，我想在婉妲起床之前把这些信藏起来，或是把它们和废纸一块儿扔掉，我现在要马上下楼去，把它们丢到垃圾桶里。这些信包含着巨大的悲痛，如果把它们拿出来，悲痛会蔓延到整个房间、客厅，冲进关着的门，会传到婉妲那儿，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让她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但我既没有把信藏起来，也没把它丢到垃圾桶里。此时，我觉得好像肩膀上背负着很沉重的东西，我坐到地板上。我松开信封上的橡皮圈，在大约四十年后，我再次读这些信，我没仔仔细细一行行看这些发黄的信，我只是这里看几行，那里看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