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吧。去度假前，婉妲手腕骨折了，一直都长不好。按照骨科医生的建议，她租了一台理疗仪，时间是两个星期。他们商量好了，租金是两百零五欧元，第二天他们就会把机器送来。第二天快到中午时，有人敲门，当时我妻子忙着做饭，我去开了门，像往常一样，猫跑在我前面。一个年轻女人出现在门口，她身体纤瘦，黑色的短发有点儿稀疏，精致的脸庞有些苍白，一双明亮的眼睛，脸上没有化妆。她交给了我一只灰色的盒子。我接了过来。我的钱包放在书房写字台上了，我说：“抱歉，请您稍等。”我没有请她进来，但她跟着我进了家门。
“真漂亮！”她对着猫惊叹了一句，“叫什么名字？”
“拉贝斯。”我回答说。
“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小动物’。”
女孩露出了笑容，俯下身抚摸着拉贝斯。
“总共两百一十欧。”她说。
“不是两百零五欧吗？”
她一边摇了摇头，一边很专注地和猫玩儿，挠着它的下巴，对猫嘟哝着喜爱的话。她蹲在那里，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对我说：“您打开盒子，里面有清单，您会看到上面标明的是两百一十欧。”她非常镇静，就像一个习惯于走街串户的人，敲开陌生人的家门之后，知道如何平息和安抚老年人的不安。她一边在那里逗猫玩儿，一边好奇地往我书房里看。
“您的书可真多啊。”
“因为工作需要。”
“这工作真好。您还有这么多小雕像，放在高处的蓝色方块真漂亮，是木头的吗？”
“金属的，那是很多年前我在布拉格买的。”
“您家真漂亮！”她站起来感叹道，然后又把话题转移到了清单上，“您看一眼票据吧。”
我很喜欢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不用了。”我一边说，一边给了她两百一十欧。
她接过钱，然后和猫道别，还提醒了我一句：
“看书别太辛苦了，再见，拉贝斯。”
“谢谢您，再见。”我回答说。
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遗漏什么。过了几分钟，婉妲从厨房里出来了，她身上穿着几乎拖到地上的绿围裙。她打开了盒子，把电源接上，开始检查机器是否运作正常，她看着螺线管，想搞清楚这机器怎么用。与此同时，我出于好奇，看了一眼附带的单子，我发现那个女孩骗了我。
“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我妻子问。即使她注意力不在我身上，也会觉察到我的情绪变了。
“她收了我两百一十欧元。”
“你给她了？”
“嗯。”
“我跟你说过了，你只用付两百零五欧元。”
“送货的看起来像个老实人呢。”
“送货员是个女的？”
“一个女孩。”
“她长得漂亮吗？”
“谈不上……”
“她只骗了你五欧元，这可真是个奇迹。”
“五欧不是个大数目。”
“五欧元是曾经的一万里拉呢。”
她撇着嘴唇，表示很不高兴，她不再说什么，转身去看说明书了。她把钱看得很重，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省钱。直到现在，虽然老胳膊老腿，身体不是很灵活，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弯下腰，在街边脏兮兮的地上捡起一欧分硬币。她属于这类人：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强调，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欧元相当于两千里拉，十五年前两个人去电影院看场电影，也就花一万两千里拉，而现在电影院一张票八欧元，两个人去看场电影要花三万两千里拉。我们现在的富裕生活，更进一步说，包括两个孩子的舒适生活——他们经常向我们要钱——一方面靠我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靠她的节省。所以几分钟前，一个陌生人将我们的五欧元据为己有，这让她十分生气，可能只有在路边捡到五欧元才能抵消这种愤怒。
和往常一样，她的情绪也影响到我。“我去给他们公司写投诉信。”我说。我回到书房，想要通过邮件揭发这件事情。我想要安抚妻子，她的指责总是会让我很不安，更不用说她对我的讽刺，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被那些忸怩作态的女人迷惑。我打开电脑，这时送货员的手势、声音和话语又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又想起她用娇媚的声音夸赞我的猫，感叹我博览群书，我又想起她催促我打开包裹检查时用的那种关切语气。显而易见，对她来说，看我一眼她就知道我是个好骗的主。
意识到这一点，我有些难过。我在脑子里画了一条线，把以前和现在的我分开，如果早几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回应（“别浪费我的时间了，价格是定好了的，再见。”），而现在我是怎么回应的（“我的猫叫拉贝斯，我工作需要用书，那个蓝色方块是我在布拉格买的。不用了，谢谢。”）。我决定在键盘上敲出几句不留情面的话，但我内心犹豫不决。我想：谁知道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干着临时工，收入微薄，又要供养父母，付昂贵的房租，她还得买化妆品和袜子，或许她还有一个失业的丈夫或未婚夫吸毒成瘾。“如果我写信给她公司，”我对自己说，“她肯定会连这份可怜的工作都丢掉，最终来说，不就是五欧元嘛，我背着妻子，可能也会给她五欧元小费。”总之，在这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如果这个女孩继续私自涨价，总有一天，她会遇到一个没我这么好说话的人，她会为她的小聪明付出代价。
我不再写那封投诉信。我告诉婉妲，我已经给那家公司发投诉信了，我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
二
几天后，我们出发去海边。我妻子收拾好行李，我将行李箱拖到楼下，拉到汽车跟前。天气非常热，一向拥堵的街道这时候空荡荡的，周围的房屋都很安静，大部分窗户和阳台都关得死死的，窗户上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
我累得汗流浃背，婉妲想帮我搬行李，我阻止了她——我担心她脆弱的骨头承受不了——于是，婉妲在一旁指挥我放置这些行李。她很烦躁，离开这座公寓让她很焦虑，即使我们只是离开七天，去加里波利附近一家提供三餐的旅馆度假。那里价格便宜，我们未来几天也不用做什么，除了在旅馆睡觉，沿着海岸散步，享受海水浴。她还在那里唠叨，重复说：她更乐意待在家里，在种着柠檬树和枇杷树的阳台上看书。
我们在这房子里生活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每次遇到要出远门，她就表现得好像我们再也回不来似的。随着年岁的增长，每次我劝说她去外面旅游，享受一下生活，都越来越艰难了。她不愿出去玩儿，一方面是怕委屈了家里的儿女和孙子，更重要的是，她舍不得拉贝斯，她深爱拉贝斯，拉贝斯也爱她。当然了，我也很爱家里的猫，但还没有爱到为它放弃假期的份上！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劝说她，说猫会破坏旅馆房间的家具，弄乱我们的房间，会在半夜喵喵叫，打扰其他客人。她终于被我说服，决定和拉贝斯分开，我还得向她保证，两个孩子会给猫添食，清理猫砂。这让她有些不放心，两个孩子关系不好，所以要避免让他们相遇。他们兄妹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从青春期开始就那样了，但真正关系恶化是大约十二年前，贾娜姨妈死时。贾娜姨妈是婉妲的大姐，在她波折的一生中，从未有过孩子，她偏爱桑德罗，死后将一笔可观的积蓄留给了他，而安娜只得到一堆不值钱的玩意。为这事儿，兄妹俩吵了一架。安娜希望可以忽略姨妈最后的遗愿，提出平分她的遗产；但桑德罗置若罔闻。结果就是，他们不再理睬对方。他们乱七八糟的生活，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让他们的母亲很苦恼，现在加上兄妹之间关系恶劣，更让母亲痛苦万分。因此，为了避免他们在照顾拉贝斯时相遇，我精心制作了轮班时间表。但婉妲并不相信我的组织能力，她检查又核实，确认两个孩子都有我们公寓的钥匙。知道这一切有多麻烦了吧！但现在我们准备好出发了，我和她站在行李中间。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十二年，时间很漫长，就像一个线团。婉妲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太婆了，表面看起来精力充沛，但实际上很虚弱；而我也已经是个七十四岁的老头了，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但这也只是表面。她光明正大、事无巨细地规划着我的生活，我也从不反抗，遵从她的引导。她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很活跃，我身体还不错，但很懒散。我才将红色的行李箱放进车后备厢，我妻子就不赞同，她认为应该把黑色箱子放在下面，红箱子放在上面。我将贴到后背上的衬衣扯了扯，将红箱子拎了出来放在路上，同时夸张地喘着气。当我正要去搬黑行李箱时，路边突然出现了一辆汽车。
我们不可能注意不到那辆车子，不仅仅是这条街道，连整座城都像是空的，没有其他车子经过，红绿灯徒劳地亮起，你甚至能听到树木叶间鸟儿的啾鸣。那辆车子从我们面前开过，几米之后，车子突然停住了。一秒、两秒，我清楚地听到司机换挡的声音，一阵倒车的声音响起，车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了。
“这不可能！”坐在驾驶室的男人喊道，他的黑眼圈很重，牙齿看起来有些老化，“我从这儿路过，看看遇到谁了！您——的确是您，我在路边竟然遇到您了。如果我告诉我老爸，他肯定会惊呆的！”
他很热情，笑得很开心。我没再去搬那件黑行李箱，我在脑海中寻找他的模样——鼻子、嘴巴、额头——我努力思索他到底是谁，但我没能想起来。他的脸看起来很善变，现在由于情绪激动，更难以辨认了。他没法平静下来，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来，说他父亲一直很尊重我，老是会提到我，因为在他父亲年轻时，我曾帮助他走出困境。现在事情终于理顺了，他们的生活走上正轨，而且会越来越好。他不停地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尽管我并不能确定我是帮助过他还是他父亲，或者两个人都帮过。但我很快确信，我曾经教过他，也许是我在那不勒斯当高中老师时，那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我在罗马大学任教时，那段时间稍微长一些。我经常碰到一些陌生人，他们已经是中老年人了，他们都为见到我感到高兴。通常来说，那些特征突出的人我能认出来，但很多时候，我只能假装认出我“以前的学生”。是的，我得出结论：他肯定曾经是我的学生，我没能认出来他，而我不想让他难过。我露出亲切的表情，问他：
“你爸爸还好吗？”
“他很好，他心脏有些毛病，但问题不大。”
“代我向他问好。”
“那当然。”
“那你呢，你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棒极了。您还记得吗？我之前说想去德国，我还真去了，而且现在总算发了点儿小财。留在意大利能有什么机会？没有！但在德国我建了一家小工厂，专做皮货，我做钱包、夹克等高级货，都卖得很好。”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那你结婚了吗？”
“目前还没有，要等到秋天呢。”
“恭喜你！再次向你父亲问好。”
“谢谢您，您无法想象，他知道了会有多高兴！”
我一直在等着他离开，但他始终没有走。我们又沉默着站了几秒钟，笑容挂在脸上，有些僵硬。最后他使劲摇了摇头，说：
“不能就这样走了，谁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碰到您。我想给您留下一份礼物，给您还有您妻子。”
“下次再说吧，我们现在得走了。”
“我很快就好，等一下！”
男人从车里出来，很敏捷、很决绝地打开了后备厢。“这个给您！”他向婉妲喊道，递给她一个漆皮小包，婉妲接过来，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好像生怕小包把她弄脏了似的。这位陌生男子又为我挑了一件黑皮夹克，他一边把夹克放在我身上比画，一边低声说着：“很合身。”我躲开了，并对他说：“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但他好像没听见，又转过身到婉妲那里，他还想给她一件短上衣，衣服上带着亮闪闪的扣子。这件衣服刚好是您的码，男人很高兴地对她说。这时候我想阻止他：“你非常客气，谢谢你，不要送什么礼物了，我们要赶路，我们担心遇到堵车。”男人油滑的面孔突然变得僵硬，他说：“不客气，这也没什么，我也是尽我所能，但我只想恳请你们帮我一个小忙，能给我一些钱，让我加点油吗？我还得赶去德国呢。当然这不是强制的，如果您觉得我的要求太过分了，不想给也没什么，礼物你们可以留着。”
我被搅糊涂了：他父亲、感激之情、那座在德国的小工厂、一帆风顺的生意……现在又想问我要钱去加油？我机械地将手伸进钱包，想找到五欧元、十欧元，可是都没有，我发现我只有一百欧元的纸币。“不好意思。”我低声说。但我的太阳穴开始狂跳，正要开口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拿着你的东西，快滚吧！”就在那一瞬间，那个男人以一个准确、迅速又轻盈的动作，用拇指和食指从我钱包里夹走了一百欧元，做这一系列动作的同时，他用真诚、饱含谢意的眼神看着我。下一秒他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他又开始大喊：“谢谢您！我父亲会很开心！”
如果说那个送理疗仪的女孩的骗局只是让我有些难受，这次我简直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那辆车还没有完全消失在街道尽头，我妻子难以置信地问了一句：
“你给了他一百欧元？”
“我一分钱也没给他，是他抢走的。”
“这东西根本一文不值，你闻闻有多臭，根本就不是皮的，闻起来有股臭鱼味。”
“全扔了吧，扔到垃圾桶里去。”
“不，不，还是送到红十字会去吧。”
“好吧。”
“不，不，这样不好。我们可是在那不勒斯长大的，天呐！你就这样让人糊弄？”
三
我开了几小时的车，一直开到海边，一路上皮衣和手提包的味道熏得我直泛恶心。婉妲咽不下那口气，她不停地说：一百欧元就是二十万里拉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过她的怒火慢慢减弱了，她叹了一口气说：好吧，算了吧，我们不要再想这件事了。我马上点头表示同意，努力想说一些打圆场的话，但我没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句子，我感觉自己很脆弱，任何人碰我一下，我都会变得粉碎。我觉得，我不应该马上就把那个黑头发送货员和那个牙齿老化的皮货商联系在一起。我想，对于他俩来说，只要看我一眼，他们就可以判断：他们肯定能得手。他们很有道理啊，我是很容易就上当受骗了。很明显，我的警报系统已经太破旧了，已经无法启动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作为一个不容易受骗的男人的标识已经褪色：那是一个眼神，或者说一个嘴部的表情。简单来说，我变迟钝了，失去了警觉性。在我一生中，这种警觉和敏锐让我从贫穷的家庭中走出来，抚养孩子，让我适应复杂的环境，让我获得了一点儿财富。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地方改变了，是怎么改变的，但现在我确信我真的变了。
我们快到目的地时，我又一次证明我失去了控制能力。在我五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我一直在维护着平衡，一种很具体的平衡。因为假期，路上没有什么车子，也没有什么风险，我有些厌烦地开着车子，我努力回想着过去我是不是被人骗过，但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相反，我想起很久以前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事。我打破了漫长的沉默，不禁脱口而出，把我想起来的事向婉妲讲了，这时候她半躺着，额头抵着车窗。我跟她讲，有一次——肯定是春天——她陪我去国家广播电台。我想不起确切的年份和去电台的原因了——可能也不是去广播电台，可能那时候我还不在电台工作，谁知道我们到底去了哪儿。很确定的是，到达目的地后，我给了出租车司机五万里拉，他坚持说我只给了他一万里拉。为这事儿，我和他发生了争执，婉妲清楚看到了我给的是五万里拉，她想支持我，这个男人甚至对婉妲也不客气。我尽量做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询问了司机的姓名和其他信息，我说他可以拿着那五万里拉，但我会马上去警察局告他。那个男人先是咬牙切齿地说了他的信息，然后嘟囔着说：今天就不该出门儿，谁让我出门啊，我还感冒了。最后他给我找了该找的钱。你记得吗？我很自豪地问她。
我妻子忽然振奋起来，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搞错了。”她冷冷地说。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没和你在出租车上。”
很快，一阵羞愧从我的胸膛中涌上来，我觉得额头发烫，我强忍着窘迫，故作镇定。
“你当然在。”
“别说了。”
“是你自己忘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别说了。”
“可能我是一个人。”我嘟囔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就像我刚才忽然提起这个话题一样。
剩下的那段路，我们一直生着闷气，没有说话。只有到了旅馆，我们分到一间面朝大海的房间，我们心情才好了一点。在我们看来，那天晚上的晚餐也很棒，回到房间后，我们还发现空调很舒适，床垫和枕头很适合婉妲糟糕的脊椎。我们吃了药就陷入了沉沉的睡眠。
渐渐地，我的心情好了起来。那七天天气都很好，海水很清澈，我们游了很长时间的泳，散了很久的步。乡村让人轻松，有些时刻，大海呈现出蓝绿色，在强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西天的晚霞一片血红。尽管我们在吃自助餐时，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旅店里的客人都会争先恐后地争抢食物，就像一场混乱无序的比赛，婉妲总是怪我盘子里装的东西太少。大厅里回响着大人和小孩的叫喊声，让人心烦，晚上十一点后，服务员叮嘱人们不要去沙滩，说这很危险。到了睡觉时间，有很多栅栏门都会关上，有的是路边的门，有的是靠海的门。好吧，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
“这微风吹着真舒服。”
“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海水了。”
“小心水母。”
“你看到水母啦？”
“没有，我好像没看到。”“那你为什么吓我？”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你是为了破坏我下海游泳的心情。”
“才不是呢。”
因为婉妲的坚持，我们成功地争取到了沙滩上第一排的遮阳伞。在阴凉处，我们躺在躺椅上，面对着咸咸的海水。我妻子读着一些科普读物，有时候对我讲亚原子世界和宇宙深处的事情。我读小说和诗歌，有时候我会念给她听，其实也是想进一步享受那种乐趣。晚饭后，我们经常在阳台上看流星划过，这让我们非常激动。我们赞美夜空，赞美空气的清新，过去了半个星期了，不仅这片沙滩和大海，连整个星球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奇迹。在接下来的那些天里，我感觉非常美好。我已经年满七十四岁了，我感觉到了生活的幸运，星系物质在宇宙这个火炉中沸腾，发生神奇的转变，我就像一块有活力、有思想的物质，没有太多疾病和灾难。唯一的烦恼就是蚊子晚上老是叮我，蚊子尤其针对我，不叮婉妲，以至于她坚称没有蚊子。生活多么美好啊！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我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惊讶于自己的乐观。
当我们该离开时——为了避开堵车，我们早上六点就出发了——天气恶化了。天空乌云密布，一路上都下着倾盆大雨，雨点又大又密。高速公路上开车要比去时危险多了，电闪雷鸣，非常可怕。就像去程一样，回去也一直都是我开车（婉妲开车技术很糟糕），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没法控制车子，尤其是在拐弯时，总感觉要撞到防护栏，或者开到卡车下面去。
“用得着开那么快吗？”
“我开得不快啊。”
“你先停车，我们等一下，等雨停了再走。”
“雨不会停的。”
“天哪，闪电了。”
“现在，你会听到打雷的。”
“你觉得罗马的雨也会下这么大吗？”
“我不知道。”
“拉贝斯怕打雷。”
“它会躲起来的。”
我妻子只有在打电话给桑德罗或安娜时，才会提起猫，就是想知道一切是不是都还好，现在一路上，她都在很担心地谈论着猫。拉贝斯代表家里的平静，尽管她一个劲儿责备我开得太快，但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去。我们发现罗马也在下暴雨时，就更加焦急了，道路两边脏水横流，在下水道盖前聚起了一潭黑水。下午两点钟，我把车停在我们住的那条街道上，尽管在下雨，但天气还是很闷热。我卸下行李，婉妲想为我撑伞，但那样一来我们都会淋湿，我让她先回去。僵持一会儿后，她同意了，我扛着箱子和包，湿漉漉地到了电梯间。妻子已经上去了，她在楼道里对我喊：
“不要管行李了，快上来。”
“怎么啦？”
“我打不开门。”
四
我没怎么在意婉妲的呼唤，我心想着，让她等一会吧，天又不会塌下来。我一边把行李放在电梯里，一边心平气和地回应着她愈发急切的催促：“来了，来了，我这就来。”我把行李大包小包堆在楼梯平台上，我才发现她真的吓坏了。她用钥匙打开了门，但有些不对劲儿。“你看。”她指着虚掩着的门对我说。我推了推门，门卡住了，根本推不开。我使劲儿把头塞进门缝朝里看，脖子扭得生疼。
“怎么回事儿？”婉妲忧心忡忡地问。她拽着我的衬衫，好像生怕我跌进去似的。
“乱七八糟的。”
“哪里乱？”
“屋子里面。”
“这到底是谁干的？”
“不知道。”
“我给桑德罗打电话。”
我提醒她，两个孩子都去度假了：那天早上，桑德罗肯定已经和科琳的孩子一起动身去了法国，安娜呢，不知道她在哪儿。“那我也要打给他。”妻子说，比起我，她更相信儿子。她在包里找手机，却突然放弃了。她想起了拉贝斯，就用不容置疑的声音开始大声呼唤它。我们等待着猫出现，但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猫叫声。我们只好一起使劲推门，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门缝终于变宽了，我挤进了家门。
平日玄关那里干净整洁，现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客厅里仿佛有巨浪席卷而过，桌子被扔在了沙发上。安娜的旧书桌也躺在地上，抽屉脱落了，当然也可能是有人把它们拉出来了，都扔在地板上，有一个抽屉是朝上放着，其余抽屉都被打翻了，地上散落着旧本子、铅笔、钢笔、圆规、尺子和小玩偶，这些都是女儿小时候和青春期用过的。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马上听到脚底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因为踩到了地上的碎片。妻子喊我：“阿尔多，阿尔多，怎么样，还好吧？”我检查了一下大门，是散落在地上的碎片堵住了门，我清理了一下地上，门打开了。妻子进来了，脚步很迟疑，似乎害怕被绊倒。她脸色变得惨白，经过日晒的古铜色皮肤变成了青灰色。我觉得她快要晕倒了，就抓住了她的胳膊，可她一下挣脱了。她一言不发，径直朝起居室走去，朝孩子以前住过的房间走去，朝厨房、卫生间和卧室走去。
我停在那里。一般来说，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我都会变得迟缓，避免做出错误的举动。而她呢，慌乱只是暂时的，过一会儿她就会埋头对付那些可怕的事情，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一直是这样，这次也是如此。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在房间里响起，我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脆弱，我担心自己会裂开。我环顾四周，把头探进书房里看了一眼，同时很小心，没踩到地上那些画。一周以前，那些画还装点着墙壁，可现在它们躺在地板上，在碎玻璃和破裂的相框中间，在倒塌的书架、散线的书籍和碟片的碎片之间。婉妲出现在我身后时，我还在那里捡一张卡普里的旧风景画。“你在干吗？”她惊慌地对我说，“别傻站在那里，过来看看，真的太糟糕了。”与此同时，她给我描述了家里被破坏的场景：衣柜被掏空了，衣架和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我们的床也被掀了起来，家里所有镜子都被打碎了，还有百叶窗都被拉开了，窗户和阳台都敞开着，谁知道进来了多少虫子啊！蜥蜴、壁虎，可能还有老鼠。婉妲哭了起来。
我重新把她拉到玄关那里。我把书桌移到角落里，把沙发上的桌子放到了地板上，我把沙发放好，让妻子坐在上面。“你在这儿坐一会吧。”我说，语气里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烦躁。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越来越不知所措。家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要想把这套公寓整理得能住人，还需要些日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和很多金钱。碟机摔在地板上，旁边还有很多发亮的碟片，之前用文件夹收纳好的东西都散落在地上，还有贝壳，很多很多贝壳都被踩成了碎片。安娜从小收藏贝壳，那些贝壳以前都放在一个纸盒子里。起居室、我的书房、两个孩子的房间，不管在哪儿，我发现我们喜爱的旧家具基本都遭到了破坏。卫生间呢？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药品、药棉、卫生纸、挤出来的牙膏、镜子碎片和沐浴液。我感到痛苦的重压，不是我自己的痛苦，而是婉妲传递给我的，是她一直在照料这个家，就像房子是有生命的一样，她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净整洁、井井有条。这些年她总是强迫我和孩子遵守规定，不管怎样，每样物件都要用完归位。我回到玄关那里找她，她坐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
“会是谁干的啊？”
“婉妲，肯定是小偷。”
“偷东西吗？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就是呀。”
“那为什么啊？”
“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就毁了我们的家。”
“他们从哪里进来的？门都锁好了啊。”
“从阳台，从窗户那里。”
“厨房抽屉里有五十欧，他们拿走了吗？”
“我不知道。”
“我妈妈的珍珠项链呢？”
“不知道。”
“拉贝斯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