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
我承认，我最初结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时候，绝对没有看出他身上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而现在，几乎没人会去否认他的伟大。我所说的伟大，并不是幸运的政治家或者成功的军人的伟大；那样的伟大与其说是因为其个人特质，不如说是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一旦时过境迁便黯然失色。人们经常看到，下了台的首相也不过就是一个浮夸的演说家，而光杆司令也只是一位平淡温顺的市井英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才是真正的伟大。也许你不喜欢他的艺术作品，但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对他这个人产生兴趣。他让人烦，却又吸引人。他早已不再是人们嘲笑的对象，而如果为他辩护或者对他加以赞扬，也不再标志着古怪与反常了。他的缺点被视为其优点的必要补充而为人们所接受。人们依然可能会探讨他的艺术地位，而他的仰慕者的吹捧和诋毁者的非难，相比之下几乎也显得同样的反复无常；但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即他很有天赋。在我看来，艺术中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艺术家的个性；而如果其个性独特，那么就算他有缺点无数，我也愿意原谅。我认为委拉斯凯兹[24]是一位比埃尔·格列柯[25]更优秀的画家，但看多了他的画，让我们对他不再钦佩。相比之下，这位肉欲而具悲剧性的克里特岛画家，将自己灵魂的秘密如同永恒的祭品一般呈现出来。一位艺术家，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音乐家，用其崇高或者美丽的作品装饰，满足了审美感；而这也类似于人的性本能，也有狂野的一面：他亦同样向人们展现了自己更伟大的天赋。探究艺术家的秘密，让人感到有几分侦探小说的魅力。如同宇宙一样，其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斯特里克兰最微不足道的作品都展现了他怪异、饱受折磨且复杂的性格；而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即使不喜欢他的绘画作品的人们也无法不对它们产生兴趣；也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对他的人生和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和兴趣。
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后，莫利斯·胥瑞在《法国信使》[26]上发表了那篇文章，才避免了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被世人所遗忘，并同时为随后那些或多或少随大流的作家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与胥瑞相比，法国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有着更为无可置疑的权威，他的说法也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些说法似乎有些过头；不过，后来的一些评论确认了他的判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名声现在也在他所定下的基础上牢固地确立起来。斯特里克兰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我并不打算谈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除非它们涉及他的性格。有些画家傲慢地声称，外行永远无法理解绘画，他们对于画家作品最好的欣赏方式，就是保持沉默和开支票付钱；对此我不能苟同。在艺术中只有艺术家才能完美地理解作品，这是一个荒诞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达，而情感所采用的语言人人都能理解。但是我也认可这样的看法，即如果批评家缺少对于技巧的实际知识，那他们对作品真正的价值何在很少能说出什么名堂，而我对于绘画基本上一无所知。所幸我无须冒这样的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一位令人钦佩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有才能的作家，在一本小书[27]里详尽地探讨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这本书的迷人风格堪称典范，只可惜这样的风格在英国多半不如在法国那么盛行。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莫利斯·胥瑞简单介绍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蓄意要吊起读者爱刨根问底的胃口。凭借自己对艺术的无私热情，胥瑞真的想呼吁聪明人来关注这一位独树一帜的天才；然而，他是一位如此优秀的记者，不可能不知道“人们的兴趣”能够使他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那些在过去就接触过斯特里克兰的人——那些在伦敦认识他的作家、那些在蒙马特的咖啡馆里见过他的画家——惊讶地发现，他们与这样一位原本看上去普普通通、不成功的艺术家、实际上却是真正的天才擦肩而过。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也接连发表一系列文章，这个人的回忆，或那个人的好评；这一切使得斯特里克兰声名远扬，公众的好奇心却未能得到满足。这一主题大受欢迎，勤奋的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在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专题论文[28]中得以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威文章。
制造神话的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如果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的生活里发生了任何令人惊讶或者不可思议的事件，人们就会起劲地抓住不放，同时虚构出一种传说，并对此狂热相信。这是浪漫对平淡生活的抗议。这一传奇的各种事件成为主人公通往不朽的最可靠的通行证。沃尔特·雷利爵士[29]之所以被人们所铭记，更多的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斗篷铺在地上，让童贞女王[30]从上面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将英国这个国名传播到未被发现的国家；对此，哲学家报以讽刺的微笑。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前默默无闻。他树敌很多，朋友却寥寥无几。那些描写他生平故事的人们，只能凭借生动的想象力来弥补他们记忆的不足，这一点也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对他所知无几，却也已有着足够的素材让作家们有机会写出浪漫的故事了；他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怪异和可怕的事情，他的性格里有着骇人的一面，而他的命运也充满了悲剧色彩。每每到了适当的时候，这样的偶然性就会产生一种传说。对此，明智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轻易表示质疑的。
但是，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恰恰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写这部传记[31]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消除某些”对他父亲后半生的“已广为流传的错误看法”，这些看法“对活着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显然，那些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斯特里克兰的生平故事，很多都使一个可敬的家族难堪。阅读这部作品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对此我感到庆幸，因为它并不生动，甚至有些无聊。斯特里克兰先生描写了一位杰出的丈夫和父亲，他性格温和，作风勤勉，道德高尚。从我相信被称作《圣经》诠释的研究中，现代神职人员获得了令人震惊的辩解能力，但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如此巧妙地“阐释”了他父亲一生中所有的真相，记住这些事实也许会使一位孝顺的儿子觉得不便，而此巧妙无疑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他在教会中获得最高的尊严。我已然看见他那强健的小腿包裹在主教的长靴之中了。做这么一件事是冒险的，不过或许也是勇敢的，因为斯特里克兰鹊起的声望之中，也许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传说；也因为很多人之所以为他的艺术作品所吸引，是由于他们厌恶他的性格，或者同情他的死亡；而儿子善意的努力却使父亲的崇拜者们感到无比寒心。斯特里克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撒马利亚的女人》[32]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出。此时正是斯特里克兰先生的传记出版随即引起公众议论之后不久，这次拍卖的价格也相比九个月之前低了两百三十五英镑；这一切并非偶然。上一次是被一名著名的收藏家买走，不过，他的突然去世令这幅画再次被拍卖。如果不是因为具有令人惊叹的创造神话本领的人们对这个令其猎奇之心大失所望的故事毫不耐烦地不加理会，也许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能力和原创性远远不足以扭转局势。不久之后，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发表的文章最终打消了所有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属于这样一派史学家，他们认为人性不仅邪恶，而且比我们认为的还要糟糕；相比那些蓄意将伟人的浪漫传奇写成家庭美德典范的作家，出自他们之手的作品当然更有把握给读者带来欢乐。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认为安东尼和克利欧佩特拉之间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话，我会觉得十分遗憾；要想说服我相信提比略是一位和国王乔治五世一样无可指摘的君主，需要更多大量的证据（谢天谢地，现有的证据远远不够）。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那部天真无知的传记时所用的措辞，使人无法不对这位不幸的牧师抱以同情。他为了体面而避之不谈的部分被归为虚伪，他拐弯抹角的措词被直接称作谎言，他对于某些内容保持沉默被骂成背叛。作为传记作者，他应该为书中的一些小错误负责，但作为传主的儿子，他也并非不可原谅；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种都被指责假正经、欺诈、自命不凡、不诚实、狡猾，还有厨艺差。我个人认为，斯特里克兰先生驳斥了人们所相信的发生在他父母之间的某种“不愉快”，这一做法有些轻率；他表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在一封由巴黎寄出的信件里，形容其妻子为“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然而，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却原封不动地复制了这封信，看起来信中实际上是这样写的：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我希望她下地狱。教会在势力强大的时候，不是这样处理不受欢迎的证据的。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一位狂热的崇拜者，如果他要为斯特里克兰粉饰，是没有任何危险的。他准确地看到了掩盖在看似天真的行为之下的卑劣动机。他是一名艺术研究者，也是一名精神病理学家，人的潜意识对他来说毫无秘密可言。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者能在寻常的事物之中比他看到更深刻的含义。神秘主义者看到不应说出的事物，而精神病理学家则看到无法说出的事物。看到这位博学的作者无比热切地查出每一件可能令主人公名誉扫地的事情，真让人感到异常着迷。每当他举出例子，从而证明主人公残忍或卑劣，他就会对他产生同情；每当他能用某个被遗忘的故事令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的一片孝心狼狈不堪，他就像对异教徒进行信仰审判的审判官一样狂喜不已。他的勤勉令人惊异。就连最微小的事情他也不会放过，你可以确信，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留下一张未付款的洗衣费账单，那账单会完整地展示给你看，就算他忘了还借人家的哪怕半克朗的小钱，这笔交易的任何细节也不会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