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爱认个死理，总喜欢从根上去探究一下原因，因而显得缺乏园滑，缺几分变通，有时候显得不那么灵活，不像南方人那么机灵，这是北方人乃至北京人性格的又一特征。“人说什么你都信”“给个棒槌你就当了针（真）了”，这两句他们爱说的话，就印证了他们的这种性格特征。这两句话又是他们上了当以后旁人的总结。但给他们做总结的是他们的同类人，做出这种总结的同类人也往往是这种处境。于是，这两句话便成了他们整体行为的反映。
爱较真，给了棒槌也当了针，实际反映出他们的诚实。诚实是一种品质，表现为真诚，实在，又表现为“死心眼儿”。它实质上是对生活中真理的一种探求，这种探求，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说是属于伦理型的。非常注重现实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缺乏形而上的思辨特点。把这种文化称之为入世哲学，也未尝不可。因此，社会结构是否和谐，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身心修养程度如何等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只有个人通过身心修养达到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必须经受儒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教育，才能达到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境界，成为尧舜一样的圣贤。在这种文化氛围的薰陶下，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即遇事好探究，好与心中的道德标准做比较，而往往忽略了外界的不断变化，道德标准的不断变化。这一特征，可能由于中国北方一直是全国政治文化重心的缘故，在北方人哪儿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是在北京人那儿。这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大潮已在中国南方汹涌澎湃，而北方、北京还不与其所动，表现为还抱着旧有观念不放，行动上总慢人家一拍的原因之一。
不是么，当广东人已发得红红火火了，已把“666”“888”这样的数字炒得身价逾万了，北京人还在苦思冥想，“姓资还是姓社”。
同样在一个国家，同样受一个中央政府领导，两地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答案是：遵从的游戏规则不一样。或者说，对规则的看法不一样。
在广东人那里，对规则抱这样的态度：凡是规则没说这样不可以，他就可以干；
在北京人这儿，他会这样想：规则是没说这样不行，可也没说这样行啊。
两地对规则的理解既然有如此的差异。两地行为上的差异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近年对北京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慢，产生了许多非议。有的说是因为懒，有的说是因为笨，有的说是端着“北京大爷”的架子放不下。这些说法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读者都能举出许多实例，但有一条，没听人说。那就是北京人死心眼。他们在“等”，等政策。
改革开放一开始，许多北京人其实就动起来了。但是，办事难。
北京某城区教师宋君，早就不想混日子了。他串联了几个老同学、凑了几万块钱，想办个投资咨询信息公司。可到了工商局办执照，人家理都不理。他也这才明白没50万元以上想开公司，简真是做白日梦。工商局的人还抢白他们：“你当是在香港、美国哪，几个人花点小钱就能凑出个野鸡公司？”
等他们回来一查文件，上边明明白白写着，信息咨询性质的，注册资金五万便行。于是，他们又去了工商局，这次是拿着文件去的。
可是不成，求也好发急也罢，人家就是不批。耗了半年，花了两千块钱求人，找门子，最后的结果是散伙。宋君无奈只好自嘲：“就算是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交点学费吧”。
像宋君这样的例子当时有很多。为什么挺好的事会是这样？工商局的人死心眼。尽管文件上明明规定好了，但他们不敢给批。因为文件上没规定：咨询公司超越经营范围，不是审批机关的责任。你看看北京人就是这么较真。
这种较真可说是有传统的了。
想当年，外国的洋枪大炮已轰开了中国的铁门，许多有识之士早就在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朝廷里的那帮大臣，却抱着“祖宗成法不可变”的老规矩不放，在那里为“体”“用”问题辨个不休，不弄清这个理儿，宁可置国土于不顾。最终出了个聪明人张之洞，变通了一下，弄出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才算交待过去。才算有了堂皇的理由掀起了洋务运动。
到了谭嗣同那里，因为不知变通，一切来硬的，结果丢了脑袋也没有达到目的。
三十多岁的王君在北京海淀开了一家挂靠公司。他自己经营，挂靠某国营单位的牌子，每年上缴管理费，有大生意还得照协议给人家分成。人家是旱涝保收。但这挂靠对王君也有好处。王君说：“这就是变通。一旦真有点风吹草动，好赖咱头上有块国营的牌子，咱是国家单位下属的实体。要是私营的你试试，不把你送大狱去不算完”。
可是，光这样变通还不行。外地的那些公司经理都变着法想心思，让自己公司不断壮大、发展，可王君的经验却是不要发展。
“我的南边朋友都做大了，因为政府奖励。可跟这我敢吗？说不定哪天就有人来找你去谈谈了。几年下来，见得多了，我的经验就是不要发展。不要让人眼红。别忘了，这是北京。多的是人要跟你较真。”
的确，北京并非没有能人。好多大生意都是北京人做的。可再能也架不住有那么多人较真。光一个姓资还是姓社就让你受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没个说法，别人自然要给你使绊子。这些使绊子的人中，固然不乏心理不平衡者，“我不快活，也不让你舒服”，但许多的恐怕是出于一种较真心理：“你这到底要往哪条路上走？”有这么一则笑话取笑北京人的好较真：一对同样不具有幽默感的青年男女去婚姻介绍所，介绍人为融洽气氛，便给他们讲了个幽默故事。故事情节大概是说从前有个国王招驸马，安排了一次惊险的考验。国王在一条挤满了鳄鱼的小河边宣布，谁能游过小河谁就是胜利者。话音未落，便听到“扑腾”一声，只见一位年青人跳入河中，拼命游向对岸。当人们向他祝贺并问他跳河时首先想到什么时，这位胜利者气愤地回答说：“我只想知道是谁把我推下去的。”这对年轻人听完以后不但没有放声大笑，反而态度认真地问道：“是谁将他推下去的？”他们立刻在一旁冥思苦想起来。
关于姓资姓社的问题有了说法，得到解决以后，北京人本应该不再较真了；“经济南伐，政治北伐”的局面便该就此结束，大家都为经济发展做好自己的事情了，但是，好较真的北京人有许多又以另外的方式较真了。
较真的方式之一——爱谁谁。长期以来，作为全国的中心，关连着人生最高最辉煌的境界，北京一直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因此使得北京人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和参与意识。从近现代史来看，许多运动与变革都肇端于此。正因为这儿具有良好的基础。然而，历史的曲折迂回也使北京人的政治热情波澜起伏。百日维新，六君子的一涨碧血，只换来北京人的旁观，“五四”运动的浪潮涌向全国，而它的发源地却显得相对平静。究其原因，爱认死理爱较真的北京人并不知这都为了些什么。
北京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还在于全国以后。但是，这种政治热情又有看盲目的成份。北京人就像一个老实的孩子，把他安置在画好的圈子里，让他不动他就真的不动。一旦这个圈子变化了，或具有了变化的因素，北京人的明显反应便是不适应。便反应出对政治生活的厌倦与冷淡。改革开放之初，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的时候，北京人就表现的，与其该是“懒”，“笨”是端“大爷架子”不如说是一种迟钝，一种政治上的冷漠感——爱谁谁。
这种政治冷漠感弥漫于许多北京人的内心深处。所以当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建设，首先从北京发出“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才会有宋、君、王君这样的遭遇。同时又给北京人带来一些不好的声誉，北京人的爱较真也在国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幸而，这段时间延续不长。
现今的北京人，爱较真的性格特色表现到了其他方面。
现在的北京人过节，越来越多地忽略了节日的本始意义而注重形式，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缺乏让人真正感动的东西。春节时的拜年本来是很有情调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相互道声：“新年好”，为生活增添了多少温馨！现在的拜年则纯粹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形式，如此而已。
与传统节日的衰退成鲜明比照的是洋节日的兴起，近几年来，北京不断开“洋荤”，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让人应接不暇。尤其是圣诞节，逐渐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占了一定的位置，且行情看涨，几乎有取“春节”而代之之势。每年的圣诞前夕，各种圣诞贺卡充斥街头巷尾。互赠圣诞贺卡，祝“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成为北京人的一大时尚，是“现代”的表征。更有在京各大高校的学生们推波助澜，所以，接近12月25日时，北京已笼罩上厚厚的一层“圣诞”气氛了。
圣诞节来临时，北京的各大宾馆、饭店都要举办盛大的圣诞庆典活动。1992年圣诞节时，友谊宾馆在其门口设计的小马厩（耶稣出生地）背着大口袋的圣诞老人、高大的圣诞树吸引了许多人，成为当时的小小景观。
普通市民在这一天也大多要庆祝一下，并按西方礼俗，在圣诞节的前夜给孩子送上糖果或其它礼物。当然，长筒袜就没有必要设置了。
圣诞老头若心灵有知，定会倍感欣慰。因为好较真的北京人已逐渐把兴趣转移到他的头上了。
因为禁鞭，因为居住方式的改变，因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息日的增加等等因素，不光北京，全国的城市居民恐怕对传统节目的兴趣都不再是那么浓烈。不过北京人毕竟是北京人，他们对习惯了的事情那份执着总得找一个具体的倾注对象，圣诞节这个西方的节日又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尽管圣诞老人跟中国传统文化习惯本不相干，但北京人的节日情结总算找到了一个倾注点，所以，圣诞老人便受到许多北京人的青睐。当然，喜欢过什么节日本是各人自己的事情，这一点根本无可非议。这里要说的是，正是北京人的那种较真的劲头，让圣诞节确确实实弄得像那么一回事了。
较真，实际上是一种认真。一种对道理，对事物探求的认真。认真其实什么时候都不是坏事。尽管有时候因为过于执着，过于认真会暂时有些负面效应。不过，在真正较真于对事理的探求的人那里，这种负面效应毕竟是暂时的。不信请看，北京人在彷徨过之后，不是迎头赶上来了吗。
北京人真的有时像个老实的孩子，把他安置在画好的圈子里，他老老实实不动的同时，如果看到另外圈子里的孩子出了圈，他会较真地喊道：“哎，不是让不动的吗，你怎么动了？”这是对规则平等的较真。这种较真也正是一种认真。前一段，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北京人又一次表现了自己的认真。
近些年来，北京市的道路修的不可谓不多，每年新增道路面积为100多万平方米，但城市交通的状况却每况愈下。公共电汽车的运营速度由1990年的16.7公里/小时下降到1996年的9.2公里/小时，正点率由1990年的70%下降为1996年的8.4%。公共电汽车因堵车日平均减少1000多车次，相当于少运送20多万人次，乘客在途时间每人增加22分钟。在车与路的竞赛中，路永远是落后的。统计表明，北京市每增加10米长的路，就同时增加近7辆机动车和60多辆自行车，机动车和自行车的增长速度分别比道路快14倍和6倍。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出路何在，此前早已争论多时。在专家学者那里，答案基本是明确的：中国不可能走以发展私人轿车为主的道路，必须和只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有关方面和媒体像发烧一样迷上了小轿车，其痴迷单恋的程度令人吃惊，这注定是一场“糊涂的爱”。轿车梦还在纸上，就先拿老百姓开练。去年北京市开始“更新车型”，大量淘汰主要面向工薪阶层的“面的”，引起众怒。在本次北京市人代会上，共有近200位代表提出11项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提案。此后，北京市政府终于作出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决策。首先在长安街和二、三环路试行开辟三条公交专用车道。同时，有关部门明确表态，停止继续淘汰“面的”，使北京市的“面的”保持在2.3万辆的水平上。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处理，很可以反思我们的社会发展观念。近些年来，一些人社会管理的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为大款服务”，甚至不惜损害社会的、公众的利益，表现在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城市绿地、城市交通等许多方面。在这种价值导向和发展氛围中，一方面，大多数人的利益被堂而皇之地忽视甚至侵犯；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公众的消费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在制造虚假繁荣的同时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在这背后，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以为公平和效率这一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始终处于不可兼顾的对立状态，在目前的阶段为发展经济只能舍弃公平。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以城市交通为例，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在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使大多数人受益的同时，也使有车族得以畅行。基础教育是另外一例。国内外的研究都已证明，在发展中国家优先普及基础教育，不但体现了教育平等的社会理想，而且具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事实上，在诸如交通、住房、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领域，公平和效率是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民主，本质上是面向大多数人的；而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者、公共事业的举办者，更必须贯彻面向大多数人的原则，将社会公平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在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的转型期，重视和保持这种社会公正，对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重要意义为北京人率先意识到了。这得益于北京人的较真、认真精神。
北京人并不比别人笨。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人表现出的“笨”、迟钝，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疑惑，一种习惯了旧规则后，面对新规则的突然降临表现出的不知所措。这确是一种较真，一种对习惯的圈圈、规则的执着和认真。当广东人，沿海其他省份的人先出圈时，他出于疑惑大喊你怎么出圈了，一旦当他明白自己也可以出圈，虽在出圈上已比别人落后，但出圈后的表现却不会比别人差。
这就是喜欢较真的北京人。他们现在管死心照的人叫“棒槌”，意为给个棒槌就当了针（真），这是不是对较真的负面效应的自嘲呢？
自嘲归自嘲，该较真的时候还是要较真。这突出的表现便是北京人特有的不服输的劲头。
那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北京国安与辽宁抚顺那场大战堪称惨烈，许多人不理解北京队何以如此拼命。本来实力占下风，如输球绝非意外。乖巧一点的随也许会送个顺水入情，同时还乘机向老冤家山东施了冷箭。但北京队偏不这么干。他们永远要争第一，永远不服输。他们得捍卫北京人的尊严。这样的较真劲头，不能不让人佩服。
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并成熟于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北京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在北京，我们常常感受到传统的厚重，一种无形的力量。还有北京人身上保留着的可爱的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色彩主要表现在自觉地扮演着中华文化传统的传人角色，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严肃而认真地关注民族前途以及文明走向，努力使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薪火相传。
这种色彩使北京人人格中具备了令人钦佩的精神力量，那就是信念。几年前曾经有人预言：北京人在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培养出的自尊正面临危机，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利益驱动为原则的，面对着广州、深圳、上海市民越来越饱满的腰包，北京人的自尊将被击得粉碎。但是，今天的事实令这个预言不攻自破，北京人相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
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这就是北京人的较真。谁能说这种较真是没有必要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