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抒情的艺术家。他所有的中篇和长篇小说，都是一道倾泄他的亲身感受的火热的河流。这是他的灵魂奥秘的连续的自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小市民作家。
卢那察尔斯基：《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新婚夫妇的蜜月生活是不能令人羡慕的。这一点对于年轻的安娜？斯尼特金娜来说，无疑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新婚第一周，走访、赴宴、晚会，充满了喜庆而又忙乱的场面。谢肉节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亲戚家吃过午饭后来到姐姐家。晚上，自然又是祝贺、喧闹，还有那无穷无尽的香槟。客人散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兴致勃勃地坐在沙发上向安娜的姐姐和姐夫讲述着一件趣闻。他突然打住了，脸色煞白，从沙发上欠起身，可怕地大喊了一声，就倒了下去。安娜第一次见到丈夫的癫痫病发作，她紧紧抱住丈夫痉挛的身子，吓呆了。一个小时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次更加厉害的发作，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小时。第二天，他虽然恢复了常态，但与以往每次大的发作后的情景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有整整一个星期心情抑郁和沮丧。
与此同时，如安娜所说：“在这可悲的一周内，开始出现不愉快的情况和口角，这对我们婚后最初几个星期的生活产生了如此恶劣的影响，以致我想起我们的‘蜜月’时总是感到伤心和苦恼。”除了担心丈夫的健康外，安娜感到苦恼的还来自那些获悉作家结婚的消息后上门讨债的债主们的吵闹，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亲属对她的无礼和贪得无厌的索取，更可怕的是新婚夫妻之间似乎失去了婚前那种令人迷醉的亲密关系。为了改变这种令人窒息的局面，夫妻俩打算出国一段时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设法从卡特科夫那里预支了1000卢布。然而，即使不把出国所需的费用计算在内，仅眼前他的亲属索要的和他急需支付的钱就达1400卢布。这明摆着他们至少暂时是出国无望了。然而安娜决心已下，无论如何得尽快离开这里。她在母亲的支持下，毅然把自己刚刚置办的全部嫁妆，包括家具、钢琴、皮货、彩票和金银首饰，统统送进了当铺。出国需用的款子凑齐了。
1867年4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离开了俄国。如果说安娜主要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而下决心出国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更多的无奈。他在从国外写给友人迈科夫的信中说：“我出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要挽救的不仅仅是健康，甚至是生命。癫痫病每周发作，清楚地感觉并意识到这种神经性的和大脑的疾患是非常痛苦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处境：债主们再也不愿意等待了，我离开俄国的时候，拉特金和佩恰特金已递交了追偿申请，我差一点被逮住。”与安娜离开国境时的喜悦心情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带有悲剧性的预感：“我走的时候心都凉了。我不相信外国，就是说，我相信国外的精神影响将是非常恶劣的。我孤零零一个人，没有钱，带着一个年轻妇女，她怀着天真的欢乐心情向往着和我一起过流浪生活，但我也看到，在这种天真的欢乐心情里面有着许多缺乏经验和一时冲动的成分，这使我不安并感到非常痛苦……现在无论在哪里生活，全都一样……到处是异国他乡，到处是一只离群的孤雁。”
这次出国原计划为期3个月，而实际上他们却不得不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多的漂泊岁月。在这几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到过欧洲不少地方。大致的路线是这样的：1867年4月17日，到达柏林；4月19日，到达德累斯登；6月22日，前往巴登，中途在法兰克福停留；8月13日，经巴塞尔到达日内瓦，在那里住了9个多月；1868年5月末，离开日内瓦去沃韦；夏天，在维也纳；9月初，前往米兰；11月，前往佛罗伦萨；1869年7月20日，动身去布拉格，中途在威尼斯、波伦亚、的里亚斯特和维也纳等地停留；8月初，回到德累斯登，并在那里住了较长时间；1871年7月5日，离开德累斯登，途经柏林回国。
刚到国外的那一阵子，安娜感到特别轻松，生活的节奏似乎一下子放慢了。没有人整天吵吵嚷嚷地围着他们转，神经也不必老是绷得紧紧的，夫妻俩亲亲热热地厮守在一起，去公园散步，去游览市容，去参观绘画展，去听音乐会……虽然身边没有多少钱，虽然也思念国内的亲人，但她感到满足，并将它比作婚前那段“充满欢欣、坦诚和纯朴的时光”。
离开了阴冷的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摊开了稿纸准备工作。那篇回忆别林斯基的文章得抓紧完成，文章的稿费早就预支了。可是，不知怎的，他的心里老是翻腾着一个念头，这念头搅得他坐立不安：如今他特别想在轮盘赌上再试试运气！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按捺不住，向安娜提出了去汉堡赌场一试的想法。虽然安娜早在替陀思妥耶夫斯基速记《赌徒》时已经意识到，作者本人也像主人公一样迷恋轮盘赌，可是她完全没有料到这种迷恋程度是何等的令人吃惊和害怕。因此，一开始她只是出于不想让丈夫失望而很随意地答应了他的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就一个人去了汉堡。
也许，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没料到，他的悲剧性的预感竟然首先在赌场那不祥的轮盘面前变成了现实。他在汉堡待了八天，那一封封写给单独留在陌生的城市里的妻子的信中，充满了狂热的和令人压抑的调子：“这儿有赌场，我便离不开它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兴奋……我要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保持冷静”；“这一切使我感到讨厌和可怕，我自己都想逃走……我受到命运的捉弄和打击”；“我们剩下的钱很少了，不过你别抱怨，不要难过，也别怪我”；“我给你发了一封要求寄钱的信后就上了赌场……结果全部都输光了，一个子儿也不剩……安尼娅，亲爱的……你要理解，我有债必须偿还，否则人家会骂我卑鄙……我需要赢钱。这是必需的！我去赌不是为了好玩。这是唯一的出路，但由于盘算失误，一切都完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垂头丧气地回到德累斯登，妻子没有责怪他，这使他既感动又内疚。不过，他不服输，他依然冲动地认为只要保持冷静，准能赢钱。在收到《俄国导报》寄来的一笔预支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服妻子同去巴登。他坚信有安娜在身边，他就会保持冷静，并一定会在赌场上获胜。
安娜后来这样写道：“回忆在巴登度过的那5个星期……我肯定，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生活，它把我的丈夫完全控制住，不让他从沉重的锁链下挣脱出来。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用他的赌法有可能在轮盘赌上赢钱的说法完全正确……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不是像我丈夫那样神经质的、对一切事物都迷醉到极端的人。不过，除了冷静和沉着外，玩轮盘赌还需要有一笔可观的资金，以便在赌博失利的情况下也能经受得住。可是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条件。相对而言，我们的钱很少，完全不可能在失利的情况下从什么地方弄到钱。这样，不到一星期，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把所有的现钱都输光了。”
“他开始焦急不安，考虑着从哪儿去弄些钱，好继续赌下去。临了，只得以抵押物品来借款。但是即使到了抵押东西的地步，我的丈夫有时候还是不能克制自己，往往把刚刚拿到的押款一古脑儿输光。有时候，他几乎把最后一个塔列尔也输掉，可是他也会突然间碰上运气，带回家几十个金币……但这些钱在我们手里的时间不长。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能自制。他还没有从赌博的激动状态中定下心来……直到最后把所有的钱输得精光。又得抵押东西了，但是我们贵重的物品不多，很快就告罄。这时候，我们债台高筑……我写信给母亲，苦恼地等待着她把钱寄来，可是钱一到手，当天或第二天就消失在赌台上了。而我们只还掉了急需偿还的债务（房钱、伙食费等）中的一小部分，过后又两手空空。我们冥思苦想，琢磨着采取什么办法弄到一笔钱来还债，最终离开这座地狱，根本不去想赢钱的事了……”
“我从未为丈夫输了钱而责备他……但是看到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受苦，我却从心底里感受到难受。他从赌场回来……脸色苍白，疲惫不堪，身子摇摇晃晃，在我那儿拿了钱走了，过半小时重又回来取钱，心绪更为恶劣，他如此往返，直到把我们手里的钱都输光为止。当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钱上赌场而又无法弄到钱的时候，他是那么苦恼，以至号啕痛哭，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跪在我面前，乞求我宽恕，因为他的行为使我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我得花很大的力气，费很多的唇舌劝慰他，使他定下心来，感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还得努力想出摆脱困境的办法，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别的方面……我们的美好生活变成了噩梦。”
安娜很快明白，对于丈夫来说，嗜赌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一种无法摆脱的诱惑，虽然他为此感到无比的痛苦。“最主要的是赌博本身。要知道，它是那么吸引人。不，我向您发誓，这里不单是因为贪财，虽然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钱……”嗜赌成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这样对她说。
这种可怕的迷恋直到国外生活的最后时期才真正结束，那已是1871年4月。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不佳，焦躁不安。安娜很着急，就有意劝丈夫去威斯巴登赌场“试试运气”。安娜根据以往的经验明白：丈夫“在感受强烈的印象，要求冒险、赌博的渴望得到满足以后，回来的时候就会平静下来，确信自己赢钱的希望已经落空，他便会以新的力量着手写小说，在两三个星期内把输掉的钱挣回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带走了120塔列尔（这笔钱对于当时经济窘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来说是颇为可观的），结果输掉了。他立即写信让安娜再寄30塔列尔来，可收到的钱又输掉了。赌博的狂热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异常的痛苦，一种前所未有的悔恨笼罩在他的心头。他从赌场发疯似地冲了出去，在陌生的街道上狂奔。他想去找牧师忏悔，可是迷了路。当天深夜，他从威斯巴登写信给妻子说：“这4年中，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抵押出去了，而且随我漂泊异乡，思念祖国！安尼娅，安尼娅，别忘记，我不是一个卑鄙的人，只是一个狂热的赌徒……现在这一幻想永远消失了……折磨我达十年之久的、可恶的幻想消失了。十年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我哥哥死后，我突然负债累累的时候起）总是幻想赢钱。我曾经认真地，狂热的幻想着。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这真正是最后一次！安尼娅，你相信吗，现在我的手脚自由了。原来我被赌博所束缚，今后我会考虑事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整夜幻想赌博。因此事业会进行得更好也更顺利，上帝会赐福的！安尼娅，保持对我的美好感情吧，别恨我，不要中断对我的爱。现在我已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真断然离开了那不祥的轮盘，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一次赌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德累斯登绘画博物馆似乎情有独钟，这里是他在国外期间常常光顾的地方。安娜清楚地记得，刚出国的那年春天，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德累斯登，才安顿好，丈夫就迫不及待地将她带到了博物馆。他大步流星地走到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那幅著名的《西斯廷圣母》前，充满激情地站住了。“至今没有一幅画对我产生过像这幅画那样的印象。在这神圣的脸上显现出何等的美，何等的纯洁和忧伤，在这对眼睛中又包含着多少温顺和苦难。费嘉在圣母的微笑中看到了悲伤，”安娜后来回忆说。特别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的还有意大利画家提香的《拿着钱币的基督》和法国画家克洛德？洛兰的《阿西斯和该拉忒亚》，他认为前者可以与拉斐尔的圣母像媲美，“基督的脸容表现出惊人的温和、崇高和痛苦”；后者是杰出的神话风景画，“那里描绘的永远是一个黄金时代”。在安娜的回忆录中有不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那些取自古老题材的著名绘画和雕塑所陶醉的记载。
也许是这些古老的题材激发了他的灵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67年夏天开始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部新作品的构思和创作之中。生活变化得这么快，许多事情让他感到惶惑不安。在认为当代社会已病入膏肓这点上，他与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并没有分歧，但是他不能同意他们对社会患病的原因的分析，更无法赞同他们提出并努力实行的治病主张。他早就想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一下当代的现实，并为这可怕的现实寻找一条出路。有些想法已经成熟：这部小说的名称想好了，就叫《白痴》，故事情节的发生时间与作家的创作时间同步，男主人公是梅什金公爵。
构思的过程很痛苦：“我每天平均要构思五六份（至少）提纲。我的脑袋像风车一样转动着。我真不懂，我怎么会没有发疯”；“我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对各种思想（有些思想非常有趣）进行综合，某些经验总是使我预感到一些思想的虚假，或者有些难度，或者缺乏生命力。最后我选定了一种思想便开始工作，写了很多，但在新历12月4日全给我扔掉了”。使作者不满的是，初稿中对主人公性格的定位有误。在当时的构想中，梅什金是个“骄傲的和利己的”的人。这种形象当然也值得写，他在前一阵子就写过一些“反英雄”的典型，不过如今他更想写出能体现他的救世思想的理想的正面形象，这样的形象将完全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塑造的那些精神崇高但热衷于社会斗争的“新人”。
自然，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给迈科夫写信说：“有一个思想早就在折磨着我，但我不敢以它来写小说，因为这个思想是很难应付的，而且我尚未充分把握住它，尽管它很动人，我也很爱它。这个思想就是描绘一个十分美好的人。依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您当然会完全同意这一点的。这个思想过去在某个艺术形象中闪现过，但仅仅是闪现而已，需要的则是完整的形象。只是我走投无路的处境才迫使我去表现这个尚未成熟的思想，我好像在玩轮盘赌，作了一次冒险：‘也许，下笔之后会自然展开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最能与之进行心灵交流的外甥女索尼娅的信中也谈道：“长篇小说的思想是我早就有了的，而且我很喜爱。只是它极难处理，以至我长时间不敢动手……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了，特别是现在。所有作家，不仅是俄国的，甚至是全欧洲的作家，如果谁想正面描写美，总是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美是一种理想，而理想（无论是我们的，还是文明的欧洲的）都还远未形成。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这个无可比拟、无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现当然也是永恒的奇迹……”他在创作笔记中称，梅什金“公爵就是基督”。
新的构思形成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力以赴，日夜挥笔不停。1868年1月初，《白痴》第一部的前五章完稿，随即寄往俄国。不久，《俄国导报》第一期上就刊出了小说的开头部分。在1868年这一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精力全放在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上。小说后又在该刊的第二、第四和第十二期上刊出。
毫无疑问，这部作品的出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生涯中的又一座高峰，尽管其中也表现出作家思想的尖锐矛盾。《白痴》展现的是当代的社会生活。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它对旧俄国的巨大冲击，金钱势力对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交锋，都被作家艺术地表现了出来。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更注意道德心理问题。他在揭示金钱势力的渗透导致的道德感情的沦丧、家庭纽带的断裂、健全个性的退化、美被亵渎和毁灭等诸多方面，确实是成功的、独特的和无与伦比的。不过，从小说中也可看出，他在试图通过笔下的正面形象梅什金来体现自己的理想和所谓“伟大的上帝美”的时候，显得勉强和力不从心。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已经通过索尼娅形象部分地体现了他的正面理想的话，那么《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则是他第一次塑造的能较全面地体现他的社会理想的形象。梅什金自幼父母双亡，因患癫痫病被送往瑞士治疗，从小在孤独的环境和偏僻的乡村中长大。他在与质朴的牧民及其孩子的交往中受到熏陶，具有孩童般淳朴的性格，颇有点像卢梭笔下的“自然人”。梅什金不谙世事，不善应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回国后在他出身的贵族社会中间显得格格不入，被人认为是“白痴”。梅什金没有欲念，尤其没有对金钱的欲念，他极富同情心，对别人的痛苦异常敏感，并愿意为之作出自我牺牲。在这个“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中，梅什金的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仿佛是基督降临人间，大声宣布：“美拯救世界！”
梅什金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的每一次接触都成了一场紧张的冲突，他在冲突中以本身的行为揭露了金钱世界的罪恶本质和它的道德标准的虚伪。然而，他身上的堂？吉诃德的色彩过浓，对生活的理解过于抽象，他总是想以基督教的精神感化罪恶的生活，在宗教的基础上挽救堕入深渊的人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梅什金所宣传的顺从、宽恕和不以暴力抗恶的理论显得极为苍白和无力，他不仅无法拯救别人，甚至连自身也被吞噬。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站在主人公一边，力图在他身上寄寓自身的理想，但是不愿违背生活真实的艺术家还是客观地（也许是不由自主地）写出了梅什金的无法避免的悲剧。
应该说，作家塑造的最成功的是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性格特征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的恋人苏斯洛娃的某些清晰的印记。小说的情节基础主要是由这一形象的悲剧命运构成的。
这是一个被沦为上流社会玩物的、受欺凌和受损害的女性形象。娜斯塔西娅出身于小贵族，父母早亡，地主托茨基收养了她。托茨基是个欧化的自由主义贵族，在娜斯塔西娅少年时代，托茨基发现她是个“美人胚子”，于是就开始培养她的“高雅趣味”。娜斯塔西娅16岁时，托茨基就占有了她，并在以后数年里一直把她作为寻欢作乐的对象。然而，这仅仅是娜斯塔西娅悲剧命运的开端，她很快又成了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的牺牲品。托茨基为了另谋新欢，出7万5千卢布将娜斯塔西娅推给叶潘钦将军的秘书甘尼亚，见钱如命的甘尼亚自然求之不得，而叶潘钦也竭力促成此事，他希望日后从屈从于他的甘尼亚处得到美貌的娜斯塔西娅，将她作为自己的情妇。这是一笔罪恶的交易。然而更有甚者，早就迷恋于娜斯塔西娅美貌的商人罗果静公开出高价与甘尼亚之流竞争，并以10万卢布的代价得到了娜斯塔西娅。这场交易的最终结局是娜斯塔西娅惨死在罗果静（包括所有参与这场交易的人们）之手。作者通过娜斯塔西娅不幸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俄国金钱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深刻表现了美被金钱世界毁灭的悲剧。
娜斯塔西娅又是一个禀赋良好，性格刚烈，极端仇视邪恶势力的不妥协者的形象。娜斯塔西娅对托茨基充满了仇恨，当她得知玩弄了她的托茨基想另谋新欢时，就毅然赶到彼得堡，不让托茨基明媒正娶地结婚。娜斯塔西娅对金钱的奴才甘尼亚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她断然拒绝甘尼亚的求婚，并将10万卢布的卖身钱投入火炉。此时，甘尼亚（娜斯塔西娅只允许他一个人光着手去取）面色苍白，昏倒在地。在生日晚会一幕中，娜斯塔西娅不仅在精神上压倒了在场的那些卑劣之徒，而且充分表现出了她对金钱世界及其奴才们的憎恨、蔑视和不妥协精神。
小说同时还深刻地写出了娜斯塔西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小说刚开始，作者就通过一张照片传神地写出了娜斯塔西娅复杂的内心世界：深邃的眼睛、沉思的前额、苍白消瘦的脸，热烈而又高傲的表情，其中仿佛又包含着轻蔑、憎恨、信赖、纯朴等等。娜斯塔西娅有丰富的情感，向往着美好的未来，然而她的心灵又是扭曲的。她自卑，始终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堕落的女人，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她高傲，不接受任何施舍性质的同情和怜悯；她痛苦、矛盾，有时表现出病态的疯狂，她憎恨现实，但又看不到出路，往往以自暴自弃来表示反抗，她一再动摇于象征新生的梅什金和象征堕落的罗果静之间，这些都反映了娜斯塔西娅充满矛盾的性格。
尽管作家的论战激情和道德说教有时突破了艺术框架，但是《白痴》无疑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在丰满而又生动的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形象以及其他众多出色的形象的塑造上，而且小说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性内涵的发掘都极为深刻，对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疯狂和绝望的变态心理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小说情节的开展也极有特色，充满了一种内在的紧张性，如小说第一部仅一天的时间里就出现了这样一系列场景：火车上梅什金与罗果静的会面，叶潘钦宅邸中梅什金参与的交谈，甘尼亚家出现的风波，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生日晚会上的一幕等等，这些几乎是同时态中出现的场景，造成了一种动感和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深深吸引了无数读者。
小说出版后，评论界有人指责《白痴》是一部“荒诞”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1869年年初，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几乎是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有时构成了现实的本质。事物的平凡性和对它的陈腐看法，依我看来，还不能算现实主义，甚至恰好相反。在每一期的报纸上您可以读到许多实在的和奇怪的事实的报道。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这些事实是荒诞的，而且也不被他们所注意……我们就是这样让全部现实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溜走了……难道我的荒诞的《白痴》不是现实，而且是最平凡的现实？正是现在才必然在我们脱离了根基的社会阶层中产生出这样的人物，这类社会阶层才真正变得荒诞了。”从《白痴》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已经变得更加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