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3月5日，报上公布了沙皇签署的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法令的内容令人们大失所望，“人民被沙皇愚弄了”（赫尔岑语），不满情绪逐渐变成了对社会现状的更为激烈的抗议。俄国城乡出现了集会、罢课、骚乱，乃至暴动。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无情地揭露这种“改革”的欺骗性，他们用“现实的批评”在俄国文坛上呼唤着人民革命的风暴。社会思潮也在激烈动荡中，各种各样的观点层出不穷。
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关注着时态的发展。他现在可真是忙极了。《时代》杂志年初已正式创刊，如今每期他都得拿出自己的小说和文章，当然还得组织稿源和找作者谈话，还有没完没了的编辑工作，他把全部的精力投了进去。紧张的工作使他的身体受到了伤害，癫痫病比过去发作得更为频繁。据斯特拉霍夫回忆：“他的病大致一个月发作一次……有时发作的次数还要多些，甚至一星期发作两次”，严重时他得“躺两三天，几乎人事不省”。不过，使他感到安慰的是，杂志办得越来越红火，订数不断增加。作为主要编辑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声誉和独特的办刊风格，连载作品《死屋手记》、《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和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的魅力，杂志中经常刊登的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等名家的力作，都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时代》在读者心目中声望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老的杂志如《祖国纪事》、《读者文库》及其他刊物却纷纷下跌，唯独《时代》蒸蒸日上，几乎与《现代人》一争短长。”
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邀请，格里戈里耶夫与斯特拉霍夫等人参与了杂志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格里戈里耶夫的才华，这是一个与他年龄相仿，思想变化过程和对事物的看法也有某些相似的评论家。“格里戈里耶夫仪表堂堂，他身上那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和优雅风度委实令人倾倒；他的确很有气魄，这种气魄正好符合他那火热的性格。他那双相距很远的灰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当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的目光使我不胜惊讶”，斯特拉霍夫这样描绘他。
从50年代开始，格里戈里耶夫就举起了为艺术的人民性和艺术的民族复兴而斗争的旗帜。他主张意志自由，并认为这一点在正教中能找到，可他提倡的宗教又与官方教会格格不入。他把斯拉夫派、西欧派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概称之为“理论派”，认为他们对生活的看法都是从固定的观点和体系出发的。在他看来，生活是一种永远延续的创造过程。他特别喜爱古代罗斯文化、民间口头创作、普希金的诗歌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根基”这样的字眼。在《时代》第二期至第五期上，他接连发表了十篇文章，其中有《人民性与文学》、《艺术中的虚无主义》、《我在文学上和精神上的漂泊》和出色的作家作品的评论。格里戈里耶夫尊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非同凡响的才华”，但不满他对《现代人》的好感。《时代》同人意见并非一致，不过在“根基论”观点上是颇为接近的。
面对日益激荡的社会思潮，《时代》在其发刊时就明确表示，将“把刊物建立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将特别重视评论部的工作”。刊物创刊不久，《时代》就与《俄国导报》展开了一场辩论。那年2月，《彼得堡公报》发表短评称普希金的诗篇《埃及之夜》是淫荡之作，卡特科夫在《俄国导报》上随声附和。这种附和极易混淆视听，同时卡特科夫散布的所谓俄国文学“是贫乏的和微不足道的”的观点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愤怒，于是他立即在三月号的《时代》上发表了《心灵纯洁的典范》一文痛加批驳。陀思妥耶夫斯基针锋相对地把《埃及之夜》称为“诗歌艺术中的杰作”，并指出：“俄国文学一点也不贫乏，我们有普希金，我们有果戈理，我们有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些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思想的继承性，而这种思想是充满朝气和具有全民性的……难道《俄国导报》看不出普希金的天才正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思想的强大体现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撰写了《〈口哨〉与〈俄国导报〉》一文，为《现代人》及其讽刺副刊《口哨》辩护。
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勃洛留波夫之间也展开了一场关于艺术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论争。对杜勃洛留波夫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无反感，他颇有兴趣地注意着这位批评家的每一篇文章。在他看来，这个有才华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前程无量，甚至有可能成为别林斯基那样的人物。不过，他不能同意这位激进的批评家的某些艺术观点。《时代》月刊二月号上刊出的《……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一文，就是他针对杜勃洛留波夫的见解而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目前文坛上存在纯艺术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两种人，纯艺术论者排斥整个揭露文学在艺术中的地位，把艺术仅仅看做是为自身的目的服务的；功利主义者则把功利目的放在首位，漠视文学的艺术性。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但后者对文学事业危害更大。为此，他提出“灵感自由”的主张，即强调艺术有自身的规律。“如果说我们希望艺术有最大的自由，那是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越是能够自由地发展，它就越发有益于人类。绝不能强行给艺术规定目的性和倾向性”。当然，他也认为“艺术永远高度忠实于现实……真正艺术的标志也就是它总是现代的、十分有益的”。
其实，两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俄国现实的不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理解杜勃洛留波夫等人赋予文学的神圣使命正体现了历史的要求，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努力扩大了文学的民主阵营和促进了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敏锐地发现了杜勃洛留波夫等人的艺术观中的不足，指出了他们过于夸大艺术的社会宣传作用的偏颇，特别是有力地批评了他们贬低普希金的错误做法。由于一些鼓吹“纯艺术”的人一直将普希金当做他们的一面旗帜，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批评家则大力主张发扬果戈理的批判倾向，而对普希金颇有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将普希金与果戈理对立起来，他高度评价普希金的功绩，认为普希金“最完全地体现了俄罗斯精神在当时的方向、本能和要求”，是“最伟大的民族诗人”。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正确的。
《时代》的声誉越来越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欢迎，《死屋手记》已经轰动了整个俄国。重要的文学晚会纷纷邀请他去朗诵这部作品的片断，而每次朗诵后都会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1862年3月2日，有人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文学音乐晚会”，说是为贫困的作家和大学生募捐，可实际上是为了救济和声援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的两位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晚会的真正目的。据斯特拉霍夫回忆说：这次晚会“似乎是要展示所有进步的文学力量。从这方面来说，文学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听众也是经过仔细选择的。连得在文学朗诵中间穿插演出的小曲子也是由思想倾向较好的作家的妻子儿女来担任。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朗诵者之一……这个晚会是我们社会自由主义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点”。
晚会在鲁阿兹大厅举行，与会的人中大部分是置身于当时正激荡着的社会思潮中的大学生，他们激动的情绪一次次地把晚会推向高潮。车尔尼雪夫斯基朗读了他回忆刚去世的杜勃洛留波夫的文章，库罗奇金朗诵了他翻译的贝朗瑞的歌颂自由的诗篇，鲁宾斯坦演奏了赞美希腊起义的钢琴曲《雅典之夜》，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了《死屋手记》的片断，巴甫洛夫教授则发表了热情的演讲……自晚会开始以后，欢呼声似乎从未间断，而据目击者说，听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发出了最令人感动的欢呼声”，“大厅几乎为之崩塌”。
然而，对于社会上（包括在这次晚会上）出现的带有革命情绪的狂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以为然的，他总觉得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他并不是一个胆怯的人，可如今有这样做的必要吗？农民问题虽然还没有根本解决，但农奴制度毕竟已经废除了。社会当然要继续发展，可贸然行动只能造成混乱，况且知识分子还没能与老百姓沟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
5月16日，彼得堡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火灾来势很猛，整片整片的街区在短时间里化为灰烬。大火一直烧了两个星期，城里人心惶惶，谣言纷起。有人已经居心叵测地把大火与大学生、与革命者、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联系在一起了。
18日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门时发现，大门的把手上插着一张传单。打开一看，他不由得为传单措辞的激烈而大吃一惊。传单上这样写道：“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将举起伟大的旗帜，未来的旗帜，红色的旗帜，大声疾呼：‘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万岁！’我们将冲进冬宫，把那里的人统统消灭”。今天，穷苦的人民“受压抑，受鞭笞，明天他们将同拉辛一起为争取普遍的平等和俄罗斯共和国而斗争，同普加乔夫一起为消灭官僚，为使农民得到份地而斗争……我们将怀着充分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人民对我们的同情，相信俄国光荣的未来，即有幸成为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个国家，而大声疾呼拿起斧头……要毫不留情地去痛击他们，在楼房内，在各个城市的穷街陋巷，在首都宽阔的大街上，在各个村庄同他们展开搏斗！”
这份名为《新生的俄国》的传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个不祥的预兆，它将带来暴力、流血和种种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荒谬和更愚蠢的了。内容是煽动性的，而形式又十分可笑，只有他们的凶手才替他们想得出来，以便置他们于死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一整天感到“非常纳闷和不高兴”：“我这个早就完完全全和这些人不一致，也不同意他们运动目的的人，我突然在当时感到闷闷不乐，而且几乎是为他们的无能感到害臊：他们怎么做得这样愚蠢和拙劣？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惋惜的不是他们的失败……这张传单似乎震惊了我，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意外的发现：在这天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无聊到如此地步！使人可怕的正是这种无聊的程度。”
傍晚时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决定去拜访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归来后就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见过面，他很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举止”，不过两人平时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并无深入的交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突然来访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些惊讶，但他很高兴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迎进了书房。“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出了传单。
车尔尼雪夫斯基接过传单，仔细地看了一遍。
“呶，那又怎么样呢？”他带着淡淡的笑容问。
“莫非他们真是那样愚蠢和可笑吗？难道不能阻止他们不再搞这类可恶的事？”
“难道您以为，我和他们观点一致，并认为我已经参与了编写这种材料吗？”
“我恰恰不认为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而且我甚至认为这一点根本不必向您说明。但总而言之必须尽量阻止他们。您的意见对于他们是有分量的，而且，他们对您的意见会有顾忌。”
“我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
“这一点我也相信。但根本不需要认识他们并和他们面谈。您只要在某个场合公开宣布您的否定意见，它便会传到他们那里去。”
“也许不会起作用，而且这类现象作为无关大局的事情是难以避免的。”
“可是，既害人，又坏事。”
这时候有别的客人来访，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告辞了。
这次谈话是相当诚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那些制作传单的人并不一致，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确实不同意这种散发着巴枯宁式的无政府主义气息的东西。两人的关系反而因此而变得亲密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我的来访并不感到不愉快；几天后他自己来看我便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我这儿坐了个把小时，而且说真的，我很少见到更温和、更亲切的人了，因此我那时就对某些人认为他的性格严厉和难以接近的反映感到惊讶。当时我很清楚，他希望和我结交，我还记得，我对此很高兴。后来我又到他那儿去过一次，他也来看过我，不久以后我由于某些原因迁到莫斯科，并在那里住了9个月。刚开始的交往就此中断了。此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和流放……”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准赴欧洲旅行。就在开始这次旅行的时候，他在给朋友波隆斯基的信中这样谈到自己早年对那些“神圣的奇迹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向往：“我年幼时曾多次幻想到意大利去旅行，这种向往从我八岁阅读拉德克里芙的小说时就开始了。形形色色的阿方索、凯瑟琳和露西娅萦绕于我的脑际……后来又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维洛那，罗密欧与朱丽叶。天晓得，那是多么令人神往啊！我一心要到意大利去漫游！然而非但没有去成意大利，反被发配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而在此以前，则被关进‘死屋’……”
1862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跨出国门，他“希望自己能看得更多一些，甚至想看到一切”。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来去匆匆，到了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等不少国家，周游了柏林、巴黎、伦敦、日内瓦、维也纳、米兰和威尼斯等许多历史名城，“留下了新鲜的、奇怪的和深刻的印象”。“自然风光也罢，艺术作品也罢，除去特别了不起的之外，他都不太感兴趣；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他只捕捉人的个性和本性，还有就是街头生活的总的印象”，曾陪伴陀思妥耶夫斯基后半程旅行的斯特拉霍夫这样说。然而，这些印象并不都是愉快的，“最终，我看到的是一个徒劳地梦想了40年的欧洲”。在这些被称之为“天国乐土”的地方，他更多看到的是文明的阴影。他在出国不久写给亲友的信中这样谈到巴黎印象：“巴黎是最最枯燥的城市，如果没有许多稀世珍品，那真是索然无味。法国人实在令人作呕……安分守己、诚实、彬彬有礼，但虚假，金钱就是他们的一切。没有任何理想。不仅是信念，甚至连思想都谈不上。”
1863年在《时代》杂志上刊登的《冬天记的夏日印象》，更是集中反映了他对西欧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如《日神》一章，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伦敦风貌的描摹，很典型地表现了作家对“文明的阴影”的激烈批判和矛盾心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伦敦那一幅幅广阔的图画，还是令人压抑……在这里，从早到晚都是乱腾腾的，机器的轰鸣和呼号，尽管有铺设在地面上的铁路，很快就要铺设地下铁路，这是一种大胆的进取精神。实际上，表现出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制度的表面的无秩序：污秽不堪的泰晤士河，被煤烟污染的空气。那些景色壮观的街心花园和公园里，那些城市的角落……充斥着半裸的，粗野的，衣不蔽体的城市居民；拥有亿万财富和全世界贸易的伦敦金融中心、水晶宫、世界博览会……不错，博览会令人震撼。从这里，你会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可是，在伦敦贫民区的街头，“你看到的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丧失了理智、盲目顺从的人。你会看到，这种社会中，被压迫者长期得不到对他们的许愿，长期得不到取暖用的木柴和衣服，他们只得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互相拥挤，用手摸索着敲开碰到的大门，为的是不至于闷死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在这里，大家挤成一堆，脱离了文明社会，没有了人样……在这儿，虚幻的梦想、裸露身体的破衣褴衫，吓人的年龄差别，都混杂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的流浪汉们，也拥挤在这些不幸的人中间，有钱有势的人也会光顾这里。在这儿，可以听到骂街、争吵；听到屈辱的妓女拉客时的胆怯的低语。”
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的是这样两个场景：
“记得我有一次走进一家娱乐场……在二楼的走廊里，我看到一位姑娘，简直被她的容貌惊呆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女郎。她正和一个青年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年轻人似乎很有钱，他或许找过她，终于找到了，也许预先约定在这里见面，他俩很少讲话，断断续续，仿佛他们并不想说话似的。谈话常常因沉默而中止。姑娘长得秀丽，容貌温和，那娇媚的目光中，流露出忧郁的神情。看样子，她患了肺病。她喝光了杜松子酒，年轻人掏腰包付过钱，便站起身来，握了握她的手，便告辞了。他走了，而姑娘却喝多了，苍白的面颊上浮出了许多红色的雀斑，也离开这儿，又步入那些做生意的妇女中间……”
“还有一次，在街道上的人群中，我看到一个不到六岁的小女孩，浑身肮脏，衣衫褴褛、打赤脚、枯瘦如柴，像是被人毒打过，满身上下累累伤痕，她孤身一人，慢慢走着，像是丢了魂，不慌不忙。上帝才知道，她为什么在人群中溜达。或许，她肚子饿坏了。没有人注意她。使我惊奇的是，她走得那样痛苦，脸上尽是无可奈何的神气。看到承受着这样多的诅咒与绝望的小人物，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苦楚，心如刀绞。她那蓬乱的头发左右摇晃，像是在想什么事，摊开的小手，打着手势又合拢起来，贴在赤裸的胸膛上。于是我又折回去，给了她半个先令。她一把抓过去，畏缩而惊愕地打量着我，忽然撒开腿跑去，好像怕我再把钱从她手里夺走似的。”
在描摹这些场景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其他章节中写到了他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认识：“什么是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大家在法律范围一律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什么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当你有百万钱财的时候。自由是否能给每一个人百万钱财？不能。什么是没有百万钱财的人？没有百万钱财的人，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所为。”他谴责了资本主义这个现代“日神”的冷酷：“日神照耀着世界并不要求人们顺从，因为它对人们的顺从是深信不疑的。它对自己怀有无限的信心，超脱一切，轻蔑而平静地发号施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冷酷的一面的同时，也否定了它的历史进步性。西欧资本主义的“文明的阴影”引起了他对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俄罗斯现实”的思考，如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感到了用“根基论”的思想来抵制资本主义可能给俄国带来的灾难的迫切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欧洲之行的一个收获是见到了他早就想与之结识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赫尔岑。7月16日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伦敦的赫尔岑寓所拜访。谁知在那里还遇上了巴枯宁。三人坐在一起畅谈对时局、生活和艺术的看法。把这几位观点并不一致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俄国命运的热切的关注。次日，赫尔岑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他很天真，头脑也不完全清晰，但他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他满腔热情地相信俄国人民。”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的那些日子里，俄国的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沙皇政府利用大火事件，终于向敢于反抗它的专制暴行的民主力量伸出了血腥的屠刀。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巴甫洛夫和索罗维耶夫等一批知名人士被捕，《现代人》和《俄国言论》等有影响的刊物被勒令停刊，文学基金会和星期日学校等机构被查封……彼得堡和整个俄国社会再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时代》杂志观点尽管不是那么激进，但是差点也遭到《现代人》同样的命运。大火事件发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了两篇没署名的文章，批驳了将纵火者与大学生和“虚无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谣传。文章被书报检查机关给压了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后的第二天，哥哥米哈伊尔就受到最高当局的侦缉委员会的传讯，要求对文章作出解释。当局早已注意到刊物的实际编辑是一个刚释放不久的政治犯。那个委员会已经呈报沙皇同意，让《时代》停刊8个月，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沙皇才决定“暂不令其停刊”，但“要对其适当监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的行动也受到了监视。他与赫尔岑在伦敦的会见被密报到了秘密警察机构的总部。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前让妻子搬来彼得堡住，并给了她一份委托书，上面写明他如有意外，一切财产归玛丽娅所有。9月里回国后，他发现玛丽娅已经卧床不起，而且精神上也变得恍恍惚惚，时不时要歇斯底里地大闹一番。整个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守着她。第二年春天，玛丽娅一度病危，可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过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将她送到弗拉基米尔去养病，因为那里的气候要比彼得堡好一些。
《时代》现在人员都配齐了，大家各尽其职，事情进展颇为顺利。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新的一年杂志征订写了一份启事。在这篇启事中，他继续强调把“用根基主义和民族精神拯救俄国”作为办刊方针；再次呼吁俄国知识界“道德上应当和人民完全相通，尽可能密切地和他们打成一片，在道义上和他们站在一起，如同一个人一样”。文章一方面含蓄地指责以《现代人》杂志为核心的某些人热衷于揭露，忽视和歪曲了“人民身上构成它的希望和独立、永恒的力量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在字里行间大胆地表示了对受沙皇政府迫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真挚的同情，称他们的感情是“高尚的”，所作所为是“真挚而诚实的”，他们是“人民的朋友”。
1863年年初，波兰发生了反抗沙俄统治的起义。在沙皇政府的煽动下，一时间俄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泛滥，社会思想相当混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时态的发展十分关心，出于谨慎，他没有立即对这一敏感的问题表态。就在这时，斯特拉霍夫写了一篇名为《决定性的问题》的文章，经陀思妥耶夫斯基过目后在《时代》四月号上署名“罗斯基”发表了。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波兰问题不宜用武力去解决，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两种民族文化与宗教的争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两个民族在精神道德上的相互理解和竞争；谁在精神上取得胜利，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斯特拉霍夫原意只是想从一般的哲学角度谈谈这个问题，倒也没有想为波兰人说几句话的意思。可是，文章本身写得不够明晰，颇有一些可让人随意发挥之处。
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发表后，果然被曲解了。一些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刊物群起而攻之，纷纷指责这篇文章带有明显的亲波兰的倾向。当局本来就对《时代》杂志心怀不满，沙皇亲自过问此事，内务大臣在奏表中称该刊本来就具“有害倾向”，而此文更是一篇“内容恶劣”、煽动性极大，直接与国策相背和玷污民族感情的文章。于是，沙俄最高当局宣布，“勒令《时代》杂志于5月24日停刊”，并永远不得复刊。只是由于编辑部同仁的多方努力，向有关方面作了疏通，《俄国导报》上也刊出了一篇否认此文有不良政治动机的解释性文章，当局才未加进一步追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他们已无法挽救这份苦心经营了两年多的杂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