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建交，并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地缘的关系以及中日经济本身所存在的巨大的互补性，使中国与日本保持着长期的贸易伙伴关系。2004年，日本以高达2132.8亿美元的对华（包括内地和香港，对内地的贸易额为1678.7亿美元）贸易额而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使中国一改以往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直至2003年，日本已连续13年保持着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且是中国最主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
1.日本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中日贸易经历了从高涨到衰落的发展变化后，进入到21世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趋势不断增强，产业内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日本的对外贸易也呈现出以下特点。
（1）贸易体制的转变
日本经济基础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战后“加工型贸易体制”的确立，这一体制成功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并连续多年保持贸易顺差。从经济学上讲，国际收支常年逆差一定会因出口不足、负债沉重等问题而影响一国经济，但常年顺差也同样会因为币值过低、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存在以及报复和对抗等非经济因素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的长期顺差就已经对日本经济的继续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日本的贸易政策虽然总体上是“自由贸易主导型”，但日本的贸易自由化是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即不是以牺牲本国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完全被动的全面开放，而是根据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陆续开放的，它是将已经扶持成熟的产业逐步开放，同时以已经实行自由化的产业保护正在被扶持的产业的模式，是有选择的贸易自由化。
这意味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一定是“以促出口为目标的进口”，出口的增长一定是根本的目的。
而且，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的贸易，即产业内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这已经成为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全新的贸易现象。但从各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实践中看，日本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是缓慢的，其产业内贸易指数仅为28，远远低于英国78、法国73、德国65、加拿大66、美国55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虽然日本的经济已经趋于成熟，但日本的贸易模式仍是以进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的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体制仍然停留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其贸易体制要向以“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的新型贸易体制转变。
（2）产业结构的转变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而日本位居第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已经从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而日本却没有。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日本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的关键。日本号召成立“亚洲货币基金”，就是想借此带动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亚洲资本市场。日本与新加坡于1999年签订《新时代经济合作协定》，则是旨在通过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本国相对落后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最终实现高新技术的整体发展。
（3）加强区域内合作
区域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运作以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最为典型，与它们相比，同样跻身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日本却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平庸，在世界贸易额最大的前30个国家和地区中，尚未签订任何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就是亚洲，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了争夺国际势力范围，日本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首当其冲就是其“根据地”亚洲，中、日、韩之间有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前景。
（4）以投资促贸易
日本的“贸易立国”战略为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国内经济出现衰退，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对外贸易继续发展阻力重重，日本将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以“迂回生产促贸易出口”。日本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设立生产基地，利用这些地区较低的生产成本，这将为日本带来稳定的贸易市场。而且，如今美欧在欧洲和美洲的争夺已经基本完成，势力范围已经基本划定，日本已经没有机会，美欧下一步就是亚洲地区的争夺，尤其是东亚地区，日本的争夺也仅在于此。
2.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
到今天，虽然中国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中日已经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其发展历程却是十分曲折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间贸易阶段。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与日本的相互贸易就已经在进行，但由于两国尚未确立正式官方关系，贸易只是在民间展开，贸易规模较小，贸易量不大，且贸易商品大多是初级、廉价商品。
第二阶段，贸易发展时期。70年代以后，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双方的进出口贸易进入迅速增长阶段。在70年代到80年代间，中日两国之间政府高层互访频繁，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发表了两国友好声明，这不仅标志着中日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也为双边经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此时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期，不仅需要迅速扩大市场，更急需利用外国的资金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这一阶段，是双方经贸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1999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62亿美元，是1972年的60倍，日本已连续7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了10倍，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了18倍，年增长率分别为13%和16%。
在直接投资方面，截止到1999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370亿美元，19300多项，其中从1984～1998年的累计协议金额为315.7亿美元，1987年，中国首次成为亚洲接受日本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第三阶段，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新阶段。90年代以后，具体来说应该是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就已经开始出现下滑，经济增长率基本呈下降趋势，90年代后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处于衰退的境地，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而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初见成效，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受影响又十分有限，中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在亚洲乃至世界异军突起，令人十分瞩目。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认为，如果继续扩大对中国的投资和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将会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威胁，日本在中国的市场以及在全球的市场都将逐步丧失。但资源的匮乏使日本又不能不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还必须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这一矛盾使日本政府作出了“既要发展对华经贸又要遏制中国经济”的战略决定，这使得中日之间的贸易过程开始出现动荡，由日方挑起的摩擦和争端不断，双边贸易增长缓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严重萎缩，日本在技术领域的合作更加保守。
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国内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和广阔，中国制度的透明性与政策运营的透明度都将进一步提高，这对于日本来说，它的主要市场将会为它带来更大发展空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其经济萎靡的压力。
3.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
（1）与日本产业结构转变同步发展
由于经济中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和两国基本条件的不对称性，又由于地缘上彼此接近，以及两国经济发展和解决各自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合作需求，致使中国与日本成为一对难以分开的贸易伙伴，其贸易关系的发展，超过日本与美国和欧盟的发展速度。中国加入WTO又使中日经济的互补性益发彰显。
从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发展历程看，虽然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依然经历了动荡和下滑的时期，这主要与日本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工业制成品不断走向成熟，日本的出口商品构成发生改变，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提高。此外，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以及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偏好和消费层次的改变也是影响中日贸易状况的主要因素。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双边互往的主要内容
日本一直是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十分迅速，但此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在日本总体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剧扩大的形势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却出现了严重萎缩，表现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提高了50.1%，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却下降了80.6%。由于日本资金的减少，导致这段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地位和规模都出现下降，日本长期维持“对华投资第一大国”的地位也被美国所取代。2001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才逐渐恢复，比上年大幅增长49%，200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2745个，协议外资金额52.9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1.9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有三种模式：台湾模式、香港模式和大陆模式。“台湾模式”是投资领域以制造业为主，贸易战略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投资模式；“香港模式”是以商业、金融业为投资主体、以出口导向为贸易战略主体的投资模式；“大陆模式”则是以服务业投资为主，出口以“国内市场导向型”为主。在投资领域上，日本对华投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区别不大，也是以制造业投资为主，制造业对华投资占全部投资的70%以上，尤其是2001年，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额高达1590亿美元，而非制造业投资仅为209亿美元，制造业对华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高达88.2%，说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然以制造业为主。但在制造业内部，投资的技术含量在提高，电器、机械、石化等技术含量较高产业的投资占制造业总投资的53%以上，全产业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加大。在投资主体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合作企业从以前的中小企业为主向大型企业、著名企业转变，松下、索尼、佳能等大企业以及日本各大商社纷纷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特别是日本各大汽车企业，竞相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5国的生产据点撤出，转而移向中国，在中国建立日本的汽车生产和出口基地，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在投资地区结构上，由于地缘的关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于以大连为主的渤海湾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随后扩散到全国各地，形成以其他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为中心的生产和业务活动区域。
（3）政府间开发合作
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不仅表现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在政府间合作方面也十分突出，尤其是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最多的国家，以日元贷款为主，辅之以无偿资金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日本对华ODA始于日本大平正芳首相1979年的中国之行……自从他1979年正式提出向中国提供ODA从而双方启动该项目以来，中国共利用日元贷款33000亿日元，占24个对华援助国家资金的60%以上。其中日元贷款30470多亿，占外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贷款额的50%以上，涉及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约1200亿日元，是外国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援助领域涉及环保、教育、医疗和农业等。日本之所以为中国政府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主要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在政治方面，由于宗主国放弃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日本想以此做一些补偿，并希望能够借此加强对华友好关系；在经济方面，是日本对外开放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开拓中国市场。为此，在中日两国政府间开发援助上，已经形成了日元贷款为主、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资金结构，以经济基础设施为主、民生项目为辅的项目结构，以多年度一揽子决定方式为主、小额灵活决定方式为辅的决策结构。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金额比上年下降了1/4，是历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以后的3年里，每年的下降幅度都在20%以上。2004年的资金规模只相当于最高的2000年度（2144亿日元）的一半左右。而2004年11月28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参加东盟会议期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取消对华的ODA，具体时间尚未最后确定，可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其理由：一是日本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发展呈停滞状态，财政赤字巨大；二是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已经到了“毕业期”。其实，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较快，但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相对较短，经济整体水平并不高。中国目前人均1000美元的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30左右。而且中国还存在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日本取消对华ODA最本质的原因……仍然是受“中国威胁论”严重影响的结果。
20多年来，中国利用日本的ODA，建起了电气化铁道、港湾、机场、水利设施等许多基础设施，开始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而日本则因为对华提供ODA，而促进了相关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出口，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对中国的ODA，完全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日本对华ODA的取消，虽然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必须认识到，由于近几年ODA规模的持续下降，已经使中国能够利用的实际资金相当小了，尤其是用在公共设施、环保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更加微乎其微。而且，中日双方还在寻找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有利于双方的新型合作方式。
中日经贸合作已经向全方位发展，甚至已经涉及到一些关键部门和关键项目，包括上海――北京高速铁路建设、环境建设、中国通讯现代化建设等核心领域，中日之间互补互利、互利互惠、形式灵活、内容多样、关系密切、发展稳定的经贸合作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