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中国贸易差额上呈现与日本完全相反的状况：在中日贸易中，不考虑统计方法上的差异，其基本格局是日本长期顺差而中国长期逆差，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中美贸易格局则是中国长期顺差而美国基本处于逆差状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长期持续且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制造业出现了较严重的失业，使得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二者之间确立了因果关系，认为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有数据支撑的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就业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间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进口对就业的弹性影响
（1）贸易进口是经济增长的增量因子
开放经济下静态的国民收入公式可以表示为：
Y=C+I+NX=（Cp+Cg）+I+（EX-IM），其含义是：国民收入是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NX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消费包括私人消费Cp和政府消费Cg，净出口是出口EX减掉进口IM后的净值。
也就是说，在C、I、和NX、IM这四个变量中，C、I和NX三个变量是国民收入的增量因子，而进口IM是减量因子，它是国民收入的漏出。但如果从动态角度考察，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是投资和净出口的绝对量，而是Cp、Cg、I和NX的结构性变化。在结构性增长中，即使存在减量因子，或者即使一个增量因子减少，但只要这种减少能够贡献于其他增量因子的增加，那么国民收入也会增加。进口的作用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带来国民收入注入效应。
动态的结构性增长取决于国内产业升级和国外廉价进口两方面的作用（季铸，2003），即ΔY=ΔY1+ΔY2.首先，进口挤出效应会促使国内低效率产业的生产要素向高效率产业转移。表面上看，进口国的产量减少了，但这种产量减少的代价换来的是A国相应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更高效率产业中的收益，换言之，进口促进国内低效率生产的收缩和资源浪费的减少。其次，进口商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商品价格本身就是国民收入的相对增加，是国民收入溢出，用公式可表示为：G=1/2？Q？ΔP，其中Q为贸易量，ΔP是进口商品价格与国内商品价格之差，由于贸易量在贸易双方之间是一致的，国民收入溢出或国际贸易得益的大小则取决于国内外价差……本国水平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差距越大，贸易得益则越大，国民收入溢出越多。因此，在动态的结构性增长中，进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增量因子（季铸，2003）。
（2）贸易进口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供求弹性
对进口对国民收入漏出的担心与进口冲击国内就业的普遍担心是同样的。但实际上，进口并不总是减少就业，进口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进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如果伴随进口扩大的是大规模的产业升级，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会随着要素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而流向高效率部门，就业弹性较高的高效率产业中的情形将是就业的增加。反映了进口影响就业的一般规律，最好的情形是进口国进口产品的供给无弹性而需求弹性无穷，进口完全被扩大的消费所吸收而不会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增长率和就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最差的情形是进口国进口产品供给有充分弹性而需求弹性为零，进口将导致国内生产收缩和大量失业。
就业弹性可以用就业增长率与产业增长率的比值反映，即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产业增长率。从美国主要制造业行业的状况看，1995年～2000年间，美国计算机软件业的产值从1849.3亿美元增加到3292.2亿美元，增长78.2%，而就业人数从120万增加到211万，增长75.8%，就业弹性为0.969，就业弹性较高。电脑和芯片产业的同期产值增加水平为210.31%，而就业增长率为9.09%，就业弹性仅为0.043.美国汽车业的就业弹性也较低，同期8.62%的产值增长率下的就业增长率为1.05%，就业弹性为0.121.美国汽车业和电脑芯片产业进口增加导相关行业失业的增加，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如果发生在计算机软件业，不仅补充了软件业劳动力短缺，而且这种补充还可能不足。
中美贸易差额与美国制造业失业之无关性从1999～2003年的5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除了2000～2001年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4年的逆差额均呈上升趋势。如果对华贸易逆差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因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就业水平应该下降，逆差减少就业增加。
……1999～200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水平提高，而当时的对华贸易逆差规模是扩大的；2000～2001年，是5年中惟一对华贸易逆差下降的年份，而当时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是在：失业增加147万多人，是1999～2003年间就业人数下降最多的一年。从2001～2003年，美国制造业就业虽然在减少，但减少幅度在不断下降：2003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到208亿美元，而就业仅减少6.1万人，尚不足上一年就业减少56.3万人的零头。生产工人就业人数还出现猛增，失业人数减少21.5万人。
多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在其对全球贸易逆差20%左右的水平徘徊，对华贸易逆差对美国的世界贸易逆差具有一定影响，比如美国对华逆差减少的2001年，美对全球逆差也下降了1045.24亿美元。但美国对华逆差，包括对全球逆差，与就业的关系并不显著。尤其是进入2004年以来，美国就业人数出现了明显的回升。5月份，美国全国非农业就业总人数达到13122.4万人，比2003年四季度的13000.2万增加122.2万人，其中物质生产和运输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22.6万人，服务业增加了99.6万人。在物质生产和运输部门，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增加了6.5万人。而2004年1～4月，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进一步恶化，4个月贸易逆差总额达到1987.66亿美元，同比增长10.83%。美国制造业就业与贸易逆差之间的必然联系再一次未能得到印证……美国的贸易逆差变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同步性，体现在贸易逆差与就业同步减少或增加……在本文的考察期间内，不到一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与贸易逆差发生了直接的正向关联。
产业结构世界范围内的大调整促使各个国家都对本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进行重新布局和安排……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纷纷将一些传统产业向外转移，传统产业的大量外移改变了美国的比较优势结构和贸易结构，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本来所具有的优势变得更加突出，美国在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一轮全球化竞争中的竞争力相对下降，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以及整个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逐步扩大。而在这一基本态势掩盖下更有一些深层次原因。
（1）统计偏差
首先，仅从商品贸易角度看，本章的统计数据显示：无论从逆差的具体金额上，还是从逆差经历的时期上，美国的统计结果都比中国的统计结果严重。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历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数额都较大，如1998年，中方统计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210.2亿美元，而美方统计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大到569亿美元。根据中国的统计，直到1993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才开始出现顺差，在此之前一直是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根据美国的统计，中国从1983年就已开始出现对美贸易的顺差，比中国统计的结果整整提前了10年。这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上存在偏差。
其次，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共同决定贸易的平衡状况，除了商品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相互投资都是贸易平衡与否的决定因素。就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状况看……虽然在商品贸易上中方呈现出顺差，但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中国则是明显的顺差。而且，在投资领域，美国2003年的FDI净流入为820亿美元，投资流向的绝对单向性的直接结果一定是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因此，如果忽略了这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被人为地扩大化。
（2）原产地规则问题
根据美国的规定，只要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就应该是“中国制造”，就是“原产于”中国的产品，这样，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再出口也被算做是中国出口。但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大，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加工贸易要么是中国从其他国进口原材料后加工出口，要么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实现的出口，比如计算机软件产品，近几年来，中国出口达到计算机软件产品比重有所上升，但在所有的出口中，80%以上是台资企业在大陆生产后出口的。相反，从美国经香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的在港增值额却不被美国统计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中，这势必造成双边贸易差额的高估。
（3）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
在1992～2001年间，以3.6%的平均经济增长率、2%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和4.3%的失业率而创造了以“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为特征的新经济的美国，使传统的经济理论都黯然失色，菲律普斯曲线面对此时的美国经济毫无解释力。新经济的空前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企业的利润和收益，而且增加了美国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刺激了国内消费，美国国内消费的扩张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一拍即合”。美国在此期间的货物贸易逆差额迅速扩大……从1992年的50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4109.37亿美元，增长率为712.13%。这是新经济期间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中惟一不理想的指标。
也正是在新经济时期，美国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与升级。农业和工业占GDP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农业从1990年的2%下降到1999年的1.6%，工业从28.1%下降到24.7%，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则从69.9%增加到73.6%。在美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不同……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最小，为0.98，工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1，农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最高，为1.36.也就是说，占GDP比重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服务业、工业和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重就分别下降0.98%、1%和1.36%，农业人口的转移效应最为明显。以此为计算依据，1990～1999年间，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15%，再乘以就业弹性系数，美国有约21%的农业工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按当时占美国全部劳动力2.6%的农业劳动力总数计算（爱德华？G？辛克尔爱，2000）
……共310万农业工人，转移出来的劳动工人大约64.1万人。工业占GDP的比重下降12%，按当时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22.9%（爱德华？G？辛克尔爱，2000）计算，工业工人人数减少21%，大约有570万工人流向服务业。美国三次产业工人的人均附加价值也不同：农业为3.95万美元，工业为5.27万美元，服务业为5.34万美元（爱德华？G？辛克尔爱，2000）
……按此计算，每个农业工人转移到工业可新增附加值1.32万美元，转移到服务业可新增附加值1.39万美元，而工业劳动工人向服务业的转移可以增加0.07万美元的人均附加值。农业和工业工人向服务业的转移人数合计634.1万，由此创造的新增附加值为127.8亿美元。
这种制造业工人就业减少只是不同产业间工人的流动，既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结构效率的表现。而这种结构性增长，来自于贸易逆差的扩大。
在自由灵活的经济制度下，通过进口将低效率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效率更高的计算机和信息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持续的结构性增长。因此，进口是美国由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结构效率的前提，没有进口就无法进行产业升级，也就没有结构效率。
而且，贸易不平衡并不是双方经济实力的反映和表现，而是长期管制和政策原因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在布什政府近4年的第一任期内，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比较平稳，并且有了大的发展……且势头良好。按中方统计，2004年1～8月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767亿美元，同比增长35.8%……按美方统计，2004年1～8月，美国对华出口额达227亿美元，同比增长34.5%。今后4年，中美贸易还将继续迅速增长。另据统计，2001～2004年6月底，美商在华实际投资164.8亿美元，今后4年，美国对华投资也会有大的增长。
国际收支平衡：浮动的汇率与自由兑换的货币作为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之一，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其实现途径包括以高效率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带动出口增加、FDI流入和有效的汇率和货币兑换制度。
第一条途径，进口是美国结构性增长的根本推动因素，是促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换的动力。而在生产要素的动态转移过程中，其自身的平衡也能够逐渐实现，这就是高效率部门竞争优势国际化提升而带来的出口增加，以平衡大量的进口而实现收支平衡。
第二条途径，是用资本项目的出超抵消经营项目的入超，扩大FDI流入规模。而美国多年来世界FDI第一大引资国的地位也确实弱化了其在货物贸易上的逆差状态，但在失业问题上，美国却不愿过多地提及其FDI的国际地位，而过分强调贸易逆差，以混淆视听。而从美国的实际情况看，长期以来的逆差国和债务国状态并未对其经济运行造成太大影响，这正是美国宏观经济四个层面实现动态均衡的结果。
第三条途径，其可行性取决于进口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性。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自由兑换，使得高效率产业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不仅足以支付增加的进口，还能够有剩余。美国之所以从中国大量进口纺织、服装、鞋等产品，就是因为这些产品的进口价格比国内生产更便宜，不仅消费支出减少，还能带来剩余。而之所以如此，是美国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结构性增长导致此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2003年，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不足GDP的1%，国民储蓄水平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经常项目缺口则接近GDP的5%，创造了美国的记录。按美元计算，也创造了5420亿美元的世界记录。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外国投资者的巨额投资。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全球失衡，最佳的方案是调整世界相对价格（斯蒂芬？罗奇，2004），其含义十分明显：美元贬值。实际上，按照总体贸易加权计算，美元的价格在过去的3年中已经下降了13%。然而另人遗憾的是，经常项目调整往往要求货币贬值幅度在25%左右，是目前美元贬值幅度的两倍。G7已经达成“美元必须下探”的共识，而欧元对美元已经上升40%，日本对货币市场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干预。谁来承担美元下一步调整的负担，按照G7的说法，美元主要调整对象是那些不具备灵活外汇政策的币种。这显然是指中国。
2.出口管制问题
出口管制问题主要发生在技术贸易领域。美国是世界上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急需引进先进技术，中国本应成为美国最大的技术出口市场，但美国却在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上进行了严格地管制。《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技术引进的最大来源国是欧洲，占中国全部技术引进的37.35%，其次是日本，占21.29%，加拿大位居第三，占17.61%，而从美国引进的技术只占中国技术引进的11.4%。事实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也是造成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3.纺织品贸易问题
纺织品是我国出口第一大类产品，尤其在美国市场，由于占有价格优势，我国纺织品是美国市场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但美国多年来一直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严格的配额管理，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纺织品的出口，中美之间关于纺织品设限与反设限的斗争一直在继续。根据美国的规定，中国每年能够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数量或金额需经美方核定批准，中方如想增加配额……就必须与美方进行谈判，通过达成的双边协议执行。为此，中美双方已经签订了五个有关纺织品配额的协议，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协议真正付诸实施，美国每次总是在协议尚未到期前就有意制造事端，企图削减配额。按照WTO的规定和安排，到2005年，纺织品配额将在世界范围内全部取消，但美国却将这一规定置之不理，仍然要求中国在加入WTO后，将纺织品配额延长到2010年。虽然最终经过努力，美国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但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如果中国向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增长过快，美国仍有权引用WTO的有关规定多中国实施单方面控制。
2005年1月1日，实行了长达40多年的纺织品贸易配额全部取消，这对中国纺织业来说是一难得的巨大历史机遇。多年以来，纺织业为我国的外贸顺差立下了汗马功劳。2003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额达788亿美元，2004年，有望突破900亿美元。但对美国来讲，取消配额关系到65万纺织工人的就业。因此，美方必将动用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倾销、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来限制中国纺织品，搞“没有配额的配额”。
实际上中美之间这场硬仗已经开始了，2003年10月，美国商务部所属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对中国对美出口的睡袍、针织品和胸衣实施特别保障措施；2004年10月30日，CITA又受理了中国产的棉制裤子的设限申请；此外美国6家纺织业组织和1家劳工组织还递交了对中国产衬衫、内衣、床单、长丝布、棉纱、人造纤维、裤子、毛制裤子等的设限申请。
美国在与中国纺织品贸易方面的干预突出反映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回潮，这一思想普遍地渗透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之中。
除了这六大传统问题之外，从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状况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看，中美之间还将面临新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入世后过渡期的争议、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四大问题。
（1）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21世纪的头4年里，各国对华反倾销案件187起，占同期世界反倾销案件总数的16.4%，中国现已成为世界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2000～2004年6月底，美国对华反倾销案达38起，年均10.9起；而此前从1990～1999年10年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54起，年均5.4起。美对华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比如木质卧室家具案涉案金额就高达10亿美元。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地位给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又进一步激发了外国企业更多地投诉中国产品，也严重损伤了中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因而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历时26年。早在2000年，国家计委就宣布中国市场上的商品98%以上是按市场机制定价的。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关键要看企业的运行机制。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早已是按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机制在运营，并非由国家来控制。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2004年4月9日，新西兰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实现了在西方国家中零的突破……温家宝总理表示，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客观承认。截止到2005年1月31日，已有38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它们是：新西兰、尼泊尔、刚果（布）、吉尔吉斯斯坦、贝宁、多哥、南非、摩尔多瓦、吉布提、东盟十国、格鲁吉亚、尼日利亚、俄罗斯、亚美尼亚、巴巴多斯、圭亚那、安提瓜和巴布达、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特立尼达以及多巴哥等34个国家，还有4个WTO的新成员在与我国的谈判中承诺承认我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2004年4月13日，温总理在会见美国副总统切尼时，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
然而在2004年6月3日，美国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仍然摆出了六条标准：一是货币可兑换的程度；二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六是美国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听政会的结果也是在预料之中的，美国仍然没有能够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10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电话中向布什总统重申要求美国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2）关于后过渡期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争议
中国入世已近5年，一些敏感领域尚未受到冲击，是因为尚在过渡期内，受到一定的保护。
以2005年作为一个基本的临界点，开放的终点还没有到，可能的冲击还没有来。衡量中国是否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诺，有两个基本指标：一是中国的市场是否开放了；二是中国的法律是否与WTO的规则一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克拉斯？拉迪从中国的全球进口额、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进口关税的保护程度这三个指标衡量，认为“在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系中，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3年来，国外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评价有所变化。2002年，评价基本是正面的。但从2002年下半年起，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2003年，抱怨开始增多。2004年，抱怨升温，甚至有案件诉诸WTO。2004年2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曾表示，“在面对着各种挑战面前，中国也许正在失去履行WTO义务的势头。”集成电路增值税、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等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问题。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国际贸易纠纷和摩擦增多是必然现象……有些摩擦与中国入世的承诺有关，有些则没有直接关系。有一部分美商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过渡期缺乏耐心，必然要求连任的布什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以确保美商在中国市场开放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我国则要沉着应对，趋利避害。
（3）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从1986年开始，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已多达29起，其中2000～2003年共18起。1995～1996年中美产生知识产权的摩擦，美方认为中国对美国光盘版权侵权损害了美方15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而2004年7月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发表讲话，认为中国现在对美国产品是全面侵权。
从光盘到伟哥，从版权到商标，从汽车零配件到小五金制品，以及轻工、纺织、机电产品等……损害美方经济利益达240亿美元。中国政府已决定从2004年10月起到2005年9月，用一年的时间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但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
（4）人民币汇率问题
2004年9月9日，一些美国行业协会试图借大选之机迫使人民币升值。它们声称“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的产业和工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要求政府向WTO提出申诉，对中国进行惩罚。布什政府权衡利弊，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是，希望人民币完全实行浮动汇率制并相应升值一直是布什政府的目标。2003年9月，美国财长约翰？斯诺为此事专程访华。
2004年10月1日在西方七国财长与中国财长、央行行长会谈中又再次重申此事。10月7日，布什总统给胡锦涛主席打电话时再次对此事表示关注。10月13日，就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三次辩论时，克里攻击布什不抓住时机迫使人民币升值。此次布什在大选中胜出，但并不占绝对优势，大约有48%的选民不支持他的政策，在未来4年中，布什不大可能不考虑这些意见，进而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减少贸易逆差。
稳定的汇率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美国经济。人民币即便大幅升值也无助于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且还会直接打击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利益。
由于美元利率上调和中国通货膨胀，西方国家目前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缓解。有专家建议……近期可逐步实施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适度放宽，实行窄幅波动，如上下各浮动3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考虑逐步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联系机制，改为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重要货币加权平均的一揽子汇率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外，我国也应注意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