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们可曾注意到三十三岁已成名的张爱玲曾主动向六十六岁的国学大师胡适请教古典文学创作翻译和评价等问题呢？为此，她在香港曾与胡适有过一段通信，在美国也曾三次面聆胡适的教诲，尽管这种交往是短暂的，然而它却使张爱玲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小字辈地位，而胡适则是令她心折的上一代大学者，她的结语是：“得到益处，终生难忘”。
面晤大师纽约受惠
1955年11月，张爱玲与她的锡兰籍女友炎樱一同到了美国纽约，不久她便去胡适私宅拜访，这是张爱玲平生第一次见到胡适，心情是激动的。
张爱玲对上一代学者是这样描写的：“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她接着说：“他们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她用国语回答。”
胡适给张爱玲泡了绿茶。张爱玲感觉她“还没进门，就有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她看到书架上的《胡适文存》，不由勾引起了她对家庭往事的回顾：她曾在父亲张廷众（1897—1953）的书桌前看过《胡适文存》，之后她二姑姑张茂渊（1895—1990）也从她父亲那儿借去看了又不肯还，为此哥哥对妹妹很有气。当时，张爱玲还破例向父亲要了四块钱买来一册《醒世姻缘》，因为事先拜读过胡适的考证，因此她并不费劲地对该书一阅便“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她又回忆起：“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忽然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便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此情此景足证张爱玲心仪胡适的程度。
再访前辈如对神明
初访不久，张爱玲在无人陪同下，独自再趋府拜晤胡适。这次胡适是在书房里接见她的，张爱玲回忆道：“整个一道墙上，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子纸，整理起来需要时间和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
张爱玲又说：“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地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片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她又说：“适之先生讲起大陆，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接着她转向胡适，她说，“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个话题。”胡适当时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那里书很多。”闻此关怀，张爱玲不由得暗自笑了，因为她觉得那时候自己虽然经常到纽约市立图书馆借书，但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了。适之先生一看他的小客人又陷入沉默，于是马上又转了话题。
张爱玲自谦“自己太不会说话”，因此总是让胡适想方设法打破僵局。胡适立即选择了一个看来容易被接受的题目，他对张爱玲说他父亲胡铁花认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①，并再告诉张佩纶的孙女，他“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张佩纶全集”，张爱玲照例又只是敬听不语。为什么会这样？她后来说：“原因是我们家里从不提祖父。”她曾好奇地想弄个明白，于是便冒着挨骂的风险去问父亲，结果父亲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
胡适还告诉张爱玲，他正在给一份《外交》杂志写稿，张爱玲感觉胡适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然后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依旧笑而不答，张爱玲说她后来本想看看《外交》杂志的，可惜因为写作忙，也没看，为此感到惋惜。
张爱玲在胡适家中与主人谈话过程中沉默不语或叫只听不说，对于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在文坛史域曾引起惋惜、疑惑甚至非议。其实探索一下张爱玲的内心世界，我以为张爱玲给胡适及其言论已定位“神明”，既然高抬尊称，当然要谦虚一点了；其次，张爱玲家中之事难以启齿；第三，到美国系初来乍到，哪敢称“老大”等，不知这能否叫做夹着尾巴做人？如果鄙言不算不敬的话。
胡适回访竟成诀别
感恩节这天，张爱玲与炎樱到一个美国朋友家吃烤鸭，不幸因回家路上吹了风，到家竟呕吐了。这时胡适打电话来，因怕张爱玲在异国他乡过感恩节太寂寞，加上人地生疏，作为长辈和大学者，出于真诚的关心，便打电话来，要请张爱玲到中国餐馆吃饭。张爱玲回复刚吃过吐了，胡适也就算了。
张爱玲随炎樱搬进了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居住。胡适放心不下这位小女作家，张爱玲很感激。她回忆起“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坐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谁也不肯进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看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儿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看，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的缘故”。这是一番真诚的对话，一番坦荡的独白。
张爱玲“送胡适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胡适）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这是张爱玲近距离对胡适大师的扫描，既真实又感人！张爱玲看见这时的胡适眺望着街口露出的一段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怎的胡适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张爱玲说她不由也跟着向河上投去微笑的一瞥。后来她不无悲凄地说：“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悲伤之心跃然纸上，实际上这时胡适的身体不算很差，只是心脏病较严重，难道是胡适的面容令她担忧不成，否则如何会使张爱玲如此伤感呢！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一个为作家提供免费食宿的“艺文作场”，但是这个社团需要提供保人。张爱玲立即写信向胡适求助，胡适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张爱玲从而得以入住并进行写作，张爱玲立即写信致谢。
胡适病逝爱玲悲伤
张爱玲因忙于写作，便与胡适很少来往。1961年秋，张爱玲悄悄访台时，不想惊动任何人，故对深居台北南港的胡适大师也放弃了拜晤。
但在离台前忽被一位晚报记者王祯和发现，此人与张爱玲谈了话，但直到二十六年后的1987年此人将谈话内容公布，其中问及张爱玲对当时文坛有哪些人士难忘？张爱玲回答：“对胡适很敬佩，现代的中国与胡适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张爱玲离台去了香港，忙着替电懋影业公司赶写两个剧本，一时忘了胡适，以致她“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按：胡适是在1958年10月由美国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按：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病逝于台北任期内），只惘惘的。所谓无疾而终（按：是亡于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后来张爱玲将胡适考证过的《海上花》译成英文本，这时她想到如有胡适指导该多好，可她很悲痛，“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出来了”。
张胡两家情深意长
张爱玲为什么会对上一代大学者胡适那样的心仪和心折？究其原因，乃是与张爱玲的身世与“家教”紧密相连的。
首先谈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此人与胡适父亲胡铁花（1841—1895）同为清朝名臣，张家对胡家是有帮助的。再说张爱玲的父亲张廷众，虽系遗少，且嗜鸦片烟，但对女儿也有薄爱，如命其上私塾，读经书，张爱玲五岁即能熟读唐诗宋词，八岁即尝试写小说，少女时代即受父亲感染阅读《胡适文存》，一面苦读父亲爱读的《西游记》、《红楼梦》、《孽海花》和《海上花》等，同时迷读老舍、张恨水的新文学的言情小说，父亲对女儿的文学天赋是十分赞赏的。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本名素莹，1896—1957）亦系晚清江南水师提督之后，但其母思想新式，“爱玲”之名即其母所取。十岁时其母命其进洋学堂、学弹钢琴、学绘画，所以张爱玲能写善画，这在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这就要归功其母的钟情了，她的一直随父生活的弟弟张子静却没有这个福气了。张母曾带小姑张茂渊同去英、法两国留学并学绘画。四十年代张母移居英伦，主要靠变卖从中国带出去的几箱文物度日，病逝前将最后一箱给了她海外唯一的亲人，后来张爱玲就用母亲的遗存，贴补她与美国作家丈夫赖雅的生活。
张爱玲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和研究，因为起步早、基础好，所以成功快，当然除了“家教”外，胡适的指点鼓励和修改，对她来说也不啻是一股强劲的东风。因此，张爱玲后来写出了学术性较强的《初评红楼梦》、《红楼梦魇》，特别是对念念不忘的《海上花》，师胡适之作为，将此书的国语本进行了注释和删改，使之更贴近自然，这是做了前人没做过的好事。
张爱玲与她的姑姑张茂渊关系极好。她姑姑曾任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大光明电影院外国影片《译意风》的译员。她在家时常向哥哥借书看，其中就有《胡适文存》，妹妹久借不还，哥哥很有意见，但也只好在女儿张爱玲耳边发发牢骚，张爱玲明白姑姑是胡适的朋友，她要将《胡适文存》据为己有，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说来有趣，张爱玲的姑姑和母亲还是胡适麻将桌上的好友，这不就把张、胡两家的关系又升华了一步吗。抗战胜利后，胡适从美国去台湾，报上登着胡适打着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且笑容满面的照片，张茂渊看了大笑起来，惊呼：“胡适之这样年轻！”
可见张爱玲的祖父、父亲、母亲、姑姑，再加上她这位小字辈，即张家三代与胡氏两代是有缘的；源远流长、情深意长！最后一句话：归根结底，这当是张爱玲心仪并心折前辈学者胡适的重要原因吧，且不说是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