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萌萌离去以后，我一直害怕想起她。碰到有朋友要给我看萌萌过去的照片，我总不敢看。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轻的本科生问我一个问题：该怎样理解学问与个人生命热情的关系？这个问题让我在没有任何提示的场合突然想起萌萌。
我跟萌萌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当时我们都是“文革”后最初的两届硕士研究生，她高我半届，但我们的专业靠得很近，基本上算是同行：她是外国文学专业，我是西方美学专业，见面就谈得很对胃口，而且越谈越对胃口……我们都来自土地深处，当然，萌萌在这方面的资历比我深多了，她是“老红军”，我勉强算个“三八式”。总之，我们都感到，有满腹的生命感受需要表达，做学问的方向自然成为特别投合的话题。萌萌熟悉莎士比亚和易卜生，我自以为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相约要尝试文学化的哲学之路：通过解读文学名著来表达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那个时候，志扬是我们的榜样，一文“夜行的驿车”让我们仿效，却怎么也学不像，但我们都很有热情。
没过多久，强劲而起的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热潮把我们卷走了——在这次热潮中，我和萌萌都改行进入了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上个世纪末，我们才决意走出来。那时，我和萌萌相约两件事：第一，结清现象学解释学这笔老账；第二，回到八十年代的想法，以解读古典文学名著的方式表达出自土地的感觉。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但我们这代人的土地感觉的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来自的土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这场革命的确“史无前例”，但就观念而言，很可能并非“史无前例”。对我们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痉挛，我们必须作出反思。这是我们的命相和财富，学问的热情来自于此。问题在于，我们当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现代西方哲学是否能够承载我们的反思？十多年的西方现代学问的经历让我们有如经历了另一个文革，这一经历并非必须的，但与“文革”一样，是命运让我们经受的东西。
萌萌突然离开之前，我们已经在商议具体的计划，怎样以文学的看似如此和必然如此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土地感觉。我害怕想到她，是因为害怕她瞪着大眼睛问我：你答应的事情做得怎样啦……2009.7.2（星期四）凌晨00：0800／“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