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涉于影响思虑之所及而不可以形传也，则以其形而反、仄、增、损、重、叠、配、合，于形不类而意则可通；或配佗文成字，故曰会意也。（赵宧光《六书长笺》卷四，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二三册，437页）
王氏已不限于“反体”、“省体”二者了，举凡“反、仄、增、损”等象形字的变体、“涉于影响思虑之所及而不可以形传”者，均以“会意”名之。
此类所谓独体会意字片面强调“以见指撝”，但不合许慎“比类合谊”之旨，因此对后代影响不大，但它揭示了汉字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六书说”对于汉字分析的局限性，并试图以改变“会意”界说的方式来加以弥缝。
2.1.11清代段玉裁关于“会意”的定义笃守许说：
会者，合也，合二体之意也。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意以成字。……会意者，合谊之谓也。凡会意之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连属成文。不得曰从人从言、从戈从止。而全书内往往为浅人增一从字。大徐本尤甚，绝非许意。然亦有本用两从字者，固当分别观之。（《说文解字注·叙》卷十五，755页）
段氏以“会”为“合”，不取宋、元、明以来张有、杨桓、赵古则、王应电等人或隐或显的“会悟”说，将所谓“假形之变”、“使人观之而自悟”的独体从会意范畴中分离出去，弃宋学而返归汉学之本，为清代以来对会意的研究复归朴学传统奠定了基础。
段氏注中还以“从人言”、“从止戈”为例，描述了一类偏旁“连属成文”的会意字，指出它们与“用两从字”之会意字有别，这启发我们进一步研究会意字构形字素之间的组合关系类型以及字素组合意义与会意字所表之词的意义之间的关系。
此外，段氏还指出了会意与合体象形、形声的区别：
有独体之象形，有合体之象形。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独体之象形，则成字可读；軵于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读。此等半会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会意则两体皆成字，故与此别。……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说文解字注·叙》卷十五，755页）
段氏勾画了会意与其他各书的边界，为我们处理六书系统的一些边缘状态提供了思路。
2.1.12清代另一位《说文》大家王筠也对“会意”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说：
许君叙曰：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案：会者，合也，合谊即会意之正解，《说文》用谊，今人用义。会意者，合二字三字之义，以成一字之义，不作“会悟”解也。（《说文释例·会意》卷四，81页）
王筠明确指出会意之“会”为“合”义，从而驳斥了杨桓的“会悟”说。他所说的“合二字三字之义，以成一字之义”则较段氏的“合二体之意以成字”更为全面。
在《说文释例·会意》中，王筠将会意分为正例三、变例十二。正例三为：合两字为意而顺递言之者，并峙为义者，以字形发明字义者。参王筠《说文释例》卷四，82—83页。前两者为一类，以《说文》中“两言从”还是“一言从”为形式标志，以“文意之连属与否”为分类标准，实际上说的是会意字构形字素表意过程中是直接组合表意还是需补足省略成分才能组合表意的问题；后一类则与会意字字素的空间分布有关，王筠以“闢”、“開”的古文为例，指出“以字形发明字义者，若移其部位即不足见义矣”，可见这类会意字字素的空间位置关系也成了会意的一个重要因素。会意变例中，王氏还精辟地指出了某些较为特殊的会意字的表意特点，如以“折”从斤断艸、艸变形说明了一类“从其字而变其形”的会意字，以“重朿为棗，并朿为棘”说明了一类“会意兼形”字。但总的说来，由于王氏对会意字的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整体上显得庞杂支离，缺乏逻辑的力量。
王氏对于会意、形声之虚实的看法同徐锴完全相反：
以六书分为三耦论之，象形实，指事虚：物有形，事无形也。会意实，形声虚：合二字、三字以为意而其义已备，形声则不能赅备。如煉、鍊一字，所煉者金，鍊之以火；鏝、槾一字，其器兼用金木，而皆分为两体，此尤不能赅备之明验也。（《说文释例·六书总说》卷四，8页）
由此可见，王氏是从字素组合表意是否赅备、是否充分的角度来断言“会意实，形声虚”的，这与徐锴以所表之词有无“实形”为判断“虚”、“实”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他们得出相反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王筠在归纳《说文》会意字的归部规律时指出：“既两字皆义，而义有主从，当入主义所在之部。”王筠《说文释例》卷四，81页。可见在王筠眼中，会意字的构形字素在显示词义方面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有主义词，又有辅义词，二者的价值有所不同。
2.1.13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学术思想交流激荡，再加上新的地下古文字材料的不断出土，学者们在会意字研究方面表现出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如刘师培对会意字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
盖会与合同，则合谊即会意之正解。会谊者，两形并列之字也。吾谓两形并列之字，亦出于古代图画，例如武字从止从戈，在上古时必画一人作止戈之形；信字从人从言，在上古时必画一人作欲语之形。（《小学发微补》，收入《刘申叔遗书》（一），523页）
黄侃探讨了“六书”的发生问题；
或遂谓六书之名，至周始有，然观刘（歆）云“六书者，造字之本”，是仓颉时已有矣。（《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略说》，5页）
梁启超则对汉字的结构、性质以及“六书”的分类提出了新的看法：
唯有一事首当明辨者：流俗之论，每谓中国文字属于衍形系统，而与印欧衍声之系统划然殊途，此实谬见也。倘文字而不衍声，则所谓“孳乳寖多”者未由成立，而文字之用或息几乎矣……象形、指事、会意，衍形之属也；形声、转注、假借，衍声之属也。（《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假使古代有字母则我国文字结构之嬗变当何如）》，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之下卷，107—123页）
尽管所言未必定论，然而好的问题能够引发新的思考，学术界开始对诸如会意字的定义与范围、会意字的来源、会意字的性质、会意在汉字结构体系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2.1.14同梁启超将“六书”分为“衍形之属”、“衍声之属”相类似，沈兼士将“六书”分为“意符的”和“音符的”两类：
中国古代文者的创造和组织，相传有六种原则，就是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前三者可以叫做意符的原则，后三者可以叫做音符的原则。（《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1页）
可见，在沈氏看来，会意字属于意符字。关于意符字的发生，沈氏又说：
因为我们追溯“意符的”（Ideographic）文字的起源，初不是单为语言的符号而发生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和言语同为直接传示思想的方法而别成一源。就是一方面用声音来表示思想，由口以传于耳。一方面用形象来表示思想，由手以传于眼。所以就意符文字发达的次叙上研究一下，借此也就可以晓得古代思想发展的程叙。（《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4页）
这就涉及包括会意字在内的“意符字”同语言的关系问题。沈氏认为，意符字“初不是单为语言的符号而发生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和言语同为直接传示思想的方法而别成一源”。这里要注意“初”、“单”和“直接”几个词，“初”指意符字出现之初，那时它还处于萌芽状态，这就对后面描写的现象从时间上做了限定；“单”反映了作者认为意符字在产生之初，记录语言符号只是其功能之一，它还具有其他的功能；什么功能呢？“直接传示思想”，“直接”二字意谓不须以言语（实际是指“言语”的物质外壳——语音）为中介，而同思想产生直接的联系，并且与言语是“别成一源”的。关于意符字同语言的关系、意符字的表词机理，至今仍存在争议，沈氏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命题，其眼光是具有前瞻性的。他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依然很有启发性。例如我们虽然不懂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亦称“丁头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美洲的玛雅字以及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文所记录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理解这些文字当中表意字的意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意符字同它所记录的语言的语义的联系是直接的，而与语音的联系是松散的。这对理解会意字的表词原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所说的会意字，大体相当于沈氏意符字中的“表意字”。关于“表意字”，沈氏说道：
前面所说象征的象形字，已经在客观的物象之中掺了一点主观的意象，但是仍旧脱离不了实物标本的束缚。到了这一级，作者才能够自由拼合各象形文字以表现其意趣，所以叫做“表意字”。据言语学者的研究，语意的缘起，本于表示“德”“业”，而象形文字，却只利于表“实”。倘是对于表德和表业的语言，一一都要取一种固有而且简单的物象来表现他，这实在是一桩困难的事情。因此想出一个法子，利用现成的象形文字，人为的拼合起来，成为一种具体的形象，借以表示一种抽象的意思。……这种字的作法，慢慢的超乎迹象，主观的作用渐盛，而所包含的意义也更曲折了。（《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4页）
这儿，沈氏指出了“表意字”（会意字）是利用表“实”的象形文字的组合来表“德”和“业”，也就是通过表名词的象形字素的组合来表示意义较为抽象的形容词和动词。这与会意字的表词特点是大体相符的（当然会意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示意义较为抽象的名词的）。
同时，沈氏也强调了“表意字”中的主观人为性问题。其实，在沈氏较早的另一篇论文《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中，他就试图“就意符文字发达的次叙”研究“古代思想发展的程叙”，提出了会意字的两个特点——“个性主义”和“主观主义”：
4个性主义（Indicidualismus）。复象字，或象形兼会意字鹵寒之类。渐渐脱离实物标本的束缚，作者能自由拼合各象形体，以发挥其意思。较前范围稍广。
5主观主义（Subjektivismus）。会意字，武信之类。能超乎迹象，主观的把各个文字间的关系看做有机的，而化合之，以表现作者的意思。其作用愈加广大。到了这个阶级，意符区域算是扩张到极大的限度。（《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5页）
“个性主义”、“主观主义”实际上都是强调会意字中人的个性因素、主观因素的参与，也就是所会者为“人”之“意”，这启发我们要从人的主观认知角度来研究会意字。而这正是以往对会意字的研究中所重视不够的。
另外，沈兼士还指出了表意字中的“形局义通”问题：
“……许书中独体之文，虑皆言近旨远，形局义通，若但于物之表象求之，则失之矣。”
这里有须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些字形所描写的事物和内容所包含的意义，其专泛狭广确有不同，陈澧所谓“文义不专属一物，而字形则画一物”就是这个意思。后人往往误以许慎《说文》解释本形之语谓之“本义”，未必尽合于古人造字之旨。……
表意字，……这里要注意的，也同前段一样，须知道“”“盜”等字，并不是专为“以皿食囚”“垂皿中”……造的，不过扼要的举出一个显著之例来做一个代表罢了。（《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3—24页）
这从取象和表词两个环节指出了二者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后来，陆宗达、王宁提出“造意”与“实义”之说，就是对“形局义通”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参陆宗达、王宁《〈说文解字〉与本字本义的探求》，收入《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117页。。
2.1.15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和《中国文字学》两书中跳出“六书”窠臼，提出了新的“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系统学说。唐氏所谓“象意文字”，“包括旧时所谓‘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所以和原来的会意字迥然不同”，“除了实物的名称可径用图形来代表外，一切抽象的语言就只好刺取图画的片断，给它们以新的意义，这就是象意字”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102—103页、105页。。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唐兰又对“象意”和“会意”做了区分：
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武”字从戈从止，止是足形，我们决不能把它当做停止的意义，因为停止的意义，在图画里是没有的。“武”字在古文字里本是表示有人荷戈行走，从戈形的图画，可以生出“威武”的意义，从足形的图画里，又可以看出“步武”的意义，可是总不会有“止戈”的意义。至于“信”字，只能是从言人声的一个形声字。
“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这种会意字，在秦以前的古文字里，简直就没有看见过。……《说文》里的会意字，也还不很多。（《中国文字学》，71页）
可见在唐氏系统里，象意指图画性的合体，而会意指非图画性的合体。二者统属于象意文字。而我们一般所说的会意，则包括唐氏象意与会意二者。不过，唐氏在此指出了早期会意字具有较强图画性的特点，构形字素多为形符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义符（如“武”中之“止”为“足形”而非“停止”）。
唐氏指出，象意字“用以表达一切事物的动作和形态”唐兰《中国文字学》，93页。，表示的是“一切抽象的语言”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105页。，也就是说，会意字以表示抽象的动词和形容词以及难以直接描摹形象的名词为主。而且，同象形文字相比，会意字具有较强的主观人为性：
象形文字是从图画蜕化而来的，象意也是这样。但象形的成为文字是自然发生的，——只要把虎兕牛马的形画出，任何人都能知道它们的名称，——而象意却不然，它们是人为的。假使我们对某一个社会的习惯不很熟悉，就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象意字。……
因为象意字是人为的，任何人可以把要表示的语言和思想自由地画出来，各人对于同一个题材的画法，不一定相同，所以这一部分人所认识的文字，其余的人或许不认识。在较长时期里，大部分的歧异，固然会渐渐消灭，——有些受大众承认，有些被淘汰，——但后来的新文字又层出不穷而需要淘汰了。所以，上古期的文字，可以说始终是很混乱的，而且还是很繁多的。（《古文字学导论》，103页，109页）
这种主观人为性，有时候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性和民族性，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对某一事物的认知习惯和特点；有时候又表现为歧异性，反映了人们对同一事物不同的认识视角。这正与沈兼士所说的会意字的两个特点——“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相一致。后来张政烺在谈到会意时说：
“以见指撝”是表现出目的和要求。文字上的形和声都有客观存在作为依据，只有意不容易表现，造字者可以有造字的意图，学字者可以有自己的理会，容易分歧。（《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261页）
张氏从造字和学字（即认知）两个角度来谈会意字的主观人为性，可以视作唐兰学说的明确化。
2.1.16杨树达著《中国文字学概要》和《文字形义学》，对文字形义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杨氏对会意的定义为：
会意者，合二文或数文以成字者也。其所合之文互相融合、互相贯注而别成一意。其字之音义超然于所合之文之外。（《中国文字学概要》，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