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笃信,只要生命没有终止,我就会上大学,我就会有阳光般的生活。因此我时刻都这样鞭策自己:不要因为厄运而沉沦,勇敢的拼搏,不要轻易放弃!
1977年11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我正在庆和村和村里人在丰收的田野里收获庄嫁,那一天的大气压高,声波传得很远,遥远县城里的广播喇叭清晰地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全国高等院校恢复高考!”我凝神静听,上大学的梦想在我的心里熊熊燃烧,孙丫看出了我的心声,她一脸庄严地注视了我一阵,弯下腰来默默地接我,在我前边唰唰地挥镰收割。自此,我有了希望,学习有了明确的目标。我回到姨妈家,到处搜索,我寻找表妹、表弟过去用过的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七年级的课本。姨妈告诉我:“早都撕了擦屁股了!”我不甘心,我鼻子有一种特殊功能,对印刷物的嗅觉比猎狗都要灵敏,我抽动鼻翼,循着那一丝丝印刷物的气味搜索到了茅厕,让我大喜过望的是茅厕装手纸的筐子里真的就有一本当时九年制的黑龙江省九年一贯制的数学试用教材,但马上又让我大失所望的是,这本教材只剩下了前后封面,内容全没有了……
公社传下来恢复高考的通知了,凡适合高考的青年每人都填了报考表,填了表的年轻人一个个喜气洋洋,仿佛他们都已经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着开学了!生产队每天给他们半天的时间复习,他们的学习方式是男男女女的聚拢在一块,互相有说有笑轻轻松松地复习着,那样子绝对不像是在复习考大学,倒像是在泡茶馆或是在酒店里面喝咖啡。我与他们不一样,我是小盲流,没有户口,没有资格填报考表,生产队也没有给我半天的复习时间,孙丫为我忿忿不平,但我的学习劲头比他们任何人都大!我学习的方式仍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老方式,衣襟里缝着个大口袋,装着数理化课本,走哪学习到哪,这令他们无法理喻:你连考大学的名都报不上,你还复习什么?
我说:“我自己上大学!”
说得他们一愣一愣的。
这个时候,我的数理化水平很低,过去学过一些也全部忘得一干二净了,再说我上学那阵大部分时间都是学农,短暂的学习时光却没有可以教数理化的中学老师,读小学都是跟随父母和哥哥们在“文革”逃亡中断断续续读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比如什么叫小数?什么叫数轴?正负数加减乘法法则是什么?我要捂着耳朵背:小于1的数叫小数;规定了原点,规定了方向,规定了长度单位的直线叫数轴;同号相乘得正、异号相乘得负……物理上的质量和重量,化学上的化合价,我都模糊不清,凭借这样的水平, 1977年,即使给我报考的机会,我的考试成绩只能是零。
我自我设定目标:我要全力以赴,摆在我的面前只有这样一条路,那就是1978年一定要上大学!
屈指算一算,1978年参加高考,我也只有九个月的学习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要实现三级跳,小学跳初中、初中跳高中、高中跳大学。我没有一本教材,我四处寻找,先是到县城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有一套完整的数理化自学读本喜出望外,但只能让营业员拿过来在书柜上翻翻,爱不释手地摸摸,把书放到鼻子下边拚命地闻闻,我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我恋恋不舍地离去。我惆怅满怀地回到姨妈家,我意外地掘到了金,那是一本被撕扯得所剩无几的《大代数》,这本《大代数》是清朝末年出版的,通篇繁体字!我不顾一切地钻研这本古老的残书,学啊学啊,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距1978年高考还剩8个月的时候,这本清朝末年出版的《大代数》的残存部分,让我生吞活剥了一遍,似懂非懂,后边的复习题一道也不会做。收工之后,天已经黑透了。我顶着星星赶去附近的大同公社中学去请教胡老师,胡老师是上海知青,是表哥的朋友,那天晚上停电,在昏暗的烛光下胡老师认真地研究我指给他的数学题。唉!我在为我没有找对老师而遗憾,胡老师是教七年级(初二)数学的,而且是在公社中学教书,水平可能不行,研究了半天眉头也没舒展开,最后穷途末路了只好问我:“你学这些想做什么?”
我说:“我要考大学啊!”
胡老师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怎么会考一百年前的清朝大代数呢?”
唉,白白浪费了我一个月的宝贵的时间!
后来又一次来找胡老师请教数学题的时候,胡老师笑了:“你真行,民国大代数都让你搞到手了。”
这次,胡老师把他手上的一套七年级的上下两册数学课本送给了我。从此我有了办法,请教物理老师就要物理教材,请教化学老师就要化学教材,请教什么要什么,老师都热情相助,没遭遇过拒绝。后来我请教的都是名校名师,他们手上的教材也绝对是最前沿的。
我第一次冒昧地闯进绥滨县一中高二数学满福山老师家,满老师不仅送了我一套高中数学教材,帮我解完一道数学题还留我吃了晚饭,那顿晚饭是玉米大楂子粥,按正常的烹调程序玉米大楂子粥是要烧二遍火的,结果,老师只顾为我解数学题忘了烧二遍火了,晚上老师的夫人回来了,我们吃了一餐半生不熟的夹生饭。
这时节已经是严冬了,天寒地冻,但我内心里燃烧着一团火,可以驱赶包围我的严寒。我从县城赶回村里,在村口我遇到几位正在聚堆复习准备高考的年轻人,其中的一位就是老支书的女儿董杰,她两眼充满尊敬地注视着我。其余几位小伙子,我相信他们不是在复习而是为了接近老支书的女儿,他们跟我一样珍惜这样难得的好机会。我向他们炫耀我刚刚学会解的数学题。他们愣愣地听着,像听天方夜谭一样。
真是天助我,正值生产队秋后打场脱谷的繁忙季节,我的一双脚烂了,先是脚底上生出米粒大小的脓包,痒痒的,用手指捏住用力一挤,便挤出一股脓水,接着就不停地流浓不停地腐烂,两只腐烂的脚不敢着地,开始一只脚烂的时候我还可以用另一只脚跳着走,后来两只脚都烂了,只能扶着墙壁用两只脚后跟着地一点一点挪动着行走。再一次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只能住在姨妈家里忘我地学习。那时候我还不懂有病可以上医院,口袋里也没有钱,如果去医院的话,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挂号呢!其实这样的小毛病只要去医院打几针青霉素就会好的,任其发展,会染上败血病,如果染上败血病所有的梦想就将全部化为乌有。我正面临这样的生命危险,我却蒙然不知。我脚上的腐烂稍微好一点,我就穿上鞋子,我的脚背肿胀得像面包,穿鞋子都要煞费一番苦功。我揣上课本,戴上一顶从姨妈家的仓房里拾到的被遗弃很久的脱了毛的破狗皮帽子,挺进县城的一中问老师数学题。我佝偻着身子,只能用脚后跟着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县城方向挪动,疼啊,尤其是脚一落地的那一瞬间,钻心地疼,路上我遇上挂牛车或是马车,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就会把车主动停下来,顺便捎上我一程,一位车老板得知我是去县城请教老师数学题的,他感动极了,他说:“就凭你这种精神,世界上任一所大学你都可以考上!”每次到了县城一中的大门口,我一瘸一拐的样子都会招惹来无数中学生们的眼睛,从一中大门口跨越操场到老师办公室这段300米的路程(每来一次,我都用步子量一次)是最难走的,与上刀山下火海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要避开中学生们耻笑的目光,竭尽全力装作正常人走路的样子,而且还要昂首阔步,脚掌心上的伤口整个地接触地面,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了伤口上,不断地落脚抬脚,脚掌上腐烂的皮肉与鞋底之间不停地粘连、撕裂,粘连、撕裂……痛苦指数比刀割要高出几倍,周身一阵阵发热、一阵阵痉挛,零下三、四十度的冰雪严寒我却大汗淋漓。我就这样“上刀山下火海”,我感觉我是在扮演一位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法国沦陷区,德国军官把一位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美国士兵推出来示众。士兵目光炯炯地掠过悲愤而又无奈的人们,他慢慢地举起凝着血痂的手,用中指和食指比划出一个“V”——胜利的标志,人群顿时轰动起来。这时,德国军官震怒了,他命令手下砍去美国士兵的手,美国士兵痛得昏迷过去。然而,当他清醒过来后,又艰难地站了起来,鄙视地看了看那军官,然后脸上带着微笑,面对着人群,突然他伸出两支已无手掌的血臂组成一个大大的“V”向蓝天伸去。这时,全场一瞬间变得死一般沉寂,一会儿又像海洋一般翻腾……
每次从县城一中回到姨妈家,我脚上的腐烂就变得更加严重了,拔下鞋子,鞋壳里粘糊糊的,灌满了浓与血……姨妈为我着急了,东家为我寻片药西家为我寻个偏方,我却兴奋无比:“姨妈,没事啊,如果我的脚烂上一年,我就高中毕业上大学了。”
这天,是表妹对象上门订亲送彩礼的日子。男的是绥滨县港务局搬运队的,无非是个扛麻袋的码头工人。但却是姨妈一家人引以为荣的,每次来都被奉为上贵,姨妈抿着嘴笑着向左邻右舍炫耀女婿:“该(街)上的!一个月挣七八十块钱呢。”
就为这“该(街)上的”,表妹后来付出了沉重代价。这里的码头搬运工一年只上半年班,冬天冰封雪冻航运停了,搬运工们就聚堆赌博,把半年的汗水钱全部输光,后来表妹嫁了这位“该(街)上的”,连着生了三个孩子,穷得揭不开锅,表妹生了病发着高烧还要去一家小餐馆里做杂工,年轻轻离开了人世。有什么办法呢?姨妈的目光就是这么短浅,凡事只顾眼前,不过,像姨妈这样目光短浅的人还多着呢,从前有现在有将来有永远都会有,所以就不断地发生那么多不该发生的悲剧。姨妈是个没文化的村妇,很多人有文化有知识、也总是把目光定格在眼前,我们最早几届的高考生也是这样,所有的考生几乎都把目光盯在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大部分考生重理轻文,很少有人关注专业的长远效益,结果呢,有多少人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兴高采烈,二十多年后下岗失业,有多少接到录取通知书不敢告诉别人被什么大学录取了,二十多年后却稳坐钓鱼台事业如日中天!学者们政客们往往也是这样,不然怎么每一次错误的潮流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啊?把社会推进了死胡同,让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要以高昂的成本去落实什么新观点新政策。我想: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大学,为了生存,更要有思想,有远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明辨是非不是马后炮,评判已经进入博物馆的被尘封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我们要对当下流行的潮流、身边发生事件做出对与错的准确判断,决定是追随还是旗帜鲜明地拒绝,而不是后来进入21世纪“成功学大师”们授人以渔的骗钱招数:你没有能力改变的时候你就要顺应潮流,不要谈公德不要谈信仰,只为把别人兜里的钱转移到你口袋里。
姨妈嫌我在这有煞风景,“该(街)上的”来相亲的前一天晚上,姨妈对我说:“勇夫啊,明天你去东升屯你三哥三嫂那住几天吧。”
我被姨妈驱赶出来了,我挽着一个小包袱,无怨无悔地走出了姨妈家,朝村外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