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光华
瞿树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在金沙地区乃至南通地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革命战争年代，他是我的老领导，解放以后仍常有接触，他的音容笑貌，高尚品格，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我深深敬佩，久久难忘。
瞿树滋同志参加革命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当时的南通县敌顽我三方政权并存，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日寇经常下乡烧杀抢掠，清剿抗日武装。国民党南通保安旅在新四军接管后，实质是受编不受调。团长季莘暗中勾结日伪，将一个营由张圣伯率领投降日寇。日伪许以高官厚禄，把张圣伯从营级升到旅级，担任了伪二旅旅长。张圣伯收留兵痞、流氓、土匪，很快发展了3个团，其伪旅部及一个团盘踞在金沙镇，其他两个团一个在石港，一个在兴仁，形成了一股较强的顽伪反动势力。那时新四军东进不久，南通县抗日民主政权刚建立，基层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改造。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一支人民自己的军队。这时，瞿树滋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是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以后于1941年7月担任了抗日民主政府金沙区区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高举抗日旗帜，发动和组织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我当时是一名抗日的热血青年，热爱祖国，不愿做亡国奴，积极要求抗日，想寻找真正抗日的队伍参加抗日。在新四军没有东进前，我到处打听谁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找到我的老叔子，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在国民党政府清丈局工作，见识比我多，懂世事。他对我说：“老侄，你参加抗日救国，这志愿是对的。现在有的部队是假抗日真投降的队伍，有的虽挂着抗日的招牌，但实际是争名夺利、鱼肉百姓的土匪队伍。真正抗日的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抗日队伍，我作为叔叔对侄子要负责，老侄千万不能盲目，要防止误入歧途。”我牢牢记住叔子的教诲。新四军东进后，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10月，通中四区的扩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对象大部分还是原来的老区、乡、保长，也有一部分是新提拔的干部和新生力量，我属于新生力量也参加了会议。梁灵光县长作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报告。一个出席会议的同志告诉我，金沙区的新区长是瞿树滋。我见他身穿旧灰白色短棉袄，一支水烟管插在袋子里，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一点没有官架子，给我们谈抗日救国道理，深入浅出，心里觉得亮堂多了，好像点燃了一盏明灯似的。我暗想，这样的区长领导我们抗日多好啊，我暗暗下决心也要当这样的干部。瞿树滋同志就成为我参加革命的带路人。这里，回忆瞿老领导我干革命的几件事。
一
瞿树滋同志当区长兼区队长时，他按照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重新组建金沙区队武装。1941年6月，原金沙区区长朱静安领导的区队在黑鹿灶被敌人缴械，区队被打散，俞茂盛班长带领一班人回家了。俞是我的近邻，又是同学。瞿树滋同志接任金沙区区长后没几天，为了重建区队武装，就通知俞茂盛到区里报到。在瞿区长的直接领导和关注下，金沙区有了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这支区队武装配合县警卫团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后来金沙区队上升警卫团，俞茂盛当上了三营副营长。在主力部队，俞茂盛成为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邮电局人事科长，现在还健在。
瞿树滋同志在组织区队武装的同时，还建立和发展武工队。这是一支专门惩治敌伪人员和汉奸的抗日武装组织，一般不公开身份，使用的都是短武器，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这支武工队就曾潜入金沙镇，惩处了伪旅部的汉奸许某某等人，并贴上布告，列举汉奸罪行，警告汉奸只准做好事不准做坏事，要他们为自己留后路，争取立功赎罪。这些行动，有效地震慑并分化瓦解了敌伪。
二
瞿树滋同志担任金沙区长期间，善于运用“三大法宝”做好各项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共同抗日。他特别注意做好上层人士的教育争取工作，教育他们坚持民族气节，热爱祖国，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瞿树滋同志不仅重视抓统一战线工作，而且以自己的实践，在统战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张圣伯投敌叛变后，和季莘暗中勾结，密谋杀害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梁灵光。瞿树滋做好张小圃的工作，从张小圃那里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张小圃在地方上层中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他真心向我，假心向敌，他的3个子女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工作。同时，他在上层人士中关系也比较多，他的一个知己朋友的儿子是张圣伯的嫡系，完全知道张圣伯与季莘勾结密谋杀害梁灵光的计划。张圣伯说民主政府的县长梁灵光只有23岁，他能当什么县长，兔子尾巴长不了……张小圃从他这个朋友处得到这一重要情况和张圣伯与季莘的行动计划后，立即报告瞿树滋。瞿树滋当即将这个重要情报写信派专人向梁灵光县长汇报。梁灵光也已觉察到季莘的阴谋活动，并将瞿树滋送来的情报及时向分区司令陶勇汇报。陶司令批准了梁灵光改造旧军队的行动计划，并派部队部署在二窎一带，支援梁灵光。梁灵光得到四分区领导批准后，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季莘企图推翻抗日民主政府的阴谋，没有流一滴血，没有牺牲一个人，胜利完成了改造旧军队的任务。瞿树滋同志为捍卫和巩固抗日民主政府立了一大功。
在反“清乡”斗争中，瞿树滋同志积极做好中小资产阶层的统战工作，还把这一工作做到敌人的据点里。日伪为了实施“清乡”，抓了金沙区委书记王余积的父亲作为人质，监禁在金沙镇日本鬼子哨所碉堡南边的“游民工厂”里，企图威胁逼迫王余积书记投降。瞿树滋同志为了粉碎敌人阴谋，具体研究布置了里应外合的营救方案。他通过金沙镇的花行老板张福昌，利用内线关系做好接应，外线由民兵英雄李玉同志绕过北山巡步哨和北山伪军驻所，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游民工厂”，把王余积的父亲从里面背了出来，营救完全成功，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三
瞿树滋同志为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反“清乡”斗争中发动群众抵制编查保甲，反对伪化，并巧妙地建立了同情区。他根据上级指示，在我们工作基础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在中心地区坚持以武装斗争反对日伪编查保甲，由区队和民兵配合，采取各种形式打击编查人员；在敌我“拉锯”地区，开展麻雀战、阻击战、伏击战，进行袭扰，配合适当的合法斗争，尽力阻挠日伪编查保甲；在日伪活动猖狂的据点附近，一方面动员群众组织“保丁会”，另一方面控制“两面派”乡保长搞慢编、乱编、假编，阻滞日伪编查保甲的进程。
1943年6月，日伪搞强化编查为中心的“政治清乡”，实行“三光”政策，妄图用血腥手段迫使抗日军民屈服。7月，日军制造了“十总惨案”，对抗日军民威胁很大，政治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清乡”清共产党和新四军地方干部、民兵，不清老百姓，只要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就保平安，以此进行诱骗。7~8月，唐北乡在日伪暴行的威胁和诱骗下，地方封建势力组织人员编制保甲，到滥港桥日伪据点当上了伪乡保长，该乡全面被伪化，其他乡也有此行动。瞿区长配合区委领导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针锋相对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一局面。步骤上先党内后党外，再到广大群众中，层层进行宣传教育。着重讲清利害关系，如果让日伪的阴谋得逞，他们就可以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进而使我们中国亡国灭种。以帮助大家澄清糊涂思想，提高爱国主义觉悟，要团结抗日，决不做亡国奴，立即行动起来反伪化。然后再做伪政权领头人的劝说工作，晓以利害，促使悔悟。唐北乡首先召开党支部大会进行动员，帮助党员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坚定地站在斗争第一线，领导全乡群众投入反伪化斗争，团结抗日打鬼子。个别党员害怕斗争，经过反复动员做思想工作，没有做得通，支部报经区委同意，动员他们退党，并约法三章，由他们表态不泄露党内机密，不搞伪化，不做坏事，做一个好老百姓。在害怕斗争的个别人退党的同时，接受了两名积极抗日、敢于斗争的后备党员，从而使党支部在领导群众抗日和反伪化斗争中形成坚强的堡垒。
接着，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发动和依靠基本群众，团结党外民主人士抵制编查保甲，反对伪化。对一些误入歧途的人，通过个别恳谈和召开会议发动群众劝说帮助，使他们认清与敌人妥协、建立伪政权的危害，妥协求安不仅不得安宁，敌人反而会变本加厉。主张建立伪政权的，实质上就是汉奸、卖国贼，出卖祖国、出卖祖宗，害人、害己、害子孙。在分清利害得失、澄清糊涂思想后，主张建立伪政权、妥协求安的曹宪章站了出来，说：“我错了，我主张建立伪政权求安，不知道这就是当汉奸，出卖祖先。我叫两个侄子当了伪乡长、伪保长，就是当汉奸，出卖我曹氏祖先。我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大家。我虽然年纪大了不能拿枪杆子，我决心动员我两个侄子向民主政府自首。如果他俩不回来，我就带插子刀，把他们戳死在据点里，我与他们同归于尽，我说到做到。”会后第二天，他将侄子曹文虎伪乡长，另一个侄子曹文轩伪保长带到抗日民主乡政府自首，并影响和带动了全乡的伪保长自首。一颗子弹未发，一滴血未流，就粉碎了唐北乡的伪政权。其他乡在这场斗争中也同样做了大量工作，确保全区取得反伪化斗争的胜利。
在抗日反“清乡”斗争中，加强对“两面派”乡保长的控制和利用，是一种辅助斗争方法。当时，瞿树滋同志负责堤南4个乡，这4个乡就在金沙镇敌据点附近。他根据地县委的指示精神，在这4个乡建立同情区，积极做好4个乡伪乡长、伪保长的工作，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认清形势，做有益于抗日的事情，为自己留后路。例如金中乡伪乡长郭五久、伪保长朱海，在做了工作后，能够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经常向我方送消息，做到敌动我知，还帮助我们到金沙镇上收税。发现我方人员被敌伪捕去便说情放出。同情区到了晚上便在我方控制之下。这对阻挠伪化进程，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为了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党中央指示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五四”土改），进一步调动贫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为了贯彻上级指示搞好土地改革，南通县委书记施平、县长瞿树滋同志带领十多个干部，到唐南乡蹲点搞土改试验，取得经验后，向全县推广。当时我是唐南乡党支部书记（对外称指导员），首先召开支部会传达“五四”土改指示和政策，然后研究具体步骤，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土改政策，提高认识，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和农会；第二步组织和召开说理斗争会，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没收他们的土地，征收富农部分土地，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第三步，将土地分给贫下中农，出榜公布。唐南乡对恶霸地主徐慕周召开几次说理斗争会，群众把徐慕周批驳得理屈词穷。徐慕周低头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把剥削账本全部端出，交给农会。农会将徐家的土地出榜分给农民。县委工作组总结了唐南乡土改工作的经验全面推广，向每个乡派出了一两名工作人员。县委书记施平和县长瞿树滋分别到各乡作动员报告，深入指导土改，对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因而南通县的土改工作进行得平稳顺利，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在解放战争开始前胜利完成老解放区的土改任务，激发了广大群众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在随后发动的大参军运动中报名参军的青年十分踊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
1946年10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调动几百万大军进攻解放区，苏中根据地大军压境，南通的形势一度十分紧张。敌人乘机造谣惑众，说：新四军、梁灵光下了大海，瞿树滋被抓。并用人假装瞿树滋同志的声音给群众讲话，迷惑群众。敌人乘我分区部队有几仗打得不太顺利，又乘机大肆攻击宣传“梁灵光不灵光”，企图动摇群众斗志。为了鼓舞军民斗志，瞿树滋同志选定打滥港桥据点，并请梁灵光司令亲自指挥。1947年闰二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动员民工和我带路打滥港桥。滥港桥地处唐洪乡中心，我们离滥港桥据点只有5华里。还乡团和群众都是当地人，关系千丝万缕，怕有人透露消息，动员工作十分机密。直到午后动员了20人，由我带领到爱儿庙。在部队哨所附近，瞿树滋同志唤我：“姜光华同志，你动员组织带路和做后勤的人有多少？”我指着这些人说：“都是的。”他说：“你和我到指挥部驻地，其他人由乡干部带到部队做后勤。我们的任务除到指挥部带路，还要动员还乡团家属对据点里的敌人进行政治喊话。”我接受任务后在夜里10时出发，到唐中学校时部队已经包围了滥港桥敌人据点。我们很快到了指挥部。包围的部队和据点只隔一条河，但没有办法过河，形成兵临城下之势。我们动员还乡团家属冒着枪林弹雨进行喊话。敌人十分顽强，用机枪、步枪向我们打，参加喊话的财政局长冯志远腿也被打断了。喊到上午10点，敌人不理睬，知道我们打不进去，妄图坚持到第二天等四甲坝的国民党军队来增援。如果敌人增援部队来了，我军不但打不进据点，相反会以失败告终。于是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县警卫团参谋长陆启明同志提议，用小炮摧毁敌人碉堡，部队才能打进据点，否则据点里10多条机枪防御，硬攻部队伤亡太大，而且不容易攻进。梁司令指示陆启明借来了炮和炮手，下午5点多到达滥港桥，立即命人将炮架好瞄准敌人据点打。第一炮打中敌人厨房，第二炮打中碉堡，步兵立即冲上去收复了滥港桥。群众看到这一次打了胜仗很受鼓舞，都说梁灵光真灵光，从而树立了军威，大长了军队士气。也说明瞿树滋能看准战机，在关键时刻打了个胜仗，对扭转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瞿树滋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两个弟弟牺牲了，母亲被杀害，他都没有动摇。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光荣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瞿树滋同志虽已离开人世，但他的革命精神和音容笑貌还存留在南通人民的心中。
2008年10月于金沙
（作者离休前为南通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