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树滋
这是我个人经历的回忆，想从个人曲折前进的道路中得出一点经验教训，鞭策自己晚年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继续改造思想，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准备订正后，留给子女，帮助他们从家史和我的革命经历中，受到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促进他们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由于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仅在一个地区和某些部门工作，接触的史实局限性很大，仅能供研究史料作参考。
又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笔记都已丧失，难免会有错误，尚待进一步订正。
1911年5月27日（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我出生于南通县金沙镇东五里庙。1917年，到南通县立东五里庙初级小学学习。教师瞿光藻（住六总河南）、张友恒（锦山，住八总河南）、邓廷（稚豪，马塘人，会画国画）、陈致中（张家沙人）。邓、陈均师范毕业，全部教新的教科书。教学内容既有民国新编的教科书，也有清朝沿用的《百家姓》、《千字文》。学校还买了风琴，用来教学生唱歌。1922年初小毕业，入南通县金沙职业学校（相当于完小）学习。这个学校是在当时举办职业教育的潮流影响下创办的，除学一般的文化知识外，置办了改良铁木机及漂白染色工具，教学生学习纺纱、织布、漂染等手工业技术。1923年，职业学校改为南通县立初级中学，设职业科。秋季我们职业学校学生转到县中职业科学习，受教师顾益三、秦敬翔、张贯三、郁兰生等器重，接受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想影响。1925年夏，初中职业科停办，学习了两年的学生都发给初中毕业证书。同学陆见齐、宋锡祥、王退之等转学南通乡村师范、代用师范，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王退之（步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魏怀（淮），石港人，抗战期间先任国民党政府石港区长，后任汪伪区长。杨庆文后成为佛教信徒。家住土山附近的葛焕彬、王建和我3人因成绩较好，由学校保荐投考唐闸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后改为南通大学纺科）。当时由县立初中校长孙儆给一张名片，写几个字，由我们带去面交张文潜（家住金沙，在大生厂当工程师，是纺织专科学校负责人）。经过考试，葛、王均录取为备取生，后转正，毕业后做了大生厂的工程师。我当时认为凭大人先生名片入学不光彩，没有参加考试，改考南通中学（原省立七中）。1925年秋入高中普通科，按当时学制高小三年、初中三年。我从完小到初中共只学三年，跳级三年，许多功课均得补习，于是埋头攻英、数、理、化，幻想投考交通大学（名牌大学），毕业后当科学家、工程师。1925 ~1928年，集体参加了纪念“五九”和“五卅”、“五三”（见注）等反帝爱国运动，受到教育。北伐战争前后，校内曾有共产主义者和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可惜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搞党派的都是为了做官，埋头读书，没有能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
我的家庭情况，据父母平时的叙述和了解情况的邻居、亲友所讲，概述如下。
父亲瞿学诗（宏贵）读过私塾，会记账。母亲陈茂英，娘家在金沙镇做小生意，卖海货、蔬菜。舅母卖馄饨。父母结婚后仅有一亩自种田，租种地主几亩土地。种地不能维持生活，向邻居瞿寿夫妇学会做豆腐、点卤的技术，开个豆腐店；养猪；以后又开草行收取佣金。当时金沙附近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城乡居民烧火的草、饲养耕牛的稻草，都靠商贩从盐、阜、里下河地区运来。开草行的给他们介绍买主，议价，过秤，收取佣金1/10.父母善于经营，了解各地需要买大量烧草及饲草的油坊、槽坊、磨坊情况，需要的数量，商贩草船一到，送货到门，议价过秤，贩草较快销光，运输周转加快，可以多赚钱，草行营业发展很快。当时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封建行帮势力，只有他们能向县衙门领到牙贴，才能开行。金沙镇大地主孙儆，前清举人，当过县官，民国时做金沙市议长、总董事。领有“金利源”行贴，孙自己不经营，给别人开各种牙行，每年向孙缴纳费用。我父母通过孙家亲信佣人名三儿求得孙的同意，用“金利源”牌号开起草行，每年向孙缴20元左右。逢年过节，通过孙的亲信给孙送去鸡、鸭、火腿等礼物。孙家婚丧、生日、忌日，都要散帖子借机搜刮钱财，都得送礼。每次从2元逐渐上升到4元。运草的船只，需要将河港的木桥桥板抬高才能通过，这就影响到桥身的巩固。父母亲采用送礼办法疏通各地有点势力的人物（乡董），修桥的时候，也捐献几块钱，从而排除了阻力。草行营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二窎，余西的同兴灶地区。另还经营做芦席的芦苇。佣金收入多了，买户可以欠账成批购买。贩草的一时草多卖不掉，可以将草堆在我家旁的港边草场。船只周转更快，船户辗转传告，兴化、盐城等船户都来投奔。佣金收入多的一年多达千元（这是1928年前后我所了解的最高数）。
在草行发展以后，豆腐不做了。但他们认为三十六行种田是上行，很讲究精耕细作，学会莳秧、种棉花等技术，选换高产种子，及时播种，精心施肥，除草耕耙。加上农本足，添置了水车等农具。他们还自己学会耕田。因而获得高产，增加收入，逐步购置了土地自种。大姊金凤、二姊金秀小时候还无钱读书，三姊金巧（树芳）、四姊金如都读了小学。父母亲自教会她们种田，农闲时帮助秤草。大姊夫袁文荣读过几年书，家里穷，母亲因地主逼债气死。招赘（为婿不为子）到我家帮助种地、秤草、收账，每年给他20元作为工资。他们生了孩子作为我们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劳动力不足，还雇长工段兆祥、张桂林两人，农忙种地，农闲推小车送我母亲、姐姐（她们都是缠足）等外出秤草收账。农忙时雇短工。父母对雇工提出严格耕作技术要求，不会的教会他们。工资、伙食较一般富农地主家雇工为优。长工每年20元，短工每天多给两个铜板，饭粥里多和一些米，加一些菜，以招徕工人，争得播种耕耘的季节，达到增收目的。收获量是当地最高的。
我和二弟树藩、三弟树德、妹妹金琳（树芬）出生后，家庭经济较宽裕，都能进小学读书。由于重男轻女，父母亲都希望我们兄弟3个升学，改行，在社会上能有个较高的地位，可以不受人欺侮。他们认为做官的做害人的事，损德；做医生弄不好害死人。希望我们能像邓稚豪那样，做教师或高级职员，能过优裕的生活，守住他们挣得的一点家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小生产者要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父母亲是精明的小商人、小生产者，由于勤劳，善于经营，侥幸得以逐步发家致富。富裕了夜夜防盗贼，晚上睡觉之前父亲都要准备银元若干，若遇盗劫，以此作为买命钱。每年缴给金沙“更坊”头“张二”几块钱，这样“更坊”里的惯偷就可不来偷。当他们路过我家时还得给这些惯偷喝酒、招待，买静求安。
到我中学毕业时，也是家庭经济最富裕时，有自种土地52亩，出租土地12亩，家庭人口12人（祖母、父母、姊妹8个、姊夫），住草房8间。雇长工2人，农忙时雇短工。经济收入主要是草行的佣金，每年千元左右。
1928年夏，我高中毕业，父亲因肝癌病逝（年50岁），母亲当家。按旧习俗，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耗费颇巨，把积余现款用光。母亲要我不投考大学。我仍想升大学，与母亲商定暂时协助她记记账，年终时帮助收收账。此外时间让我继续复习功课，幻想一二年时间可以集资一二千元，供给我读四年大学的费用。不料不久祖母病故，三姊、四姊相继出嫁，都按旧习俗办丧事、置办嫁妆、办喜事，又花了许多钱。1929年春，被盗劫。我按照父亲生前的打算，开门揖盗，家中现金银币、钞票、铜元、首饰、较好的衣服，任他们拿去，换得没有挨捆挨打。第二天“探役”来要我家向公安局、县政府报案。母亲和我商量，如果报案，还得花钱，而且如果因此抓了人，结了冤仇，还得遭报复。我们家草行的柴草露天堆放，只要人家擦一根火柴，连同住房就会尽付一炬，因而没有报案。当时金沙公安分局长是张为群（黄埔军校毕业，我在初中职业科上学时他在普通科学习，有同学之谊）。以后，公安分局侦查破案，抓了运河以南九总的邢××（诨名钱驼子）等二三人解送县政府判刑，在邢家抄出了赃物、衣服、首饰等，通知我母亲去领回赃物。母亲和我商量，为了避免结冤仇，也免得再花犒赏费，没有去领。母亲去公安分局看了衣饰确是我家被劫去的，当即说明这些东西就送给公安局作为犒赏。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通东领导农民革命，“打土豪”、“分粮户”。九总农民瞿胜明（诨名痴老五）、八总葛瞿贵（推小车为生）、袁长金等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当时瞿胜明经常到金余镇东北三甲冯世豪家一带去开会。他曾向我透露，那里是真共产党。搞经济分粮户的对象是像袁邦富、袁邦荣兄弟那样的大地主，像你们这种人家，共产党来了不要紧的。附近抢劫的是土匪，说是共产党是假的。以后，地主袁家报告了瞿胜明是共产党，但又不敢带路去抓他。特务队副队长陆文广要我带路。我诡称，我刚从学校回来，对瞿胜明家不认识。同时告知瞿胜明特务队要抓他。后因无人带路，瞿家没有被抄。瞿胜明逃到上海做了几年苦工。因没有人再追查，瞿才能回家，没有办理自首手续。至今有人还说他做过土匪，这不合事实，应该澄清。袁长金请袁文彬、纪胜方等向顾益三说情写了个自首保结，被敲诈了一万多块大洋，才得无事。葛瞿贵通过他的舅舅瞿校椿向孙儆说情，不知是否挨敲诈。1929年冬，因怕土匪抢劫，我白天在乡下，夜里住宿金沙镇（租一间房）。1930年2月，错信顾益三“组织自卫防土匪”的谰言，盲目参加了金沙行政局领导组织的地主武装特务队为队员（不拿薪饷，有事时在队，没事时回家）。一度因我有高中毕业资格，代理过班长，走上错误道路。因怵于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不满反动地主的栽赃诬陷，以及顾益三等人的敲诈勒索行为，有感于共产党人焚烧自家地契号召农民革命的义举，得悉同学王退之等也在缉捕之列，乃于同年夏秋之间自动脱离特务队。通过张贯三（时任教育局总务课长）关系谋求小学教师职位。向教育委员徐允斌夫妇送礼，经过一年奔波，得任双林庵初小校长职务，与赵仰霞同志协商调换，赵去双林庵，我于1931年秋季任金沙东五里庙初小校长兼教员。学校在家旁，晚上还可协助记记草行的账目。
总结这段经历，我青年时期没有受到党的教育，没有学习马列主义，受到唯心史观及封建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度走过错误道路，这是深刻的教训。
由于升学的幻想破灭，感到个人前途无望，任教初期，因没有受过师范教育，缺乏教学经验，加之不屑于逢迎，屡受“教学无方”，“批评”、“警告”，一再被指定参加（南通）“进修”、“讲习班”（在如皋城），感到保住这只饭碗，实在难，不得不受“鸟气”。家庭经济困难，债台高筑。债主为谋买我家良田，多方逼债。尤其是家庭发生了变故，刺激更深。因而于1933年（年23岁）患肺痨，咯血。西药治疗无效，去茫窠荡（今垦南公社），请中医针灸，服药。请纪学琴代课，休养了4个多月，一方面学佛经，读《印光法师文钞》，消极厌世，看破红尘。
1933年前后，国民党为巩固其反动统治，建立乡政权、办保甲。金沙区区长秦敬翔（是我初中老师），敦促我任景范乡乡长（乡的范围今金中公社的十总到十五总）。我不屑为“官”，婉言谢绝。不久，探役朱洪（马金）送来委令。当时他要我母亲在神前烧香点烛，朱将委令供在神前，并磕头道贺，然后索赏2元。我给他100枚铜元，叫他将委令送还区公所。区公所改委邱祖棠为乡长。后乡里要我兼一保保长，并办了保甲训练班，由小学老师轮流讲课。我当时错误地认为办保甲可以防土匪，为他们编了户口册，每甲填一张连保切结，用棉花絮打上了“手印”，并在训练班上讲了课，为国民党统治效了力。
过去学的英、数、理、化没有用了。为了保住教师饭碗和应世需要，学习书法练字，纵读古文诗词，看中外地图、学地理知识，读《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看《六法全书》求法律知识，补习了师范学校有关小学教育的书籍，旁及医、卜、星、相等，但博而不精，无一专长。苦恼时辄以纸牌消遣，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时赵仰霞同志（原南通县中校长，现离休）在双林庵小学工作，两校相距三总田（约一里半），过一个渡即到，课余常常在一起，有时抵足谈心辄至深夜。经赵介绍，认识了岑之骧（1943年后任通海地区通八区长，后因故被判刑）。他们喜爱新文艺，在他们的影响下读了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和河上肇著的《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订阅《东方杂志》、《申报》等报刊，了解了一些苏联的情况。进鲜港小学校长于秩东（支平）、平桥镇校校长季介景（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也时在一起，议论国事。他们都曾在大革命时期及以后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强敌入侵，东北沦陷，亡国之祸，迫在眉睫。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我买了三灯收音机（用大号干电池），和附近农民收听战地消息。袁文礼（烈士）当时在家种田（住在学校附近），经常来校读书报、听广播，停战以后和我同去战地参观凭吊。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影响下，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觉地在学校内外进行了一些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和总理纪念周讲时事，宣传东北义勇军及冀、察二地抗日消息。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教室里挂满了地图，日军每占一地，即贴上太阳旗。纪言同志（纪学琴之子，现在武汉地质学院任科研处处长）最近谈起，对此印象很深。两校合办了民众夜校教识字课本，赵仰霞拉胡琴教唱歌，唱民间小调，也唱抗日歌曲。1936年“西安事变”后，看到“八·一宣言”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衷拥护，认为救国有望。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国民党部队及县政府溃逃至金沙。这时金沙区公所在北山。区长张其楷。张祖高（仰山）是助理员之一，独立分队长邱瑞芝。当时群众迫切要求抗日，现在回忆得起来的有赵仰霞及其亲戚顾俊民（学警，后病故），杨港的徐卓（学生）、徐飞（教师）兄弟，姜春福（教师）及其兄弟姜梦雷（后来听说参加了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队），先后均参加了革命。凌致平、陆连科、我弟瞿树德（通中初三学生，刚从南通城逃回家）和一批农村青年，共约三四十人，不愿当亡国奴，要求拿枪打鬼子。从邱瑞芝处得悉区公所的武装“保卫团”和独立分队中的士兵受国民党头头影响，不少人要求回家当老百姓。一天，我们借南校一个教室，开会商谈后，我和赵仰霞同志要求区公所把枪给我们抗日。张仰山很同情，请示区长，区长说他不能做主，需问金沙地主士绅孙儆和顾佐卿。张仰山透露，孙、顾和金沙镇的商会会长罗镜清、孙瑞卿（资本家）、汤固生等人都在游民工厂（金沙救济院）秘密开会，准备派人去通城迎接鬼子，不可能支持我们抗日，劝我们不要去找他们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事后姜梦雷得悉汤固生坐黄包车带一个保镖、一支盒枪去通城迎接鬼子。姜梦雷等准备中途伏击杀掉这个汉奸，因计划不周，汤从另一条路走掉，没有成功。此后，瞿树德借读金沙南通县中，在总理纪念周上校长李伯平继续宣扬周佛海（国民党省教育厅长）“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的谰言，说抗日的事自有政府管。压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瞿树德和一些学生，当场予以驳斥。国民党县党部慌忙派人调查，扬言要镇压共产党的捣乱。这仅是国民党县区党政机关一面纵任汉奸在其所在地筹划投降卖国活动，激起群众义愤，一面又压制群众抗日的一例。
3月29日，敌占金沙，汤固生担任了维持会长，威吓顾佐卿将原保卫团的步枪40余支和手提式3支（敌来后保卫团遣散由顾保管）送给敌人。顾佐卿既怕鬼子要搞他，又怕送枪资敌，群众不答应，由他儿子顾贵一事先告诉了杨兰茂（地主，后参加国民党“通挥”游击队）等人。瞿树德当时在新灶（现庆丰公社）一带活动，也知道了。顾佐卿派人用小车把枪支弹药推上街，杨兰茂、瞿树德等人在唐洪灶北，把枪支截下。瞿树德拿了十多支步枪，一支手提式，子弹带上子弹都是满满的，寄放在新灶李家油坊。我们去了十几个人星夜背回。当时国民党部队散兵游勇也经常背着枪，找乡保长，一条步枪成百发子弹只要5块钱做回家的路费。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筹款、如何搞部队，党处于地下状态，我们没有党的领导，虽然有人有枪，没有搞起部队来。事实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是一事无成。
1938年4月底，金沙鬼子撤退，冬季（12月10日左右）再占金沙。这时国民党县长彭龙骧扬言抗日，拉起了通崇启海抗敌游击指挥部（简称“通挥”），易佑铭、徐训典、张圣伯等组织了第五中队，易为中队长。派杨兰泽来找我和瞿树德，要我们带枪参加五中队，并许任第三分队长，说也可以另外单独成立一个中队，封官许愿，实质是把我们的枪弄走。瞿树德带了枪、一部分人参加这个中队。几天后，我得到鬼子翻译李××（金沙东街茶馆店老板李三是他的叔父）透露，翌日拂晓他和金沙鬼子十余人将经东五里庙去余西。李三嘱我舅舅告诉我，本意是要我不要住在家里（我家在大路边）。我认为机会难得，奔到易佑铭部队建议前来伏击。不料，易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打死了人谁负责。”最后说，要去你们的人去，其他人不去。瞿树德和我气愤地回家。当晚我们二人睡在一条小渔船上，从大河南看着11个鬼子、一挺机枪，天明以前东去。如果部队伏击，稳可全歼。这年春节前，南通县常备二团副官主任杨兰泽，带了一个连的部队（杨兰茂也在其内）从东五里庙西边朱家渡口过河（来回渡河时杨兰泽都在我家休息）。南去时说是到通城附近打游击。几天后回来时抬了十几只皮箱。杨还挑了一件皮袍子送给我，我婉言谢绝。活生生的事实教育我们，国民党政府搞部队，不是抗日救国，而是做官、扰民。抗日指望国民党是不行的。
瞿树德离开“通挥”五中队以后，参加了单仲次、徐竹溪等组织的抗日自卫总队部，随国民党省保安团张星炳部队北去栟茶，在于守龙连队当了短时间的事务长，旋自动脱离。在掘港搞新五军（当时听说徐迺×主张联合共产党抗日）时被国民党省保安五旅张能忍旅部逮捕，经家里花钱保释后，因母亲规劝，去海复镇通师借读。1939年去商中高一借读，与李兆培同志（现离休在沪）同寝室，共同学习政治理论，追求革命真理。当时江北特委陈伟达同志掌握的抗战支队派何依（现离休在四川）定时与他们联系、教育。瞿树德在校和进步同学，一起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陈耀祖（裴定，现省党校副校长）、宋本仁（石港镇人）等主办周刊。瞿树德化名瞿甦，经常为周刊写文章，宣传抗日，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压制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谬论。据宋建人（本仁）回忆，瞿甦和宋的文章，有的为如皋《大声报》转载。商中国民党负责人孙东儒、三青团负责人邵苇一等阴谋用考试手段，压制学生革命活动。瞿树德与进步同学一起，团结同学，暑假前掀起罢考学潮。瞿树德被同学称为“大炮”，被反动当局视为“共产党”，他当时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思想比较进步，要求抗日，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暑假回来，带回不少进步书刊，充实了我们当时组织的读书会。帮助我们逐步了解党的政策主张，启发引导我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袁文礼同志和他多次接触谈话后称赞他将来是个有用的人才。
1939年，国民党县区政府加紧执行蒋介石“限制异党异军活动”的反动政策。这年寒假金沙区公所区长陆文广请我去区公所帮忙，处理一些文案。陆文广问我：“你的弟弟在学校里怎样？听说染了红颜色，要教育他不要变成共产党。”这种忠告口吻的威吓，引起我的警惕（当时陆的外甥李荣也在商中读书，我估计是李将瞿树德在校行为告知了陆）。当时我称“他在校的情况，我从何知道”搪塞过去。
1938年，我们的枪支全部给了“通挥”五中队以后，我仍做小学教师。学校从河口（日寇从金沙到余西必经的道路）迁到今金余公社九总借张佩璜家两间草房，继续进行教学。1939年，由赵仰霞（当时任进鲜港校长，迁至今金余公社六总纪肇修家油坊教学）和我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对内称“励志会”，取砥砺抗日革命意志的意思，参加的有姜春福（双林庵初小校长）、季介景、孙树村（邢三官殿校长）、岑之骧、袁文礼等。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注意，对外称“拒赌会”（以读书代替赌博）。参加的有纪学琴、纪学儒，以及农民季宗高、纪生方、纪桂芳（1941年参加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入伍，时任连指导员，现在地区物资局工作）等。后来凌致平、陆连科等也参加了。从掘港等地，买了一批进步书籍，订了几条章程，刻了个木戳，上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书籍上均盖了戳记。凡是拒绝赌博、愿意读书的都可参加。通过读书会的活动，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团结了一批农村知识青年，其中很多人在新四军东进，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先后参加了革命。贫农季宗高在日寇占据通城前，袁文礼和我曾支持他向地主邢四抗租及撤佃，新四军东进后即和纪生方、瞿元昌等成立秘密农民抗日救国协会，宣传“二五减租”；后来即成为金沙区金东乡农抗会，季后任金沙区农抗会副主席，坚持了抗日反“清乡”斗争和解放战争，建国以后病故。瞿元昌后任党支部书记，坚持了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因遭到瞿××同志的歧视排挤，消极脱党。这个时期，我读了《西行漫记》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对党增加了了解，受到一点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
1940年2月收到商中通知说，瞿树德在校不守校规，下学期不必来校。得知他被学校开除学籍。这是蒋介石打击革命青年压制群众抗日的反动政策的又一个事例。寒假中瞿树德没有回家。从同学处得悉他在秘密地联络人搞游击队。母亲很担心，要我劝阻。3～4月一个夜间，他回来了一次。我说国民党游击队不抗日，做土匪，万万不能搞。他说决不搞国民党的游击队，搞部队是为了策应新四军东进抗日，要我不要干涉他的行动，帮助他劝慰母亲。并说明他所以不回家，也是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牵累家属。我赞成他的行动决心，当时以为他已是共产党，因而行动对家属也要保密，没有追问详情。1940年5月16日，阴历四月初十夜，瞿树德和瞿树藩（我的二弟读过初中）、朱德昌（树藩的内弟）都要求抗日，事后查明那天夜里朱德昌送瞿树藩回家，遇到瞿树德遂同行，三人在金沙西南顾家高桥，被国民党霞南乡长顾云衢、顾伯平（国民党南通县常备一团军需主任）策动地主顾竹均（人称川汤骨头）等活活烧死，诬指为“土匪”，还说瞿树德是共产党。母亲和姊妹哭哭啼啼要我设法要回尸骨埋葬。请赵仰霞、纪学琴等向顾伯平商量无效。我向金沙区公所（当时在唐洪灶北顾佐卿家附近）要求领回尸骨。那天顾佐卿（金沙区地主阶级头子之一）穿着绸袍子，铁机缎团花马褂，胡说：你的弟弟不好好读书，参加共产党，做土匪，这不仅是你家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祥。陆文广区长说，领尸骨需我具结承认瞿树德是共产党，他们3人都是做土匪。我愤而拒绝，尸骨没有领回。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陆应均公然威胁我的妹妹说：“你兄弟做这种事，本应满门抄斩。”顾伯平等扬言我要为弟报仇，要“斩草除根”。因此我常常于傍晚到金沙镇敌据点借宿。为了避免鬼子的注意，捐助了灯油费几元，通过邱承信、黄步兴介绍参加了佛教居士林，我既不吃素，也不念佛。居士林由顾益三创办，得到日本警备队宪兵队许可，由邮局职工王海泉承办。1941年我任区长后，日寇请来了一个日本和尚讲经，妄图进一步利用居士林传播迷信思想，麻痹人民的抗日意志。在同乐镇办起居士林，还打算向我范堤以北中心地区发展。为此，我还到三里墩顾益三家访问，揭露敌人的阴谋，要他协助抗日，勿为敌所利用。以后同乐镇的居士林，停止了扩展。邱承信、黄步兴等在抗日反“清乡”斗争中还协助我们对金沙居民及伪组织人员，和鬼子的翻译进行过一些工作。并协助营救我方被捕的人员。王余积同志的父亲被日寇关在金沙时，邱承信进行了营救，并和王父建立了友谊。
1940年夏，为了防顾伯平、顾佐卿等加害于我，我到掘港，花了几十块钱，请了两桌客，拜国民党三路六纵队上校高参陈乐天（江淮泗帮通字辈的老头子）为师，递了个红帖子。陈说我是做教师的知识分子，以三鞠躬代替了跪拜礼。陈还说可以帮助我为弟报仇，我口头表示感谢。陈要我回来开香堂收徒弟以壮声势。我不屑干这种勾当。
在此期间，我和全家迫切盼望新四军早日东来，能为瞿树德申冤报仇。1940年10月，黄桥决战的胜利改变了苏北抗日的局势。新四军东进以后，陈更生同志来到我家。他出示了新四军三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委派他为游击大队长的委令，并说明他和瞿树德在通中曾是同学。1940年初约定搞抗日游击队，策应新四军东进。他在通西（家住酒店西北王家小桥），瞿树德在通中联络人、搞武器。不幸部队未搞成，树德即被敌人惨杀。他向我母亲表示了慰问，并说明这个仇是要报的，但不是你们一家的仇恨，自有人为树德报仇，要我家不必为此操心。我从杨港叫了一桌鱼皮菜，邀请赵仰霞、袁文礼等作陪，在纪学琴家请他吃了一顿饭。席间陈更生同志对我们进行一次政治形势教育，回答了我们提出的若干问题。以后部队发展到100多人。不幸他在争取教育土匪季成的过程中被季成枪杀在金沙西五里庙。
瞿树德、瞿树藩、朱德昌1940年被害，当地群众公认他们是策应新四军东进为革命而死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1942年家乡开始征粮，在征粮、代耕中给我母亲以烈士家属待遇。抗战胜利后，一直享受烈属待遇，土改中分给烈士以土地。《江海导报》创刊后，在1945年12月9日（民国34年12月9日）第二版刊载的《苏皖边区第一分区介绍》一文的“黄桥决战打开了苏北抗日局面”一节中，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当时一些进步自发的抗日武装，益尽其残酷地镇压。……现南通县副县长徐（编注：应为瞿）树滋弟弟徐（瞿）树德等几个进步青年所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被硬诬为‘土匪’，竟把树德等爱国青年活活烧死……”解放后，三姊瞿树芳在镇反运动中进行了控诉。
1947年8月21日（丁亥年七月初六），我母亲惨遭还乡团杀害。1947年“三查”中，因我自己认为出身地主家庭，在当时一度发生的“左”的错误影响下，表示与家庭脱离关系。此后我与老家没有联系。瞿树藩之女瞿淑芸也参加了解放军，后将其弟带去住东北。1958年“民主革命补课”当中，我离婚了的妻子也被错划为富农，无人享受烈属待遇。在当时种种情况下，我们也没有重视追求烈属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历史被歪曲，是非被颠倒，有些人不明情况又误信了1940年国民党反共派的谰言，把革命烈士当作“土匪”。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在我申请下，南通县民政局才查明情况，于1977年11月30日复函，恢复了瞿树德烈士称号。
通革民（1977）14号《关于恢复瞿树德烈士资格的函》
金中公社革委会：
离休干部瞿树滋同志原籍系你公社二大队人，现为追其弟恢复烈士资格的报告收悉。
经查，瞿树德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前后相继在南通中学、南通师范、潮桥商益中学求学。在这期间，由于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影响，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一九四○年春被学校开除（以上一节经查有可靠证明）。自此以后两三个月在外活动，不幸于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深夜，瞿树德同志被地主反动派顾伯平、顾云衢追捕，当场惨遭烧死在金沙西南顾家高桥南边荒田里。
该同志牺牲后，一九四○年秋，有同学陈更生，系新四军一师三纵队游击大队长，来瞿家进行了慰问。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金沙地区初次解放，由当地乡政府发给烈属证，其母享受过烈属待遇。在五四土改时，由乡村干部经手拨给烈士的土地一份，每年都有群众帮助做好代耕工作。
鉴于以上情况，瞿树德同志是革命青年，被敌杀害，当时地方政府曾作为烈士看待，家属享受过烈属待遇。故此，瞿树德同志仍为烈士，由烈士兄瞿树滋同志享受政治待遇。烈属证不再补发。
此复
南通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烈士祠中加了瞿树德的名字。历史是曲折前进的，真理必定能战胜谬误。
1940年11月25日，抗日民主政权南通县政府成立。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原国民党委派的区长及区乡工作人员，继续供职，与共产党共同抗日。国民党顽固分子继续反共，阴谋破坏、妄图阻挠我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当时金沙区原为国民党南通县第七区，区长陆文广兼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另一区分部的书记陆应均也在区公所任助理员。1941年1~2月（阴历正月）国民党游击队俞福基部，缴去了金沙区公所的部队全部枪支。陆文广只身逃到亲戚蔡良军家（住袁灶港南李家木行附近），蔡是袁文礼的连襟，陆要蔡来袁文礼处邀我去蔡家商谈。我因他廉洁自守，劝他消除对共产党的陈见，继续任职。但陆对党疑惧很深，害怕共产党算他内战时期剿共旧账，报告县府“引咎辞职”。
1940年底，国民党部队散兵游勇到处抢劫，绑票勒索。部分地主和富裕农民愿意出钱，买枪自卫。我与金东乡开明士绅张小圃，同去北兴桥同兴灶南通县政府接洽，梁灵光、马一行同志和我们谈话进行了形势政策教育，同意我们组织金余、金东、金中三乡联合抗日自卫队，鼓励我们积极抗日，要我们自筹经费，自办武器。梁还指示没有枪，大刀、梭標也可以。以后我就一面教书，一面和张小圃共同筹组自卫队。
堤南三乡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张小圃为主任，组织了不脱产的武装抗日自卫队，其中西社地主张贤志等自己买了几支枪，雇了曹锦德等几个人，只在西社一带活动，仅在名义上算三乡自卫队的一部分。我们在金东乡组织了一部分青年农民邢家给、邢家高、顾德明、邢家林、陆子明等，由陆连科、瞿宏量等带队。白天分散在家种田，夜间集合，由陆、瞿教打枪、投弹，我给他们讲讲形势和抗日自卫的道理。一部分地主富农自愿捐款买了几支枪，弄了几把大刀。有时夜间活动，地主富农轮流供一顿半夜饭。县府还支持了十多个手榴弹。春天某天，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带了一挺轻机枪，说是从主力部队开小差经过这里休息，要群众给他们做饭吃。群众告知了我们，我们趁他们休息时，缴了他们的武器，把机枪缴送县团，步枪、子弹都给了我们。我们又发展了一个班，由罗进中当班长。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决心参加革命，也不懂如何搞武装，这支部队没有搞好。
为了建设根据地的需要，党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1940年底1941年初，盐城办起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分区办起了军政干部学校，县政府也办起行政、财经（后改财粮）训练班。分别布告招生。热情抗日的青年，踊跃参加。我们当时接触的即有凌致平、金沙镇的邱璐同志经陈修定先生（当时县文教科长）介绍去抗大学习。袁世超、庄凤林同志当时也准备去抗大学习，因家庭不愿远离没有成行。张小圃的女儿张颖去鲁艺，纪桂芳同志去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参加了部队。
1941年初，张圣伯、徐训典率县常备团一个营的部队叛变，在袁灶港以南李家木行一带流动。余西区的地主头子陈又奇、李则茂等也到张部，开会策划反共投敌阴谋。当时蔡良军把这些情况告知袁文礼，袁告诉我，我随时去县政府向马一行同志汇报。在与马一行同志的接触中，从既合作共事就应开诚相见出发，我将我的曲折经历（1930年曾参加特务队）和瞿树德被害的情况，告知马一行同志。马一行同志说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抗日，对陈又奇、顾佐卿等也不算民国19年的旧账。他还问到瞿钟斗同志的家属情况。他说瞿钟斗同志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通师学习。在一次印刷革命传单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在苏北监狱患病被折磨死去。家中还有个母亲，要我照顾瞿的家属。我回来后曾通过进鲜港的瞿校椿，找到瞿母（住今金余公社），告知马一行同志和党的关切。当时瞿母还健在，生活还能维持。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她也没有什么照顾。现在还不知瞿钟斗同志是否享受了烈士的待遇（编者注：是烈士）。
大约在阴历过年前后，张圣伯常带所部到进鲜港河西六总瞿家园一带活动，并派杨兰茂和家住杨家港的张宏荟（原做小学教师，后参加了张部）带数十人枪到西社、杨港一带收捐抓绑票。南通县独立营（郭守信同志任教导员）连长徐卓率部截击，将杨、张镇压，打击了张部的气焰。张部从此白天不敢到河北活动，有利于我们自卫队的活动。徐卓之长兄徐训良参加这次行动，后来任区公所军事指导员，1942年离职回家经商，抗战胜利后被张圣伯杀害。
1941年4月，朱静安任金沙区区长（他家住南通城东门板桥，师范毕业后在金沙南校任教员，后在县动员委员会工作）。区公所有：工农指导员瞿鹤洲（家住严家灶，原小学教师）、军事指导员徐训良（小商），以上两人拥护新四军共产党；指导员徐子韶，原唐洪乡乡长、国民党党员、大地主徐震瀛的长子；文教指导员徐学源（大地主徐震瀛的儿子）、财政指导员朱恩绍，这两人后来投向伪军；区队事务长张学忠、区队排长李光明、徐训良的通讯员瞿学盛、区长的通讯员邱林（住金沙北十八总）、区队排长易宝兴；还有一个情报员朱铭伯，家住在金沙三里墩附近，负责收集金沙据点情报。当时区公所常住在二窎以南姜三桥北边施津乡孙有亮宅。
这时张圣伯部队坚决反共，策划公开投降。1941年10月前后，在金沙成立“和平建国军”七师二旅旅部。鼓吹“曲线救国”谬论，饰其投敌卖国行径，以升官发财为诱饵，策动我县团、区队的坏人拖枪叛变。区队易宝兴排长带领十多人叛变投伪，散布谣言，扰乱人心。威胁我中心地区乡保长为伪军摊捐，不时派小股伪军四出收捐，绑架勒索。周养之（特务头子之一）等还派出爪牙在同乐、金西等乡组织匪特武装。朱静安区长被搞得“夜里睡不着觉”，“神经衰弱”。屡次向县政府请求辞职。当时南通县独立团已有了很大发展。三余、余西、骑石等区已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日益扩大。但由于“亡国论”的影响和反动派的造谣，群众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担心共产党要走，中上层人士中不少人受反动派“先点头，后杀头”的谣言影响，对党疑惧较多。
原国民党南通县的七区共辖23乡和一个金沙镇。南通—西亭—金沙—余西运河以南，从西向东，三姓（三姓街）、霞西、镇场、镜平（ 三唐、灶港）、三乐（侯家油榨）、霞南、进中、袁灶、霞东9个乡，属通海行署管辖。南通县金沙区管辖河北14个乡。范公堤南4个乡接近金沙敌据点，后称游击区。金余乡（10个保）、金东乡（12个保）、金中乡（18个保）、金西乡（9个保）、堤北10个乡，后称为中心区。同乐（镇）乡（9个保）、唐洪（灶）乡（18个保，1942年后分为唐南、唐北两乡）、严（灶）鹿（黑鹿灶）乡（1943年改志才乡，10个保）、中（沙）观（音堂）乡（8个保）、兴隆（灶）乡（6个保）、施（家店）津（滥港）乡（10个保）、张沙乡（8个保）、三和（蒋家灶、朱家灶、顾家灶）乡（8个保）、华（华王庙）芦（芦芽嘴）乡（8个保）共约140个保，其中每个乡的保数可能稍有出入。
陆文广任区长时，各乡乡长为：同乐乡长钱友之（大地主、国民党员） ，唐洪乡长徐子韶（大地主之子、国民党员），严鹿乡长杨轶群（地主、国民党员），中观乡长孙大元，兴隆乡长韩模（地主、国民党员），施津乡长曹金鹏，张沙乡长邱殿汉，三和乡长易敬人（振寰）（地主、国民党员），华芦乡长季汉志，金西乡长张举伯（地主、国民党员），金中乡长邱祖棠（地主、国民党员），金东乡长瞿文达（中医生），金余乡长陈×× （曾当过国民党县长）。
由于梁灵光、马一行同志多次谈话教育，动员鞭策，我出于抗日有责，为弟报仇的动机，于7月7日全面抗战4周年开始当了金沙区区长。那天在兴隆灶小学一个教室里邀集了乡长和部分士绅开了一次区扩大会。县府秘书马一行同志来作了报告讲了形势，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了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政策。当时人们把区长当做“官”。我说明了来当区长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抗日，尽“匹夫之责”。我不会做区长，靠大家齐心协力抗日救国，并希望将来能有更好的人来接替我。
当了区长以后碰到第一个问题是不懂怎样做？上级指示是边做边学。懂的实在太少，我认为应认真向共产党员学习。当时记忆力强，梁灵光、马一行等负责同志的讲话，先记个要点，过后及时补记，绝大部分都能记下了。回区以后，作为蓝本，针对思想进行宣传。当时认为是“做小贩”，碰到问题，随时去县里请示，相距10里左右，坐二等车（可带人的自行车）半小时可达。梁灵光、马一行等同志也从不厌烦。做错了，他们也开门见山婉转指出应怎样做，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听了心服口服，随时改正。
当时党对形势政治教育抓得很紧。每次会议，每次谈话，都要了解政治思想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工作中，教师、干部、群众也随时提出各种思想问题。统战对象有的有顾虑，还要启发他们谈出各种看法。要求我们解答的，我们也学着县里的做法，通过谈话、开会，随时了解思想情况，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澄清模糊、错误认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当时部分人说国民党税多，新四军会多，与此有关）。
担任区长以后，梁县长指示要了解情况，才能做好工作。为了对敌斗争需要，区里要掌握敌情，县政府还要求我们区了解掌握金沙据点的敌情变化，及时向县里汇报。单靠原来的情报员朱铭伯是会贻误大事的。因此我在来区之前和平桥镇小学季介景同志商量，他毅然承担了金沙据点情报收集传递的重任。后来为了便于掌握敌情，还决定由季敦促他的亲家、在金沙开业的名中医张开均，相机答应张圣伯的邀请为伪旅部军医。季和张直接联系。
与此同时，我还亲自动员和布置庄凤林同志做情报工作。他曾是我的学生，他的父亲原在东五里庙开香店做香，后在金沙城隍庙东弄子原韩天昌香店旧址开香店。他会唱京戏，喜爱文娱活动，要他以小老板身份，积极参加伪二旅政训处在金沙镇搞的青年活动，了解敌军事政治情况，用淀粉密写，由季介景转给我们。按县府规定必需的费用，应由我们供给。他慨然接受了任务，不要任何报酬。后来为查明敌据点工事，为攻击金沙伪旅部做准备，县团派作战参谋张××化装成商人由我母亲陪送到庄凤林家，在庄和他家属的精心掩护下，在庄家小楼上住了3天，详细察看敌旅部及外围碉堡和防御工事，绘图报送县团。他还在据点散发传单，为我购买敌伪控制不许卖给我区的用品，如电筒电池、纸张等。1942年2月8日（阴历年底），朱铭伯稀里糊涂，带着写给区公所的情报信，到伪旅部去，将信失落在旅部。敌军当即戒严，将朱逮捕，核对笔迹后，朱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庄凤林和季介景同志。朱怎样了解庄、季和我们的关系，没有弄清楚。2月9日，庄凤林、季介景同志先后被捕。敌严刑逼供，软硬兼施，两同志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参加工作时间也不久，却继承发扬了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在敌人的政治诱骗和屠杀面前，坚贞不屈，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儿女不惜牺牲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2月10日被害于金沙镇南祭祀坛。同时被砍头的还有孙精诚烈士和朱铭伯，共4人。
孙精诚（家住侯家油榨东南、原三乐乡后改文山乡）于1925年南通县立初中职业科毕业。我和他同班同学，后在家乡任小学教师，有正义感，热情爱国。1941年江海挺进支队南下通海，顽军邱冠生由反共走向投降日寇。10月前后建立通海行政公署，陈同生同志任主任，化名成功。这时孙精诚同志毅然接受任命为通七、九区办事处主任（也就是区长）。出了通告，在筹组办事处机构、建立武装时（他与我当时曾有私人联系），伪二旅张圣伯为破坏我根据地建设，将孙捕来金沙，胁其投降。孙不屈，被害。
1941年鬼子进行“八·一三”扫荡。区公所文教指导员徐学源、财政指导员朱恩绍投降伪军，徐子韶及乡长钱友之、杨轶群、韩模、易振寰、季汉志、张举伯、邱祖棠、孙大元等人，先后书面或口头辞职。我们争取团结了拥护新四军共产党抗日，家庭清寒的小学教师，如金中的姜永魁（1928年曾参加党，后失掉联系）、严鹿乡瞿鹤溪、中观乡吴鸣镛和原来乡公所的事务员如唐洪的徐文达、华芦的王振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勾结还乡团被镇压），兴隆、三和、同乐等乡则在原有保长中选择比较进步、不敲诈的保长唐志超、袁凤翔（后在解放战争初勾结还乡团准备暗杀我干部被镇压）等人接替。
1941年夏收以后，第一次征收夏季爱国公粮。这是我任区长后县政府布置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征收公粮，保证抗日军、政、文各方面的供给，而且也是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通过征收公粮，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多如牛毛的附加苛捐杂税，实现了按田亩、等级每年夏秋收季节缴纳公粮，有钱出钱共同抗日的合理负担政策。对受灾、困难户，军烈属合理减免。取缔了国民党政府巧立名目层层摊捐的弊政，改变了游击队到处设卡勒索的现象，深得各阶层群众的拥护。通过征粮，对各阶层群众又是一次比较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群众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也把踊跃缴纳公粮，保管公粮，当作拥护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中心地区教师、学生还敲锣打鼓，气氛热烈。征粮以前县府派吴适臣（宜兴人，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担任粮食指导员，并派来征粮工作队，由粮食科长江次兰带了朱俊才、姜俊才等同志来协助工作（后来即留在区里工作）。区政府和各乡都开了扩大会议，请小学教师和地主士绅代表人士参加。县政府秘书马一行同志参加了区的扩大会，作了政治形势和征粮政策动员。区长、工农、军事指导员分工到各乡参加扩大会，进行动员教育，保长全部参加，还邀请了塾师和部分知青参加会议。会议招待一顿中饭，一大盆肉烧蔬菜。会后许多教师、知青踊跃参加了查田、造串（编注：旧时编造征收田赋的册子）工作。政府按规定发给造串经费，请造串的教师吃一点肉，算是招待，纸张墨水都是精打细算的。学习了新四军共产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此后，除对油坊、槽坊及较大的工商业户按政府规定收税以外就没有捐税了。政府以后还规定进出解放区的商人，只缴一次税，就可以通行各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和敌占区形成两种“天下”。这时有人提出，驻金伪二旅部要收税，政府又征粮，两面缴税，负担太重。我们揭露了伪投降卖国的罪行，划清我抗日救国的原则界限。并规定，我中心地区乡保长一律不准为伪方摊捐收税、资助伪方投降卖国。
我任区长时县政府指示，要把建设区、乡武装放在首要地位，首先把区队搞好。实践也说明，没有武装，寸步难行，更无从谈打鬼子和伪军。当时区队人枪约20左右，成分复杂，没有骨干，乱糟糟的，不像新四军的部队。原来各乡没有武装，张沙等乡也有不脱产的几乡联防队的组织，但无人负责，比堤南三乡联防队还差得多。当时我有依赖思想，一再要求县府派个党员同志来搞区队，并发给武器弹药。梁灵光县长和我谈心，谈他来接收南通县政府时，只有7个人、7支枪（郭守信同志任教导员的独立营也只有几十个人），就像睡在棺材盖子上，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推下棺材。由于我们抗日，是为国家民族生存，为人民做事，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要自力更生地搞，没有干部自己培养，武器到敌人那里去拿。看看县政府那时的困难确实也很大，不好再要了。以后介绍区队李光明同志去军政学校学习。一班长曹征同志年轻、爱国，政治上要求进步，与区里的指导员和马一行同志商量后提为排长，要他学习县团的连队那样，整顿了纪律，建立起上课出操制度。稍加补充，编成3个班，每班8个人。班长张××、严金城、俞茂盛。还有文书，会拉京胡唱京戏。我和他们一起跑步，出早操，吃饭时也唱歌。就由这支区队到范堤以北活动，掩护征粮。8月中下旬，区队驻黑鹿灶西北张家园。张圣伯部特务大队长瞿光渠，用金钱和升官当连长收买了严金城里应外合，排长曹征同志被枪杀，部队被裹胁去袁港一带。俞茂盛同志和7个战士带了枪中途逃回。我们棺葬了曹征烈士的尸体。以后，我向县府汇报了情况，检讨了自己的缺点。梁灵光、马一行同志指示动员堤南三乡自卫队上升区队。在动员过程中，班长罗进中带了一个班叛变投向张圣伯部，其他队员情绪也很动荡，教育以后仍让他们回堤南活动。在此前后，骑石区队、余西区队、县团也先后发生拖枪叛变事件。
张圣伯原姓陶，家住唐洪，招赘到兴隆乡。瞿光渠家住严鹿。他们在这些地区，蒙骗了不少人，扩充了伪军部队，同时疯狂杀害我方干部。工农指导员瞿鹤洲同志、唐洪乡乡长徐家和同志，同一天被敌杀害。严灶初中负责人瞿功最（观音堂地方大地主之子，汪伪国民党员）、严灶小学校长王心一（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之一）勾结了张圣伯，派部队把他们从严灶校接去金沙（对外谎称被捕），还劫走了部分校具。瞿功最担任了“主事”，在原县中校办起“四维中学”。此后，区政府军事指导员徐训良，辞职回家经商。
接着，区政府通讯员邱林叛变投敌，把我的一支盒枪也带走。一段时间区政府只剩我和通讯员杨金城同志两个人。敌人还散布谣言，说我也要到“南边”去了。烈士们的鲜血，敌人的阴谋诡计激励了我，我向梁灵光同志汇报了情况，表明了决心。梁灵光同志说，敌人的造谣我们知道，党与政府信任你。从部队里抽了一支盒枪给我，鼓励我继续干下去。他还说：“姜三桥距同兴灶不到10里路，你晚上找个四面泥墙的房子住，万一有情况，只要坚持抵抗一个小时，我们部队就能来支援，估计敌人不敢来。”他不仅没有责备我，还说过去县里对你们区支持少，县里正在研究支援你们。经过这段实战，感到党是知心人，增进了和党的感情。
徐飞同志家住杨港街上，是徐卓同志之四兄，做过教师。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回家。1938年3月17日日军侵占南通城以后曾一度和我们一起，准备拿枪抗日。新四军东进后，他参加了南通县独立营（教导员郭守信）担任侦察参谋，后去抗大学习。当时区政府正需要人搞区队，在征得县政府同意动员他到区政府工作。他说要到运河南单独搞部队。他自己向县政府提出要求，梁县长同意他去了河南。此后我和徐就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和徐学礼等在通海被杀。我曾以友人身份去他家吊唁。
为了支援我们，县团部队休整时，常在金沙区活动。“茅三旅”（1940年10月，茅珵任通崇海启常备旅旅长，11月常备旅与新四军三纵五团合并为苏四区游击第三旅，习惯上称茅三旅）部队在与南警合并前，由参谋长蒋克定同志带领，从二窎向南在范公堤上界牌镇到杨港，进行了一次白天行军。指战员数百人，轻重机枪很多，还有大洋马，行军中有时还军号齐鸣。白天看到这么多威武雄壮的新四军，鼓舞了群众，吓坏了敌人。副团长廖昌金同志驻唐北曹家园时，我去汇报敌情，进行慰问。他请我吃晚饭，特别煮了大米粥，唯一的菜是炒辣椒。辣得汗泪俱流，至今记忆犹新。在上级党的支持下，堤北九乡和金东乡完成了夏征任务。堤南金中、金余一部分保征了粮，金西没有进行。
这时，在我们动员下，邱仰之同志（进步教师，家住金中，十八总堤南）在他家附近，组织了秘密除奸组，自己办了一些小插子等武器。他还联系了他的学生在金沙镇城隍庙西衖子的理发员，为我们做义务情报。邱瑞芝同志（当时在同乐乡他家旁做教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曾参加党，后失掉联系，拥护新四军抗日）在同乐组织了秘密游击小组，自办了小插子等武器，后来我们发了十余个手榴弹。曾协助区政府镇压伪二旅季克昌、吴家明（小黑皮）及伪特周养之等爪牙。这个小组在1942年秋同乐乡进行减租减息建立民兵组织时撤销，成员分别参加区队和民兵组织。施家店东边，小地主曹廷桢有自卫盒枪一支，也办起了一个游击小组。因当时伪军收牛捐的一直活动到这个地区，我们同意他组织。后因成员不纯，1941年秋施津乡进行减租减息即撤销了。盒子枪借给了区政府抗日（我们出了借条）。
1941年9月，为了支援我区开展工作，县委决定，将南通警卫团三营七连下放到金沙区，为区队一中队，县团营连建制不变。营长程子衡（营教导员程子华在骑石区战斗中牺牲）带营部也来金沙区带七连活动（八连下放到骑石区）。梁灵光同志交代任务，一是尽快充实七连（来区时只四五十人），同时帮助区里建设区队二中队，成为一个正规的区队。当时群众尚未发动，没有党、群、民兵组织。个别联系动员太慢，也难动员大量青年入伍。各乡群众和乡保长不堪伪军骚扰，纷纷要求县区武装前去活动。农村青年既迫切要求抗日，又受“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影响，家属也存在“新四军要走”，怕儿子牺牲、家属受迫害等思想障碍。另还有儿子参军、劳力困难等实际问题。这在当时条件下一时也难以解决。当时我们召开了区和中心区几个乡扩大会，进行了形势教育，划清了当新四军和当“和平军”为汉奸卖命的界限，造成了参加区队抗日救国保家乡光荣的舆论。为了防止伪军派进来，拉过去，要求各乡比较进步的保长负责推荐要求抗日、与伪方没有联系、没有当过兵的、儿子多不致过分影响生产生活的青年及其家属，有目标进行动员教育，一个月左右时间，七连就发展到100多人。新战士占一半以上，大部分自觉自愿，情绪高涨。也有一些动员工作比较粗糙，来区队以后营连组织了力量，对本人及家属连续做思想工作，提高了觉悟稳定下来。个别人及家属实在不愿，我们动员他回家后继续抗日。这次扩充区队，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由于动员工作粗糙，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以致敌人趁机造谣、诬蔑我们“抽丁”。我当时主动作了检讨，后来在整风学习中也作了自我批评。
为了巩固部队，在县团党委领导下，营、连、排干部和老战士花了大量的心血。当时连长朱××（是朱含章的叔伯兄弟），指导员郁文俊（崇明人），排长顾仲仁、赵明贵、俞茂盛都是本区的人。从扩军开始，来部队看儿子的新兵家属，络绎不绝。不少的怕儿子太苦，带了鸡蛋等吃的东西。我跟部队一起协助做家属工作。部队抓紧进行了政治、军事训练。郁文俊指导员按规定教材上课，针对战士思想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从基本的阶级斗争理论（穷人为什么穷？不是命中注定的）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党和新四军的性质，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排干部和战士一同听课，一同讨论，联系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长有时也参加。我弄了个小板凳也听了不少次的课，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是从那时开始的。
营长程子衡同志，山东人，普通话讲得很好，军事训练是内行。连排干部和战士一起跑步、出操、练投弹、瞄准、劈刺。利用地形地物，营长常去指点、校正。每天宿营后营部发通报，分析敌情，指出任务，连、排长签字。夜间有时营长带连长一起检查岗哨。
干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党员处处发挥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早起上门板、捆铺草，移营前检查群众纪律。连里还有支部书记和文化教员，姓名忘记了。战士有空学文化、唱歌、做游戏、办板报，用布作板，移营后又挂起来，搞得生机勃勃。
这些都是在完成战斗任务的间隙中进行的。经过他们的努力，使这些没当过兵、没出过远门的青年农民提高了觉悟，学习了革命部队的优良作风，锻炼成优秀的新战士。
1941年10月上旬（阴历八月十五或八月十六日），部队驻在柏树墩周彤山家，遭到金沙日寇的袭击（敌中队长率部数十人，附炮一门）。侦察员汇报，部队刚做好战斗准备，敌人的机枪已封锁了柏树墩向东的夹车路。程子衡同志沉着指挥，郁文俊、顾仲仁同志率一排冲过敌机枪火力网，抢占有利地形，发扬火力，掩护了营部和全连安全撤出驻地。双方对战了近一小时，我无伤亡，敌人也不敢深入，盲目发射了几发炮弹，撤退回金沙。团部担心部队吃亏，急派侦察员来联系，并准备派部队支援，得到营部报告才放下了心。战斗结束后，新战士家属纷纷来队看望，战士给家属介绍战斗情况，讲得眉飞色舞，家属也喜笑颜开地回家。经过战斗考验，军民增强了抗日的胜利信心。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给金沙区的开展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县抗日自卫队总队部建立以后，区也成立了区大队部，区长兼大队长，设专职区队副和军、政干事。徐卓同志由县总队部（1942年秋请假回家结婚，搞商抗会，1946年参加主力）派来任区队副，区大队教导员由区委书记担任。区工委成立以前，记得县里介绍了张奋明同志来担任区的教导员，还有政治干事（凌致平同志从抗大学习结束由县介绍来区担任）和军事干事。区队部只管民兵和不脱产及半脱产的自卫队。中心区各乡在减租减息成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的同时组织民兵，乡有基干队（不脱产）和半脱产的联防队。此后扩大武装即由基干队→联防队→区队→县团，逐步教育上升。县府还颁布了优待军烈属办法。春节期间，区政府和群众组织，教育发动群众，由教师、儿童团组成文娱队，敲锣打鼓给烈军属送春联拜新年。农忙时还给烈军属代耕代种。参军光荣，拥军有责，逐步形成新的风尚。大约在1941年底1942年初，即着手组织区队二中队。边扩充边战斗边训练，经过半年多时间，建成了一个有相当战斗力的连队，担起了区的警卫任务。而一中队的新战士这时已因自己能成为主力部队（县团）的成员而感到光荣了。七连也逐步归还县团建制。二连连长谢××（老红军，江西人），副连长朱金华（后来是陈汉），指导员倪有石、朱邦彦，都是由县团派来的。杨燮（黑鹿灶人）曾任二连文书，1942年底精简回家，反“清乡”中被捕叛变。
1941年秋冬，为了巩固部队，打击敌伪策动拖枪叛变的阴谋，县团设特派员，负责保卫工作。1941年底，县团命令三营召开全营军人大会（地点在金沙区姜三桥以南）枪毙了陈德良，罪状是企图率部拖枪叛变。当时，因七连是区队一中队，有关事项，按照县团指示，程营长必须和我商量，其他各连队及营部事项，程无须和我商量，我也不便过问。陈德良是当时县团连长，不是我区政府、区大队管的人，因此对陈案的情况我不清楚。只是听说陈是三营所辖的一个连长，在北兴桥浴室洗澡时，同去的战士掏他的口袋，想要他请客吃油条。发现陈与张圣伯部联络的信，报告了团部，发觉了陈勾结伪二旅企图拖枪叛变。
“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陈××写了大字报，捏造我在1930年杀害了共产党员3人，捏造我在1941年做区长时，趁部队午睡时，偷偷将预先写好的陈德良与张圣伯联系的信，塞进了陈的口袋，陷害了陈德良，阴谋陷害革命同志，进行阶级报复。并说当时同连战士某某两人，因没有睡着，亲眼看见，未敢揭发。这份大字报送到县、地区、省的“造反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以后省委统战部民主党派系统的造反派头头之一刘××到南通县来找瞿胜明（1930年曾参加共产党）调查。瞿胜明说那3个共产党员不是我杀的。陪同刘××来调查的陈××做笔录却写成是我杀的。所幸瞿胜明的孙子瞿育金（现在党史办工作）在旁看见，揭露了陈的笔录与他祖父口述相反。这场丑剧才草草收场。这仅是十年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发动群众贯彻党的减租减息、缴租缴息政策，是壮大抗日力量，巩固根据地的根本环节之一，也是广大贫雇农的迫切要求。20年代末30年代初红十四军留下深远影响，群众在新四军没来之先，就盼望着这一天。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党就派民运队在三余、余西、骑石区开展了这一工作。1941年秋收，县民运部派郭健即张淑贞、庞宁等同志带民运队来金沙区领导进行这项工作，后来又来了张奋明同志（抗大结业来区，1942年去高邮县任司徒区委书记、县委秘书，1946年牺牲，家在金沙西大圣庙，解放后追认为烈士）等，首先在中观乡的东北部几个保、兴隆乡及施津乡的东段几个保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他们抛弃了比较富裕的家庭，来到农村，腰围青布围裙，扎根到最贫苦的农民中，吃住都在老百姓家中，艰苦与共，显示了共产党员为国家、为人民，牺牲个人利益的高贵品质，使我由衷钦敬。
我不懂得如何发动群众，总想依靠政权的力量，压服地主减租减息，感谢他们帮助我，逐步认识到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政府也应大力支持。工作队在雇工和佃农、贫下中农中进行了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地主养活农民”的谬论，通过回忆遭受剥削压迫的苦难历史，揭露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实质，增强了团结斗争抗战必胜的信心。发现、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如中观乡的刘永涛、张学信，兴隆乡的王志高，施津乡的张维圣（后任区农抗会会长，已病故），徐子梁（后任乡支部书记，听说建国后因生活作风问题，没有按党的组织原则莫名其妙地被开除了党籍）。通过群众自我教育，团结了广大农民，成立了乡农抗会组织。 区政府也对地主、士绅、教师宣传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意义和政策。不少地主的子女，他们本身有的是青年学生，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党与政府的教育下，积极教育家庭拥护政府法令，减租减息。对拒不减租的地主，由农抗会组织了说理斗争。有的（如施津乡的地主曹金镠）则由区政府出面开乡政扩大会，农抗会代表、地主士绅代表参加，进行说理斗争，政府裁决。为了保卫“双减”运动，农民要求武装起来，接着组织了民兵自卫队的群众性抗日武装，并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以后相继建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
减租以后，有的地主还以种种借口，要求撤佃，收回土地。农抗会随时开展斗争，保护农民减租的既得利益。有的到区政府告状，区政府在调解处理中对地主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支持了减租减息的斗争。当时到区告状的人络绎不绝，调解工作繁重，邀请了袁文礼同志来区帮助工作。他因身体不能适应（白天工作烦，夜里移了宿营地后，睡不着觉），又邀请了金东乡长瞿文达（中医生）、严鹿乡的邢家祥（小商人），3人轮流来区协助负责调解工作。
在东北部三乡减租减息的胜利影响下，金东乡秘密农抗会有了发展，周围各乡雇贫农积极分子自动找民运工作队或区政府汇报敌情，要求派人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日益增多。敌伪军也疯狂进行了屠杀，妄图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唐南乡的徐家和同志，当时我们因唐洪乡太大，划分为唐南、唐北两个乡，委派他做唐南乡乡长。他积极进行了征粮，并发动雇贫农，准备向唐洪灶徐家园大地主开展减租斗争。1941年底遭伪二旅逮捕，与工农指导员瞿鹤洲同时被杀。住唐南乡头总的顾凯同志（名顾宪章）在民运工作队发展他入党时，还来和我商量，能不能入党，会不会像30年代那样遭受反动派镇压。我和他共同学习形势，学习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对比我自己当时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鼓励他争取早点入党。不久他在工作队的教育下入了党，经过锻炼，担任了区委宣传、组织科长，抗战胜利后病故。
1941年秋冬之间，县委决定建立党的区工作委员会。县的负责同志告知我，徐刚毅同志（青年学生，原名家仪，三和乡开明士绅徐子杰之子）来区担任区工委书记，组建党的工委会。他年轻热情，来区后相互介绍了一些情况。我庆幸今后将会得到党组织更好的教育和帮助。不料这是我们初次见面，也成最后一次见面。在他由县回区的路上，与敌遭遇被害。当时三和乡经常有敌军便衣滋扰。家属棺殓后，县里要我去慰问吊唁，表示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遗志，为烈士报仇。
随后陆维钊同志来区建立了工委会，陆为书记。庞宁、张淑贞（她先来做工作队队长，以后组织关系才转来）为委员。我当时不是党员，这些都是县里的负责同志告知我的。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也是党对我的信任与鼓励。1942年县民运队在朱溪东同志（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县委副书记）、孙爕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率领下，经常住在施津乡柏树墩天主堂东边陶慎金家附近的“陶圈郎儿”里边。这些党员负责同志平易近人，遇事共同商量。我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积极向他们反映情况，提出自己的主张，也不讳避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作点自我批评，经常得到他们亲切的教导和帮助，推心置腹，和衷共济。
在县民运队和区工委的领导下，1942年夏在中观乡全乡和严鹿乡、唐北乡、唐南乡、施津乡、张沙乡、三和乡、华芦乡的部分地区，开展了夏收“双减”运动。对1941年开展的秋收运动进行了复查，解决了一些明减暗不减等遗留问题，组织培养了部分骨干参加工作队支援新开辟的地区。1942年秋收运动推及堤北10个乡，金余乡的北段和金东乡的一部分地区。这一时期，张悦慈及张端、张坚、张鲁（家住三姓街，敌占金沙区后住到兴隆灶叔叔家）、唐萍、杨洁同志（家住黑鹿灶的知青）、华群同志（家住上海的知青）参加了工作队。甚至唐北乡较大的地主瞿松斋的女儿知青瞿瑛（后来参加了银行工作，现在上海航运局任会计处长），在党的教育下也脱离家庭参加了工作队，和雇贫农一起要求他的父母减租减息。
经过三批夏秋收运动，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了。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堤北十乡和堤南金东乡建立了党支部，每个支部党员十几个到二三十个。大概在1942年夏季，区工委改组成中共南通县金沙区委会，陆维钊为书记，组织顾凯，宣教凌致平，治安张学成（后兼副区长）。我在入党转正后，也参加了区委。1943年冬，王余积同志接任区委书记，陆慎铭、吴仲琪为候补区委。我在党的艰苦教育下，于1942年4月申请入党。当时还带着要求进步的个人动机。介绍人起初为庞宁同志，因我历史上曾参加特务队，经党组织慎重考察，苏中四地委决定由县委吸收我入党，介绍人梁灵光、马一行。当时在同兴灶县政府一间房子里，挂了党旗，举行了宣誓仪式。周一峰同志为党代表及介绍人都讲了话，又一次给我进行了党的教育。从此，时时以先烈牺牲个人一切鞭策自己。候补期原为6个月，经地委批准于7月提前转正。
11个乡建立了乡的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成立了区农抗会，主任是张维圣、季宗高、刘永涛等。区的妇抗会主任是张沙乡的陆美英，区里是否建立青联会记不清楚了。堤北十乡建立了民兵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不脱产的基干队，有条件的则组织了几个乡的联防队。堤南建立了三乡联防队（半脱产，吃粮不发津贴）。袁世超同志先参加区队一中队，后派到堤南任联防队长，代替陆连科（此人开始敌伪拆了他家3间大瓦房，企图迫使他投降，他没有屈服，表现很好。后来与地主袁邦荣的女儿腐化，逐步蜕化）。群众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土生土长的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骨干，经过党的艰苦教育，培养锻炼成能执行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干部，在抗日战争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现在记忆的有：唐北乡的季产青、昝圣青、姜光华，唐南乡的季金友、吴仲琪（曾任区委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在生发乡搞惩奸土改中被敌杀害）、姜贤忠、姚金贵、高万如、魏卜余、徐宜乾，张沙乡的张祖友、张息如、单竹菁、张绍荣、吴锦伦、吴锦相、陆慎铭（曾任区委候补委员，后来参加主力），三和乡的陆耀南，严鹿乡的刘文彬、曹日茂、曹茂林、刘光照、易岁贵，金余乡的张学富等（更多的同志名字记不起来了）。
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政策，经过了比较激烈复杂的斗争，不仅遭到敌伪军的袭扰镇压，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当时苏中行政公署对除奸政策抓得很紧。记得我刚做区长时，敌伪派出收捐、绑票、抢劫的散匪各乡都有，也有不少为饥寒所迫而抢劫的人，地方秩序很乱。梁灵光、马一行同志教育我们，对后者属于旧社会遗留问题，主要是教育改造；对前者也只能打击首要分子，对胁从者教育保释。杀了坏人，一定要由区政府贴布告公布，不准暗杀。部分地主讲怪话说“新四军宽大无边”。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同志还亲自到县政府检查。一天，我恰巧到县政府请示有关问题，听到管文蔚同志说发展巩固根据地，主要靠党的政策，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决不能乱杀人。夏收运动中，苏中和四专署保安处当即派了工作组来西亭区调查处理，解散了王良组织的暗杀队，对成员进行了教育。王良被带去苏中处理。对金沙区有关问题要我处理。因陈金科并未参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仅是和王良有联系，对陈进行了教育，并解散了陈所组织的暗杀队。我们也检查了邱瑞芝（在同乐乡）的游击小组，了解了邱与王良、陈金科没有联系，所杀的人也都是敌伪爪牙，并未杀害无辜群众，一部分是经我们批准处死，有的是我们准备镇压的贴了布告，也有的是“先斩后奏”没有公布罪状的。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并决定在同乐乡开展秋收运动前撤销了游击小组，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了区队和民兵组织。考虑到游击小组被撤销后，邱如在原地任教，可能遭敌伪杀害，同意他去三余中学工作。我们还了解了金西乡张举伯与王良也没有联系，该地区在金沙附近，仍允许张所组织的自卫队（两面派的）继续存在，逐步加以控制、改造。
唐洪乡地主徐震瀛还要他儿子徐子韶许诺贿赂我800块大洋，拖我下水，抵抗减租。我当即严正拒绝，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外，硬抗、软拖抵制减租减息的各乡都有。在区委会的领导下，我们对地主及其子女做了细致的工作，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其中不少是军烈干属），孤立了少数顽固的地主。经过群众说理斗争，克服了他们抵制减租的种种花样，基本做到了既有斗争又有团结。
金沙区的伪军家属是比较多的，他们多数是贫苦农民。在“双减”运动中，农抗会注意团结他们一起参加斗争，他们同样享受了减租减息的利益，受到了教育，为瓦解伪军创造了条件。
在发动群众，培养了农民干部，削弱了封建势力的影响，雇贫农夺得政治上优势的基础上，1942年夏秋对乡保政权进行了民主改造。张沙乡进行得比较正规，斗争也比较激烈。首先由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思想教育，明确意义和政策，澄清“泥腿子不能当乡保长”的旧观念。党支部会、乡政扩大会酝酿提出候选人，由各保保民会推选代表，开乡民代表会采取丢豆子（当选票）选举了做畚箕出身、粗识文字、办事公道的苏敏才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代替了老乡长邱殿汉。各保也通过民选选出了雇贫农出身的保长。基层政权出现了亘古以来未有的新局面，为贯彻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各项政策法令，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其他各乡也陆续进行了必要的改造（没有张沙乡那样正规、彻底）。如施津乡起初以小学教师朱伯河为副乡长，后来改选农民胡学和为乡长。中观乡吴鸣镛同志调区工作，以裁缝出身的顾桂莲为乡长（反“清乡”中壮烈牺牲）。1942年底，堤北各乡干部绝大部分是“双减”中培养的雇贫农出身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人了。
根据地建立之初，党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1940年接管了县政府以后，就派党员、干部去四安、南通县中和三余重三中学。1941年暑假，专区就办了第一届文教研究会。堤南赵仰霞和纪学琴（代课教师）、纪学儒、纪永佳（农村知青）去参加，接受党的教育。张子嘉、张颖同志在县政府文教科长陆睦、副科长吴子桢同志领导下，在小学教师中进行了工作，组织教育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分会。杨家港小学开办了完全小学，使堤南各校初小毕业生有了读高小的场所。完小毕业还可到严灶小学的初中班读初中。1941年冬还准备在严灶办一个弘毅中学，组织了校董会，聘请了教师。寒假中，伪军从金沙镇拉了民夫到严灶抢走了校具，因此没有办成。杨港小学抗日民主的政治空气比较浓，还组成了儿童团，开展校外抗日活动。在党的教育下，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涌进了抗日队伍。就我所接触到而现在记忆起的有纪言、瞿民权、徐儒、张怡等。参加新闻战线的有徐放、纪康明、邢法、袁世晃同志，反“清乡”斗争中杜诺、宋军、蒋宁等同志也先后来我区。他们拿起笔作刀枪，穿插在敌伪扫荡、清剿、“清乡”的空隙中，白天和我们一起打游击、采访、写作，夜里刻钢板、印油印，通过《江海报》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介绍军民斗争经验，宣传党的政策，传播胜利消息，鼓舞军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邢法、袁世晃同志年纪只有十三四岁，当时还保留着儿童的稚气，拎着盛放钢板等的竹篮子，活动在敌据点附近，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疯狂屠杀，他们全不放在话下。1944年春，在骑岸镇附近被捕去石港，在敌人严刑、欺骗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当时敌人正以疯狂屠杀，妄图挽救“清乡”败局，杀了头还不准家属收尸。袁世晃同志的父亲袁文礼同志，卖了我家的部分土地（我去苏中学习时和袁谈定，为了营救邢、袁两同志的需要，可将我家的田卖掉一部分），贿赂了伪石港区长曹立江，才将尸体运回殓葬。烈士的牺牲激励了他们的家属和周围群众。1942年因张圣伯部伪军企图强奸妇女，袁文礼同志就曾愤而用厨刀劈死了伪军，以致房屋被伪军烧掉。袁世晃同志牺牲后，袁文礼同志便坚决走上革命道路。邢法同志牺牲后，邢家祥也更积极工作，为子报仇。
梁灵光同志在南通县参政会成立前后（时间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交），曾亲自到顾佐卿（后任县参政会副主席之一）家登门拜访，宣传党的政策。县的负责同志在每次会议上也都要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他们言传身教之下，我们区里的工作人员，提高了认识，也学着做。对地主阶级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基层干部有的感情上虽不很通，但也能按照党的政策办。1942年秋，在严家灶校召开区的参政会，选举了陆文广、张小圃等为正副主席，邢家祥为驻会委员。委员有工、农、青、妇、教，各抗日救国会代表，烈军家属代表，开明士绅代表中还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如徐敬人（日本留学生，学电机专业，解放后在苏南工业所工作，后在专业学校任教）、张楫五（日本留学生）、张利民（大学毕业生）、顾大波（大学生，解放后在东北工作）、唐茂成（工程师）等。1941年秋季，我曾和徐子杰、陆文广、徐敬人、徐子韶、凌子衡、邱瑞芝、徐家庆、邵志俊、张举伯共10个人结拜兄弟，发誓坚持民族气节，决不投降卖国。当时我的意图是稳住张举伯、徐子韶等不去伪二旅，动机是对的，但用拜把兄弟的方法是错误的。事后向领导作了汇报，整风中作了自我批评。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逐步增加。于秩东（支平）同志任民政股长（后参加了党，解放战争中牺牲），陈震霖同志任文教副股长，张祖珂任财政股长，县政府介绍来行政训练班学习结业的虢在云任文书（1942年夏季反“清剿”斗争中，在施津乡姜三桥西南，瞿茂林家河南，和群众一起“跑反”中被敌人杀害。棺葬于四角墩，坟墓在平整土地建设灌溉渠时被平毁。虢原籍湖南。限于当时条件，没有通知他的家属。现在他家的住址也回忆不起来了。应该把他的英名列入烈士馆）。1942年夏，张三继任文书，家住金沙镇的张本立任区公所会计。
张圣伯、徐训典在通中反共地主头目陈又奇的幕后策动下，背叛了抗日民主政府县常备旅，流窜于通海地区，疯狂反共破坏抗日。旋即投靠了原国民党“通挥”政治主任，摇身一变而为汪伪七师副师长的前锋，走上了公开投降道路。打着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旗号，收罗土匪头目，裹胁了不少盲从者。1941年10月前后，在金沙建立了伪“和平建国军”七师二旅旅部。张圣伯、张为群为正副旅长，徐训典为政训主任，赵仰山为政训处长。网罗了一批政工人员，在金沙镇进行反共宣传活动。寒假期间，强拉民夫抢劫了我严灶弘毅中学的校具。1942年初，在金沙中学原址办起了建国中学，旋改为四维中学。以瞿功最为主事，进行伪化教育，毒害青年、群众。伪军部队一度扩大到一二千人，编为第三、第四两个团。三团团长赵伦彝，团部住金沙，季求美所在的营后驻兴仁。四团团长曹立江（所部很多是陈又奇的爪牙，为张部主力），团部驻石港。大致在11月前后，接替了敌军的防务，帮助敌人集结兵力，对我区清剿、扫荡。瞿光渠所部特务大队改编为旅部警卫营（大部为张圣伯的亲信爪牙）。旅部还有季克昌大队、小黑皮（吴家明）部队（可能属季克昌部），经常流窜于金沙、西亭、四安一带，绑架勒索，抢劫强奸，杀害群众。群众称为“杀人魔王”。小孩哭了，群众往往说“季克昌、小黑皮来了”，用来吓唬小孩。伪旅部副官主任王锡朋（二甲镇人），经常来往于金沙到二甲镇之间，收罗土匪，扩充伪军。1942年，王锡朋指派金中乡十总王小和尚做排长，与霞东乡的邢××等3人，纠集土匪，抢劫残害当地参加新四军的家属。我们要袁世超同志率堤南联防队枪毙了王小和尚、邢××等3人，并向他们的家属和附近群众宣布了罪状。旅部还有一个大队专搞捐税，大队长季成龙家住杨家港。
伪旅部拆毁了从西河边到卫生药栈、北校巷南大片民房，构筑了碉堡、核心工事，在镇四周通乡村的要道口造了木栅，分兵驻守，还筹划架设电网，妄图凭坚固守，以待通城日寇援救。为了破坏伪军架设电网，1941年12月底，南通警卫团命令三营全部（七连为区队一中队）在程子衡营长指挥下，由堤南三乡自卫队瞿宏量为向导，绕过伪军岗哨，袭击了金沙，俘虏了驻守游民工厂一个班伪军，捉到在金沙后街游荡的伪营长季凤鳌。敌伪还派出部队，胁迫沿途群众修筑金沙到石港的公路。梁灵光同志要我们学习掘东区曹持衡区长发动群众，彻底破坏了敌修筑从掘港—大豫—兵房到三余镇公路的经验，我们组织了群众在区队掩护下，多次进行破坏，并烧毁了同乐镇及八总公路桥梁。在骑石区的协同下，敌公路没有修成。西亭、骑石等区群众还挖断了金沙—西亭—石港沿河的大路，逼使伪军只好用汽艇来维持金沙—石港交通。
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发展，也为我军的壮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记忆得起来的有以下。
1941年秋，南通警卫团二营，驻黑鹿灶掩护征粮、生产。侦悉伪军200余人乘汽艇去余西等地抢粮。营长邓若波、教导员贾鸿钧同志率部，跑步十余里插到金沙东五里庙河口，截击回金之敌。敌人仓皇逃窜，子弹纷纷从我们头顶上飞过。邓若波同志一边跑步追击，一面教给我战斗常识。敌人子弹这么高，是胡乱射击，我们部队跑步前进，如果子弹打得低而密，就要压制敌人火力，部队利用地形前进。这次战斗，因敌人溜得快，我们缴获一艘汽艇。
1941年底，在我军的攻势下，伪二旅三团排长易宝兴率一个排二三十人反正归来。为了瓦解伪军，按上级规定，县警卫团发了奖金，并将其所部成立了独立连，委易宝兴为连长。在准备充实改造过程中，春节前易宝兴连长在回家的途中，被伪旅部派人杀害。
1942年4月30日左右，一师三旅政委吉洛、参谋长梅嘉生指挥八团三营，以及九团（南通警卫团）和三余、余西、骑石区队进攻金沙。八团三营在正场一带阻击南通日军的增援。各区队担任余西、石港方面敌据点的警戒，南通警卫团主攻。事先南警派作战参谋张××化装进入金沙据点，在庄凤林同志掩护下，对敌防御工事进行了周密侦察。还派同乐游击小组张圣才同志等利用伪军官的关系，混进伪旅部观察工事情况。部队内部经过充分动员准备，我们准备了熟悉地形街道的向导，集中教育以后部队出发之前分配到各营连。为防止伪军家属泄密，担架和搭浮桥的船只等后勤在部队行动后，才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对伪军罪行恨之入骨，听说要打金沙，群情高涨。这些后勤支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下午4时左右，部队从施津乡柏树墩一带出发，二营从东洋桥过河，从金沙南边进攻南山庙、典当，并占领伪旅部河西民房。黄昏后，一营部队从金北校东北十六总河西浮桥过河（联防队从十六总范堤以南招来四五只木船搭了浮桥）。在十六总桥、碉堡和游民工厂敌岗哨之间，插进了街里，从这里边向外迅速扫清了旅部外围的敌人。三营部队迅速从东北两面包围了旅部，逼近旅部围墙。经过激烈战斗，午夜，二营攻下了南山、典当。这时伪旅部之敌已成瓮中之鳖，凭借碉堡继续顽抗，乱放机枪，打不到我们部队，倾泻榴弹，对我进攻部队，威胁很大。梁灵光及团的领导同志亲自到阵地前沿观察，与营连干部研究攻击旅部核心工事办法。决定以一部分部队，以方桌上覆盖了湿棉絮作掩护，进行近迫作业，挖坑道；其余部队就地休息。拂晓以后，对旅部发起攻击，歼灭固守待援之敌。八团三营也做好了歼灭通城来援日军的准备。我们一面动员农村群众煮饭，一面动员金沙镇上的群众做烧饼、馒头，让指战员吃饱了打仗。对部队需要的攻坚器材要什么给什么，我们部队当时说明，人民政府照价赔偿的政策。有的群众还搬出了用具，把毗连典当的草房给部队引火，采用火攻歼灭盘踞典当顽抗之敌。反映了军民同仇敌忾，灭此朝食的决心。后来因上级急电，八团三营另有任务，天明以后部队撤出战斗。这次战斗伪旅部虽没有攻克，但沉重地打击了这股伪军的嚣张气焰。
1942年6月底7月初，七连（区队一中队）配合二营在梁灵光同志的指挥下，奔袭海门茅镇敌据点，捣毁伪县政府。完成任务后，撤至通海太阳桥一带休息时遭敌袭击，七连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全班壮烈牺牲。一中队回区休整中，全连战士决心继承烈士遗志，消灭敌人，为烈士报仇。
1942年夏，敌对通中地区进行“清剿”。一师师长粟裕同志率师部驻唐洪灶徐家园，县府指示我去师部接受任务。师部参谋处处长张震东同志要我汇报了情况，向我交代了部队代号、联系方法，要求及时了解汇报据点敌情动态，部队驻地民兵随时协助部队封锁消息，解决粮草供应问题。师部对敌情了如指掌，而敌人真像瞎子摸鱼。敌驻滥港桥到东边的曹家园。师部住张沙乡天主堂一带。警戒部队埋伏在滥港桥西一里，机枪封锁了夹车路。师部机关照常紧张地工作。参谋处布置我们区队二中队袭击驻在曹家园之敌。第二天，敌自西向东多路扫荡。我们二中队一面阻击，一面向东转移，又向南绕到敌人的后面，敌人的“清剿”完全扑了空。这次“清剿”中，区公所文书虢在云同志牺牲于姜三桥之西。
1942年8月，三旅司令陶勇同志指挥七团攻克石港（南警担任警戒金沙及掘马）。经过一夜的战斗后，伪军原以为新四军没有炮，龟缩在严春阳家的洋房凭坚固守，待日军救援。听说我七团集中机枪火力，掩护部队猛攻，经过半天激战全歼守敌。石港守敌曹立江团是伪二旅主力，这一仗给伪二旅以致命打击。曹立江因在金沙得以身免，对亲信说他自己额角头高，伪军头目也说他幸运。这一仗粉碎了伪军凭坚固守的侥幸心理，金沙伪军头目纷纷把家眷迁去通城。这一仗鼓舞了群众，改变了通中和通西的斗争局面。
1942年9月25日（阴历八月十六日），敌保田大队长指挥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200余人，对我中心地区二窎一带进行“扫荡”。军分区负责同志指挥了七团（南通警卫团配合），将敌诱进了二窎东南谢家渡一带预设的伏击圈。七团指战员经过白刃格斗，逐屋争夺，歼灭了敌酋保田以下近100人和伪军一部。将保田等的尸体用木船装了，并附了大批宣传品，由群众送去通城，开展了一次有利的政治攻势。战斗刚一结束，四周群众挑着猪肉、鱼、蛋、鸡、菱角等礼品纷纷送给部队慰劳，庆祝胜利。
这次战斗之猛烈，歼灭日军之多，是南通县抗日战争以来空前的，也是从1938年3月17日日军侵占通城以来，被歼最多、遭受打击最重的一次。敌伪胆寒，群众振奋，对根据地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在此以前，有些上层人士和伪军头目说“新四军不打鬼子，只打和平军”。事实粉碎了这种谬论，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在根据地以至敌占区的影响。
1942年冬，邹韬奋同志来到根据地，作了多次的报告，介绍了大后方的情况，歌颂根据地抗日民主的新气象。当时苏中和四分区党、政、军机关在骑石、掘马南地区，我们组织了部分教师和上层人士去十总店听了他的报告，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1983年9月
注：
（1）
“五九”：1915年5月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出卖大量中国主权。这一天被民众称为“国耻日”。
（2）“五卅”：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3）
“五三”：五三惨案，又称济南惨案，日本称“济南事件”。指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在中国山东济南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和外交官员的事件。
附：瞿树滋儿子瞿方整理此稿的说明
2008年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父亲生前写的《往事的回忆》。一份手稿，二份复写稿，其中一份复写稿，父亲已作了部分修改。手稿共63页，复写稿只抄录了41页，不知何故。也许42~63页的内容是以后陆续写成的。没有成稿日期，查父亲日记，是1983年1月23日开始写的，1983年9月修改。内容从父亲上小学开始至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左右，估计以后的斗争经历没有写完。
由于父亲在《往事的回忆》的开头中写道：“准备订正后，留给子女，帮助他们从家史和我的革命经历中，受到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促进他们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所以，我按照手稿核对，打印成文，以完成父亲的遗愿。错别字、标点符号和个别词语作了技术性订正。个别人名字，由于不熟悉可能打印错误。其他均忠实于原文，以保持文稿的史料性质。
2008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