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方
我的父亲瞿树滋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想起他老人家最后住院期间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他那坦然恬静的神态，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8月的一天，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到病房外去散步，一起聊天。当我说到：“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那时我就可以住到南京来，天天陪伴二老，照顾二老了。父亲定能活到100岁，我来操办给你过百岁生日。” 父亲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父亲就永远地走了。虽然，医生们尽力抢救，仍未能留住老人的生命。我希望父亲成为百岁老人的心愿也就成了永久的遗憾。每每想起这些，心中仍有隐隐的痛楚。
严格的家教
幼年的时候，我记忆中的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严厉，我的父母特别注重对我们从小进行严格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我们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是小学三年级到南京的，那时住在罗廊西村24号，是一个住了9户人家的四合院。每逢星期天，父母都要安排我们兄妹几人做家务，擦窗户玻璃、抹桌子凳子、扫地。有时候是父亲，有时是母亲亲自带领我们兄妹去大院门外扫地，清理院子大门两边阴沟里的垃圾。刚开始主要不是怕脏，而是不好意思，见到有人走过，就低下头，不敢抬头看人，即使有大人夸奖我，也不好意思搭腔。在父母亲传统教育之下，慢慢习惯了不再以此为丢人，而养成了以劳动为荣的思想。这种普通的劳动坚持多年，直到“文革”插队离开家。
上小学时，家里很少给我零用钱。有一天，母亲发现我口袋里有两毛钱，问我这是哪里来的。我一时回答不出来，思量了一下，想起来是班级活动余下的班费没有及时交还给老师。父亲看到我不以为然的样子，严厉地批评我“贪污”。第二天，我把两毛钱交给老师。父母亲仍“小题大做”，连续多日抓住不放进行教育。虽然当时父母说的具体话语已记不清楚了，但是公私分明，绝对不能贪占集体公家财物的道理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长大后才深切体会到父亲的严厉是对我真正的爱护。下乡插队期间，我担任生产队会计，经手的钱物多了，总是严格区分公款、私款，绝不放错袋子。那时头脑里经常想起小时候父母亲为两毛钱声色俱厉的批评教育，使我时刻警戒自己。
父亲经常晚上在家里办公，家里办公桌上时不时会有些公家的信笺纸。有时我想要几张做草稿纸，父母亲总是加以制止，说这是公家的东西，私事不能用。从这些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养成了我们的好习惯，受益终生，也看到了父母亲的高尚品德。
参加工作后，有时出差办事坐便车，父亲提醒我，不要报销车旅费，不能占国家集体的便宜。记得有一次我因公去苏州出差，顺道回金沙看望父亲（那时父亲安置住在南通县金沙镇），父亲嘱咐我，到南通的车票不要报销。我说，这反正是顺道，没有超出规定路线多报车旅费，应该没问题。父亲却说：“你来看我，这是个人私事，虽然经过厂领导同意，但不能再让公家承担这段差旅费，这部分车费我来给你。”事后他仍不放心，我回到涟水后，他又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寄给我，再三嘱咐不要报销从苏州到南通的车票，要公私分明，防微杜渐，思想上千万不能开口子。直到我回信向他保证不报销这笔车费，他才放心。
父亲教我实实在在做人
父亲特别注意培养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听党的话，一切服从党的安排。1968年1月8日，我到涟水县前进公社插队，因为听说那地方非常艰苦，认为更能锻炼人。下乡以后，父亲教育我不要怕苦，要积极参加各种劳动锻炼。那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早晨起床刷牙，一会儿茶杯口的水都结了冰。春节前20天，我回南京办事。父母亲鼓励我去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接近劳动人民，体察农村基层群众的艰辛。年三十那天，我和同学陆晓光踩着齐膝深的雪，艰难跋涉十几里赶到生产队，受到贫下中农热情欢迎。憨厚淳朴的农民纷纷拉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还东家凑一点，西家凑一点，拿出几十斤黄芽菜、豆腐、2斤肉和馒头送给我们过年，着实让我感动不已。那个年代，农村有这些东西已经很不错了。大年初一，大队党支部组织知青与贫下中农一起吃忆苦饭，参加忆苦思甜活动。这是我这个18岁的青年学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对我今后的成长影响很大。许多年后，我才体会到父母亲的良苦用心。
1972年，当地在知青中招工，我因劳动表现突出，生产大队将这个难得的名额给了我。当时这是令人非常羡慕的事。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还没有“解放”，像我这样的家庭政治情况能进集体企业已经很不错了。在同一批上调进厂的知青中，大多数分配进了国营工厂，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4个南京知青）分配进了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父亲很高兴，他写信给我，称赞我凭自己的努力，得到当地党组织的认可，上调进工厂是进步的表现，鼓励我服从分配，到新的岗位好好工作，学好技术，不应计较工厂的性质是国营还是集体。进厂后我虚心向老师傅学习，努力钻研技术，不怕苦、不怕累，先后做过铸造工、钳工、车工。无论到哪个岗位都埋头苦干，很快成为技术骨干，多次被工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们评选为先进生产者。
父母亲一直教导我政治上要积极追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我初中申请入团填写志愿表起，一直到以后每次写入党申请书，都要求我对党忠诚老实，要老老实实写上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那时还小，没有社会政治阅历，对父亲被开除党籍的情况总觉得不符合逻辑，不能理解。我心目中的父亲，给我们子女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父亲，是对党忠心耿耿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住房被烧毁，牺牲了3个亲人仍义无反顾坚决斗争的父亲，是不计个人名利地位、荣辱得失，被开除党籍仍对党毫无怨言的父亲。每每我和他谈起这个问题，父亲总是说：“你要相信党组织，你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入党主要靠自己政治表现，要经得起考验。敌人对我要斩草除根，是党救了我，为我报了家仇，领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对党的忠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母亲也常常开导我：“父亲的问题可能对你会有些影响，但你一定要相信党组织，也要相信你父亲，他仍然是革命干部，仍然在为党工作。你要求入党，最根本的要靠自己政治表现，要经得起考验。”在父母亲反复教导下，我明确了入党目的，端正了入党动机，经过十多年的考验于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读过的党史、人物传记多了，对党的历史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革命斗争的曲折和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懂得了父亲是一个正派的革命干部，虽遭受挫折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相比之下我受到的些许影响又算什么呢，反而可以更进一步地磨炼考验自己。我坚信，父亲所受到的处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结论，还历史本来面目。终于，1980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发文，撤销1958年的结论，恢复父亲1942年以后的全部党籍，推翻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接到省委批文的第二天，父亲即向党组织补缴了22年的党费。
父亲的这些教育和表率非常有利于我们政治上的成长，使我从少年起就逐渐明白，人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是不能选择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走什么道路、做什么人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能否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取决于自己的社会实践，取决于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的程度。在“文革”初期，中学生中一度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等极“左”的唯成分论，我表示不能接受，以至一度拒绝加入红卫兵组织。这倒使我更加有时间认真读了些马列的书，使我少了些盲从，少了些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多了些实实在在做人的秉性，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坚强的人，坚定不移地走党指引的路。
父亲支持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父亲一贯教育培养我们热爱学习、喜爱读书。我因“文革”及插队没有能深造读大学，进了工厂以后，一直努力工作，钻研技术，争当技术能手。但我心中一直埋藏着上大学的愿望。1981年终于有了报考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的机会，经过一年的努力，1982年进入电大脱产学习。我非常珍惜这迟到的机会，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那时，小孩刚出生，脱产学习后没有奖金，只拿基本工资。父母亲非常支持我学习，每月支持20元钱给我补贴家用，让我安心读完电大。1985年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工作。父亲即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不能靠父母的支持生活，要像普通老百姓家的子女那样过日子。”我非常理解父母亲既爱护又不溺爱，既支持又不搞特殊化的用意。所以当我有求学机会时，他们尽力支持，如今毕业了，就像插上了知识的翅膀，应该靠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奋力前行了。
父亲年轻时也曾向往读大学，当工程师、科学家，幻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日寇铁蹄蹂躏祖国大地，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课桌的年代，农村青年的求学理想已不可能实现了。父亲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初中、高中都是在南京第十中学（今金陵中学）读书，可惜遇上“文革”，耽误了几年学习的大好时光。而今有机会通过开放的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学习科学知识，也算是圆了父亲年轻时的梦想。从那以后，我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钻研技术，踏踏实实工作。若干年后，当我告诉父亲，我取得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资格的时候，他都会笑着反问一句：“哦，你也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啦？”在平淡中透着明显的欣慰。而今，我又支持我的儿子投身科教兴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去完成老一辈革命者的未竟事业。
半袋米的故事
父亲离休后，每年都回金沙一两次，住在我家。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父亲下放时，县政府安置的两间平房，是20世纪50年代盖的办公房，面朝南，屋檐下、地上铺的是青砖，门前是土路。每次来金沙，父亲都非常繁忙紧张，完全不像一个休闲的老人。当时，正值全面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冤假错案。许多老同志、老党员都来找他写证明，请他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82年南通县中医院老中医张开钧为了申诉平反事，找父亲写证明材料。1983年元月，父亲实事求是地为他写了证明材料。1941年张开钧曾按照父亲的布置，担任伪七师二旅的军医，为抗日民主政府做了收集情报、购买药品等工作。1942年春受到伪旅部怀疑，遭逮捕毒打。父亲认为他是个比较好的统战对象。
1983年12月父亲又来金沙，住在我家。12月4号这天，父亲在市场上买了50斤米请人送到家里，说是给他孙子瞿苏吃的。正巧张开钧来看望父亲，父亲听说他的问题解决了，很高兴。两个老人谈了很久，父亲鼓励他运用自己的医术多为人民服务。为感谢父亲，第二天早上，张开钧用自行车驮了半袋米来送给我父亲。父亲一贯是不喜欢送礼这一套旧风俗的，他向张开钧说明，平反冤假错案是党中央的英明政策，是地方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这半袋米是万万不能收的。但张仍执意将这半袋米留下了。
晚上，父亲吩咐我把这半袋米送回张开钧家。虽我早已听说张的名字和医术，但那是我第一次到张家。只知道他住在东街，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所以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张家。我谢谢他的好意，同时说明了父亲的意思，留下米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早一点，门一开，只见门东侧屋檐地上放着半袋米，我猜想肯定是张开钧又悄悄送过来的。父亲叫我抽空用自行车把这半袋米再送回去。于是这样送来送去多次，有时是张开钧送来，有时是他的儿子送来，这边照例是由我用自行车送过去。这样来回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次我嫌烦了，对父亲说：“算了吧，人家也是诚心诚意，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礼轻人意重。”父亲批评我说：“张开钧是为落实政策的事谢我的，绝不应该收。他是党外民主人士，为抗日做过些事情已经受了冤枉，本来就对不起人家。为他写个证明还要吃他的米？你是一个共产党员，退米的决心难道还不如党外人士送米的决心大？”一席话说得我非常惭愧，看到了自己思想的不足。最后，米还是送回去了。多少年后，我都铭记着父亲的批评教育，鞭策自己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关于住房
1992年我们的住房要拆迁翻建了，按照现行的政策，必须要自己出钱。那时我们所在的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我们夫妻二人的工资都不高，要自己出钱买商品房完全不可能。于是不免说了些埋怨父亲的牢骚话。原来父亲1971年下放安置到南通县时，按照上级当时的政策，像父亲这一行政级别的干部，省里拨款一万多元，完全可以盖独门独院的三四间房。但父亲认为国家有困难，群众生活很苦，花国家这笔钱盖房子于心不安，谢绝了建房。由县政府拨了两间干部宿舍，搭了个灶披间作厨房。他认为这样的住房条件已经不错了。以后我们一直住在里边。现在要拆建翻盖，却要我们自己出钱买，太吃亏了。听了我的牢骚话，父亲耐心地教育我：“‘文革’中安置老干部，当时的政策有当时的背景，现在有新政策应该按新政策办，子女不应该享受国家给老干部的住房待遇，任何时候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父亲告诉我们，抗日战争中鬼子和伪军放火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抗日民主政府梁灵光县长带了3万元钱来慰问，奶奶没有收这笔钱。她说：‘我家房子被烧了是小困难，我自己解决。现在国家有大困难，这个钱我不能要。’自己在田里搭了间草房住，照样支持父亲打鬼子。解放战争中，还乡团又烧了奶奶搭的草房，后来甚至将奶奶杀害了。小叔叔瞿树德为革命牺牲了，连一点尸骨都没有留下。我也是多次死里逃生，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侥幸活下来，才有今天的待遇。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但国家建设仍然有很多困难。想想先烈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眼前这点得失。没有新房子就住旧房子，还不照样干革命，照样建设四化！”在父亲的开导下，我消除了怨气，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妥善解决了住房问题。
父亲的革命精神，人格魅力，成为我永远的思念。他对我们几十年的言传身教，令我受益终身，永远难以忘怀。父亲对我的教诲，伴随我的工作、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好！
2008年5月于金沙
（作者是瞿树滋同志的儿子，本文部分内容摘登于2008年9月9日凤凰资讯报《通州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