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君
拨开尘封的记忆，思绪伴着泪水而流淌，童年往事的画面，一幕幕展现在眼前，那么清晰，那么令人刻骨铭心。
舅舅对我的启蒙教育
在我两岁时（1938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南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家遭殃，民不聊生。那年夏天，瘟疫流行，母亲染上霍乱，因无钱医治，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年仅38岁的父亲带着6个孩子，租住在距外婆家约100米的东五里庙角落，靠种田艰难维持生活，景况十分凄惨。仁慈的外婆，数年如一日，倾力接济我们，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我们成长。大舅多次开导父亲，将我们姐弟6人都安排去上学，并主动承担学习费用。
我3岁那年，在家无人照顾，大舅将我带到他创办的抗日救亡小学当旁听生。我清楚记得，为避开日本鬼子的视线，大舅将这所小学由五里庙迁到金余乡九总（村）袁家园南边名叫月侯的农民家。该农户共有3间较大的草房，自住东头一间，西边两间借给大舅做教室。中间（堂屋）为一、二年级教室，西间（厨房）为三、四年级教室。大舅一人身兼校长、教员、工友数职，其辛苦可想而知（那3间草房后来被伪军烧毁）。
我因年龄小，被安排在一、二年级的教室里，坐在靠近东墙第二排学桌的西头边上（旁听生没有正式座位），面向东，侧面对着黑板。有一天，我与第三排小朋友说话，被大舅厉声呵斥：“袁世君！”从此，我很守规矩，连心爱的纱球（用棉纱绕成的小球）抛进操场边的菜地里，也只好“望球兴叹”，宁可不要球，也决不践踏菜地取球。我们这一辈人都知道，外婆家大舅的规矩最重，衣、食、坐、行、站以及待人接物都有严格的规定，每个晚辈都得遵守，否则毫不留情。在抗日救亡小学，大舅除了教我们文化知识（语文、算术、常识）外，还给我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如要我们做到“三个不”，即日本鬼子给的糖不吃；日本鬼子给的钱不收；日伪汉奸问的话不答。大舅还利用文体课，让我们做捉鬼子的游戏，教唱自编的抗日歌曲。我至今仍记得一首最通俗的抗日歌谣：“薄粥喝喝，薄粥喝喝，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难过；大家起来一条心，万众齐心团结紧，将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大舅还让我们讨论“一双筷子和一把筷子，哪个容易折断？”吩咐我们回家和家人探讨。启发我们懂得抗日救国人多心齐，必定胜利的道理。
大舅在抗日救亡小学任教期间，和二舅、三舅一起为五里庙一带吸毒者戒毒。记得在1939年春节后不久，利用五里庙小学朝东厢房，最北头教师办公室做戒毒房。3个舅舅轮流值班看护戒毒者。并组织我们这些小孩子，带着礼物去慰问，鼓励他们熬过毒瘾发作时的痛苦时期，坚持到底。五里庙长生和尚（因为他姓瞿，我们习惯称他“庙里舅舅”）就是在戒毒房里第一个戒掉毒瘾的人。长生和尚戒掉毒瘾后，改掉恶习，走上正路，对他的老母也孝顺了，变成了有正义感的爱国僧人。他的老母（我们习惯称她“庙里奶奶”）对大舅十分感激，此后为党的地下组织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后来，二舅、三舅因组织爱国抗日游击队，不幸被反动派杀害。抗日救亡小学也遭到敌人的监视和骚扰，大舅带着国恨家仇，离开了家，参加了革命。不知过了多久，田里麦子黄了的季节，有一天，有一支新四军部队，身穿褪了色的灰色军装，背着长枪，浩浩荡荡行进在通吕运河北岸的大道上。我们几个小孩子赤着脚站在外婆家门前的大路旁，看见身材魁梧的大舅，穿一身土布衣裳，身上背着盒子枪，神态严肃而坚毅，健步走在队伍中间。随部队经过外婆家门前，从东山墙旁的大路向北走去，大舅只是朝家门瞧了一眼，没有跨进近在咫尺的家门一步。我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复杂心情，目送大舅的背影，渐行渐远。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大舅带兵行军的情景，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画面。后来，听大人说，大舅参加革命后不久就当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在金沙一带带领新四军打鬼子。那次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农民夏收，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
从我出生到大舅参加革命队伍离开家乡，短短几年中，亲身感受到大舅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亲眼目睹大舅为人处世中典范式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是昭示后人的榜样。他像一棵光芒四射的启明星，指引我人生航船起航的方向。
舅舅关爱我成长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抗战胜利，金沙收复。1946年，我刚满10岁，大舅安排我们到金沙镇金南小学上三年级，我和淑芸、冬耘表姐同班。有一次跳绳，我的右脚崴了。大舅知道了，派人送膏药来，并带口信吩咐我这段时间不要走回去，与冬耘表姐同在学校住宿，还吩咐以后下雨天也不要回去。记得淑芸表姐有几天主动把床铺让出来，自己步行回家。外婆经常来校秘密“侦察”，一次外婆当众说出“侦察”情况，她说我们3人中，我上课时头朝后转了说话。我听了觉得辜负了外婆金子般的爱心，心里不是滋味。此后，我们学习更努力了，我们3人的成绩名列班级的前3名。后来，反动派占领金沙，我们又失学了。
黑夜终于过去，红日普照大地。1949年金沙彻底解放，大舅当了南通县县长。有一次，大舅来文礼村看望乡亲们，特地到我家来看望父亲，和父亲聊了半天。大舅对父亲说：“解放了，一定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学好文化将来参加国家建设。”大舅还派人替我和世梅哥交了书簿费。我在金北小学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毕业，一直与徐俊、罗金鸿姨兄同班。此时，虽然上学条件艰苦，每天起早摸黑步行十多里路，中午常常没饭吃，下雨天也没有雨具。但想起大舅的谆谆教导，心中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虽苦犹甜。我以刻苦学习来报答大舅对我的关爱，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3名，还被公选为学生会学习部长，每学期都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和奖品。
此时，淑芸、冬耘表姐早已参加革命，成了“红小鬼”，在部队贡献着青春热血。大舅考虑到国家刚刚解放，急需人才，没有让比我年长两岁的冬耘表姐到地方学校深造。从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小事”上，折射出大舅高尚的人格魅力。一位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功臣，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对革命怀着一片赤诚之心，毫无私心杂念，其高大形象，令世人崇敬，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我小学毕业那年夏天，三姨娘子宫大出血，在南通附院住院开刀。我放假后到医院服侍三姨娘。我自己不知道何时进行升学考试，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继续上学。大舅、舅母却十分关心我升学一事，多次打电话催姨妈家派人来替代我。在考试前一周我回到金沙，考取了金沙初中。那时，我既惊讶又欣喜，惊讶的是：时任南通专署秘书长的舅舅，怎么如此关心小小的外甥女参加升学考试这样的小事；欣喜的是：我虽然是从小丧失母爱的一棵小草，却有大舅、舅母给予我胜似父母的厚爱。温暖的爱意荡漾在我心中，给我增长信心和力量，使我顺利地通过升学考试，跨进了金沙初中的大门。
记得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医生建议我的双臂应该做一次手术，以解除后患。这一不算小的手术，对我来说，困难太多了。首先，医疗费从何而来；其次，从哪里请医生做手术；再是，术后谁来照顾我等一连串问题。大舅知道后，安排我在初二的寒假做手术。他对我说：“一切你都不用担心，只是胆子要大些，勇敢些，跟医生配合好。”大舅为我安排好一切，在南通附院做完手术后，在大舅家休养，由李素珍阿姨照顾我。在那几天，感激的泪水常常浸湿我的枕巾，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次手术用了多少医药费。大舅对我的关心胜过慈父。
我在金沙初中和南通中学读书6年中，大舅、舅母一如既往地关爱我成长。我习惯地把大舅、舅母看成是靠山，是精神支柱。遇到大困难就向大舅、舅母求助，每次总是有求必应，如愿以偿。使我化忧愁为愉悦，化自卑为自信，性格逐渐变得乐观开朗。大舅、舅母以甘露般的爱心之泉，长期浇灌我这棵幼苗，使我以优良的成绩通过各级考试，成为大舅家属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舅舅鞭策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舅不仅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还始终关心我的品德修养。记得1953年初冬，我正在金沙中学读初三。一个星期天，我和正在读初二的再耘表妹（大舅二女）去南通市参加共青团活动。活动结束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当时汽车票和轮船票早已售完。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带着焦急的心情去征求大舅意见，希望大舅派公车送我们回金沙，要不然，我们就得第二天回金沙。大舅态度温和而又严肃地说：“明天要上课，你们今天一定要赶回去。”我们带着为难的口吻说：“我们不认识路。” 大舅说：“从这里向东，出了东门小石桥，沿公路走，一直到金沙。今天是一次行军锻炼机会，相信你们一定能到达金沙。”大舅一言九鼎，我们无言以对。
我和再耘表妹带着难以言表的恐惧心情，一路问人，出了南通城东门，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真不知道从南通到金沙要走多少时间。没走多久，就感觉累了。为了争取时间，积蓄精力，便搭乘了一辆人力独轮小木车，大约行了5华里，路旁农民家中都点了灯。车夫不断盘问我们家在哪里，他也怕天黑了不敢回家，不肯送我们了。我俩带着警惕的心情，付了车费。下了车，心里更害怕了，怕碰上疯狗和野兽，又怕遇上坏人和“鬼火”。越走天越黑，夜雾也越来越浓，偶尔瞧见远处田野里少数几点微弱的灯光，真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地，心里怦怦直跳，害怕极了。一路上战战兢兢，不敢发出任何响声。走了很久很久，当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来到金沙中学时，月亮从东边地平线上露出笑脸迎接我们。我们终于经受了大舅一次严峻的考验，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
事后，我和大舅说起此事时。大舅意味深长地说：“温室里栽培不出参天大树，经风雨傲冰雪的松柏四季常青。”大舅要我们成为坚强不屈、英勇无畏的人，其良苦用心，我们永志不忘。
1957年，我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大舅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居南京，因而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大舅、舅母对我的关爱和教育。逢年过节，舅母常约我去舅舅家团聚。大舅经常考问我对时事政治的看法，我的认识如有偏差，便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指导。大舅、舅母像良师益友循循教导我，又像一面红旗在前面引路。因而，我在大学4年中，算得上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也可称得上是骨干力量。
1958年，我患了肺结核，对前途失去信心，一时陷入悲观状态，感到个人前途渺茫。大舅、舅母及时开导我，使我精神振奋起来。1959年，一次闲聊中，我告诉大舅，学校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每月补贴我5元钱，让我每天订半磅牛奶。大舅沉思了片刻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你不要拿国家补贴，每月到我这里来拿5元钱。”就这样，每月10日，我便到大舅家拿牛奶费，一直到大学毕业。每次到大舅家，大舅、舅母对我问寒问暖，使我感到无比温暖。
1960年，有一次，我与五姨娘（大舅亲妹）闲谈中知道，她曾在大舅任南通地区副专员时，要求大舅为五姨夫安排一份工作，工作条件不讲究，到中小学传达室做门卫也行。大舅对她说：“国家这么多人要吃饭，需要人在农村种田。你孩子多，经济有困难我可以照顾你。”五姨娘和姨夫接受了大舅的意见，一心务农，直到年老，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五姨娘告诉我，大舅经常接济她，还接济农村里其他亲友，以及希望小学的学生。
2000年4月下旬，正值大舅90岁生日之际，我去南京看望他。老人衣着仍然那样朴素，家里仅有的几件简单家具，已用了半个多世纪，没有更换过。大舅、舅母和我谈得最多的内容是要物色几个希望小学的学生，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上学，直至大学毕业。
一个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在国家困难和人民需要时，自觉节衣缩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将爱心洒向人间。使人们感到党的温暖，社会制度的优越。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这是何等高尚的人格。他永远激励和鞭策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并当上了光荣的中学高级教师、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县先进工作者。在社会上勤恳劳动，正直做人，无私奉献，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社会。这一切除了党和国家的培养外，还直接与外婆家的祖训有关，尤其与大舅、舅母对我们的关爱和言传身教密不可分。敬爱的大舅舅，您是我们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这些农家穷孩子，走上革命路、幸福路，在革命的征途上，发出了光和热，实现了人生应有的价值。
敬爱的大舅舅，您坚贞不屈、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因为有您这位舅舅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敬爱的大舅舅，我们永远铭记您的教导，一辈子忠诚于党的事业。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8年7月于如东
（作者系瞿树滋同志的外甥女，部分内容摘登于2008年9月19日凤凰资讯报《通州好生活》，标题为“大舅教育我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