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英
回忆童年，舅舅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进步，哺育我健康成长。我母亲不幸遭“时疫”，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外婆和舅舅对我们特别照顾。舅舅是我第一任启蒙老师，他当时在我家隔壁的五里庙小学任教。那个小学仅有一个教室，只有舅舅一位老师。他一个人孜孜不倦地教育着几十个小朋友。
在我六七岁时，每当见到舅舅在上课，我就好奇地站在教室外墙脚边，头贴在窗玻璃上，十分羡慕地凝望着室内静心听讲的小朋友。我想是舅舅带给他们上学的机会。看到舅舅上课时严肃而和蔼的形象，我内心更加崇敬和热爱他。这也使我萌发了要上学读书的念头。有一天，舅舅终于知道了我的心思，下课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拍拍我的头，和蔼地对我说：“你要上学吗？”我点点头。舅舅爽朗地笑着对我说：“明天你就来插班吧！”从此，我的心愿实现了。
舅舅不辞辛劳，教书育人。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每天都在向我们讲解爱国抗日的道理，还要求我们做一个正直、勇敢、坚强的人。他还办了夜校，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
舅舅办事认真，治学严谨。印象中对我要求特别严。我插班不久，一次做课堂作业，遇到难题，一时想不起来，快要交卷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同桌斜视了一下，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到。舅舅却认为这是不轨行为，当即受到他严厉的批评。一时间，我很不理解，觉得冤枉。但舅舅这样严格要求，促使我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后来，我顺利地升入高小。过了两年，考取了南通县中。
那时，南通县中的校址在三余镇，属民主政府管辖，学生必须住校。父亲说，家里没有人种田，经济困难，叫我不要去上中学。在这紧要关头，舅舅知道了（这时他已担任了民主政府南通县县长），他特地找我父亲做思想工作，对我父亲说：“孩子考上了中学，等于上了金榜，不容易，光荣啊！女孩子也是要念书的，让四丫头去上学吧，有困难我来帮助她。”舅舅一言九鼎，父亲没有再反对。这样，我跨进了中学的大门。在班上我还被推选为班委（生产委员）。
我能上中学，是一件十分令人激动的事。虽然时隔数十年，却记忆犹新。我去南通县中报到的那天，是外婆家的帮工贵林叔叔推着小车（木制独轮车）把我送到学校的。车子的一边装着两袋大米和一些简单行李，我坐在另一边。一路上车轮吱吱作响，坐在车上的我，在默默地思考着，我能去上中学，完全归功于外婆和舅舅的挚爱和呵护啊！我将永志不忘。
我怀念舅舅，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尊长，一位严肃而又慈祥的恩师，没有舅舅我可能上不了小学，更与中学无缘。舅舅为我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的人生打通了前进的道路。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人应享太平。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疯狂镇压革命，扼杀进步势力，残害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家属，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我家就有4位亲人惨死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这血海深仇怎能忘记？
想想那时，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为了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频繁地“清剿”和拉网式扫荡，弄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我们只好东躲西藏，逃难“跑情况”。
想想那时，社会环境不是光明、太平、安逸和祥和，人们心中终日充满着恐惧、悲伤、抑郁和迷茫。
想想过去，我更加思念舅舅。是舅舅派人捎信来，把我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色恐怖中拯救出来，我见信后，欣喜若狂。
想想过去，舅舅早已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我的心田，是我的引路人。
我刚参加革命时，在解放区初次和舅舅见面的情景，终生难忘。那时舅舅已是解放区的县长。那天晚上，有人叫我来到一间房间，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舅舅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这样考问我：“你这孩子，来我们这里干什么？”我立即回答：“参加革命，上前线，为外婆报仇雪恨，为被压迫的人求解放。”舅舅再问我：“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害怕不害怕？”我放开喉咙，高声回答：“我要像舅舅那样，英勇机智，和反动派作斗争！”
舅舅听完我的回答，高兴地哈哈大笑，当天晚上，就通知我和徐璞姨姐到分区地委机关报到。就这样，我们和革命队伍接上了头，光荣地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现在，我已是一名具有5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是一名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功臣”，是一名被誉为“国家宝贵财富”的离休干部，在政治和物质上享受着党和政府的各项优厚待遇，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特别是今天，欣逢太平盛世，经济腾飞，中华复兴，处处呈现一派和谐、繁荣的美好景象，心里怎能不越想越开心！
树高千仞总有根，水流万里必有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怎能不思念舅舅。敬爱的大舅舅，是您把我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是您带我走上革命道路，是您哺育我成长，是您为我指明了革命航向。舅舅像夜空中一颗最璀璨的明星，照耀我进步成长。您的恩情比山高，似海深，怀念感恩之情将永远留在我和子孙后代的心中！
2008年7月于北京
（作者系瞿树滋同志的外甥女，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