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强调人文传统精神的话，应该提到的还有莱比锡大学（UniversitaetLeipzig）。其实，就德国大学与中国的渊源来说，莱大虽然不一定能排得上首位，但确实无愧于“源远流长”四个字。最早的校友当可追溯到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之后如蔡元培、林语堂、周培源，个个都是声誉卓著的人物。
但我对莱比锡的心仰已久，我之推崇莱比锡，倒不在其于德国历史上的地位，而是看重它曾是蔡元培先生的母校。杜威评价蔡元培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中心地位的历史人物，意义甚为重大，莱比锡大学能有这样的校友确实应该感到自豪。
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寻蔡先生的遗迹，看看这昔日的大学究竟有如何的风景和魅力，能引得蔡先生不远万里勤工求学。要知道，当年的留学终究不比今朝，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经费的来源，即便以蔡元培这样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当年虽然已有前清翰林的身份，从选择赴德到得以成行仍然是大费周折。其实蔡元培留德之心源于他对德国学术教育的敬仰，早在1900年他就受到德国重视教育的启发，说：“德国先贤薄尔泥曰：将来世界，惟在教育掌握之中。福菲得儿见拿破仑蹂躏柏灵，乃立市中。扬言曰：振兴我国以规复其势力者，惟教育耳。”蔡元培留学德国之心最初萌发于1903年，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到德国去学习军事，但由于经费未果而罢。可是蔡元培求学德国之心甚诚，并不因受挫而停止努力，因为在他看来“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故“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可见，他是相当认真对待求学德国的计划的。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1907年实现了他留学德国的宿愿，这回他成功地克服了经费筹集上的种种困难，既获得了清政府之批准，所谓“该编修自措资斧，前往欧洲留学，志趣远大，洵属可嘉，应即咨送”。还成功解决了最重要的经费问题，蔡元培此时利用他比较有利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做了较大的努力。当时清政府派孙宝琦为驻德国公使，于是蔡元培请孙的兄弟孙宝瑄及叶君浩为自己说情，表示“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蔡本人“亦自访孙君，承孙君美意，允每月津贴银三十两，不必任何种职务。一方面与商务印书馆商量，在海外为编教科书，得相当的报酬，以供家用”。这样的话，蔡元培留学德国四年的费用终于较为落实，即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学费三十两白银，商务印书馆约定每月送编译费一百元，基本解决了他留德期间生活费和抚养家属的问题。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半工半读，如为商务编书、做家庭教师等，他自己称之为“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的生活。所谓教国学是指蔡元培受聘为唐绍仪的侄子宝书等四人的国文家庭教师，为这些身在异国的国学根基很浅的少年讲授国学，以贴补留学和家庭生活费用，每月的报酬是一百马克。但蔡氏终究是不堪柏林的烦扰，为求清静求学去了莱比锡。
在莱比锡大学游学期间，蔡元培“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仅就手头上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期间的课程表来看，他所修习课程之众多，所接触学科之宽泛，实在令我辈心怀惭愧，只能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蔡元培自述在莱比锡时，环境上“常受音乐、美术的熏陶，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从现有蔡氏选修课程表来推测，蔡元培选课颇重大家之学问，譬如冯德（Wilhelm Wundt，1832—1920）、兰普来西（KarlLemprecht，1856—1915）等人。冯德是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生理学家、语言学家、近代实验心理学的开创者，心理学史上第一个专业心理学家，构造心理学的倡导者。蔡元培对其甚为推崇，说：“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所以无怪乎，蔡氏惜自己德语之不精，无法尽数领会冯德学问之精义，于是“一面听讲，一面请教师练德语”，还要“一面请一位将毕业的学生弗莱野氏（Freyer）摘讲冯德所讲之哲学史，藉以补充讲堂上不甚明了的地方”。从1908年求学莱比锡一直到1911年离开，蔡元培几乎每个学期都选了冯德的课程，而且仅心理学实验一门课，就连选三个学期，可以想见冯氏对其影响之深且持久。蔡元培素来主张“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所以研究哲学、心理学自然是实现此主张之必由道路，此时接受以冯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心理学，对其将来世界观、伦理道德和教育理论等方面的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对蔡元培还有很深刻影响的当推历史学家兰普来西，他推崇兰氏为“史学界的革新者”。就选修课程而言，蔡氏选他的课比冯德还要多。蔡元培选修兰普来西的课程基本上也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即基本是从入学不久到离开莱比锡，都是听着兰氏的课程的。从其课程内容来看，基本上是整个的德国文化史系列，顺序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个核心，从古代中世纪——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专制主义——古典主义——近代——近现代，另选了兰氏一门史学理论课程“历史方法与历史艺术”。可以感觉到，蔡元培对德国文化史是非常重视的，在莱比锡三年几乎一直在师从兰普来西探索此问题，蔡建国认为他“很关心欧洲文明的过渡、进化和发展等问题，他留意现代欧洲文明的发展规律，考察欧洲文明是怎样由古代向近代过渡进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他注意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考察西方文明的内涵和基本问题，即西方文明的精神”，“他希望通过对欧洲文明开化过程的理解，以回答当时中国出现的急切追求‘文明的外形’的问题”，“他并且注意在研究西方文明方面打下科学基础之后，对东方文明作比较研究”等等。这种表述显然将蔡元培作为了一个全能的专业化学者，尤其说他“在中国创立了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传统和模式”，窃以为略过之，蔡元培最多只是一个具备“高等常识”的“通人”，却不是一个专业精深的“专家”，就学术而言，似乎尚未达到如此高度。
好在这并非我们此处所关心的话题。我们注意到的是，蔡元培四赴德国、两次留学莱比锡的经历，一方面固然是求取真知、追求真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看做是与这古老学府的结缘。1912年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当权，不愿同流合污，乃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务，与顾孟余通过教育部两名公费名额赴莱比锡大学帮助整理中国文明史材料，此外，他还选修了一些关于美学的课程。但就总体来看，对蔡元培之思想学术起到重要影响的还是蔡氏第一次留学莱比锡期间。陈平原先生称：“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像蔡元培那样热爱知识手不释卷的政要名流，在现代中国，还能找到一些；但像他那样涉猎众多学科，而且长久保持浓厚兴趣的，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归根结底，则是蔡氏所具备的“高等常识”，而蔡元培的“高等常识”之孕育，固然有其前清翰林的诸多优势，但其留学德国，既在大学中能读万卷书、获得诸多大师学理之滋润，又行万里路、饱承异国文化文明之熏陶。除上述冯德、兰普来西两大师外，汉学教授孔好古所主持的中国文史研究所、莱比锡的美术馆、民族学博物馆、上演话剧或小歌剧的戏院、开设美术史、美学等各种课程的教授都对北大校长蔡元培“高等常识”的形成，贡献颇多。所以追念蔡元培与莱比锡的关系，其实是中德学术文化交流史上可圈可点的一段佳话。
注：本文引用文字，颇多参考蔡建国著《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一书，不再一一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