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留学德国的命题，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是德国大学的大学精神，因为学者求学之地自然是德国大学，而构建大学精神的自然还是生存在其中的人，教授与老师。探讨留学德国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关系，其实留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所接受影响的还是要渊源自大学中的教授与精神。故此一命题，是无论如何不应该逃脱的，否则失去真义了。
“大学精神”之认识与表彰对于中国未来大学之发展可谓“生死攸关”，我以为至少应当包含“兼容并蓄与学术独立”、“养成人格与自由意志”、“保持张力与典范意义”等三条六点，分别对为大学主体的校方、学生、教员各有侧重。探讨德国大学，这几点也同样不可轻忽。
在我看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之所以能以大名之，至少应包括三样要素：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大学人物（这一名称待商榷，或可名之为大学者，主要是指那些能代表此大学的学者、校长，甚至学生）。蔡元培的北大之所以名垂青史、典范后世，就是因为这几个要素配备圆满，大学精神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制度是“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大学人物有学者如陈独秀、胡适之、鲁迅、周作人、辜鸿铭，当然不能忘记运筹帷幄的蔡校长，还有能学术、能管理的人物如蒋梦麟等。
谈德国的大学，其实也可以按这三个要素去探讨。本文围绕几个留德学人个案眼中的大学来探讨，否则过于泛泛，反而不得要领。即蔡元培之于莱比锡大学、陈寅恪之于柏林大学、冯至之于海德堡大学、季羡林之于哥廷根大学，这几个大学即便是在德国大学史上也算是历史悠久，就不要说和中国的百年大学史相比了；另外德国大学实力素来较为均衡，不像美国那样悬殊，垃圾大学的概念也甚少，所以研讨个案，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整体性。这四所大学之中，海德堡大学是德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大学，柏林大学则在洪堡改革后一度成为世界现代大学的典范和中心，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亦均是东西部有着悠久传统之名的大学。
一时之人物，一时之风景，其实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大厦，而在学人也。也就是我这里所称人物之大。季羡林曾经回忆他的老师西克教授的一件小事：“他的夫人告诉我，炮弹爆炸时，他正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一桌子，他奇迹般地竟然没有受到任何一点伤。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生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呢？”这样将某一学者的行为方式、精神风范与德国学术相联系的并不只是季羡林一人，张维称自己“所受益的德国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我直接接触的老师那里获得的”，耳提面命，确实是熏陶精神的一种良径。张维说他“受益最大的德国学者”是其专业导师FriedrichToelke教授，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对研究生的指导是放手让研究生自己去做。每隔三四周见一次面，听他们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和想法，然后加以指点。研究生要自己找参考书，想研究方法，听补充课程，他认为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具有独立的、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学生严格要求，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甚至是去发现问题。后者似乎更进一步，张维的第二位导师FranzDischinger教授“连博士生论文的题目都要自己去选”，这位教授老是说：“我这里不开博士工厂。不管出论文题。”在他这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只要“谁有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可以呈送给他，请求答辩”。
可这两位还不算对张维影响至深的德国学者，他自己说“给我影响更多的是葛廷根大学的LudwigPrandtl教授和Robert Pohl教授”，其中Pohl教授“常在课堂上表演各种物理现象，使学生从思想上重视观察自然现象，为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对其影响极大的Prandtl教授，他只不过见了几面而已，他自己回忆说：
……他（指Prandtl教授，笔者注）所代表的德国学术思想，以及他从他的老师AugustFoeppl（近代应用力学创始人）那里继承的治学方法对我影响极大。人们将它称之为葛廷根思想（GoettingenGeist，一言以蔽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解决实际中的力学问题，发展了力学的基本理论，又解释并预测了自然现象，促进了生产。他们往往从特殊着手发展到一般，再返回到特殊。这种循环式上升很符合辩证法。他对力学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国界。
大学制度、大学精神、大学人物这几个构成大学的核心因素中，我以为制度最为根本，因为它决定机制，可以成为大学“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等诸多根本性的保障；精神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转移风气、熏陶人物；人物则是其中最具活力和变数的因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物才是所有制度和精神的载体，大学的制度、精神都是通过他们所体现。而且大师风范毕竟不同寻常，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往往就是因为那么几位大师所在，当冯至在海德堡大学求学的时代，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就是这样的意义，因为“对于大学生们来说，雅斯贝尔斯就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光辉夺目的形象，正是由于此人，大家才纷纷到海德堡来上学”。
我们看留德学人在德国留学的经历，首先正是通过大学的学人感受到异邦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的。蔡元培即对冯德甚为推崇，说：“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这还只是停留在对教授的学术水平上的肯定。
季羡林则对德国学人的精神境界别有会心，西克教授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他在古稀之年出山，且不容置疑地要给季羡林开课，传授吐火罗文，是“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季羡林揣摩老教授的心理，“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这也就难怪他“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这样“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学人风范，怎能不赢得后来学子的真心尊敬，并深受感染熏陶呢？
而冯至对宫多尔夫教授敬仰至深，则更是受到学人人格力量的感染了，他说“几月之久，宫多尔夫以他的讲授鼓舞了我，我衷心敬重他的人格以及他的著作”，把自己比作“一个寻路的人”，而宫氏则为“指路者”，一旦宫氏弃世，则心中悲哀是自己“没有感到过”的，觉得“好像海德贝格变得不美了——下半年我不想呆在这里了”。一个老师，与学生相处不过数月，而能使人感动如此，学问之好、人格境界之高真使人不胜向往。
由学人而传达精神，德国大学之精神正是通过其优秀的学人深深地传递到中国学子灵魂深处，融化为自己之精神一隅。不仅是大学精神，德国大学制度给留德学人也殊多启发。
蔡元培在德国期间对德国的大学的历史及基本原则进行过比较系统的了解，他读过包尔生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此书是论述德国大学的名著，对德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当时的组织状况、教学与研究诸方面进行了概括和介绍，而且对德国大学的观念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蔡元培通过阅读此书，当能大致了解到德国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而从蔡元培在北大的发言中也可看出他对德国大学制度颇为熟悉，常顺手将德国取来为例，五四运动爆发后，蔡氏为抗议政府之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三个月后，蔡校长在全体师生强烈要求下回校复职，又发表演讲说：“诸君都知道，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这是何等精神呵！”从中不难看出，蔡氏对德国的大学制度是有相当了解的。
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PaulMonroe）指出：“在拿破仑根据可能的最严格的控制学术知识和教学的方式重建法国大学时，被征服并被剥削所有权力的普鲁士，则根据广泛的不同的最大的学术自由为基础，创建了柏林大学。”而这一由洪堡在柏林大学改革后所奠定起来的德国大学制度在19世纪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英国诗人、评论家阿诺德（Mathew Arnold）考察德国大学后，有一句名言：“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德国大学则两者兼而有之。”此话概括德国大学制度的好处颇为精到。但必须指出的是，洪堡之大学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在大学为国家服务的前提下，更注重保持其“自由和独立性”，而“正是学术自由的原则成为柏林大学以及其他德国大学的保障，并使之成为科学和艺术研究的中心”，蔡元培对德国大学制度和精神的吸收及引荐，“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按照德国的榜样，将北大改造成为我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其意义功用也不仅是在北大改革之本身。
而在中国，大学人物、大学精神、大学制度，这三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杨东平认为“作为外来文明的大学精神，逐渐在华夏大地生根，形成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而此中由学人留德所传来的大学精神自然也当属其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