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一个与英国人关系甚笃的家族、家庭环境自由宽松的泰戈尔，对印度面临的深层困境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同当时的很多印度知识分子一样，泰戈尔在政治上不是特别排斥英国人。他认识到，英国殖民统治虽然伤害了印度，但客观上也推动了印度社会进步。他认为，人类的整体发展离不开东西文明的交融互补。他渴望超越政治疆域的狭隘性，在精神领域调和东西文化。因此，泰戈尔对印度独立之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一见解的思想基础是他的自由观。
4.1 梵我如一：泰戈尔的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
泰戈尔一生除了创作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之外，在其漫长的文字生涯中，他还构建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探讨泰戈尔的自由观之前，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他的哲学思想。泰戈尔的政治观点“直接源于他的哲学体系”[223]。
在哲学上，泰戈尔的思想体系与《奥义书》密切相关。“在他成长的环境中，《奥义书》和《吠檀多》宣扬的真理占据主导地位。”[224]“尽管孩提时代的泰戈尔还无法理解《奥义书》的祷文，但心灵却深受其影响。”[225]他说：“在我童年时代，大人们就给我诵读颂歌。它们由《奥义书》里选出来的三段话构成。在我通向内在自由的精神道路上，它们一直在前面指引着我。一开始，我仅仅是引用它们。对于我来说，它们不过就是一堆文字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增加，这些词语的深层内涵才逐渐被我所理解。”[226]然而，泰戈尔并没有把《奥义书》的内容奉为圭臬。他说道：“我的家庭属于印度某一宗教复兴的先锋。这一宗教是以《奥义书》先知的布道为基础的。但是，由于我个人性情的原因，我不可能仅仅因为周围的人都信奉而接受任何宗教教义。”[227]在《自传》中，泰戈尔写道：“我并不是因为偶然的家庭出身，才被动地接受特定的宗教信仰，才走进宗教的大门……我不会仅仅因为我信任的人都相信某种宗教，我也跟着相信它。因此，在成长的阶段，我的心灵一直沐浴在一种自由的空气中，不受任何由某些教会支持的经文的约束，不受任何有组织的崇拜者的言论的约束。因此，当有人问及我有关宗教的问题时，我并没有任何事先规定非得遵守的立场，我也给不出受过系统训练才能得出的答案。”[228]总而言之，泰戈尔学习《奥义书》不过是为了形成自己对人类和世界的看法，他同样能够接受孟加拉教派、苏菲派、印度教毗湿努派和佛教的观点。但是，“他最忠诚地信奉的是《奥义书》把所有事物都同一个单一终极本体联系起来的信条。”[229]泰戈尔以自己个人的方式理解《奥义书》的信条。因此，在精神上，他的视角十分独特。
在哲学本体论上，泰戈尔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哲学把绝对精神当做本源，而物质世界则被看做是派生的。泰戈尔基本上承袭了印度古代《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中的“梵我同一”思想。《奥义书》的核心思想认为，梵就相当于绝对精神，它是宇宙的最高精神实体。《奥义书》的先知们认为，万有同源，皆出于梵；万有一如，皆归于梵。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皆派生于梵，存在于梵，统一于梵。自然、社会和人类都不过是这一宇宙精神的显现，是其存在的不同形式。“在泰戈尔的文章和讲演中，梵或是被称之为‘永恒的原人至高无上的人’，或是被称为‘最高实在’‘无限人格’‘无限’等，不一而足。”[230]按照泰戈尔的解释，梵就是宇宙的灵魂。梵这种非人格化的力量维持和管理整个宇宙。它“创造了地球、天空、星宿，同时用一种意识之光照耀我们的心灵。这种意识之光与外部世界一起永不停息地运动和存在。”[231]
在泰戈尔的笔下，属于无限的所谓“宇宙灵魂”有时被表述为“真理”。泰戈尔认为，这一“真理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知识的背景，它是关于我们自身的、由一个有着某种外在表现的内在真实构成”[232]。泰戈尔认为，“宇宙具有双重性，可分为现象世界和精神世界。”[233]人及其所属的现象世界是有限的，而精神世界则是一种无限的存在。与此相对应，真理有两个层次的表现形式。一个是内在的真实，另一个是外在的表现。前者属于无限，后者属于有限。“外在的表现可以被证明、被测量，但内在的真实却不能。内在的真实是更深层次的自我。外在的表现通过内在的真实相互联结在一起……内在的真实是同一的……它不仅涵盖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且超越生活。”[234]“‘无限’的积极意义就体现在绝对的同一。”[235]“泰戈尔所设想的这种不容置疑的二元性并不是最终的真理，他认为这种二元性受到能够带来和谐的韵律法则的控制。”[236]在他看来，“现象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237]有限的存在物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就好比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细胞，它们不是通过聚合，而是通过复杂的、让各种功能得以完美地相互协调的联系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较大的单元。”[238]“这些较大的合作单元能够容纳得下更大的自我表现的自由，并且在自己的躯体上形成高效强大的新器官”[239]。但是，这个单元的“‘容积’不是体现于外在的容器的大小，而是体现于内在的和谐。这种和谐的氛围不仅仅弥漫在容器内部，而且还向外扩散。犹如一朵莲花所蕴涵的美，胜过这朵花的所有组成部分”[240]。他还举了碳元素为例，认为“它们通过相互协调，聚合成一块煤，而且使它们与物质世界结成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彼此和谐共济的伙伴关系”[241]。“‘和谐’这个概念是泰戈尔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他的其他定义都围绕着它展开的。”[242]那泰戈尔所谓的“和谐”能否实现呢？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泰戈尔认为，和谐可以实现。“因为人与宇宙，在先天本质上，就是和谐的、统一的、紧密相连的。换言之，我们所有人共有一个相同的灵魂，因此在实际上我们彼此同为一家人。”[243]《奥义书》的先知们相信，所有事物都同梵这一现实世界背后存在的终极本体有联系。根据“梵我同一”学说，既然梵潜居于宇宙万物之中，也潜居于人体之中，那么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万物在精神本质上就是同一的。《奥义书》的其他信条都是建立在承认梵这个“世界灵魂”的基础之上。所有静态或动态的事务，包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灵魂的体现。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泰戈尔也深信和谐可以实现，原因就在于，在无限与有限的关系上，无限寓于有限之中，有限通过彼此的协调合作，体现无限。通过外在的表现，可以认识到内在的真实。“人的物质和精神特性使得世界灵魂可以被认为和发现。”[244]内在的真实可以用精神之眼去认识。“比如印度人通过每天在冥想时使用的祷文——二十四音节圣诗——的帮助，试图去认识有意识的人的灵魂与世界之间的根本一致性，学会去体认这种由永恒精神所凝结的统一。”[245]世界之所以出现不和谐，原因就在于真理常常被遮蔽。当真理被遮蔽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陷入偏狭之中，只关心自己，漠视甚至敌视他人。但泰戈尔相信，真理终将被人们发现。“夜间，我们被某些东西绊倒，并且坚信这些东西是独立存在的。然而，白昼的光亮揭示了这些东西相互之间存在伟大的内在统一。”[246]“当我们发现内在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梵我合一，从而得到永恒的和谐。总之，和谐的实现正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一体感。它使大家彼此相互接纳，在内心产生爱，关心自己同类……大家变得更加亲近，并建立起亲密的纽带。乐于帮助别人，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247]
尽管在泰戈尔的著作中，至上神无处不在的观点反复出现，“尽管泰戈尔也跟自己父亲一样，认为《奥义书》是印度哲学成就的顶峰，但是与父亲不同的是，泰戈尔发现《奥义书》没有全面回答人类灵魂深层的渴望这个问题。在1938年出版的一些印度教经文的翻译著作中，泰戈尔指出，《奥义书》过于强调知识，对通过爱和奉献来实现最高真理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探讨”[248]。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泰戈尔提出了“人的宗教”的理论。
4.2 人的宗教：从人性到神性的和谐之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泰戈尔提醒世人，民族主义这个魔鬼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军国主义的自私自利，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疯狂的竞争，以及大国和战胜国对弱小国家和战败国毫不怜悯的掠夺和压迫。“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泰戈尔对该和约提出强烈谴责。他认为，这个和约是强权政治赤裸裸的展示。在这个时间段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泰戈尔给人类指了一条新的出路：开启新的生活。他开始关注人类共同的尊严和价值，呼吁为人类走向相互之间的和谐探索一条新的道路。”[249]
1930年，泰戈尔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开设希伯特讲座。“在这一系列以‘人的宗教’为题目的讲座中，泰戈尔充分诠释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关于超越时空界限的普适性的‘人的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一哲学充分体现了为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而奉献自我的最高尚的理想。”[250]1933年，泰戈尔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开设主题也是“人的宗教”的卡马拉讲座。“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泰戈尔重复了原来的主题。他所宣扬的哲学是，永恒的人属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永恒的人向人类的高贵思想、情感和行为注入普世精神；永恒的人激发人们勇敢地面对痛苦，乐于奉献，不仅仅追求幸福，还要追求无限，敦促自己努力实现真理的融合。在讲座中，泰戈尔表示自己坚信，人类正朝着‘全面的人’这个方向演进。”[251]
4.2.1 人对物质自我的超越
泰戈尔认为，神既是无处不在的，又是至高无上的。他存在于人和自然之中，但又超越人和自然。“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人格、通过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来与神接近。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理解与合作，人们必须知道自己并非一座孤岛。简而言之，个体的灵魂必须融入宇宙灵魂，就如同百川归海一样。”[252]神性内化在每一个人身上。因此，神性与人性是相通的，人通过认识自己，就可以认识神。这就是泰戈尔所谓的“人的宗教”。
与有限和无限相对应，泰戈尔认为，人也具有双重性：物质自我和精神自我。物质自我是有限的，而精神自我，即“至高无上的人”，是无限的。物资自我属于人的低级属性，不代表人的最终本质。有限的人受欲望的牵制，与大自然的关系总是不大协调。
泰戈尔认为，人活着，首先必须维持生命的运转。承担这一职责的是人的物质自我。“通过与宇宙的物质世界建立起正确的联系，人类的物质自我才能获得力量和成功……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与其他生命一样，人与外在世界的物质来往对于维持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253]但是，泰戈尔认为，人类必须超越自己的物质自我。因为“物质层面的进化过度发展，将成为一种重负，从而打破生命的自然规律。那些放任自己的肉体随心所欲地生长的动物已经几乎全部灭绝”[254]。但泰戈尔同时认为，人可以超越自己的物质自我，原因主要基于人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人可以创造剩余。“人的问世意味着人对自然法则发出的第一份自由宣言。随着不断的进化，人类告别了爬行动物的生存状态，学会了用双腿站立行走。直立行走的能力赋予了人体采取各种姿势的自由——自由地转动身体，转变方向。”[255]泰戈尔认为：“双手的解放赋予人类超越动物本能的各种能力。”[256]其他动物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为了生命和物种的延续，而人类所创造的财富除了用于维持生命和物种延续之外，往往还有剩余。“这些剩余超过了人类的实际需要，使人类得以摆脱物质生活的约束。”[257]“人类因此获得了做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际用途的、与维持生存无关的事情的自由。”[258]以前，人的实际生存需要把人局限在围绕着现实和欲望的有限世界里。但是，“有了剩余之后，人类得以摆脱这个约束，开始面对无限。通过充分利用自己创造的剩余，作为个体，人才感到自己有能力超越周围的环境”[259]。“当人不再需要全神贯注于维持生存的时候，他就有时间去探寻自身的奥秘，从而禁不住地认为自己的个体人格与永恒的人类世界密不可分，并且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人格才能臻于完善。”[260]可以说，剩余所带来的闲暇使得人类可以将心智转向自己的内在本质，由一开始只专注外部世界，转向追求道德和精神价值。
其次，人拥有人性。泰戈尔认为，“人们固然是以自身的野蛮天性中所有最原始的冲动开启自己的历史，这种天性有助于满足我们必不可少的迫切的需要，但人的内心却有一股具有特定趋向的水流在轻轻地流淌。它朝着与生物意义上的野蛮冲动相反的方向，沿着不同河道奔流。这便是普遍人性的生命之流。”[261]人性是丰富的。“在众生之中，人以一种完美的方式获得了多细胞的特征，这不但体现在人的肉体中，而且表现在其人格上。”[262]泰戈尔认为：“所谓人格就是指存在人内心的一种超验、统一的自我意识。它包含那些在知识、感觉、愿望、意志、行为等方面只属于人的所有细节。在消极的意义上，它被局限于个体，而在积极的意义上，它通过增加知识、爱心以及行动，永远地在无限中扩展自己。”[263]“人在完成创造自己的使命之时，试图按照一个自己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自己真实的形象，并确信这一形象将会永世长存。对于生物而言，这绝对是一种多余的心态。它体现了人类为了追求一种超越肉体层面的生活而奋斗的努力。”[264]所以，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人类致力于获得超越自身物质需求的能力。因此，人类在不断地进化。
最后，人类拥有物质和心灵的眼睛。泰戈尔认为：“除了外部的眼睛之外，人类还具有一种内在的能力，它帮助我们发现自己与人类最高自我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与精神世界的关系。”[265]这种内在的能力就是人的心灵的眼睛，也就是人的精神。“精神犹如生命本身，它是一种质而非量的存在，因而并不占据空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对空间的涵盖是没有边际的。”[266]通过精神自我，人便于从高处认识整体；通过精神自我，人类得以把自己同物质世界的万象联系起来。凭借着精神的高度，人类能够超越自身，从更加宽阔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和世界。“它使人类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必须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命，超越人类的自我保存这一生物本能的生活。”[267]除了超越自我的意愿之外，“人的精神还赋予人类超越自我的能力，从而与世界上的其他人群建立起各种联系，由此奠定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基础”[268]。泰戈尔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人的进化一直是一种精神的进化。“这一精神试图超越个体之间相互分离的界限，并涵盖一个可以名之为‘人类’的整体。”[269]“它从纵横两个方向使人类逐渐认识到不朽、完美和永恒的可能性。”[270]人的精神激发了人类的各种创造性活动。“这些活动揭示了人身上的神性，也就是人性。这种人性体现在人类以各种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真善美中，体现在人类超越实用目的，致力于充分表现自我的自由活动之中。”[271]
4.2.2 在有限中证悟无限
当其他动物继续囿于生存环境的限制，全力维持生存时，“人却在不断地向四周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并把自己当作万物的中心，并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下，发现自身的意义，深化对自我的认识。伴随着这种视野上和行动上的自由而来的是人借助自己的想象力获得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最能体现人的本性。”[272]随着人类中心意识的确立，人的历史开始进入新的篇章。“人开始以各种形式努力回答自己不断地对自己提出的‘我是什么’的问题。”[273]为了确证真实的自我，“许多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讨论人的本质这一问题，但至今尚未得出结论。人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建立各种宗教，以让自己超越自身的自然倾向，并相信自己可以变得不同凡响，而非现在这个样子。”[274]
泰戈尔认为，人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我无限的一面，以期认识最高真理”[275]。人内在更高级的本性总是使人不断地追求对自己的超越。“这种追求所指向的是人自身最深层的真理。一切牺牲都是为了这个真理。这一真理又使一切牺牲都能得到回报。这就是人的‘达摩’，即‘人的宗教’。人的自我就是把这种牺牲带到祭坛上去的容器。”[276]追求真理是人类的最高目标。这一真理指向人性的完善、道义的实现和彼此的和谐。“当我们把精神投向无限时，我们就会发现真理。真理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感官所及的狭隘的眼前，而是存在于对整体的意识之中。”[277]“灵魂在本质是合一的。只有当它与其他人融为一体时，才能发现真理。”[278]因此，真理寓于合而为一之中。在泰戈尔看来，这种“合而为一”是发生在精神层面的。人类为忠实于合而为一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努力，正是“人的宗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人的宗教”将永远等待着得到我们日臻完美的揭示。[279]
“为了与‘伟大灵魂’合而为一，人们必须扩大自己的胸怀，让自己的精神摆脱自我的狭隘性，与整个人类融为一体。佛陀所言的‘生于无限之中’就是这个意思。”[280]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有限与无限经常是分离的，由此造成人世间出现种种不和谐的音符。坐井观天、画地为牢是人类对无限的无知，从而导致有限脱离无限的根源。泰戈尔以动物作比喻，“在黑暗的洞穴中隐居的动物，从非常狭隘的环境中，获得安全感。它们的感觉能力退化到维持生存所需的极低的限度之内。然而，假如哪一天洞穴被凿开，它们将面临着要么灭绝，要么不得不适应骤然变得广阔的环境”[281]。人也一样，“由于外部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彼此孤立的情况下，人类变得十分自私，让人厌恶”[282]。“由于我们的无知，本来可以通过知识照亮的世界变得十分狭窄；由于同情心和想象力的局限，本来能够被人类个体认识的人格世界也因此变得十分狭隘。”[283]
然而，人类跟动物不一样，人类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属于一个共同的大家庭。泰戈尔认为：“人类的高级之处不在于占有的力量，而在于和谐的力量。”[284]泰戈尔相信，人类共有一部历史。“不管是在什么时间或什么国家发生的什么样革命，无论这场革命有多么的暴烈，它们从不曾全然脱离过一个共同的中心。它们都能在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285]泰戈尔还相信，人是一个创造物，他代表造物主。“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才有可能以自己的知识、感觉和想象力，充分了解这一世界，并在个体精神上与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合而为一。”[286]
动物们由于缺乏想象力和同情心，不得不生活在狭隘的隔离状态之中，而“人类的最高真理则在于在合作与爱心中彼此的融合”[287]。因此，为了获得最高真理，人类必须走出相互隔绝的状态，彼此交流合作。“人类在孤立的时候，会迷失自己。只有在广泛的人际关系中，才能找到更为博大的，也更为真实的自我。”[288]然而，人的无知束缚着这个真实的自我，导致我们把自我本身当成了目的，从而忽视了它还包含着超越自我本身的意义。“我们的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私欲，都遮蔽着我们对灵魂的真实的认识，因为它们都是狭隘的自我的表现。当我们听到自己灵魂的召唤时，我们就能看到那超越自我、与‘一’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的内在的事物。”[289]因此，智者呼吁：“把你自己从无知中解放出来吧！认识你自己真实的灵魂，从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闭中挣脱出来吧。”[290]《奥义书》也强调：“认识那个‘一’，也就是宇宙灵魂吧！它是通向永恒的桥梁。发现宇宙灵魂，实现‘一’的理想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一’存在于人的内心。它是人的真理，人的灵魂，是人打开精神生活大门的钥匙。这扇大门打开之后，人将进入天国。”[291]
尽管无限与有限的分离造成了暂时的不和谐，“但人内在的‘一，却在不断地寻求统一——知识的统一、爱的统一、意志和目的的统一。’它最大的愉悦在于在永恒的和谐中接近无限”[292]。泰戈尔认为，人的精神自我使人有能力在广阔的世界中，与不同的人群中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从而使有限证悟无限成为可能。尽管在有限的一面，自我意识到彼此相互独立，但在无限的一面，自我的愿望将超越自我扩张，转而追求和谐，从而达到完美。[293]
人类的精神自我使得无限与有限的合一成为可能。属于无限的精神自我与属于有限的大自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不过都是梵的外化和载体。梵我同一，梵寓于有限的人体之中。作为人的高级属性和真正本质，精神自我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精神自我具有强烈的超越自身的愿望。“在人的所有活动领域，人都表现了这种两重性：现实的存在和在意义领域对现实的超越。”[294]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一个与人类整体合而为一的永恒精神。“人的精神自我在不断敦促个人摒弃自我。”[295]当然这是一个精神过程，需要人在理智和意志上作出调和。
第二，精神自我使人不断追求永生。泰戈尔认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具备畅想未来的能力。人都知道，我们的现在仅是未来的一部分。人类的想象力使得未来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占据着比现实更加重要的位置。我们活在现在，却一直在畅想未来，并渴望名垂千古。“任何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均持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自己理想是活在永恒之中。”[296]
泰戈尔认为：“真正的精神证悟不是通过增加财产的规模或数字来达到的。无限的真理存在于有关同一的理想之中。只有在更深层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发现这一点。只能凭借内在的精神，我们才能认识这一有关证悟的真理。”[297]“只要精神之眼打开，人便能在所有事物中感受到永恒的精神，发现这个世界的全部意义，并与一切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298]总而言之，“通过我们的精神，我们意识到了存在于我们内心的超验真理，即至高无上的‘人’。他愿意为‘至高无上的灵魂’而放弃个我。这种放弃并不在于否定自我，而在于奉献自我。”[299]
人最高精神境界就是在有限中证悟无限，“人的宗教”的使命就是达到这一境界。在“人的宗教”中，“无限由人性来界定。通过爱与合作，人就能接近无限”[300]。泰戈尔认为：“从个体走向社会、从社会走向宇宙、从宇宙走向无限，是人的灵魂正常的旅程。”[301]泰戈尔的“人的宗教”其实就是理想化的和谐之梦。
4.2.3 用爱融合有限与无限
人生活在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物质欲望的缠绕，无限的自我经常被这些欲望遮蔽，人往往会因此变得自私自利。要达到梵我合一的状态，人就必须克服有限自我的狭隘性，认识自己的内在本质。然而，尽管无限通过有限表现自己，无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超越自身利益的无私的活动，用自己的人格来揭示‘至高无上的人’”[302]。只有努力克服自我的狭隘性，走出狭小的自我，那一个更伟大的“我”才能显现出来。此时，神性才能在人的身上得到体现。认识无限的自我，其实就认识人的神性。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爱。泰戈尔认为，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有精神，而精神是超越空间限制，没有边界，因而可以包容一切的。所以，人具有爱的能力。“从本质上说，人是有爱心的。他既不是自己的奴隶，也不是世界的奴隶。人的自由和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爱。爱意味着包容一切。通过爱，人类就可以与那个无处不在的宇宙精神合而为一。”[303]印度中世纪时期的一位诗圣罗奢博（Rajjab）在讲到“人”时，这样说道：“无限在人身上寻求有限……当有限与无限—一个人与宇宙——合而为一之时，爱就由于你的奉献和付出而得以实现。”[304]
那什么是爱呢？泰戈尔认为，“联系万物、包容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一’就是爱。爱体现最完美的关系和最高的真理。”[305]
首先，爱意味着超越自我。当我们以他人为镜，来认识我们自己时，我们便体验到极大的喜悦，而这正是爱的定义。这种爱向我们证明，“人类是一个伟大的统一体，这便是人的全部，也是最终的真理。”[306]泰戈尔认为：“爱的精神使我们的意识得以挣脱自我的束缚，努力在人类世界传播中文明。爱不遗余力缔结团结的纽带，通过它将把我们引向真理之路。”[307]爱意味着超越自我。爱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因为只有通过爱，人才能在认识上超越自己，意识到自己与万物合而为一。”[308]
其次，爱意味着奉献精神。泰戈尔相信人性，相信神性存在于人性之中。对人的爱就是对神的爱。“因此，他坚持自己应做到爱人和爱神，并相信别人也能做到爱人和爱神。只有通过爱来彰显人性和彰显神性，才能真正消除人世间的痛苦，才能真正建立美好的社会。”[309]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每一个人的爱心和奉献精神。
最后，爱意味着忘记差异。泰戈尔认为，仅仅拥有爱的能力，还不足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类纷争，爱的范围若太狭隘，爱的对象就那么固定几个，反而会成为冲突的根源。“如果爱的限度失去弹性，爱的根本精神将无法得到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就会变得具有排斥性，我们的家庭将不再热情好客，我们的国家将变得闭关自守，对其他国家充满敌意，甚至轻启战端。”[310]因此，我们应该用爱融化彼此的差别。只有这样，人类的灵魂才能完美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超越自身的界限，跨进无限宇宙的门槛。
泰戈尔宗教哲学的立足点在于胸怀天下的人道主义。在写给狄丽普·库玛·罗易（Dilip Kumar Roy）的信中，泰戈尔说道：“我的所有经历和写作的目的都指向人。”“‘人的宗教’是对泰戈尔超越性的人道主义哲学的最完美的诠释。这一哲学宣扬的是神的人性和永恒之人的神性。”[311]他认为：“真正的宗教在于承认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312]“真正的修行不在于供奉和苦行，而在于真诚、奉献、友善和宽恕。这些德行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们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融洽相处。”[313]“‘人的宗教’贯穿了泰戈尔生命最后二十年的思想历程。他希望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用自由取代奴役，用生命取代机器，用理性和知识取代鲁莽和无知，用理解同情取代冷漠无情，用宽容取代狭隘，用团结取代分裂，由此超越民族、社会地位、宗派和信仰的差异，在所有人群之间构建普适性的兄弟情谊。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泰戈尔通过教育上的多重努力，所试图实现的，正是海纳百川、胸怀天下的完整的人。”[314]
以“人的宗教”和“爱的哲学”为基础，泰戈尔认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只有依靠爱的力量、永恒的道德观念，而不是依靠力量的对比，来衡量与确定彼此的关系。泰戈尔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探寻着印度独立自由的道路”[315]。
4.3 如何理解自由
基于以上的哲学思想，泰戈尔对于什么是自由、印度应该争取什么样的自由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句话：泰戈尔强调的是心灵的改变、自强救国和感化英国人。”[316]
4.3.1 来自家庭的影响
在自由观上，泰戈尔深受家庭的影响。泰戈尔的很多想法都是来自他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家庭环境。1924年，在北京英语教育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泰戈尔说：“我坚信，我后来取得一些成就，赢得一些声誉，应归功于少年时期的自由。”[317]“从1861年5月泰戈尔出生的时候起，强调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定价值观就已经在他的家庭扎根。”[318]作为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名门世家，他的家族是随着英国商业贸易在印度的扩张而繁荣起来。与英国关系密切的泰戈尔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对文化教育事业十分热情和慷慨，并坚定地支持当时印度著名的自由派宗教改革人士拉莫罕·罗易。罗宾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热衷于研究哲学和宗教著作。他参加了梵社后，在他的主持下，梵社成了“加尔各答自由思想的讲坛”[319]。在家里，德本德拉纳特让儿女们自由发展各自的特长，充分发表各自的见解。他还经常在家里举行哲学和宗教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的活跃和宽松。德本德拉纳特不仅给予子女们有形的自由，在知识上，还给他们自主选择的充分自由，并提倡东西互补。在1884年给马克斯·穆勒的信中，他写道：“东方的知识体系存在欠缺，这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东方也有自己独到之处，西方学者们也必须愉快地接受，并且必将有所收获。”[320]
与当时印度社会大多数家庭比起来，泰戈尔的家庭显得极其不正统。“它给自己家庭成员提供了当时普通人所可能享受到的要多得多的思想自由。在一份信中，泰戈尔写道：‘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被自己所属的种姓流放。我们的家庭就跟独自生活在岛上的鲁宾逊·克鲁索一样。’正因为如此，泰戈尔才得以摆脱当时任何教义的约束，心灵才得以自由地成长。”[321]“泰戈尔家庭这种给予个人自由、鼓励个人自主和积极进取的深厚传统，使得泰戈尔从小时候起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反抗既定的社会规范和学校教育。”[322]正如泰戈尔自己所言：“我的精神是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不受任何由某种被认为是权威的经文或某些组织化的信徒团体所认可的信条主宰的自由。”[323]
泰戈尔家庭还是各种文化、思想和宗教的“交汇点”。“除了自由的空气，许多相互对立的观点在德本德拉纳特的家里都可以得到愉快地共存和融合。对印度文明高度的自豪感与急切地接受西方文明的愿望并行不悖，严肃的旧观念与躁动的新思想和谐共处。这对泰戈尔产生了持续很长时间的双重影响。”[324]当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纳特就以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出名。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成长的过程中，既能接触到梵经和古印度教文献知识，又有机会了解伊斯兰教传统和波斯文学。“与其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试图或者有兴趣弥合不同的宗教（如同伟大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曾经努力做到的那样），不如说，他的视野一直都是超越教派的，他的写作——大约有两百本书——显示他受到印度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325]
泰戈尔家族对印度独立运动的参与也对泰戈尔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印度为争取自由的独立运动中，泰戈尔家族以多种方式表达了爱国之情。印度最早的爱国组织之一“印度教协会”就是于1867年由泰戈尔家族发起的。泰戈尔的堂兄迦南德拉写了许多爱国诗歌，他创作的《唱到印度的光荣我感到羞愧》成了历届年会的主题歌；他的二哥写的《印度万岁》也广为流传。对泰戈尔影响最大的要算五哥乔提。乔提曾秘密组织了名叫“生气蓬勃协会”的社团。拉吉那拉因·鲍斯任社团主席。当时年龄尚小的泰戈尔也参加了该社团。乔提还试图把孟加拉著名的文化界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学协会，并建立一个包括文化和工商界人士在内的组织，以振兴印度。1875年的“印度教协会”年会上，泰戈尔朗诵了他刊载在《甘露市场报》上的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首爱国诗篇。在泰戈尔创作的很多诗歌中，爱国主义都是一以贯之的主题之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泰戈尔家庭的自由氛围，既激发了他对自由的热爱，也深化了他对自由的思考。泰戈尔家族与英国人的特殊关系，泰戈尔开阔的思想视野，使得泰戈尔对自由的理解远远超越了政治疆域和民族国家的界限。
4.3.2 自我、存在与自由
与真理的两个层次相对应，泰戈尔认为，自我也可分为两个层次：有限的一面和无限的一面。“所有有机物都如同一个火焰，它远非看上去那样的小。在这个小小的躯体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躯体。前者可以看得到、触摸得到、可以抓住、可以界定；后者则是无形的，在时空中扩散。”[326]
泰戈尔认为，在有限的一面，人与人之间倾向于相互竞争，而在无限的一面，人类则奉行合作原则。有限的一面属于自我的外在表现，无限的一面则超越外在表现，展示自我的真实意义。在有限的一面，人的物质自我只意识到各自的独立性，为了凸显差异而不择手段。“在有限这个层次上，我们存在的最高目的就在于一切都是为了物质需求。在这个层次上，人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果腹之事物和保暖之衣物。在这个领域，人属于自然人，受自然本性的驱使。他活着就是为了索取和占有，唯一关心的就是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占有物。”[327]在无限的一面，“人的精神自我则致力于寻求彼此关系的和谐，由此导向完美而非仅仅执着于个体欲望的满足。”[328]在无限的一面，“人追求的并非财富而是自由和快乐。”[329]泰戈尔认为：“在单一个体身上，人是无法实现无限的特性的。只有在全人类庄严的和谐中，才能实现。”[330]
与自我的两个层次相对应，泰戈尔把自由分为两种类型：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有限的一面，我们能得到的只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属于意志的自由。但是，泰戈尔理想中的自由却是积极自由。在泰戈尔的眼中，最理想的积极自由应该是，在无限的领域，与灵魂合一。“当一个在自己的灵魂中感受到整个世界精神脉动的节奏时，他就拥有自由了。”[331]当我们认识到自我最真实的本质时，我们就拥有自由了。[332]
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关系上，泰戈尔认为：“积极自由意味着爱……美德和爱是无限的。只有在无限之中，自由的完美实现才成为可能。”[333]但是，泰戈尔同时又认为：“只有得到消极自由，也就是说，意志自由了，我们才能找到通往积极自由之路。”[334]他写道：“自我进化的路线是，首先获得自我的独立，然而才能导向和谐的灵魂。这种和谐是不能通过强迫来获得的。因此，在我们意志成长的道路上，也必须经由独立、反抗，才能最终获得充分的自主。我们必须先有消极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放纵，然后才能获得积极的自由，也就是爱。消极自由——自我意志的自由——可能暂时不利于我们获得最高层次的积极自由，但它不能完全与积极自由背道而驰，否则，它自身也将变得毫无意义。”[335]
泰戈尔指出：“生命一旦失去了对无限的深层意识，只会带来解放之表象下的另一种新型奴役。”[336]“在创造自由的过程中，自由会不断引发对某些事物超越其外在目的无尽的联想。自由就是为了表达‘无限’。它不断突破限度，不断超越自己，在让人惊喜不断的进步中，揭示‘无限’。”[337]泰戈尔认为：“种子的自由在于实现自身的‘达摩’——自己的本性——从而实现长成一棵大树的目标……为了实现圆满而作出的牺牲并非导向死亡的牺牲。它其实是摆脱了束缚，赢得了自由。”[338]
泰戈尔认为：“人可分为三部分，一为肉体，二为心，三为灵魂。肉体最无关紧要，心次之，灵魂为人生命之根本。”[339]与此对应，“人属于三种存在：一种是自然存在；另一种是社会存在；还有一种是精神存在。”[340]
作为自然存在，人的身上存在两种欲望。一种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与体内各个器官的冲动相关，属于口腹之欲。它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能够意识得到；另一种欲望与整个身体相关，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它指向身体健康，与生理欲望的即时满足无关；它超越时间界限，把身体的各个部分联结起来，使它们各自的欲望得到协调。[341]
作为社会存在，人的心里存在两种愿望。作为个体，我们有自己个人的愿望。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获得快乐，并且比别人付出更少，却得到更多。这种愿望导致人们彼此之间冲突不断。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内心深层，我们还心怀另一种愿望。它指向社会福祉，超越现时和个体的限制，属于无限的领域……只有努力在自我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利益的实现之间做出协调，人类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342]
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人属于无限的领域。无限意味着博爱和包容。”[343]“在精神世界中，我们的灵魂期待着摆脱自我，以到达无私的喜悦境界……它呼唤解脱，也就是在真理的和谐中得到自由。”[344]
与人的三种存在相对应，泰戈尔把自由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与自然存在对应的是外在的自由。外在的自由需要法律和命令来维持。因为在个体日常生活的领域，我们彼此之间的和平相处离不开法律和命令。外在的自由是我们日常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它属于生存的外在需求。[345]
第二个层次：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是社会关系的自由。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意识地维持一种关系，完美的理想存在于这种关系的内在和谐之中。这一内在和谐的特点是善良和友爱……通过爱，在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找到了自由。[346]
第三层次：作为精神存在，“在精神领域，我们实现的是最深层次的自由。”[347]“人类的自由的一个显著的作用就是它使人成了创造者。他们不生吃自然界提供的食物，他用自己手里的材料制作衣服，烹饪食物。由此，他不仅仅满足自己的动物性需求，同时还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和满足感，这些感觉都是精神性的。”[348]泰戈尔认为，深层的精神自由给我们快乐，梵通过快乐展示自己。
泰戈尔认为，精神的自由来自有限与无限的合一，也就是和谐。他说：“人的自由在于个性的成长，从物质生活走向精神生活。”[349]“从外在的宇宙，我们逐渐进入内在的王国，自由之门一扇一扇地打开。”[350]“一种自由的获得会导致新的自由的产生，人的视野因此变得更加开阔。它使我们能够了解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总体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内在的精神自由，它最为明确地显示了人的本性。”[351]“外在的自由在于摆脱愉悦和痛苦的钳制，而内在的精神自由则在于摆脱自我欲望的狭隘性。”[352]“精神的自由来自彼此互爱所营造的团结。”[353]根据《奥义书》的观点，“有限与无限的和解，永远变化着的事物与完美的永恒精神的和谐才是最完整的真理。”[354]因此，泰戈尔认为：“在单一个体身上，人无法实现无限的特性。只有在全人类庄严的和谐中，才能实现。”[355]在自然界，我们可能为了生存而陷入持续的拉锯战。然而，“在精神领域，我们却能与最高本体合而为一。真理来自这种合一，自由存在于这种真理之中。”[356]也就是说，只有在无限与有限的合一之中，人才能证悟真理，由此获得精神自由。
4.3.3 泰戈尔对自由的理解
首先，没有绝对的自由。
泰戈尔指出，世间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也是相互制约的。“一切存在都由相互关联的结构组成。世上没有完全无条件、完全自由的东西。”[357]因此，“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即使神也概莫能外，因为他也把自己锁定在创造世界这一过程中。所有事情，所有个体都受到微妙的关系纽带的约束，彼此不可能孤立起来。”[358]“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人需要与不同群体交往。自由存在于不同群体的彼此关爱之中。如果我们不尊重这种关系，如果我们追求绝对的自由，我们内心体验到的最珍贵的品质——和谐感——就会受到破坏。”[359]
泰戈尔把自由与约束看成是相辅相成的。“自由不仅不是摆脱约束，而且自由还必须在约束中实现。正如弦必须固定在琴之上了，才能奏出自由跳动的音符。如果弦松动了，音乐就要遭到破坏。”[360]“自由意味着打破规则，但是又不能没有规则，也不能是破坏性的。自由同样要创造规则，并据此贯彻自身的逻辑。”[361]泰戈尔深切地认识到，“约束的价值在于只有约束，才让自由成为可能。自由固然是意味着摆脱约束，但是，自由又只有在约束中才能实现。”[362]他说：“真理的一边是自由，另一边却是限制……从一个方面否定法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享有自由的可能性……唯有接受真理的约束，我们才能享受到至高无上的自由。”[363]“只有当我们完全服从于真理的约束时，才能充分地得到快乐的自由。”[364]“只有当自由能够容纳约束时，只有当对自由的追求不造成任何负担时，只有当自由所附带的责任被愉快地接受时，自由才能证明自己的正当性。”[365]泰戈尔认为：“没有任何约束的地方，可以任意疯狂地放纵的地方，灵魂反而不自由了。”[366]
人们往往把约束跟痛苦等同起来。泰戈尔则认为，只有遵从约束了，才能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凡知道欢乐和自由按羯磨法表现出来的人，已经超越了法则的这一限度。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再受到任何约束，而是因为约束本身变成了取得极乐的手段，就如同爱人围抱着他的那两条胳臂一样。”[367]“只有那些知道，愉悦是通过规则来表现自己的人，才能学会超越规则的限制。对于他们来说，并非规则的约束不存在了，而是规则已经成了自由的化身。自由的灵魂乐于接受规则的约束，而非采取逃避的态度。”[368]
对于一些人把法律当做快乐的对立面这一问题，泰戈尔然说道：“法律确实存在，但法律并非高高在上地要求别人服从。相反，它是在自由和愉快中表达自己。诗人的自由是通过节奏来表达的。节奏不也是一种‘法律’吗？节奏是一种韵律，它也不是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的。”[369]泰戈尔认为：“不遵从法律，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梵一方面受到真理的约束，一方面享受自由的喜悦。”[370]世界上美妙的活动如此之多，是因为世界的中心有法律。“法律让世界有了规则和平衡，它们是深层自由的外在标志。”[371]泰戈尔认为：“任何国家要保持良好的社会环境，都离不开法律。不能给人无羁的自由，否则社会将走向崩溃。”[372]
其次，孤立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
在精神上，泰戈尔主张，人的内心必须独立。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思维空间，以接近真理。他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孤寂消失，因为无限居于孤寂之中。若我们不能自由地独自生活，若我们在彼此互助的社会责任中丢失自己的灵魂，那我们也无法真正为他人而活。”[373]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必须保持内心的独立。但是泰戈尔同时认为，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对泰戈尔而言，发展高层次的个人自我意识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在独善其身中感悟真理，也在于与社群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更精确地说，在发展高层次的个人自我意识过程中，不可能不包含与社群和谐的关系。[374]
在社会关系上，泰戈尔认为：“人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如果单纯意味着独立，那自由是毫无内容的。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通过相互交往，在相互关系的和谐中，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375]如果自由是通过同别人保持隔绝来获得，这种自由是不值得珍惜的。“自由的价值体现在通过同其他人交往，延伸自我边界的可能性上。”[376]孤立的人们“默默无闻地生活着，犹如一堆没有充分燃烧的火。它无法突破烟雾的笼罩，将自己解放出来。”[377]
在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上，泰戈尔认为，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自由的获得必须通过承担自己对社会和整个人类的责任。切断与同伴联系的纽带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都做到不把彼此当外人看待。“自由不在于打破把我们和同伴联结起来的纽带，而在于实现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不需要像对待异己似的付出极大耐心。”[378]
泰戈尔还确信，自由与义务联系在一起。“有人可能会想象，一个人成功地同他的同伴脱离关系，从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毕竟，所有的关系都意味着对别人承担必要的义务。然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在人类世界，只有彼此相互依靠，并为此作出完美的安排，才能产生自由。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自在自为的人是野蛮人，他们没能获得体现人的特性的全部表现……只有那些有能力培育理解、促成合作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自由增长的历史就是人类关系臻于完善的历史。”[379]“自由同义务联系在一起，而义务把我们彼此凝结在一起。义务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负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彼此承担义务了，我们才结成单一的共同体。”[380]
再次，自由意味着尊重差异。
泰戈尔认为，自由是积极的，它需要同其他人乃至整个世界和谐相处。“据说人类最初深陷于自我的盲目之中，然后，逐渐走向心灵自由，并与周围的环境保持亲密的关系，和所有事物融为一体。”[381]“完美的自由来自关系的完美的和谐。”[382]
和谐意味着必须尊重差异。“泰戈尔担心，强制抹平差异，就必须压制言论的自由表达，进而将严重窒息人的创造力。这样做的结果，不过是导致一个民族变得十分愚蠢，失去创造力，只会遵从权威。”[383]这样的民族是无法发现真理的，从而也不可能赢得真正的自由。“泰戈尔指责民族主义者试图让所有人都用同一种声音和手势说话，并且坚持所有的质疑都必须打压。结果，大家都学会了盲从。”[384]泰戈尔固然主张尊重差异，“但他同样坚信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因此，他强烈反对系统地进行标准化的任何努力。”[385]他指出，“在心灵自由的地方肯定会出现分歧，假如所有的观点都被迫保持一致，那么，这个以机械方式调整的世界将了无生趣，甚至十分危险。假如你们的使命涵盖了所有人类，你就必须考虑到所有活着的人，认可不同观点的存在。”[386]
包容差异就意味着必须与不同的人群相处或合作。泰戈尔认为：“世界实质上是由不同的对立的力量相互妥协而构成的。当彼此都不妥协之时，世界的衰败就开始了。”[387]泰戈尔认为：“当人类为自身确立了合作的法则时，人类就开始变得伟大了。”[388]“当我们通过爱与其他人融为一体时，我们实现了最深层次的精神自由。”[389]“当存在自然差异的族群能够和谐相处，那么真正的团结就实现了。”[390]
最后，真正的自由在于内心的自由。
泰戈尔从自己的欧洲之旅中感悟到，“人类在实质上是精神存在。因此，自由是一个内在的状态——灵魂的自由。”[391]他认为：“外在的自由在于摆脱愉悦和痛苦对人的牵制，而内在的自由在于摆脱自我欲望的狭隘性。”[392]“内在的自由让我们有能力不仅打破自然障碍，而且还能够打破我们自己竖立的、阻碍道德进步的障碍。”[393]因此，“真正的自由不可能从外部获得。”[394]人必须克服内在自我的狭隘性，才可能拥有内在的自由。他写道：“不存在外在的、通过嗓门来获得自由的手段。只有放弃自我这一内在过程才能将我们导向自由。一切形式的束缚均源于内心的自我，而非外部世界；束缚存在于我们趋于模糊的意识之中，存在于我们趋于狭隘的视角之中，存在于我们对事物的错误估价之中。”[395]
纯粹的政治自由是次要的。泰戈尔深信，“政治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假如我们的内心不自由的话。”[396]“只有心灵自由了，人们才能接受真理。”[397]“自由和真理是一对紧密相连的孪生兄弟。当我们心里存在接受自由的屏障时，在外部世界，这些屏障会对自由的行动构成有形的障碍。”[398]“一旦获得灵魂的解放，所有的枷锁都将变得无关紧要了。这种解放，这种从仇恨和自私的枷锁中获得的解放，正是我们的目的。”[399]因此，对于泰戈尔来说，“自由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政治和经济自由，而且在于灵魂从器物层面挣脱出来。只有在这方面对灵魂有帮助时，政治和经济自由才有价值。人格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被解放出来的自我之上。”[400]“假如自由不能够给予我们活动的力量，不能给予我们广泛的创造性，而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说，它就像是我们双眼被遮蔽时眼前的一块空地。”[401]
泰戈尔认为，“大多数人对‘自由’这个概念有点生吞活剥，这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在公众看来，政治自由必须从其他国家的手中夺回，甚至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得到；得到之后，还需要加以保护。因此，设防和进攻必不可少。”[402]在《印度的民族主义》一文中，他指出：“已经得到政治自由的人们不一定是自由的。他们有的只是力量而已。他们正在放纵内在的激情，正在制造自由假象之下庞大的奴役性组织。”[403]泰戈尔把“达摩”看得比“政治自由”更高级，因为“达摩是人们内心的力量……和生活的实质”。[404]
4.4 如何获得自由
4.4.1 爱能发现自由
在著作《萨达那》（Sadhana）中，泰戈尔写道：“我们的自我必须获得它的终极意义……但不是通过神的意志的强制，而是通过爱，由此让自己在自由中与神合而为一。”[405]泰戈尔认为，“真正的自由和义务感是建立在爱的体验之上的。”[406]“在爱中，无数的烦恼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们乐于承受压力，以此证明我们的精神实现了自由。此时，我们发现，在精神上，我们超越了自我的界限，与其他人融为一体。”[407]“在完美的爱中，我们发现了自身的自由。为了爱而行动，这种行动才是自由的，尽管这常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408]“通过法律，我们在外在的生存环境中，营造了秩序，从而获得自由；通过善行和爱，我们在深层社会关系中，发现了自由。”[409]泰戈尔坚信：“因为只有善和爱才是无限的，而只有在无限之中，自由才能得到完美的实现。”[410]
泰戈尔认为，缺乏善行和爱的原因在于人内在的自我过于强大。他说：“用任何外在的方法都不可能得到自由。将我们引向自由的是自我渐渐消失这一内在过程。奴役的堡垒建筑在内在的自我之中，而非外部世界。”[411]“为了得到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要放弃自己。我们的灵魂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真正正确地认识自己。《奥义书》说：‘你要有所付出才能有所得，你不应该贪婪。’”[412]放弃狭隘的自我的前提是消除有限和无限的对立。泰戈尔相信：“现存的一切矛盾都将在爱中融合、消失。只有在爱中，统一和二元才不是对立的。爱必须一中有二，二中有一。只有爱才是动静合一，我们的心游移不定，直到找到爱之后，它才会静下来。但是，这种静止本身却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它是彻底的静止与无尽的能量通过爱在同一点上的汇合。在爱中，得与失的矛盾得到调和。”[413]
对于印度的贫穷和落后，泰戈尔认为，是种姓制度阻碍了爱的传播，才导致这个结果。“他深信，只有那些真正热爱自由，并且愿意给予其他人自由的人，才能真正地拥有自由。”[414]“在印度，贫弱的真正原因来自不同种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它阻止了同胞之间情感的自由交流。为了保持这个人为的秩序，关爱和相互尊重的法则被忽视了……印度人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编织了牢笼。”[415]
4.4.2 自由离不开行动
在泰戈尔看来，“自由不是消极的。它绝不意味着只顾着自我满足的冷漠情感。相反，自由是创造性的，它是人道精神的扩展。”[416]鉴于当时很多印度人消极避世的现实，泰戈尔指出，“我们国家有很多人……误把不问尘世当做快乐。他们认为，在物质领域内活动对灵魂和精神的自由构成一大限制。但我们必须记住，正如自由是通过规律的形式来表现的，灵魂是在行动中找到自由的……同样，由于灵魂不能在自身内部找到自由，所以它才要外在的行动。通过行动，人的灵魂不断地把自己从自身束缚中解脱出来。否则，它不可能做任何出于自身意愿的事情。”[417]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不行动的自由，而是自由地去行动。”[418]泰戈尔引用了《薄伽梵歌》的观点：“我们必须行动。只有在行动中，我们才能显示自己的本质……我们的自由不是脱离行动，而是来自行动。”[419]泰戈尔推崇行动与期待、“干”与成果、迷恋神与迷恋工作、“无为的自由”与“有为的自由”之间的中间道路……行动的问题也归入了自由的问题。自由是德行的先决条件。非自愿的行为不可能成为伦理裁判的对象。[420]
行动必然意味着要面对风险。泰戈尔认为：“除非我们对自由有真正的信仰，勇敢地承担所有的风险，否则，我们不仅没有权利取得真正的政治自由，而且，没有能力保护它。”[421]
4.4.3 教育培育自由
精神的自由来自关系的和谐。“真理在于和谐，自由在于对真理证悟。”[422]泰戈尔认为，和谐意味着求同存异。因此，必须立足有限，追求无限，超越自我独特的外在表现，面向全人类共同的内在真实。“在社会领域或政治领域，缺乏自由的原因在于精神的疏离，也就是对‘一’认识不充分。此时，我们由于团结的链条遭到扭曲而受到束缚。”[423]只有教育才能帮助人们认识和证悟真理，因此教育培育自由。泰戈尔认为：“为了赢得本该属于我们和造物主的自尊，我们必须使心灵的自由和充分成长成为教育的目的。”[424]
泰戈尔的观点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教育有助于消除无知和偏见。他强调，“教育的唯一目的和意义，一在于消除对宇宙法则的无知，二在于同世界各族人民的交往中摆脱激情和偏见的束缚。”[425]对于第一点，泰戈尔认为，教育能够提升人类的理性。他写道：“当各种自然现象以互不相关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看似模糊而又杂乱无章时，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则相当于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从不追求什么自治。在发现这一世界的运行与我们的理性的活动之间的和谐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与这一世界之间存在同一性，由此意识到我们享有自由。”[426]对于第二点，泰戈尔认为：“最高层次的教育能让我们与周围的人与物和谐相处。”[427]“只有当人们有能力理解和同情自己的同胞时，他才能成为人类社会体面的一员和负责任的公民。”[428]“只有当我们能够运用智慧来处理所有的人际关系时，我们才能获得最深层的自由。”[429]泰戈尔指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只能依赖精神纽带的联结。这条纽带需要通过教育的普及，对人民进行心智上的训练，才能建立起来。
其次，教育有助于国民重新找回自尊，这是民族赢得自由的前提。他说：“一旦你能抬起头，对强权说不，那么暴力的根源就将消失。”[430]对于政治自由，泰戈尔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知识的力量被唤醒、得到培育，并从多个维度向这个国家传播之后，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繁荣起来。”[431]泰戈尔对印度当时的教育制度阻碍人们理智的发展和内心世界的培育倍感痛心。他指出，“现在的教育在训练心智，以便我们在更深层次的精神纽带上，实现与最高真理的统一方面，几乎毫无作为。由于缺乏这种训练，我们没能培养出一种能给与我们更宽广视野的超然心态。”[432]教育应该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应该在学生的内心世界唤起一种和谐感。然而，在印度，“那种传授同情心的教育在学校里不仅受到系统的忽略，而且受到严重的压抑”[433]。“由于缺乏在同情和理解方面的训练，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承受着缺少真正自由的痛苦。这种痛苦源于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需要幸福，需要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社会氛围。”[434]
把泰戈尔跟与他处于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Miu）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自由观。约翰·密尔的自由思想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泰戈尔的自由观与其说是一种思想的诠释，不如说是一种理想的表达。它以片段的形式散见于他的各类散文、著作之中。约翰·密尔着力捍卫思想自由，而泰戈尔致力于追求精神自由。约翰·密尔认为，自由的敌人来自政治和社会权力。因此，密尔热衷于议会改革，期待通过改造政府结构，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而在泰戈尔看来，自由的敌人来自每个人内心狭隘的自我。因此，他致力于人文教育，期待改造人的内心世界，实现人的精神自由。约翰·密尔是一名政治理论家，他的理论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同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本人当时就是一个政治激进派，泰戈尔则是一名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改良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