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5年，斯大林和美英首脑举行了三个高峰会议，这就是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只是在后来的波茨坦会议上，冷战的阴影出现，战时联盟才开始走向解体。
当然，如果斯大林的仁慈没有一系列恐怖行为的伴随，他也不会成为后来的斯大林。在1941年7～12月，有1339702人被审讯，其中，67．4％的人被送到古拉格，那里关押着很多的人。有人认为应该对这些犯人实行改造，他们应当被送到相反的方向，不是东部而是西部，去前线打仗。犯人们通常会被编入类似于日军“神风敢死队”之类的小队，以“刑事犯队伍”著名。在1942～1945年，97．5万人在这样的特别队伍里服役。邪恶的警察头目贝利亚热情很高，他给前线提供了这样一支特别的队伍。这些人被聚拢在一起，如果有人后退，就会被枪毙。尽管已经不存在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也没有几个人因为一些并不存在的罪行而被捕，但每个持不同政见者或失败者都仍然会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常常是死刑。
对这本书里那些人物的命运，我应该说些什么。
战后20年，在斯大林死后，发生在布列斯特要塞里的英雄壮举才公之于众。当年斯大林还活着时，布列斯特要塞所取得的胜利，被当局视为是一种妥协，官方的历史学家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歌颂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的战役上。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争爆发时还是中下级军官的那批人执掌了政权，他们曾经为斯大林的失误而吃尽苦头，他们情愿把6月22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公之于众。时代需要大力颂扬布列斯特的英雄事迹，在一片吵闹声中，布列斯特被授予“英雄要塞”的称号，它确实受之无愧。
另一个英雄部队的指挥官，第4集团军军长科洛布科夫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一同被枪毙了。而西方方面军的另外两个集团军，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的军长库兹涅佐夫（Kuznetsov）和戈卢别夫（Golubev），他们也丢掉了自己的军队，没能阻挡住德军的攻势，然而他们却被任命了新的职务。西方方面军的终结者——德军的古德里安将军，几乎都抵达莫斯科了。1941年12月，古德里安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成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司令部就设在托尔斯泰的庄园里。
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将军，在乌克兰阵亡了。在西南前线进行的许多反击战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第8机械化军的英勇战斗却非常突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里亚贝舍夫将军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被任命为南方方面军的司令。然而，由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很快他就失去了那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他的表现都很平淡。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一个完美的古典主义者，1941年6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两年后，因为健康原因，他被改任伏洛希罗夫军事学院院长，但不久就去世了。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唯一一个死后得到其他军事领导人一致称赞的元帅。
伏罗希洛夫元帅，骑兵总司令，把自己照料得非常好。尽管他声称，1941年6月西方方面军司令部之行让他“少活好几年”，但他一直活到88岁。其中有7年时间，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这虽然是一个虚职，但却非常有地位。
另一个老骑兵，库利克元帅，曾经在1941年6月神秘地失踪，而在7月，他又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他和第10集团军的残余部队待在一起，曾在森林里东躲西藏过几个星期。对此，斯大林既没有奖励，也没有惩罚他。然而，1950年，此事过后的第9年，在另一场清洗中，库利克元帅被指责犯有叛国罪，被处决。
朱可夫，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将军。6月26日，他在斯大林书房里设计的两道弧形防线出人意料得坚固，它把德军的推进阻挡了几个星期之久。然而，这只是他第一个成功的战略计划。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1945年4月，他率领苏军攻占了柏林，同年6月24日，他在红场接受了胜利大检阅。然而，10个月后，朱可夫从德国被召回，又派去熬德萨，担任一个二流军区的司令员。1947年12月，他甚至连这个位子都丢掉了。朱可夫打好装着几条短裤的背包，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别人来逮捕他。或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宽恕他的原因。他根本就没有被逮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之后不久，政治局任命朱可夫为国防部副部长。很快，赫鲁晓夫就掌权了。他邀请朱可夫一起干掉贝利亚。带着极大的乐趣，朱可夫进入政治局会议室，抓着贝利亚的双肘，把他提了起来，大声说道，“你们都被捕了！”然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兴奋地喊道：“这就是你干的，人渣！想让全国人都蹲监狱吗？”
贝利亚被宣布为外国间谍，被秘密处死。朱可夫成为国防部长。但是，赫鲁晓夫怀疑他是否忠诚于自己，1957年，他让朱可夫永久地退休了。他甚至把朱可夫从国防部的党组织中开除出去，直到临死前，朱可夫才隶属于一个机械厂的党支部。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在俄罗斯的现代历史上，朱可夫已经成为一个偶像。在红场的入口处，一尊并不鼓舞人的雕像——骑在马上的朱可夫，就立在那儿。
对一些俄国的君主主义者说，朱可夫的爷爷是军官，作为俄国军官的后代，他应该被加冕为沙皇，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爱国王朝。然而，那些二战士兵的后代们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战争期间朱可夫把那些二战士兵的生命当成了廉价的交换品。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的命运最为奇特。在大清洗中，他熬过了审讯室那些最艰难的日子。作为一名富有智慧的战略家，他在二战中成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人，地位仅次于朱可夫。1945年6月，他主持了朱可夫的胜利大阅兵。斯大林就从列宁墓的阳台上看着他们两人。当初，本来罗科索夫斯基要检阅部队，但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秘密排练中，他没能骑上马。所以，他只好把这份荣耀让给了他的被保护人——朱可夫。
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1949年，斯大林派他回到华沙，出任波兰的国防部长。斯大林死后，波兰也站了出来。1956年，波兰大学生开始上街抗议苏联的统治。波兰政治局委员们平静地喝着咖啡，抱怨局势，但也不去制止他们。罗科索夫斯基看着这一切，非常愤怒。后来，带着极大的荣耀，他这样描述道，“最后，我来到我的办公室，召集了一支坦克部队来到华沙。”
这引起了多方面的强烈关注。为了外国的利益，一个波兰人要去镇压自己的同胞。因为古拉格的原因，一个古拉格的幸存者，要去镇压那些反对古拉格的人。对此，人们很难理解。
此时，斯大林死了已经有三年，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元帅而感到自豪。更让斯大林自豪的是，他的大清洗能有这么长久的影响力。
1937年的大清洗已经过去了19年的时间，但它的一个受害者仍然还受着恐怖的威胁，他仍心甘情愿地对别人实施清洗。
这些片断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在许多方面，独裁统治下的政权，其效率相当低下，他们极少给他们的士兵提供充足的食物，在接受新的技术上也很缓慢，他们把部队派往错误的地方，有时他们甚至不能阻止外国突击队破坏他们最关键的通信系统。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主流思想家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权，它会摧毁人民的进取心，给人们洗脑而不是教育他们；当危机来临时，这个政权就会垮掉。这个结论在许多实例中都被验证了，但在1941年6月的苏联，这个结论并不灵验。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只要这个短缺政权能够控制住它的人民，它就是有效率的政权，它几乎能经受住任何的挑战，尽管其经济衰退，军事落后。6月22日和其后10天的苏联，就为这个结论提供了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