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10天了，而斯大林一直保持沉默，那些将军们、士兵们还有家庭主妇们都觉得不可思议，6月22日以来，全国人民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的讲话。奥尔特伯格对克里姆林宫的这些暗示非常清楚，得到这个消息后，丝毫不敢耽误，他召集了所有能联系上的记者，把他们派到战场、哨所、军营、征兵处、医院，当斯大林发表历史性的广播讲话时，要在现场报道人民的反应。
早上5点，斯大林仍然还没有发表他的讲话。就像首都的其他官僚一样，奥尔特伯格明白，斯大林要工作到很晚，但是对他来说，5点也太晚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苏联最有名的播音员尤里·列维坦正站在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辛科（Vlasik）前。
几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列维坦那清脆、有着强烈吸引力的声音，他的声音有时悲壮，有时带有胜利的自豪，听上去就像是一出歌剧中的男中音。
斯大林想在演讲直播前听听他的建议。列维坦的衣服，甚至他的袜子都被仔细地检查过。有人告诉他：“对斯大林的所有问题，只回答是或不是，你自己不能向他提问。”
很快，这位播音员就站在了斯大林面前。斯大林看上去兴致似乎很高。“你看上去真不错，”斯大林和蔼地说道，“我过去就这样认为。”
很可能这是一句谎话。列维坦个子不高，身体消瘦，人们很难相信这么有吸引力的声音竟然就出自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讲话？”斯大林问道。
列维坦有些发慌，他不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斟酌了一会，才知道怎么回答斯大林。
最后，播音员有些胆怯地喃喃道：“就像您平时讲话一样，斯大林同志。”
“我应当在什么地方停顿？”
“就像您平时一样停顿。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给逗笑了。
6：30，斯大林开始发表广播讲话。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士兵和海军战士们！我要对你们讲话，我的朋友们！”
这个国家一下子安静了。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眼里含着泪水。
10天前，丘吉尔花了12个小时来修改他的演讲稿，那是要找到合适的词汇。
在俄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爆发第12天后，约瑟夫·斯大林才最后决定要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只不过是把6月29日党的内部备忘录修改后念了一遍而已，讲话不乏一些空洞的夸大之词和含糊的许诺。然而，对那天早上听过斯大林讲话的人们来说，讲话稿的前几句几乎无关紧要。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斯大林称呼他们为子女，这也暗示了他们和人民之间有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关系。
要找出到底有多少人反对这个专制政府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史料都表明，1941年7月，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绝大多数苏联人都把斯大林精心准备的讲话视为慈父般的鼓励和美好生活的许诺。
斯大林那冷静、低沉的嗓音，浓浓的格鲁吉亚口音，还有他向杯中倒水时略做的停顿（人们能听到溅水声），都让人们如醉如痴，仿佛他们正在见证着一个神圣的时刻。
在讲话中，斯大林宣称，“敌人最强大的师和空军大队已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战场上找到了他们的坟墓”。
同时，又承认，德国人已经占领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部分地区，摩尔曼斯克、奥尔莎、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别的一些城市，都遭到德军的轰炸。
在保守地告诉人们苏联所面临的挑战后，斯大林承认，“我们的祖国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然而，瞬间，他又用异乎寻常的夸张手法告诉苏联人民，希特勒想要恢复沙皇的统治。
有些话直接引用了6月29日的备忘录的内容，斯大林号召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毁坏那里所有的重要设施。
他建议，那些因为年龄偏大或身体原因而没有被征入伍的人们，要自愿加入开往前线的民兵队伍。
斯大林感谢丘吉尔和美国政府给予苏联的道义上的支持，号召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里，他把党谦虚地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党”。
一个小时后，斯大林的讲话稿被送到《红星报》社，早上9点，几千份报纸就已送到街头。
收音机放在办公室外的一个大厅里，朱可夫在那里认真地倾听着斯大林的讲话。
刚刚过去的36个小时里，斯大林没有时间接见这位总参谋长，但是，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斯大林和人民已经最后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
7月2~3日 西南方面军，波佩尔政委
7月3日，政委波佩尔和第8机械化军的士兵还不知道斯大林发表了讲话。这支部队也受到重创。此时，波佩尔还和他们在一起。方面军政委尼古拉·瓦舒金这时已经自杀，但是，波佩尔和他的部下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和友邻部队失去联系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瓦舒金命令他们攻占杜布纳（Dubno）。他们已经极度疲倦，对这道命令也极为气愤，但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杜布纳战役是他们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场战役。街道、公墓、田间、树林，到处都变成了战场。
杜布纳战役之后，周围的树叶上都沾满了鲜血，坦克也变成了暗褐色。沾在坦克上的血，用水和沙子都洗不掉。
几天后，这支部队损失惨重，被迫撤退。他们想加入西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但不久就得知，西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也陷入了困境之中。
7月2日夜，当斯大林还在准备他的演讲稿时，波佩尔发现他们来到一个峡谷的谷底。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冷得瑟瑟发抖。他明白，一定要保持警觉状态，不能让自己享受一次“奢侈”的小憩，然而他实在太疲劳了。
他想站起来，四处走走，以驱散睡意，但做不到——右腿好像出了毛病。他猜测，这可能是炮弹震伤的结果，一周前，他和里亚贝舍夫将军曾被埋在废墟下。
士兵们也躁动不安。
士兵们尽管在睡觉，有的还正做着打仗的噩梦，也有人在说着梦话。 受伤的士兵还在痛苦地呻吟着，哨兵在互相询问。
那天夜里，哨兵格外忙碌，因为总有士兵或单个或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没有口令（撤退的部队不可能有口令，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只是简单地问一下。“谁在走动？”“友邻部队。”“哪一支友邻部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德军想来这里，他们可以渗透进来一打人。
直到黎明时分，波佩尔才离开那块大石头。
他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他们没有弹药、粮食，几乎也没有药品。水很少，谷底有一小片沼泽，水发臭，可能有许多细菌。他们唯一充足的是武器。路上到处都是自己人，每一支侦察小队都能带回许多武器。
到了早上，波佩尔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决定不要求士兵服从，而是要履行职责。
因此，他把士兵集起来后，告诉大家一定要有责任心，他们已经占领了杜布纳，完成了方面军司令部布置的任务。他也强调，这支部队随时要完成各种使命。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突破德军的包围，和其他的红军部队会合。
士兵们的反应让人很不愉快。他们开始追问，能吃什么，走哪条路，怎么打德军的坦克，诸如此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波佩尔都没有答案，相反，他要士兵们把他们所有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大家共同享用。有些人的食物太少了，根本不够吃，但他对此也无能为力。现在，至少伤员每人都能吃到一小块糖。
波佩尔也知道，这支部队需要一个党支部，他想现场成立一个。为了增强士气，他建议，从现在开始，如果愿意，谁都可以入党。这也合乎常规。一个党支部能够授权这件事。
当他们在讨论谁应当最有资格入党的时候，一颗德军的炸弹在谷底炸响。没有人受伤，但炸弹的威力太大，连那个沼泽的水都被震到一树高的空中。
疲倦而焦虑的士兵变得恐慌起来。那些伤兵知道他们可能逃不出去了，大喊大叫起来。波佩尔不得不中止了会议。
最后，人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大家也感到有些惭愧。
波佩尔想利用士兵这种懊悔心情，举行一个特殊的宣誓仪式。
红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但是足智多谋的政委让党员跟着他一起宣誓：“我向党，向人民，向祖国发誓，我忠于列宁的旗帜。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投降，害怕，丢弃我的同志们，或者出卖军事机密，即使敌人严刑拷打。我发誓，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公民，一个战士，我要恪尽职守。我发誓，要为牺牲的战友，遭受不幸的人民，被蹂躏的祖国报仇。”
会议中止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考虑：他们应该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峡谷？侦察员抓了一个纳粹士兵，他的袖子上有白底的骷髅和交叉的骨头的标志，这让他们很吃惊。
审问后，这个纳粹士兵才供认，德国的一个师很快要来这里搜索逃亡的红军官兵。
波佩尔还在犹豫。
白天天气炎热，又很闷，夜里更不好过。夜幕降临了，它仿佛给整个峡谷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波佩尔非常不安。
早上，他对自己说，他们在这里待得时间越长，党卫军就越有可能发现他们。没有安全的逃跑路线。峡谷总共才两英里长，出去以后就是一片开阔的黑麦地。
这一年的夏天，黑麦长得出奇得高，波佩尔还是决定试一试。
撤离前，他们破坏了坦克，把文件烧毁了，或就地掩埋，让一个当地的农民去照料伤员，换句话说，把伤员抛弃了。
波佩尔告诉大家，行军途中，不允许取下徽章，否则会被视为开小差。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军事法庭会作出怎样的决定。
他们直到7月4日晚上才离开峡谷。
在离开峡谷进入黑麦地之前，波佩尔要他的士兵排成一队，走在最前面的人要扛着红旗。
那天夜里，雾很浓，走在后面的士兵根本看不到他们的政委，更不要说看到红旗了。
他们花了整整三个星期才突破了德军的包围，最终和兄弟部队会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