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最担心的事，就是希特勒和日本的联盟，担心日本也加入入侵苏联的队伍中。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
日本似乎对富裕的东南亚地区的兴趣更大。如果苏联的东部腹地保持稳定，斯大林就可以把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部队调到西部最需要的地区。
7月2日，勒布（Leeb）率领的德军在波罗的海地区展开强劲攻势，西北方面军丢失了战略重镇普斯科夫（Pskov），开始向列宁格勒方向撤退。西方方面军已经让出了白俄罗斯，只是守着第聂伯河的防线，这是博克统率的中央集团军群进攻莫斯科的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西南方面军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反攻搞得精疲力竭，它的兵力已经被分散，无力保护基辅。
在战争爆发的前十天里，德军向东推进了300英里，苏联最大的三个城市都处于危险中。
斯大林办公室里的战争示意图已标出了苏联面临的新挑战，其中的一些挑战可能是致命的。
德军和芬兰军队已经越过列宁格勒北部的边境线，正在快速向列宁格勒推进。
现在，芬兰、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也已经和德国站在一起，加入侵略苏联的战争之中。除过芬兰外，上述参战的四个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会全力支持德军，但这里正好处在一个关键地区——乌克兰南部。
南方方面军，直到6月26日还未遭受德军地面部队的攻击，但当德军在黑海地区发动攻击后，南方方面军也很快就崩溃了。这意味着乌克兰沿海地区——通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通道，已经非常危险了。
在巴伦支海沿岸地区，德军从挪威方向进攻，旨在占领苏联北极地区唯一的一座重要城市——摩尔曼斯克。
如果没有远东集团军群的加入，苏联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挽救它的欧洲核心地区。只有把原来设想用于先发制人计划的几个集团军派往第聂伯河地区才能保卫莫斯科。这条新防线长约300英里，其中只有175英里长的防线建在河边。
这意味着至少要在缺少河防的地带埋下20万颗地雷，这样才能使防守更为可靠。然而，这么短的时间内，红军也无法制造这么多的地雷。
其他武器也是供不应求。拖延了一段时间以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增加T－34型和KV重型坦克的产量，这些坦克是唯一可以应用于战场的武器。
7月1日，他下令许多兵工厂立即开始生产这两种坦克。即使是白手起家，这些兵工厂也要生产坦克。
因为正规部队损失太大，斯大林现在也把希望寄托在突击队员和游击队员身上，让他们在德军后方搞破坏，摧毁桥梁、道路和公路，在德军可能经过的地方埋设地雷。
很快，人们就知道，苏军的反坦克地雷不能对德军坦克造成大的威胁。通常，反坦克地雷爆炸后，德军坦克兵只要花上不到半个小时就能修好被炸的坦克。如果有定时炸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苏军根本没有这种武器。
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被匆忙派往被占领区，开始用罐头盒制造定时炸弹。
在苏军的军事战略中，游击战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苏军曾在全国各地培训突击队员，这些队员可以在各种地形下展开军事行动，大量的武器也被储存在一些秘密地点。
然而，在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认为这些受过训练的突击队员和那些储存的武器都是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因此，在处决了许多干部后，他们的武器也被移交军队或者被销毁。现在，他又不得不重新建立这一切。
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和波罗的海的游击战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那里的一些人们会把德军视为解放者，欢迎德军的进入。即使不欢迎德军的进入，他们也不一定心甘情愿地支持苏军。所以，要在白俄罗斯打一场“人民战争”也多少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在那里的被占领区，忠于苏联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然而，在外交方面，苏联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趣的是，在这方面，斯大林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两个西方的民主国家——美国和英国别无选择，只能把苏联作为自己的盟国。
6月22日早上8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得知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在前几个小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因为首相告诉过他，不要叫醒他，除非英国遭到入侵，这位秘书只好等候首相起床后再告诉他。
当丘吉尔最后知道这个消息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要在晚上9点发表讲话。”
丘吉尔是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几个人物之一。20多年前，丘吉尔领导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干涉俄国的内战，要把苏维埃掐死在摇篮中。那场战争并没有成功。现在，他要被迫做一个“U”字形的大转弯，这需要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
上午11点，丘吉尔开始准备他的演讲稿，离直播只有20分钟时，他才写完了演讲稿。
丘吉尔讲道：“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和悲剧，都一闪而逝了。我看见俄国士兵站在祖国的大门口，守卫着他们的祖先自远古以来劳作的土地。我看见他们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在祈祷……我看见全副武装，佩剑、马刀和鞋钉丁当作响的德军军官，以及刚刚威吓、压制过十多个国家的、奸诈无比的特工高手。
我们已经向苏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丘吉尔演讲前的12个小时，正好是莫斯科的中午，英国临时代办坚持要会见莫洛托夫的代表维辛斯基。
临时代办说，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英国政府的指示，但他相信，现在英国和苏联很快就会有合作。经巴库，英国大使馆已经把英国妇女和儿童从莫斯科转移到伊朗。临时代办还说，听说苏联政府也在准备离开首都。对此，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英国大使馆官员也不会留下来。维辛斯基极力否认撤离首都的谣言，总体上局势还不明朗。
但是，他也答应，要关注英国使馆官员家属乘坐的那列到高加索的火车。
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丘吉尔的部分演讲稿，但莫斯科对此尚无直接的回应。
丘吉尔注意到了莫斯科高层的沉默。但他认为，斯大林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国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关系。
苏联驻英国的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是一个极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凭着运气，他躲过了大清洗，但现在他也一样感到沮丧。
苏联大使不停地亲自会见英国政府官员，虽然一直没有收到莫斯科的命令。
在华盛顿，苏联驻美大使也同样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和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会谈过，后者声明，美国政府准备考虑给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苏联报纸报道了这次会谈，同样的，没有来自克里姆林宫官方的任何回应。
对斯大林来说，和英美的合作仍然是危险的。两年前，苏联在西欧国家的后背上刺了一刀，他不知道，现在这种帮助是不是一个陷阱。斯大林不想再加入什么联盟了，特别是英国或者美国也无法阻止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
苏军的惨败对斯大林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从他前半生所经历过的事情来看，他的反应应该是开始另一场大清洗，惩罚那些造成灾难的将军们，也可以敦促那些战争爆发之初因叛变而掉队的人们。
在严刑拷打下，6月份被捕的高级军官们，已经向贝利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然对军队的领导人都很不利。
如果斯大林采纳这些对将军们不利的证据，那也是合乎逻辑的。尽管贝利亚不停地提起这些事，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清洗军队，只是把他的愤怒发泄在西方方面军指挥官的身上。对斯大林来说，这是相当仁慈的行为。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刚萌发的这种忍耐性能持续多长时间。
人们对报纸最期望的是，能看到来自前线的消息。然而，斯大林不允许编辑们提到已经公开过的方面军的名称。德国人几乎知道一切，更不要说他们正在与之作战的方面军指挥官的名字了。
斯大林还是一味坚持老掉牙的旧思维，他荒唐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机密。
从斯大林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一直是一位敏锐的读者，他明白，原则上一家报纸的报道应该既有时间，也有地点，给读者一种可信任的和直截了当的感觉。因此，他告诉新闻审查人员，报纸可以尽管使用各个军区的名称，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这些名称就已经不再使用了。
受人敬重的军队报纸《红星报》的编辑奥尔特伯格（David Ortenberg）颇感不安，他给朱可夫打电话：“人民将会嘲笑我们。”
“我知道，”朱可夫说道，沉默片刻，他作出了决定：“好的，用‘方面军军队’来代替。”
这个情节发人深省。
朱可夫在军队内部正在赢得声望。直到6月末，他还一直是一个大清洗的受益者。他曾在第4集团军担任过4年的参谋长，就像一个暴发户，刚刚开始大红大紫，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朱可夫之所以能赢得新的声望，也不能用军事指挥才能来解释，因为，他从未显示过自己的这种才能。
战前，他曾在引人自豪的西南方面军工作过，但这也未能挽救局势。相反，西南方面军在他一道接一道反攻命令的指挥下，已经疲惫不堪，现在正在向基辅快速撤退。至于围绕莫斯科建立的两道弧形防线，现在还没有得到检验。
他一直夸大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超人的意志力，然而，命令里亚贝舍夫和他的第8集团军发动一场斯大林所要求的自杀式攻击，或让奥尔特伯格用“方面军军队”一词来代替“西部军区”的说法，就是这些来自于他的这些力量吗？红军被轻视，巴甫洛夫将军被捕，都表明了一种非常相似的倾向，这就像让下属去死，自己却泰然处之，两者有什么不同？
朱可夫声望的上升极有可能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6月22日之后，他成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人。
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对朱可夫一直比较冷淡，不让他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不让他看到敏感的情报，偶尔还会毫不留情地公开挖苦他。
所有这些都表明，斯大林很后悔提拔朱可夫，而且还想把他清洗掉，就像清洗掉其他新被任命的人一样。
然而，战争爆发不久，斯大林的态度改变了。6月22日下午，斯大林派朱可夫去挽救这个国家最强大的一支军队。4天后，当朱可夫还没有什么举措之时，又被召回莫斯科，希望他能挽救整个惨败的局势。
现在，斯大林已经派铁木辛哥到第聂伯河一带去指挥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仿佛铁木辛哥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将军，而让朱可夫站在了自己的身边。
尽管斯大林愤世嫉俗、多疑，但他还是一个有着杰出管理才能的领导人。在危机时期，他会本能地按照每个人的长处来评价他们，而不像和平时期任意贬低或抬高他们。
现在，他把铁木辛哥下派到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即一个地方军事指挥官的位置，而实际上，斯大林是把朱可夫提升到了军队最高指挥官的位置上。
铁木辛哥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人了，显然，他不能领导这支军队。这一点很清楚，他会很快失去自己的位子。
即使是铁木辛哥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实际上真正指挥军队的还是朱可夫。
在总参谋部那些拥挤、吵闹的会议室里，朱可夫是主人。那些高级军官都待在那里，他们的办公桌沿墙排成一排，发报员甚至打字员也坐在他们旁边，随时准备发送电报。
然而，7月初，朱可夫的感觉还不如铁木辛哥，那时后者刚被派往西部去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朱可夫以自我为中心，非常自负，但是，没有人说他不在乎这些。
朱可夫有些失望，也有些愤怒，他明白，在这个新的位置上，其实没有什么权力。
和斯大林一样，他为自己赢得了同事的尊敬，然而，对这个国家的军队却没有什么影响力。
一天接着一天，红军都在打败仗，不止是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在莫斯科也是如此。因为斯大林定下的那套决策过程非常荒谬。方面军司令部先报告朱可夫，朱可夫告诉铁木辛哥，然后，两个人再去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汇报。
但是，在傍晚之前，斯大林从来不去办公室，有时甚至到晚上11点，他才到办公室。朱可夫要处理完来自布列津纳河或者莫吉廖夫的一件紧急报告，往往需要12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候，斯大林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赶不上时间？”但是，要花很长时间来决策的问题，却一直都没有解决。
相反，斯大林常常会随意作出一些惊人的决定，完全不顾及后果。斯大林常常会被那些试飞员所打动。一些胆大的试飞员提出，他们想建立自己的精英队伍，立即上前线作战。斯大林热情很高，马上批准。“他们将教会那些普通的飞行员。”斯大林满意地说道。
显然，他没有意识到，几周之内苏联最好的飞行员就要死于战场，这种不计后果的爱国行为会让这些试飞员白白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对红军空军的其他部队来说，这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大概在1941年7月，每一位高级将领甚至包括老帅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在内，都喜欢和斯大林谈一些感受。
斯大林的失误太明显了，他的举止古怪，视野模糊。军队还没有一个总指挥，这个国家仍然听不到来自斯大林的任何解释，即苏联为什么会遭受惨败，或者给全国人民一个充满希望的许诺。每个人都不得不等待，没有人敢催促斯大林。
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个人像朱可夫一样失望。很久以前，老将们就被吓破了胆。现在，作为军队官僚机构唯一的一个后来者，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发怒的人，朱可夫只能克制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这种感觉埋在心底。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将军，就像是一个普通士兵，正爬在布列津纳河边浅浅的战壕里。
战争还在继续，斯大林以自己为中心编织的那个茧终于破开了。他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唯一没有被摧毁的财富就是人民还是那么顺从政府的旨意。而在其他各个方面，这个体制都遭到了破坏。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的惨败，都发生在较远的地方，也无法对这些失败做必要的调查和分析。因此，都可以把它们都归罪于那些背叛行为。
斯大林几乎对自己在莫斯科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感到极不满意。
离前线只有300英里远，而设在基洛夫（Kirovskaya）地铁站的最高指挥部的掩体还没有完工。遍布全城的防空设施似乎也不合适，但也没有时间再修建更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