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前进时呈现一种完美的楔形队形，装备厚重装甲的T－IV型坦克排在三角形的最前端，T－III和T－II轻型坦克紧随在左右两翼，之后是摩托兵，与之相伴的还有步兵和炮兵。这两支队伍最容易遭受攻击，速度最慢，因而他们排在最后。当T－IV型坦克发现苏军火炮时，德军就会从容不迫地展开楔形攻势。如果他们发现前方没有重炮，T－IV坦克的驾驶员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去，碾平所有的路障。
然而，和进攻白俄罗斯的博克元帅相比，进攻乌克兰的德军元帅龙德施泰特的前进速度就相当缓慢了。尽管西南方面军的反攻失败了，但是像里亚贝舍夫的第8机械化军这样的苏军部队，都在顽强的设法阻挡德军的攻势。
在从边境向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的推进途中，德军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部队没有碰到过有规模的抵抗。但是，古德里安在乌克兰的同伴，另一位德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克莱斯特（Kleist）将军的推进却颇为费劲，刚攻占一座小镇，随后就丢失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把它夺回来。问题是，这样的反复争夺，使苏军机械化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莱什涅夫城的争夺战中，第8机械化军从克莱斯特的手中重新夺回了这座小城，遭受重创的德军被迫撤退。但是，此后，第8机械化军也不复存在了。
和罗科索夫斯基不同，朱可夫拒绝承认反击战耗尽了西南方面军的力量，以至于他们再也无力保卫苏联的工业中心。和斯大林一样，朱可夫也没有预见到撤退是明智之举。他也从不关心他的下属，这和斯大林的做法也如出一辙。朱可夫非常想念那些被谋杀的将军们，像图哈切夫斯基将军，但他却没有时间去关心像里亚贝舍夫这样的将军们，更不要说去关心第8机械化军3万名徒步行军的士兵了。而就是这些士兵，正在为毫无意义的“且战且退”做着无谓的牺牲。
意识到斯大林不想被打扰，同时也怀疑斯大林已经被自己的质疑和建议所激怒，有好些日子，朱可夫都没敢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相反，他和总参谋部自己的助手瓦图京取得了联系。瓦图京报告说，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比西南方面军的损失更大。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已被迫东撤到明斯克郊区，而西北方面军已经放弃了立陶宛。瓦图京还告诉他，斯大林尤其对白俄罗斯的局势感到很不安，他不但诅咒巴甫洛夫将军，而且还咒骂西方方面军的军事代表，特别是库利克元帅。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朱可夫也很厌恶库利克。几天前，库利克元帅前往驻守布洛斯托克突出地带的第10集团军去视察。此后，他就失踪了。
但是，另一个消息却让人扫兴。朱可夫的前辈、前任总参谋长基里尔·梅列茨科夫被捕了。朱可夫知道，战争爆发前至少有200个高级将领被捕，他们现在依然还待在卢布扬卡（Lubyanka）监狱里，他觉得下一个就是自己了。
当然，朱可夫还不知道，那时贝利亚的警察已经说服了40个犯人，要他们反戈一击，矛头直指梅列茨科夫。
这时，德军的装甲部队正在逼近明斯克，而梅列茨科夫却在遭受着严刑的折磨。有一次，审讯者安排他和波罗的海军区前任司令罗克季奥诺夫（Loktionov）将军对质。严刑拷打后，他们俩人都痛苦不堪。梅列茨科夫的脸上流着血，目光呆滞，他最终承认，他和罗克季奥诺夫参与了一个阴谋集团。
但是罗克季奥诺夫并不承认，“基里尔，这都是谎言！谎言！谎言！”他说道，求助似的盯着梅列茨科夫。但是，他只看到了梅列茨科夫茫然的眼神。
在另一间牢房里，前任装甲部队人民委员痛哭不已，他断定，自己的心脏会停止跳动，因为他根本无法经受这种折磨。
朱可夫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只是怀疑，斯大林正在发动另一场清洗运动。
6月26日清晨，瓦图京打来电话说，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正在逐渐丢失，明斯克还没有陷落，但西部正在经历着一场浩劫。
这一天晚些时候，斯大林打来电话……
6月26日 克里姆林宫
在西南方面军待了不到四天，朱可夫又乘飞机返回了莫斯科。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电话里，斯大林的话听上去有条不紊。“西方方面军局势严峻，”他说，“德军正在逼近明斯克，还不清楚巴甫洛夫的意图，没人知道库利克元帅在哪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也病倒了。”他接着又生气地问道：“你能马上返回莫斯科吗？”
斯大林曾经承认，对他来说，没有哪一位将军像朱可夫一样可靠，这人既不是红军名义上的领袖铁木辛哥，也不是老骑兵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不是神学院毕业的华西列夫斯基，或者是朱可夫的助手——那位勤奋工作的瓦图京。斯大林把近乎流放的朱可夫从前线召回来，就是要顾及这一天。但是，人们从来不了解斯大林的真实意图。
下午3点，当朱可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发现斯大林正好处于一种典型的神态——一种让人胆战心惊的愤怒神态。铁木辛哥和瓦图京俩人脸色苍白，惊恐万分，他们俩呈立正姿势站在斯大林面前。
斯大林几乎没有和刚进来的朱可夫打声招呼，就把西方方面军的地图甩在了桌上，“讨论一下局势，然后说说下一步怎么办。”他怒气冲冲地喊道。
“我们要40分钟才能做好计划。”朱可夫说道。
“好吧，那就40分钟后汇报。”斯大林吼道。
从铁木辛哥和瓦图京这里，朱可夫听到了他不想听到的消息。驻守明斯克以西突出地带的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危在旦夕，第4集团军已经撤到南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德军会很快占领明斯克，然后，他们就会马上进军莫斯科。
知道无法挽救目前的局势，将军们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
他们告诉斯大林，目前应该建立两条防线。第一条防线是从波洛茨克（Polotsk）开始，与维捷布斯克（Vitebsk）、奥尔沙（Orsha）、莫吉廖夫（ Moghilev）和莫济里（Mozyr）连成一线，形成一条长约200英里的弧线。这条战线能够在300英里以外的地方抵御敌人的进攻，保卫莫斯科。朱可夫沿着两条主要的河流——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画出了这道弧线。它们是明斯克以东仅有的两处自然屏障。第二条防线设在第一条弧线以东50英里处，与前一条防线几乎平行。这条防线沿着谢利扎罗沃湖（Selizharovo），向南延伸到斯摩棱斯克（Smolensk）、罗斯拉夫尔（Roslavl）和戈梅利（Gomel）。
显然，朱可夫已经预料到，第一条防线可能不会坚持很长时间。
朱可夫知道，他没有多少兵力可以调遣。在第一道弧形防线上，他要把西方方面军的残余部队，还有第19集团军、第20集团军、第21集团军、第22集团军等几个集团军集中起来，这几个集团军最初是被动员起来实施那场先发制人的进攻，从5月底开始，他们缓慢地向西部转移。在第二道防线上，朱可夫准备投放另外两支部队——第24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它们原来也被准备投入到先发制人的进攻中。他清楚，还急需更多的兵力，至少要组建2个集团军。为此，他还要征兵。
斯大林对所有的方案都举手同意。显然，他要孤注一掷了。和朱可夫一样，斯大林明白，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阻挡住希特勒进军莫斯科的速度，直到增援部队能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运送过来。
对朱可夫来说，这是胜利的时刻。他的雄心壮志第一次得到了认可——他现场制订的一套完整作战计划，都得到了斯大林毫不含糊的批准。
从战略上来看，这两道防线像是一条妙计，它会被载入军事史的教科书中。从飞机上往下看，它们是合乎情理的。朱可夫要用西方方面军的残余部队作为盾牌，然后沿着一道自然屏障部署后备部队，他希望以此来延缓德军装甲部队的向东推进。
斯大林显得很高兴，他终于可以驾驭这个很有骨气的重要人物了。
不可思议的是，吸引斯大林注意力的，正是朱可夫的意志力，准确地说，就是两年前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有意要消灭的那种品质。朱可夫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然而，朱可夫好像是那种既有才能，又对斯大林忠诚的人，而这正是斯大林需要的人。朱可夫的才能最初是在蒙古的对日作战中得到展示的，然后，又在1月份的战略演习和5月份先发制人计划的制订中又得以充分展露。现在，6月份，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他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才能。斯大林当时大概非常赞成这个方案，朱可夫提议的不是一场撤退，而是一种有意牺牲残余部队来等待后方增援部队，以建立新防线的方式。
至于朱可夫的忠诚，已经在西南方面军得到了考验。在斯大林众多派往前线的代表中，唯有朱可夫能够终结斯大林对军队所作的悲观预言，即部队中有蓄意发动武装叛变的人。朱可夫的举止一向都是谦恭和顺从的，他没有让捷尔诺波尔的电话来打扰斯大林。朱可夫的一切也来自斯大林：他的军事职业，他得到的利益，他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朱可夫没有自己的资本，他不像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们那样战功显赫，即使是可怜的库利克元帅，也曾在内战中立过战功。
朱可夫属于新一派的军事领导人——他是一个自我塑造的人，然而，也是一个完全由体制造就的人。
然而，尽管斯大林很赏识朱可夫，或者准确地说，正是这种赏识，才使得斯大林有所动摇。可是，那天下午，斯大林却并不想单独约见朱可夫将军。于是，许多权贵也加入了那场谈话之中，他们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当然，还有贝利亚。傍晚，斯大林又派人召来了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贝利亚也在那儿。接下来的几天里，只有贝利亚在场的时候，斯大林才会见军事领导人。
把朱可夫的防御计划视为唯一希望的斯大林，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个计划只能保护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即介于拉脱维亚和基辅之间的地区，却无法保护北部的列宁格勒和南部的乌克兰。毫无疑问，朱可夫很清楚这个结果，但他却保持沉默。毕竟，他是在实现斯大林的意愿，即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莫斯科，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苏联在欧洲的其他地区。
大约在6月26日，朱可夫的计划出笼并被采纳后，斯大林非常恐慌。拉夫连季·贝利亚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贝利亚的安全警卫人员被命令将钻石宝藏，连同那些珍贵的宝石、黄金、白金，还有罗曼诺夫王朝皇冠上的珠宝，运送到乌拉尔山脉安全保存。艾尔米塔日博物馆①［① 艾尔米塔日博物馆：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位于当时的苏联列宁格勒市，即今圣彼得堡市——译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博物馆都接到命令，所有那些用贵重金属和宝石制成的艺术品，都要交给贝利亚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几乎在同时，斯大林命令贝利亚给德国人传送一条信息：他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
斯大林准备割让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以及在战前从罗马尼亚和芬兰得来的部分领土。如果这些还不够，他想知道德国有什么要求。斯大林还指示贝利亚，问一问德国人，为什么要入侵苏联。
贝利亚决定通过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伊万·斯达曼诺夫（Ivan Stamenov）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德国人。人们都知道，伊万·斯达曼诺夫与德国情报机构的关系非常密切。要会见斯达曼诺夫的人是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他是贝利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一年前，苏多普拉托夫听从斯大林的命令，曾经在墨西哥组织暗杀了托洛茨基。
贝利亚把斯达曼诺夫称为自己的代理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早在1934年，斯达曼诺夫就已经同意与苏联情报机构合作，那时他是驻罗马大使馆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外交官，但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他。
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斯达曼诺夫认为，他与苏联保持这种冒险关系，可以使保加利亚在欧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要时，他为苏联提供情报，但不受莫斯科的领导。对此，贝利亚再清楚不过了。但他想要一个大使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会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为了加深印象，苏多普拉托夫被当作斯达曼诺夫的“指定联系人”。现在，在命令苏多普拉托夫的同时，贝利亚强调，关于这项使命，除了斯达曼诺夫，如果他对其他任何一个人吐露一个字，他和他的家上马上就会被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