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敏随着火车汽笛的鸣叫，揉了揉眼睛，向小车站上望去。
远远的，慕容支和程旭并肩站在一起，还向她招着手。车轮咔嚓咔嚓越驶越快，渐渐地，只看到他俩的身影变成两个小黑点。终于，啥也看不见了。
火车拐弯了，一抹浓重的灰云遮住了远方的苍穹，迷蒙的群山掩映在地平线上。
这是我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结尾。小说发表之后，收到过很多来信，问及这本书里的两位主人翁，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他们是交了好运还是厄运？记得我还给一位哈尔滨的高中生回过一封信，请他把小说的结尾再读一遍。也有不少同志问我，这个结尾是怎么写出来的。为什么把它处理成这样？
我说不上来，要讲实话，我就只有说，这个结尾是从我的笔记本上搬到小说中去的。我只觉得，小说写到这儿，需要这么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是我多次体验过的，于是我打开笔记本，改写了两段文字，最后那一句：“火车拐弯了……”是我原封原样抄录下来，一个字也没改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记下这段笔记时的情形：那是1975年的9月30日，我从上海回贵州插队的山乡去。不能在上海过国庆节，心情非常抑郁。因为是“十一”前夕，我坐的火车车厢里旅客非常少，我身旁的座位全都空着。火车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处疾驰，正值9月30日的黄昏，我凭窗远眺，看到的就是前面写下的那段景致：火车在拐弯，迷蒙的远山被浓重的灰云和暮色遮去了大半面貌，耳朵里只听到咔嚓咔嚓的火车声。联想到我远离上海，不能在家欢度节日的心境，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写下了那段文字。我绝没想到，三年之后，这段文字会被我搬进小说，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里，我曾写到缺牙巴大婶撒泼骂街的一段文字：
“臭婊子，破屁股！你还得脸的很哩，见天就往上海人屋头钻。也不看看自家是啥穷山旮旯里的龟儿，倒也梦想去住上海的高楼大厦呢！你垫高了枕头想想，生有那副相没得，好好拿镜子照一照吧！……说齐天道齐地，你这个小骚货……你这个黑心烂肠的妖精，你……”
有读者来信说，怎么这些骂人话和他们山乡的那么相像。还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来信问我，这一类骂人话是不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凭生活体验想象的？我只得照实回答说，要我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在我插队落户的日子里，山寨上农民与农民之间吵架，农民与知青之间发生了纠纷，或是泼辣婆娘堵住了人家的门肆意谩骂，我都跑到旁边去静静地细听着。回到知青集体户之后，我就把这些听来的话记在本子上。不是我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将来这些骂人话能写进小说，而是我已经养成了习惯，生活中一些新鲜的事物，一些我的简单经历中还未接触或涉猎到的东西，一些令人动情的景物，一些俏皮、诙谐的对话，一些极有概括性的格言、警句、俗谚，乃至前头我讲到的一些骂人话，只要我感到多少有点意思的，我都随手写进我的笔记本里。记得，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一个学习创作的人，应该对任何事物都要有浓厚的兴趣，要有广泛的爱好，要设法去了解一切你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要勤于做笔录。“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很相信这一点，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至今我到了哪儿，都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本子，把自己认为有趣的一点一滴东西，三言两语记下来。
从前面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笔记本对我的创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种帮助，有的是直接的，像上面举例说到的；但是更多的时候，笔记本对我的帮助，是间接的，有时几乎是看不到成效的。但是记笔记却使我锻炼观察能力，提高了写作技巧。
我下乡的头一两年中，除了随时做些笔记，还做两件事儿。一件事，是天天记气象日记。刚开始记的时候，我兴味甚浓，山区的景物，气候的变化，缭绕的蒙纱雾，蒙蒙的细雨，每记一天，就仿佛在写一篇短小的散文。久而久之，我就兴致索然了。尤其是在山乡，环境总是那么个环境，山总是周围那几座山，晴天的日子里，山野的样子千篇一律，那些天无三日晴的绵绵雨季，气象上就更是千篇一律了。有几天，我只得皱着眉头记下：和昨天一样。好几次，我差不多对记气象日记丧失了信心，想搁笔不记了。但自小养成的动笔头的习惯使我坚持下来了。要往下记，就得记些和已经记过的内容迥然不同的东西。记什么呢？天晴雨落，冬去春来，大自然的规律是周而复始，有一定规律的呀！这就逼着我动脑筋，逼得我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了。有了执着的精神，思路也随之开阔了。天天望着仿佛一成不变的山岭、田坝、树林、河流，能记下些新东西吗？能的！春天的雨季，河流的水涨得高一些，秋天的雨季，树林里长出各种各样的蕈子和蘑菇。晴天的早晨，水田里的秧苗和山坡上的苞谷，同阴天的早晨是不一样的。翻犁过的田土，在阳光下可以明显地看出，和未翻犁的田土是绝不相同的，无论是颜色、是田埂、是田土里的害虫和杂草数量，都是不一样的。同样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春天和秋天大不一样，早春和晚春也大不一样。同样是初冬，今年和去年不一样，去年和前年也不同……就这样，我坚持记着气象日记，一年、两年、三年，夜里时间多，我就多记些；时间不多，上了床我简单地写两句。总之，决不间断。时间一长，效果就显著了。首先，我觉得，长时间地记气象笔记，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其次，天天记笔记，丰富了我的词汇，特别是连着五六天出太阳，连着五六天阴天，或是接连十几天的雨季，迫使我每天用新的词汇去描绘同样的景物：庄稼、山寨、小路。感到词汇贫乏，写不出了，我只好变换角度，或是在看小说的时候格外留心，瞧人家是怎样写晴天、写雨、写山、写云彩的；最后，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的写作技巧。回过头去看，虽然在我后来的创作中，没有直接从气象日记中照录多少段落到作品中去，但是，无论我写到山乡的哪个季节，写到知青插队生活中的什么气候，我根本不需为难，顺手就能写出来，且基本上可以说是准确的。这不能不说是记气象日记磨出来的。
另一件事儿，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二年开始干的。我备下一厚本工作手册，把我所在那个山寨上的五十六户人家的户主姓名，逐一地写在一页一页纸上。然后像户口簿似的，在户主姓名的后面，写上他家庭人口的姓名。户主的爱人、孩子、老人，一个也不落下。然后我用寥寥数笔，写一写这些人形象上的特征，某人说话有口头禅，某人一讲话总喜欢耸起肩膀，某人一年四季戴着顶蒙满尘垢的帽子，某个孩子的大眼睛黑亮得出奇……应该说，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花几个赶场天的时间，我就把这些寨上的大人小娃崽的姓名，他们一些明显的特征，都记在本本上了。因为我毕竟和他们共同生活一年多了。而以后的事，就显得琐碎了。随着我插队落户岁月的增长，我和农民们愈来愈熟悉了。冬腊月间“摆龙门阵”，工闲歇气时闲扯，赶场路上交谈，会前会后说笑，出工收工路上聊天。和农民的接触当中，我开始熟悉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脾气，还晓得他们的嗜好。甚至，人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告诉我，这人新中国成立前当长工，专门滚草帘子睡觉，连间泥墙茅屋也没有；这人在解放初期，干过几十天土匪；那个人的老伴儿，是续娶的，所以他家几个子女长相有点差别……总而言之，每听到一点儿新的介绍，我回到屋里就记在那人的名下。知道一点儿记一点，决不漏过。看上去，这同提起笔来在稿纸上创作是极不相同的，似乎也无直接的帮助。但当我插队落户六七年之后，这笔记本竟成了我的宝贵财富，我对寨上人的了解，比起一般的农民来，还要多些。我能讲出那家人的家史，讲出他家大女儿出嫁在哪个地方，讲出这些人多少年来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演变成今天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的。
当我学习写作，屡遭失败而苦闷异常的时候，我想到了搞人物分析。而一旦搞人物分析，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我这个本子。1978年，我决意要写一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历程，决意要写一写我的插队落户生活，写写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遭际的时候，我开始写一个一个知识青年的人物分析。哎呀，竟有那么多可写了。没几个月时间，我写下了几十个知识青年的人物分析，他们出生在什么家庭里，有些什么经历，他的父母的遭遇对他有些什么影响，他的性格特征表现在哪些地方，他待人接物怎么样，为人呢，有些什么憧憬、理想，是怎么和周围同志相处的，他后来怎么样了，今天又怎么样了……光是写一本书，是写不完这些人物的。于是我写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追回的青春》……好像还没写光呢！为什么我一写知青们的人物分析，能写得这么顺畅呢，这同我插队落户时对山寨上的每家每户农民做笔记是有紧密联系的。没有那些年里的随时笔录，没有对熟悉人、了解人做过一番琐碎而长期的劳动，我是写不好那些我很熟悉的知识青年的人物分析的。而写作人物分析，对我后来写成前面提到的那些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去年我在《文艺报》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写人物分析，不少热心的文学青年来信问，究竟该怎么写人物分析。简单回答也是可以的，但是真要做好，却非要付出较长期的、有时看去甚至是没啥意义的默默劳动。
有的人把文学比作一条光辉灿烂的康庄大道，说踏上这条大道无比幸福和自豪；有的人把文学比作一条曲曲弯弯的路，说非经坎坷挫折才能从那条路上走出来；也有人把文学比作一条狭窄的小道，说在这样一条小道上行走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同志都说得对，有一万个作家，就有一万条走上文学之路。我在以上谈到的，笔记本曾对我的创作起过帮助和启示作用，仅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这是针对我当年只是初中毕业，阅历不深，涉世很浅，社会经验很少而言的，绝不是学习创作必须要去钻的基本功。但是备一个笔记本，对每一个初学创作的文学青年来说，只会有好处，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以上所见，写出来以求斧正。
1983年2月贵州黔灵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