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变奏》校样寄来了，我正摊在桌上校阅，一位相熟的朋友翻看了一下，陡然问：这又是一本关于知青的书？
是的，这又是一本关于知识青年的书。怎么啦？
朋友坦率地说：都过去多少年了，你就不能写写别的吗？
我当然还要写点别的。只是，这一本，我写的还是知青……
朋友的责备，使我觉得，我该写一篇后记，讲几句心里话。让亲爱的读者，对作者也好多少有所了解。
1985年夏天，有两个山乡里的中年妇女找到省城贵阳来，她们简朴得几乎寒碜的衣着，她们拘谨的神态，她们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上的农妇模样了。不是她们开口讲上海话，很难相信她们曾经是上海知青。她们到省城来是为求一个工作，是来诉苦的。知识青年起初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忆苦思甜，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她们全是当年嫁给村寨农民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个还是优秀知青，她当年开创一代新风同山乡农民的结合连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迹，曾经在“下乡上山”刊物上登载过。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刊物传到我们集体户时，大家对她的事迹还足足议论了半天。现在这两个当年与山乡农民相结合的典型，一个死了丈夫，拖着三个娃崽；一个丈夫虽尚健在，但拖拉着两个娃娃，身处穷乡僻壤，日子也难以为继。她们来到省城，只是希图通过一定的渠道，为她俩呼吁一下，求得一个工作。
由于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的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那么，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沦落在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
我回上海去探亲，有人指着弄堂里某个女子的背影告诉我，她也曾是知青，下嫁了农民，挣扎着回到上海老家，栖居在住房紧张的娘家，在里弄生产组找到一份出体力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户口进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检点……
我随意翻阅一本发行几百万册的青年刊物，那里记载着几位当年自寻门路插队在宁波乡下的女知青的命运，她们几乎都为环境所迫嫁给了宁波当地讨不起老婆的种田农民，她们几乎同时得到当地的照顾在插队十几年后被召进了乡镇小厂，但她们的生活和家庭都不如当地的农户，她们经常挨老公的拳头，她们的丈夫几乎是一致认为“……知青老婆看得多、想得多，心活络，靠不住，农活干不过当地人，做工还得分居两地，真是谁娶谁倒霉！”夫妻之间没啥话好说，远远不如当地农民小两口的结合。由此男人们挥完了拳头只能闷闷喝酒，再有就是赌钱！当年的女知青自知翅膀太沉，飞不起来，也不想再飞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多少年了呀，生活只让她们懂得忍耐。其中有个女的，忍不下去了曾闹过离婚，可上上下下都说她没良心，说她忘了“要口饭吃”的时候，是她男人收留了她！骂她有野男人，骂她……社里、县里自然是出面做“安心”工作，而最使人受不了的，是上海父母听说女儿要闹离婚，赶紧把原先在上海借读的小孩退送回乡下，声称绝不收留离开男人“败坏门风”的“临时户口”，她们这种人，怎能随便离婚呢？
原谅我几乎摘录了青年刊物上的一段，不是我对这类生活的“支流”感兴趣，我举出的这几个生活中的实例，难道不给我们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吗，即使在今天，当年随着轰轰烈烈的潮流跑到乡下去的一些知青，仍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里生活得不那么如意。城乡差别依然存在，把这一点写出来，大概对我们的改革和开放不是无益的。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不正是要为消除城乡间的差别而积极努力吗？
我本人曾经在乡下待了一段长长的日子，这并不是我连续写作五本关于知识青年的长篇小说的唯一原因。特别是提笔写这一本的时候，更多的是理智在提醒我：不要忘却，忘却那些已经过去了的灾难性的日子给一代青年造成的悲剧，那是忘却不得的！
1987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