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节期间，我去了一趟隆德，专程拜访了水磨村，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
1977年2月，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我作为自治区的干部，被抽调下乡搞路线教育，分配到六盘山区的隆德县好水公社水磨大队，到10月份结束，在那里呆了八个月，与当地农民和土地建立了感情。多年来，我常常想起乡亲们淳朴的面影和那里贫瘠的土地，关心着那里的变化，时常想去看看。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特别是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缠身，今年春节前还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独自出外远行比较困难。今年六七月间，老伴陪我去了一趟成都探望我的二姐，一路感觉尚好。这样就加强了自己独自去隆德重访水磨的信心。
离别水磨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这是个多么漫长的岁月。那里乡亲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里的山川有什么改变？乡亲们还记得我吗？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
我带着这些问题，于10月1日上午匆匆上路了。到了南门汽车站，不巧，上午没有直达隆德的班车，只好搭乘10时开往固原的那趟快车。经五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下午3点来钟到达了固原汽车站。我就没有出站，换乘了4点半发往隆德的班车。车经和尚铺，开始翻越我向往已久的六盘山，这次不必从山顶翻越，从山腰处穿越大隧道就可以到达隆德了。这个著名的六盘山隧道十分雄伟，长达5公里多，是1991年开工、1994年建成的一项浩大工程。能亲身通过这个隧道，也是我的一个夙愿。在进隧道前，我看见有六七名年轻的旅游者从山上下来——他们是到山顶去寻觅当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足迹的吧？车到隆德汽车站已近7点，天已经黑了，只得在路对面的一家隆丰宾馆住下。
第二天一早，找到一辆蹦蹦车就出发了。驾驶员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同志，为节约车资我同她说好到杨家店下车。我记得那里有一豁口，翻过它就可远远地望到水磨村了（当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走过这条山路）。到了杨家店，驾驶员好心地又往里开了不少路，指着前面的一座小山说到了。我下了车付了车钱，顺着蜿蜒的山路向豁口处爬去。走出豁口，望下俯瞰，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多么辽阔的好水川展现在我的眼前。那西边依稀可见的掩映在一片树丛中的村庄不就是我常常想望的水磨村吗？那更远处的在太阳照耀下闪着银光的不就是张银水库吗？那在我右侧的山顶上屹立的铁塔和房屋不就是六盘山电视转播台吗？走了片刻，便到了蔡家湾也就是水磨一队的所在地。当年我就分配在这个队，住在下面的三队（大队就在三队），每天吃过晚饭约七时许，我便独自来到一队的队部召集社员开会，主要是宣传“农业学大寨”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开完会都十点了，我再独自走回三队。这条崎岖的小路往返需一个小时，我曾经往返了200多次，它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我清楚地记得，它中间要经过一片黑泥滩，那时社员缺烧的，就挖来黑泥晒干，用它兑上晒干的牲口粪烧炕（这里阴湿，终年烧炕）。现在黑泥滩不见了，只见土质呈黑色的田野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苗（这里普遍种植冬小麦）。再往前走，一条发源于六盘山深处的溪流在眼前出现，它流经这片土地，曲折地向下面的张银水库流去。这条溪流是居住在这方土地上的乡亲们的生命之源，尽管有时浑浊如同黄河水，但是乡亲们须臾离不开它；它除了饮用还提供动力，当时各生产队都有水磨，故有水磨大队之称。现在这股活水是那么地清澈见底，我忍不住用双手掬起一捧，啊，掬在手中，冰凉得砭人肌骨，啜入口内，清冽得沁人心脾。一路上，我看到山川依然保持着昔日的模样，但是我明显地感到山绿了，水清了，围绕着村庄的树木更多更密了，水磨村焕发出勃勃的朝气。虽然，我再也没有见到小河上水磨的身影，我并不觉伤感——这古老的农具早该寿终正寝了。
跨过溪流，上了一个小山坡，我终于来到了水磨村前。不少年轻人向我这个陌生人投来询问的目光，我见其中一个年轻的妇女那么像当初大队书记的老伴，便上前打问。真是猜对了，她说书记就是她爹，她热情地为我带路。进了书记的院子，见一排贴了瓷砖的瓦房伫立在眼前，煞是气派。书记的老伴还记得我，说我老了，让我进屋说话。我们寒暄了一阵，她去灶房给我做了一碗荷包蛋端来。她说，老谢退休后经营了一个小卖部，待会儿去叫他。如今她已年近花甲，三个女儿均已出嫁，小儿子也娶了媳妇，自己忙于家务，身子骨尚硬朗。说话间，书记进屋来了，我忙起身相迎，双方紧紧地握手。老谢坐定后，他老伴便出去了。老谢说，近年来他身体状况不好，得了胸膜炎。他当了三十年的书记，1996年退休，由一队的苟文德接任。苟文德是当年一队的队长，1977年，他三十五岁（小我四岁），今年他整整六十岁了。他是我此行最想见的一位水磨老人。那时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白天，他带领社员在地里劳动；夜晚，我们一起开会学习。我曾多次在他家的炕头喝过他为我煎煮的罐罐茶。老谢沉痛地说，苟文德于老历六月初五（公历7月14日）刚刚去世，到今天还不满百日；今年夏天家人陪他去银川，经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诊断，他已是肝癌晚期，抢救无望，没有动手术就回家了，光住院检查就花了三四千元。对他的因病谢世，我表示深深的悼念和惋惜之情，并说下午去他家看看。从老谢的介绍中，我得知水磨的乡亲在他和苟文德这两位前后书记的带领下，这二十来年的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过去，只要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满足。我下乡的那年正赶上水磨遭遇雹灾，我所在的一队和二、三队是绝产队，靠供应粮、救济款度日。社员每人每月平均20斤粮，只能吃稀的，有的社员家缺吃少穿，穷得连买煤油和盐的钱都没有。那时广种薄收，小麦亩产才二三百斤。现在实行科技种田，小麦亩产接近千斤，户户有余粮，少则几千斤，多则上万斤，吃饱肚子的问题早已解决。家家都通上了电，有的还装上了电话，买来了大彩电。现在粮价低（一斤麦子收购价是三、四毛钱，一斤土豆才卖一毛多钱），卖不出好价钱，普遍感到缺钱花，所以村里的年轻人到外面打工的多。村里也有几家万元户和近百万元户，那都是早些年买车跑运输、拉石头发起来的。老谢让我看过他家的粮仓，里面盛着各种粮食的大袋小袋堆放得满满当当，足足有一万来斤，主要是麦子和豆类，这里不产大米。
随后，老谢带我到村子里去转转，村东头和西头各有一间新盖的小房。他说，这是自来水房，水是从小河的上游源头引来的；因为近年来六盘山封山育林，这股山泉不再发生泥石流，没有人为的破坏和污染，水质非常优良，不久村民们将喝上纯净的“矿泉水”了。我俩又来到村办小学的门前，大门紧锁（国庆节放假），只见扩建了的排排校舍和空旷的篮球场，我仿佛听见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和球场上的嬉闹声。我俩又到供销店转转，各种日用百货依然琳琅满目，但它已由个人承包。接着又到村委会和它旁边的小药铺去坐了坐，同营业员聊了一阵。出来后，我独自在附近探望了几户熟悉的村民，并在郭晓忠家吃了午饭。饭后回老谢家休息了约一个小时，我便去一队（现在叫一组）了。
走在去一队的田间小路上，看到有几位男女村民在地里干活，他们正在刨土豆呢。我走近了同他们说话，其中有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竟然认出了我，说：“你是当年的何组长吧？”当初他们对下乡干部大都以“组长”称呼，随即请我吸烟。我向他询问了几个年长者的情况，他一一作了回答；对于过去生活的窘况，记忆犹新，他说：“现在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家家有余粮。”聊了一会儿，我继续向一队走去。很快我找到了苟文德的兄弟家，他叫苟维德，我不认得他，我在队上的时候他正在服军役期间。一队的房屋都建在山坡上，我记不真确苟文德家在哪一排了，他为我带路。走了片刻，便到了他哥哥家。他嫂子热情地接待了我，端出一盘油饼让我吃，说苟文德生前常念叨我。后来，她陪我去为苟文德上了坟。我在新坟前，点燃了香火，在香烟缭绕中默默地哀悼，悼念我最想见的一位水磨老人和人世永别，悼念水磨村民失去了一位致富奔小康的带路人。上坟回来，她又陪我到另一位老人苟世英家坐了坐。五点多了，我便告辞下山，她又送我一段路程并喃喃说道：“老苟在就不让你走了，你们俩好多聊聊。”
在下山回老谢家的路上，在金色的夕阳映照下，水磨村的山川显得那么的壮美、静谧，远处的村落又飘起我熟稔的备感亲切的袅袅炊烟……
2002年10月4-30日
（载《黄河文学》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