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敬兄：
您好！自1985年分别至今，已八年了！这中间虽有几次书信往还，但联系总嫌太少了。这主要责任在我，一是这几年总编室的工作太忙太杂；二是我懒于写信，即便是自己的家人也如此。望兄谅解。
我少年时代，原本性格活泼开朗，后因家庭（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的原因，性格逐渐改变，趋于内向，且在一般人面前都不那么坦率了，把自己包得较紧；感情也变得麻木迟钝，不那么容易激动了。只是三中全会以来，情况稍有好转；但看惯了世态炎凉，人心趋向，尤其是近年来的世风下降，要恢复少年时代的率真就难了。巴老不是提倡说真话吗？这谈何容易！
所以，您的关怀和来信，每次都深深感动了我这颗木然的心。您不过和我家有过一段共同的苦难遭遇，您与我也只是见了一面，有几次文字的交往，却使我感到了真诚的友谊和火热的心肠。连我这个做儿子的都不再想父亲的往事了，您还念念不忘这个可怜的老人，您的忘年交！叫我说什么好呢？
我自幼所知父亲的事很少，只是上中专要入团时才从沈阳写信问及父亲的历史（我1954年考入上海制药工业学校，1955年学校迁沈阳），他才寄我一份简历。从中得知，他早年参加革命很早，入党在20年代后期，还是李大钊那个小组的。大革命失败后，当局要抓他，才携家从北京南下的（我大姐二姐已出生）。以后在国民党政府干税务工作。解放前从我记事起，他一直是个“清官”，三个姐姐都没上高中，过的是小康生活，就是证明。他国、共两方面都有要人相识，但从不求人，安贫乐道。解放前任伪上海货物税局（在外滩）督导主任，解放后任康定路的税务局票照科长。1952年左右去苏州革大学习，结业后全体人员支援新疆建设。这些文职人员那时到新疆又有何用，学习一年后又调回上海，正赶上原单位精简，就失业在家。无事可做就义务辅导里弄的孩子学习文化。1955年秋大逮捕时被抓，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审查（当时我已去沈阳，家人瞒着我）。1957年无罪释放。其实，他的政历问题，解放后早就向组织作了交代。这是我知道的。1957年暑期，我从沈回沪探亲，父亲才放出不久。
1958年我中专毕业，主动要求去边疆，才分配到宁夏工作至今。在宁夏刚在一家药厂报到不久，厂领导就派我和金丽容（我的女同学）带一群徒工到沪培训（在上海制药三厂），1959年6月返宁。1960年秋，父亲来信告知，决定全家去河西走廊。如我在沪，怎么也不会让全家去的，他那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啊，这不是去送死吗！可能也是出于无奈，听光华、光申说，当时街道民警催得甚紧，不去不行。房子也不要了（我家是二房东）。1985年我出差回沪时，去了旧居，受到老邻居的热情接待，到旧居楼上还看了看，不免黯然神伤。以我父亲的身体条件，他在沪的话，活八十多岁不成问题。不久父亲惨死于玉门镇青山农场，为迁母亲及两个弟弟的户口，我1961年初曾去过那个农场。我清楚地记得，寒冬腊月，下午到玉门镇下火车走到黄花总场已是傍晚，正好遇一青山农场的中年妇女（上海人）要回，我俩搭伴而行。据她说不远，可是天逐渐黑了，在荒滩上迷了路，我俩走了一夜，没走出那个圈子，到天明了才走到。记得第二天我还喝上了青山农场的腊八粥。为办户口，从青山到黄花走了两三个来回，可能路走多了加上天寒地冻，右脚的大脚趾下肿起一个血疱，半年才好。至今这块皮肤没有知觉，而且隔几月需用刀修去其增厚的趼子。我想没冻掉就算万幸了！不知那时您在青山农场否？如在，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后母亲因父惨死受刺激极深，先是变得痴呆，后来住院诊断为脑软化，再后来瘫痪了，1965年去世于成都的二姐家。
现二老骨灰放置我家中，每当见盒上照片，我都无比感伤。我想，一个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一度还倾向过革命，即便在上海时还倾囊资助过友人去延安，为革命多少做了点好事吧。迫于生活（我们七个姊妹兄弟），父亲在伪政府机关干事，养家糊口，没干过什么坏事；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作了交代，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的下场？1986年上海公安局给我来一函平反通知，并汇来800元钱。这真是叫我感慨万端。
我是想写这段历史，可是我手头无资料，父亲档案据说存上海公安局。我又没机会出差去沪，只得作罢。父亲的故交，在上海的已不多了。有位老邻居八十多岁了，叫李麓坪，住安福路122弄14号；还有一个叫郭锡荣的，也住安福路80号。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好友。我三姐家在长宁区安化路407弄3号508室，有空请去聊聊，她叫何枫（我成都的二姐叫何雪。父亲给她们取此名有纪念老友彭雪枫之意）。再有好些生前好友相继去世了，如李德全（在北京上大学时同学）、李明扬等。父亲生前在冯玉祥、李明扬手下做过事。他毕业于北京华北协和大学神学系，毕业后曾一度做过牧师（在北京宽街）。他边上大学边工作，在北京清河县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在北京今是中学（冯玉祥办的）任教导主任兼教文史。他什么都研究，佛、道、伊斯兰教，诸子百家，古今历史，文学……可谓杂家。还参加过国民党（左派，与加入共产党同时），青洪帮，历史也确实复杂。不过，从为人处世上看，他又是个老好人，为“官”清廉。您想，在上海搞税务，那是个肥差，多少单位和人员上门求他，被他固拒了（我小时候在家见过一次）。那时三个姐姐上学都无力承担，也没有工作。他就是不开这个口。解放后，过去好多友人都担任了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他就是不求人，可能混成这个模样无颜见故人吧。他50年代中期失业在家，除了为里弄朋友的子女补课外，无事就解中学代数几何的习题，至今我这里还存有五六个本子。字迹相当漂亮，铅笔写的。这成了我手头唯一的纪念品了。他去玉门镇是抱了再不返回上海的决心的。您知道，在那鬼地方，为御寒和解饥把上海带去的家具都劈了当柴烧，能卖的都卖了。我见母亲和光申时，简直是逃难般地来的银川（我买了车票去接他们时，在银川火车站候车室巧遇他们。光华因学业没完，稍后来银）。前面已经说过，为办户口，我亲自去了青山农场。见上海来的孩子面带饥色一个个在墙根蹲着晒太阳的情景；如果我们那时就相识，我定会去找您。
往事不堪回首，想起令人心酸，平时我对谁也不说这段苦难而又悲惨的家史。如不是您问起我父亲的情况，想了解他的历史，也不会引出我这一大篇辛酸的回忆。我想您更是如此，以后您的遭遇更不好，曾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安徽。年近不惑才平反，才结婚。知天命之龄又喜获千金，生活美满，事业顺利，80年代以来才获真正的幸福。我知您古文底子好，除从事语文教学外还兼着老年大学的诗词课。您寄的照片，我都收到了，那漂亮秀逸的板书，那亲切的面容，把那些老头老太太都吸引住了。我能想象您讲课时的情景。再有您寄我的《山情水韵》我也拜读了，写得很好，文采斐然，使我受益颇多。我也喜游山玩水，这几年出公差跑了不少地方。我喜好现当代文学，偶尔写些评论、诗歌、散文。近几年忙于工作，忙于“为人作嫁”，几乎没写什么东西。今年我已辞去官职，退居二线，就是为了能写些东西；再就是领导见我身体不好，出于照顾。因我1989年得了场脑梗塞，1992年春又冠心病发作。再这样忙下去就危险了。退下来后，虽不搞行政杂事，但编稿任务还不轻呢。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年版的《中国出版人名词典》，我是编委之一（弟简历也忝列其中）；今年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和刘杲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我也是编委之一（各省都出两名编委）。现这一浩大工程正在进行过程中，拟10万词条，3000万字。9月要交稿。还负责《中国出版年鉴》宁夏部分的组稿任务，编写宁夏出版史志部分内容，宁夏版协的工作，等等。总之是闲不下来。今年上半年去京开会期间，写了两篇小文，一篇是悼念施光南的（他是我小学同学），一篇是游三峡的杂记。兄如有兴趣的话，我可寄上。您的文章，我也是注意的，见了就收藏起来，最近人民日报有篇《夜宿废园》，我已收藏。
好了，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我怕您都看烦了，就刹车吧！我因患脑梗塞后，虽治愈了，但出院时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行。这几年虽练得像样了些，总不如先前那么得心应手了。望兄见谅！
祝夫人、千金健康，祝你们快乐！
弟光汉上1993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