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元城是你家乡的真实地名，还是一种象征？它对你的写作有何意义？
赵明宇（以下简称赵）：首先向陈勇老师说一声谢谢。谢谢您给我一次心灵倾诉的机会。
我的家乡大名县原来是大名和元城两个县，在一个县城办公，历史上分分合合，民国后期，元城县并入大名县。在大名民间，一些老人还习惯上说自己是元城人。元城县地处华北平原，临近卫运河，从唐朝以来，一直是郡、州、府、道、路的治所，北宋时期是陪都，称北京。明清时期做过三省总督驻地、直隶省第一省会，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直到漕运衰退才沦为僻乡。我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叫沙圪塔的村子里长大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当我懵懵懂懂写了一些文字之后，把小说中的地名冠以“元城”为地域符号，借此来展示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目前，在河北南部还没有一个作家以固定的地名创作，我这样做也算是对地方文化的推进和展示吧。尤其后来写了一批传奇小小说，写民间百业，写各色人等，如《元城赌王》、《元城蛇妇》、《元城锁王》、《旋匠》以及梨园系列，都是以元城为依托的。
陈：你的小说用了较多篇幅描写农村妇女，并且大多为悲剧人物。什么原因，使你格外关注农村女性？她们在你笔下为何大多为悲剧形象？是因为她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还是其它原因？
赵：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农家小院、田间地头，耳闻目睹了家乡人在烈日下劳作、在泥泥水水中摸爬滚打。农民生在土炕上，死在土炕上，有的一辈子走不出村庄，有的因为看病才去了一次县城。在这个弱势群体中，妇女尤为典型。她们自小依从媒妁之言，嫁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生儿育女，伺候一家人的起居。她们白天和男人一起去田里劳动，回家还要喂猪喂羊。男人累了可以抽颗烟，女人休息一下要遭男人呵斥。农闲时，男人聊天打牌，女人还要缝缝补补，围着锅台转。一想起农村，我首先会想起灶间的母亲揉着被烟熏得流泪的眼睛，想起邻居二婶含着泪把家里仅有的几袋子小麦交给村干部。这一切，对我影响至深，有着极大的震撼。
写作者都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写起。当我拿起笔，梳理着记忆，要为小人物立传，写家乡的女性。农村的女性更能唤起乡村的记忆，所以我在写作之初，把目光定格在农村的女性身上，展示她们的生存际遇。她们没有经国大计，蚁虫一样，以自己的勤劳和倔强在生活中挣扎，在道德的恪守和背叛中拔河。我的小小说《回乡》、《兰香》、《红夹袄》、《锈剪刀》、《做主》等，都是我身边的故事，其中的生活原型就是我的姑嫂姊妹，我的婶子大娘。
谈到悲剧，我想她们生活的本身就是悲剧。我常常拿她们和白领丽人相比较，感觉她们身上的人性光环毫不逊色于白领丽人。后来我到市里的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为了生计，写报告文学，接触了一些成功女性，这种对比的欲望更加强烈。虽然随着社会变革，农村女性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打不破传统的藩篱。悲剧也是一种美，我写她们，一是纪录她们的生存现状，二是从艺术上揭示一种觉醒和美德。
陈：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农村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寻求新突破、新定位、新身份的农村。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心路历程，会在这样的寻求中苦苦挣扎与搏击。作为农民的儿子，你今后是否会更进一部关注与书写“三农”？
赵：我到城市上班十年了，总是融不到五彩缤纷的都市。闪烁的霓虹冲不淡我的乡土情结，林立的高楼对我没有丝毫的诱惑，反倒使我滋生对乡村的依恋。好在我的家仍然在乡村，一到周末就仓皇逃离。回到村中，才有家的感觉，那种感觉恬淡而温暖。农村变化很大，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逐渐打破，乡下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里人靠拢。这当然是好的，而让我恐慌的是淳朴的民风也被圆滑熏染，自然和谐受到私欲的侵蚀。农村人的价值观一夜突变。计划生育、殡葬改革、乡村暴力、有限的土地被占有，问题层出不穷。农民富裕起来了，在生存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挣扎。为了巩固在一个村庄的地位，邻居乃至同姓之间相互通婚，飞速发展的经济大潮催生着新的危机。我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心灵律动，挖掘细微的变化，捕捉泥土气息。《三亩地》写的就是这种观念的突变，《巧巧的辫子》写的就是对传统的守望。
也是这是一种守旧思想。但是对我来说，坚守就是一种造化。目前的小小说，有的致力于讲述精彩的故事，我依然着力写人物，写市井百态，逐渐实现由悲剧写作向温情写作过度。写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小人物。我感觉我小说中的《老三》、《安若素》，写的就是我自己。
陈：“农民工二代”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同父辈们进城，并在城市中长大，其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均与父辈不同，加之读书、就业等受到歧视，因此，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皆堪忧。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是否打算用笔为他们鼓与呼？
赵：我写农民工系列小小说，不是我的悲悯情怀，而是我本身就是农民工。我先后在建筑队、工厂打工，做过煤矿装卸工，在石料厂砸过石头，在乡政府上过班，做过村干部，后来到市政府大院，做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创作离不开生活，这些经历成了我素材的仓库。民工兄弟的一颦一笑都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写的大多是他们的倔强和自尊。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又不被城市人所接纳，依然在鄙夷的目光中挥汗如雨。行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我想一座文明的城市，应该建有农民工纪念碑。在我写作之初，就写了《小小心愿》、《做保安的二涛》、《闺女要回家》、《腊梅》等数十篇打工题材的小小说。
农民工二代生长在城市里，租住的是民房，靠父母打拼挣钱，再托关系上学。能买车买房，成为城市一员的是极少数。身在异乡，不被认可，极大的贫富反差埋下了心理上的阴影。而回到家乡，一切都是陌生的，连土地也没有。如果考不上学，只能像父母那样捡破烂、做小贩。这个群体对构建和谐社会是重要的一环，以后，我还要深入去写这个特殊的群体。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素材，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把这些故事变成文字，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