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师院附中的革命斗争

西南联大附中教学质量高，这是懂得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人，都有口皆碑的事。但是，对于联大附中和后来的昆明师院附中在民主革命中的活动却鲜为人知。本文试图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附中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活动略加介绍，以便世人对整个附中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附中的地下党组织及民青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附中的活动，大约始于1945年至1946年冬春之际，即在“一二·一”运动前后。那就是党组织通过民青对“燎原社”进行领导。这个组织的单线联系是：马识途—罗广斌—傅启泌—杨光宇。马识途又名马千禾，当时是西南联大地下党第二支部的支委，也是民青二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947年前后，附中教师中有三位地下党员，他们是语文教师钱闻、历史教师陈盛年、数学教师彭慧云。到1948年时，附中的地下革命组织，大约有三条单线在联系：一是学生中较早参加民青的傅启泌、杨光宇、罗广斌、马荣祥、段承祜等，由联大民青领导；二是由席淑筠、张继周等领导的民青成员和地下党员，他们的校外联系领导人是地下市委委员、西北区学校负责人袁用之；三是教师中的地下党员钱闻等由另一条线联系。1947年的“助学运动”与“人权运动”后，张继周、杨振铎、沙毓英、郎宝媛、陈家驹（陈仆）等，经席淑筠介绍，先后加入民青。后来，又有一大批积极分子加入了民青。这时附中民青组织的负责人是席淑筠。

“七·一五”事件后，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和许多进步学生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附中师生中的地下党与民青骨干均被迫离开了学校。一部分学生转入他校；如席淑筠、夏晔转到求实中学；沙毓英、龚一匡、郎宝媛、孙玉英、李德明、徐念祖、杨月如、李惠珠转到长城中学；马丕伦转到龙渊中学；康爱培、文志钧转到天祥中学。一部分下乡到游击区去参加“边纵”，如张继周、许加、陈仆、曹霁瑞、杨振铎、杨北图等就转移到了游击区。

“七·一五”后，附中民青成员所留甚少，还有李滇生（李德生）、李静华（胡成章）、董骥、周训明、吴探丽、秦稚华、张正标等。党组织决定由白祖诗负责领导附中的地下革命组织。由于袁用之已赴游击区，市委改派杨夫戎与白祖诗联系。每周杨、白二人在圆通山碰头一次。

1948年“七·一五”前，附中的地下党员，在学生中有席淑筠、张继周、沙毓英、郎宝媛、马丕伦等。11月，白祖诗经杨夫戎介绍入党。1949年，白祖诗又先后发展了李滇生、李光弟、董骥、周训明、秦稚华、段成鹏、林罩葛、宋慎言、陈珠光、张正标、钟学正、孙燕声等入党。1949年初，市委副书记赖卫民直接与白祖诗联系，领导附中的工作。当白祖诗奉调市学委组织部工作后，附中党支部书记先后由段成鹏、陈珠光、宋慎言担任。

原联大附中历史教师陈盛年，此时担任昆明市委书记。

附中的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进步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继“一二·一”运动之后，附中投入了一个接一个的民主运动，把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盛。

雨后春笋般的进步社团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附中的进步社团不断涌现。除“燎原社”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群学社”、“野草社”、“新火社”等。

“燎原社”是附中办得最早、最有影响的进步社团。1946年西南联大附中更名为昆明师院附中。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内战。12月，北平又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这一桩桩暴行激起了全国大中学生的愤慨，纷纷起来开展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1947年秋，昆明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的助学运动，附中学生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此间，“燎原社”刊登了一幅尖锐讽刺国民党反动派言论不自由的漫画。这就惹怒了学校当局，查封了“燎原社”，还勾结伪警备司令部开了8个师生的黑名单，并秘密逮捕了段成鹏，企图把学生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为了继续斗争，“燎原社”易名为“子夜社”，除了继续出版板报外，还组织大家以座谈形式，宣传介绍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组织大家看进步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还以文艺的形式介绍解放区的情况，以及组织大家唱歌，扭秧歌等。这既广泛地团结了同学，又寓政治教育于文娱活动之中，使同学之间形成了亲密的战友关系。

“群学社”酝酿于1946年11月下旬。这是一个由杨宣行、段成鹏、杨振铎、吴铎、许溶等四、五年级的学生建立的进步社团。根据当时学校有关成立墙报社要向学校当局登记，并聘请指导人才能获准的规定，“群学社”请了语文老师钱闻担任指导人，由段成鹏和杨振铎为负责人。第一期《群学》于1946年12月10日出版。这一天，就成为“群学社”正式成立的日子。从创刊到1948年5月间，《群学》共出版了16期。它和《燎原》成为当时附中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两个进步墙报，“群学社”的成员也日益发展壮大。“七·一五”事件后，因大批学生被学校当局开除，“群学社”社员只剩下了8人。但不久，又有一批学生加入了“群学社”。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48年11月，“群学”、“新生”、“火炬”三社合并，改名为“学习社”。

“野草社”，酝酿于1946年暮春，由初中二年级学生闻立鹏（闻一多之子）、罗宝信、郑汝霖倡议串联成立的。取名“野草”，是象征“一二·一”运动精神永富青春朝气，遍地滋长。1947年夏天，正式成立“野草社”，并公开出墙报。这时，闻立鹏已离昆复校北平，他在北平成立了“野草分社”相呼应，并寄函互勉。

“新火”，本是一个篮球队。这于1947年秋由四年级（高一）乙班的张正标等8个倾向进步的学生组成。取名“新火”，是象征着球队像一团新兴之火，有生气，有光，有热。开始时，主要是打球，互相联络感情和谈心。1948年，徐熹、赵彤文、黄宗逸加入后，经过一番酝酿，大家同意在球队的基础上，成立“新火社”，除打球外，还出墙报。“新火”积极投入了校内外的革命活动。特别是1948年的“七·一五”事件，对“新火”成员是一次极大的锻炼和考验。反动派的镇压，并没有吓倒他们。“新火”的成员除个别外，都先后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张正标、黄宗逸、杨灿震、徐熹等人，还先后加入了地下党。《新火》壁报，一直办到1949年的“九九整肃”才被迫停刊。

附中各进步社团，从1947年起，就联合组成“社联”。最初包括“燎原”、“群学”、“晓岚”、“艺群”、“晓钟”、“桐叶”、“野草”七社，到1949年初，“社联”包括“学习”、“子夜”、“新火”三社，在附中七百学生中共有一百多成员。这些社团在附中和昆明市的民主运动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它们还将自己的不少成员输送到“山那边”去，参加“农村武装斗争”。

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

从1947年至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在中共昆明市委领导下，附中继“一二·一”运动之后，又投入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较大的活动有：助学运动、人权保障运动、“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和教师的罢教斗争等。

一、助学运动

国民党为了打内战，拼命搜刮民膏民脂，使得农村破产，工商业倒闭，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昆明大中学生不少人处在半饥饿状况，而又面临失学失业的威胁。为使学生不至失学失业、饿肚子，昆明学联和各校学生会决定，发动一场自助助人的助学运动，也就是在校内和社会上搞募捐和义卖，以其所得帮助濒于失学边沿的穷困学生，使之能继续读书。

1947年初秋的一天，附中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举行自助助人讲演。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要自助与助人，渡过难关。不少师生当场就把自己最心爱最值钱的东西捐献出来。穷学生们也凑了些钱买来红绿纸、大头针和石膏粉做了些红花、石膏像等手工艺品，连同师生捐献的物品一起，拿到大街上去义卖。社会各界正义人士也深为学生们的行为所感动，纷纷慷慨捐赠和义购。

昆明师院和附中学校当局千方百计阻挠这一运动，师院院长兼附中校主任查良钊就以不要受“奸党利用”相威胁。师生们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驳斥，冲破校方的阻力，使助学运动得到顺利发展。这个运动大约进行了一星期左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胜利结束。这一运动使学生们深受教育，看到了集体的伟大力量。

二、人权保障运动

助学运动胜利结束复课后，学校转入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教师尽心尽力地教，学生安心刻苦地学，校园一片读书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学校当局却对助学运动耿耿于怀。在助学运动中，迫于群众力量的威慑，他们不敢公开镇压，一旦运动平息，转入正常后，他们便向进步师生伸出魔爪。他们把助学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做“奸党分子”列入黑名单，作为抓捕对象。附中第一批被列入黑名单的有8人，其中有钱闻老师、学生会主席马天禄、学生会的干事段成鹏以及席淑筠、杨振铎、陈家驹等，勒令他们“登记悔过”，国民党特务还秘密逮捕了段成鹏。

当段成鹏的家长找到附中，告之段失踪的消息后，学生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以下决定：（1）立即向学校交涉，要求学校马上派人到政府有关部门去查询段的下落，并确定营救段的办法；（2）立即发动组织住校学生前往师院、南菁、云大等校去说明段失踪情况，请求各校支援。

为了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和营救段成鹏等被捕学生，昆明学联决定在全市大中学校进行罢课，开展人权保障运动。为了防止敌人分化瓦解，以及便于集中力量协调作战，党组织还决定将各校学生相对集中食宿。师院附中学生集中到师院，云大附中学生集中到云大，其他学校也相应的集中。学联还向全国大中城市和各大中学校发了通电，请求他们给予昆明学生同情和支持。

这个运动持续了两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学联和各校学生会，白天组织学生上街宣传，或示威游行，或上五华山向省政府抗议请愿，要求保障人权，释放被捕学生，晚上则组织大家学习和准备宣传材料。

昆明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云南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也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大中学校的声援与支持。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得不在1947年11月，释放了段成鹏等被捕学生。此至，昆明学运中著名的人权保障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三、“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上海学生同文化界、新闻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开展反美扶日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昆明学联在省市工委的领导下，决定于6月17日罢课，支持上海等地的爱国之举。当附中学生会按学联布置，正在积极组织准备罢课之时，16日深夜睡梦中的学生会主席沙毓英突然被叫到训育主任办公室，训育主任魏徐年对沙说：“警备司令部刚才来人，送来了公文，严格禁止学生罢课游行；并要沙保证附中学生不参加罢课，否则沙的安全无法保证。”这显然是恫吓。17日早上，附中按原计划，宣布罢课。这说明经过地下党组织和民青的工作，附中学生已有了较为广泛的觉醒，政治思想也有了较为普遍的提高。

学校当局眼看恫吓失败后，就采取最愚蠢的办法来对付学生，将前后门都上了锁，不准学生出校集会。怒不可遏的学生们找来斧头，砸烂了后门的锁，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往云南大学操场，参加群众大会。游行完毕，学生返校时，反动当局逮捕了一批学生。消息传来，学联决定从19日起，再罢课三天，以示抗议，并上街宣传，争取社会同情，营救被捕学生。然而，反动当局仍在抓人，学校又提前放假，以此来分化瓦解学生。针对留校学生人数锐减，安全又无保障的情况，学联决定将全市罢课学生集中到云大和师院。附中学生开始集中于师院，后来鉴于师院面积广，围墙矮，又都是茅草平房，难于防守，不安全，便又迁往南菁中学。

不久，反动派的武装军警便包围了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敌人对南菁断电、断水、断粮食，并用高音喇叭喊话，继续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罢课学生。反动当局在此期间到附中抓走了音乐教师周定南，在北门街逮捕了附中五年级学生龚一匡和董骥。7月8日，当便衣特务在南菁中学门口抓走天祥中学一位教师时，附中学生赶到大门口怒斥特务。恼羞成怒的特务竟向学生开枪，当场打伤三人，其中就有附中四年级的李洪生和一年级女生龚洁芬。当时，附中地下党组织的上级领导人是袁用之，他的公开身份是南菁中学教员，就住在南菁中学内。附中地下组织与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党组织帮助大家认识形势的严重性，要求大家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强防卫，准备迎接新的更加残酷的斗争。

7月15日，敌人发动了武力强攻，终于攻占了学生们坚守的大楼。敌兵见人就打，学生们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他们将学生分别关押审讯，附中的沙毓英、郎宝媛等人被送到警备司令部监狱，他们在斗争中表现都很好，全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既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党和民青的组织秘密。

8月上旬，敌人又将附中被捕学生从监狱送往“夏令营”“感训”。在这里，原附中的学生席淑筠、夏晔等也被送来了。入营不久，席淑筠与沙毓英接上了组织关系。地下党组织领导学生们团结一致，与敌人斗智，上大课时，大家打瞌睡，趁机补充罢课以来一直非常缺乏的睡眠。开小组会，大家保持沉默。指名发言，就应付几句，东拉西扯。学生们还成功地抵制了敌人要大家写“悔过书”和凑钱买锦旗的要求。9月初，“夏令营”结束，敌人在附中学生身上一无所获。但是，“七·一五”后，学校当局却大批开除参加罢课的学生。作为附中学运坚强阵地的1949级的两个班，被开除了只剩下一个班。国民党妄图以此来扑灭附中革命的火种。但火种既已播下，就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扑灭得了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附中不仅学生运动继续蓬勃发展，连教师们也纷纷投入了战斗。

四、附中的罢教斗争

由于国民党苛政猛于虎，惹得民怨如潮，加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9年全昆明市中学的教职工在广大学生支持下，已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罢教斗争。但是，附中却由于教职工的待遇稍优于其他学校，加之学校当局的严密控制和进行“此地四季如春，有爱没有恨”的欺骗等因素，罢教斗争久久发动不起来。而当时的附中又是一所在全省有着较高威信的中学，它的罢教斗争发动不起来，就会给全市中学罢教斗争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鉴于此，地下党指示附中王憨生等党员教师，一定尽早把附中的教职员工发动起来，同全市各中学一起投入罢教斗争。王接到任务后，就与有正义感的教师常恩、过九炎、曹震书等串联，着手罢教的发动工作。经过十多天的周密筹划，终于在4月20日上午宣布罢课，全校教职员工除两人外，全都签了名，同意罢教。同时，成立了附中教职员工联谊会。附中罢教后，常恩、王憨生又通过联大老同学过冉任台长的市府电台，广播了《警告全省父老兄弟姊妹书》和《敬告学生家长书》，向全省宣布附中教职工为了“保障民主权利，改善生活待遇”而正式罢教，并呼吁全省人民给予支持。对全省全市的罢教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罢教后，学校当局出于无奈，当即宣布放假。根据地下党的指示，要求教职工联谊会要与学生会相配合开展活动。于是，便组织了对初中学生的辅导工作，并大力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组织演剧、办歌咏会，进行街头宣传。使《解放区的天》、《金凤子》等革命歌曲，响彻昆明上空。连香港报纸也惊呼：“昆明解放了！”

9月初，风云突变，“九九整肃”开始了，全市一片白色恐怖，各大中学校大量解聘进步教师，开除大批进步学生，大批进步师生被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将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师生转移到游击区去。

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

附中的革命师生，在党的教育下茁壮成长。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经过民主运动的战斗洗礼后，根据党的指示，他们纷纷离开学校，到“山那边”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拿起枪杆子，直接投入武装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变成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党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席淑筠、郎宝媛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1949年9月，席淑筠等根据组织指示转移到了新平解放区，留在滇中独立团政治部工作。她和同志们一道背着枪，转战在滇中的崇山峻岭之间，发动群众，打击敌人。1950年3月，新平县土匪暴乱，席淑筠所在的小队被土匪包围在戛洒江畔的篙芝地。由于寡不敌众，席淑筠和其他几个战友被敌人围捕了。敌人威迫他们投降，他们临死不屈。敌人用最残忍的手段杀害席淑筠，一刀一刀地活刮她。把她的肉骨一块块地丢进滔滔大江。她在敌人的凌迟酷刑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人们称她为“滇中的丹娘”。新平县人民政府在《新平县征粮剿匪烈士纪念标》上，留下了她的英名。

郎宝媛是“七·一五”事件后，到游击区去的。她到游击区后，在马龙县城通泉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马龙县二乡任党支部书记，改名王虹。在开辟根据地中，她与群众打成一片，非常能吃苦，大家都很敬佩她。不幸的是，1950年8月在月望乡马街子宣传党的征粮政策时，土匪包围了他们，她被打伤。一位卖东西的老大娘用蓑衣把她掩盖起来，才未被土匪抓走。组织上迅速将她送往昆明抢救，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当时年仅19岁。

席淑筠、郎宝媛等为中国革命而献身，是附中师生的光辉榜样和骄傲。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发扬附中的光荣革命传统，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