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在特殊的时代里产生的特殊大学。所谓特殊时代，指的是西南联大是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文化泯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所谓特殊大学，指的是她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三为一，历时虽仅八年，却可流芳千古。这样的一所特殊大学，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人类长河中，都是少有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所特殊大学，却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构成了云南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探讨一下这所大学与云南的关系，也将是一件有益的事。
西南联大为何在昆明组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管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妨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由罗庸教授填写的寄调《满江红》，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它不仅吟咏出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联大师生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而且也道出了西南联大在云南组建的过程。
西南联大的前身是长沙临时大学，而长沙临时大学，又是由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这三所大学是怎样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又是如何迁往云南，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呢？
话得从抗日战争说起。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危在旦夕。日寇不仅要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掠我资财，还要毁我文化。而作为我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北大、清华、南开等则首当其冲，必然在日寇要摧毁之列。抢救祖国文化，保护高等学府，自然成了当务之急。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建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决定在后方选择若干适当地点，筹建若干所临时大学，并计划分三个点区来建立临时大学。大体上是第一区设在长沙，第二区建在西安，第三区的地址尚在选择中。之后，将华北地区的各大学分两类处理：一类是私立和省立大学，除将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并南迁外，其余的私立大学，如辅仁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院、天津工商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学院等，由于政府无能为力，一概不管，听其自便，让其自生自灭。一类是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则由国民政府统一安排，分到政府选定的点区，组成临时大学。结果，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北临时大学（不久，由于种种原因，西北临时大学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召，赴南京计议之后，决定三校联合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9月，三校师生陆续迁至长沙韭菜园，正式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于11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
长沙临时大学刚成立不久，险恶的形势又接踵而来。继平津地区于1937年8月间失守之后，上海11月失守，南京于12月沦陷。日军逼近武汉，日军飞机常临长沙轰炸骚扰。此时，本来十分安全可靠的大后方长沙又将变为前线。此情此景，长沙临时大学怎么办？留下坚持，还是远走高飞？何去何从，成了临大师生、湖南省地方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至国民党最高当权者，都极为关注的事。
就当时的社会舆论而言，后撤就是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谁也不敢言后撤之事。长沙临大师生们都反对后撤，更何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也一再表示确保长沙临大的安全，力主长沙临大留下坚持。当时，长沙临大校方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也都十分为难，都不敢表态后撤。这就使长沙临大的去与留成了一个大难题。
如何解开这个难题？长沙临大常委梅贻琦决定请示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梅贻琦专程面见了蒋介石。经过磋商后，由蒋介石最后拍板定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1月，正式决定长沙临大迁往昆明。2月中旬开始搬迁，875名师生分水陆两路迁徙。水路经粤汉铁路乘车至广州转香港，改乘船至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至昆明。此路师生多为女性和体弱有病者。陆路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长征赴昆，此路师生历时68天，行程3360里，于4月28日抵昆，胜利完成了搬迁任务。
长沙临大师生相继抵昆后，于1938年4月2日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上课。西南联大就这样在昆明诞生、组建起来了。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西南后方何其大，西南联大为何不选他处，比如重庆、成都，而却偏偏选在昆明组建呢？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要的因素自然是出自安全方面的考虑。不论长沙临大校方，还是国民政府当局，从保护中华文化、保护高等学府和培养人才上考虑，都希望让这些闻名遐迩的大学有个完全可靠的地方生存下来。长沙面临日寇威胁之后，西南大后方诸省自然成了安置这些大学的理想之地。而就抗战前线来说，西南云、贵、川三省中，在印度支那和南亚战争未爆发前，云南又可以说是大后方的后方，是安置这些高等学府的最为理想场所。
关于找个安全之地保护中华文化和高等学府、培养人才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对待南开大学的态度中窥见一斑。1937年7月31日，日军炮轰天津八里台，并派飞机轮番轰炸，结果使南开大学全部毁于战火，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所遭难的高等学府。按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私立南开大学既已夷为平地，其命运必然是在“他灭”之后“自灭”了。然而，就在南开大学被日寇夷为平地后不久，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郑重宣布：南开大学从此由私立改为国立。这不正是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当时对日寇摧残教育、毁我文化的反击，以及决心保护中华文化和高等学府的一个注脚吗？
为保护中华文化和高等学府、培养人才而找个安全之地这一迁校原因，还可从国民政府打算让西南联大迁往四川叙永一事中看出。当日军从缅甸直逼云南怒江，昆明面临危急之际，国民政府于1940年对西南联大下达了“逐步迁川”的训令，并拨款34万元，作为搬迁费用。不久，联大在叙永设立了分校，1940级的新生全都在叙永就读。后来，因日军在怒江被阻，昆明化险为夷，形势有所缓和，西南联大才未搬迁叙永，叙永分校撤回昆明。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昆明建西南联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考虑保护中华文化和高校的安全着想的。
此外，国民政府在《建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中也郑重宣称：政府为抗战期间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这就更进一步明确了各战区大学迁往后方，包括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是为了保护中华文化、保护高校和培养人才这一宗旨了。
第二，西南联大之所以在云南组建，是因南迁三校中的某些人士与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有着一定的特殊关系，将长沙临大迁至昆明，属于轻车熟路，好办事。这一因素从长沙临大常委会派秦瓒教授来云南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一事中可以得到证明。秦瓒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其父秦树声是清末为数不多的名学者，在云南为官多年，作为学台，云南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出其门下。当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龚自知，与秦瓒家关系就较深。这种关系，对将长沙临大迁往昆明是十分有利的，至少是容易得到云南地方当局的支持，在办学中可省去许多麻烦。这比将长沙临大迁到一个人地生疏之处要好得多。所以当长沙临大迁滇的决定一经作出后，便立即派秦瓒“打前站”，到云南来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西南联大在昆明顺利地组建起来。
第三，国民政府决定将长沙临大迁往昆明，组建成西南联大，也可能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可能考虑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历史传统。三校在历史上都是我国学生运动的先驱，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由这些京津高校发端的。南迁后，如果把它们安置在重庆、成都，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最高当局近在咫尺，一旦学潮兴起，必将给他们带来更多、更直接的麻烦，不如将其迁至距政治中心更远的地区，更为稳妥些。
我以为西南联大之所以在昆明组建，上述三方面的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
云南对西南联大的帮助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时，可以说完全是白手起家，除少量的图书仪器外，几乎一无所有。但是，不久之后西南联大不仅迅速组建起来，而且很快就扬名四方，成为国内莘莘学子十分向往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之所以很快地成为一所闻名遐迩的大学，除了自身的因素，诸如在北大“博学审问，慎民明辨”、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公能”校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刚毅坚卓”的校训；实行民主治校的办学方针；树立教师严谨治学，学生勤苦读书、刻意求学的良好校风等等之外，与云南省各界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云南各界对西南联大的支持和帮助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事。
第一，帮助联大筹措校舍，解决师生的食宿问题。
联大初迁昆明、万事不备，连栖身之地也没有。经秦瓒教授奔走呼号，多方联络之后，终于得到云南各界的支持，首先解决了校舍问题。尽管当时内地迁往昆明的机关、部队、学校、企业、团体较多，使昆明住房骤趋紧张，但云南各界仍尽量设法筹措，让房建校，使联大各学院尽快安顿下来，专心教学。安置情况大致如下：
1.西南联大办公处、理学院、工学院组成校本部，在昆明就读办公。云南方面将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江西会馆等让出，借给工学院做教室上课，又将盐仓、货栈让出，给工学院的学生做宿舍。昆华农校和昆华师范学校等学校则让出大部分校舍来，给理学院上课。
2.由于昆明住房实在紧张，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在昆校舍无着落，经协商后，云南当局只好暂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安置于滇南的蒙自，称之为“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蒙自方面将哥胪士洋行和蒙自海关借给联大分校上课、住宿。1939年联大新校舍落成后，文、法两院迁往昆明。
3.1938 年8月，西南联大又增设师范学院，12月12日正式上课。云南省府又将昆华中学的南北院借给师范学院，北院做教室，南院做宿舍。两年后，此地房屋被日机炸毁，云南有关方面又将昆华工校和昆华师范学校的校舍让出一部分，借给联大师院为校舍。
4.尽管作了如此安置，仍满足不了日益发展的西南联大对校舍的要求。联大师生员工的队伍本来就庞大，更何况联大自身又不断地发展，除了每年按常规招收一定数量的新生外，1941年师院又增设了师范专修科；1939年工学院电机系也增设了电讯专修科，后来，又增设了航空工程系；1939年联大又开设了为升高校而进行补习的先修班。这样一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西南联大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的高等学府，在校师生员工共达3700余人（其中教师350人，职工约400人，学生3000余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载《地方教育》。
为了缓解西南联大校舍过于紧张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又作了一些新的调整和安置。一是将因学生疏散到外地而空出来的部分昆明中学校舍暂时租借给联大用，以解燃眉之急。二是云南省教育厅与联大达成租地建房的契约。契约规定：联大租用教育厅所属中等学校教职员工住宅区之地皮，建造联大教职工的临时住宅。租用期为三年，在此期间，联大可自由建造各式各项住宅，不付地租。租用期满或租用期未满而联大离昆时，由省教育厅将地皮连同地皮上的建筑物一概无条件无代价地收回为公产。若期满后仍需继续租用，须公平议租纳款。
5.联大方面和云南地方当局对联大这种“寄人篱下”的情景，都深感不是长久之计。抗日战争也非朝夕之事，三校北迁更非指日可待，从长远计还是应该有一个西南联大自己的校舍。于是经过云南有关方面与联大校方多方面努力之后，终于由联大黄钰生教授经手，在昆明西郊三分寺附近购得荒地124亩作为联大新校舍地址。由于经费拮据，便因陋就简，以泥土筑墙，茅草或铁皮为顶，建起一排排简易的教室和宿舍。至1939年夏天，新校舍基本竣工，在苦难岁月里诞生的西南联大终于熬过了到处流浪的日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6.在逐步解决西南联大住的方面的同时，云南地方当局对联大食的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优惠。为了减轻联大那些离乡背井、经济十分困难的学生的生活负担，云南省政府对联大学生专门拨给平价米。由学校办好手续后，让学生到昆明附近的宜良、晋宁、澄江、昆阳、富民等地去搬运。
第二，贷款资助，帮助联大渡过难关。
组成西南联大的原三所大学经费来源各异，北大由国民政府供给，清华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用庚子赔款支付，南开全系自筹。抗战以后，清华、南开的经费来源全部断绝，整个西南联大的经费都全由国民政府供给。而国民政府因抗战而军费大增，又压缩了教育经费，全国各国立大学一律只按原供给数的七成发给。这个“七成”到了教育部，又被抽出三成来作为“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经过层层扣除，每年西南联大领到的办学经费预算就仅为1200万法币了。
这样一点点经费，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迅猛飞涨，师生人数骤增的形势下，是很难维持开支的。为了将联大支撑下去，常委梅贻琦不得不四处借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背景和抵押品，要获得贷款也是较为困难的。而梅先生凭借西南联大的声誉，总算借得了一定的贷款。据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六年中，联大借款的本息累计总数为1400万法币。而这些贷款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云南有关方面或银行给予的贷款。
第三，尽量吸收西南联大的教育成果，尽力安置西南联大的毕业生。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多数中国大学生来讲，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联大学生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云南地方当局努力为联大分忧解难，将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尽量吸收安排。在学生就业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云南省教育厅对联大毕业学生也给予优先照顾，凡是无法在他处就业者，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将他们接收过来，安排到全省各地中学任教，为联大学生和学校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
从上述可知云南各界对西南联大的支持与帮助是大量的、多方面的，对办好联大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是有成绩的。
西南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客观环境
在抗日战争期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西南联大的闻名，不仅以其办学质量的高水平誉满华夏，而且也以其政治上的进步而名扬全国，被誉称为“民主堡垒”。西南联大师生继承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以天下为己任，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总是挺身而出，高举科学、民主和爱国主义旗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邪恶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如1942年1月的“倒孔运动”；1944年的“五四”纪念活动，同年的抗战七周年时事报告会和10月10日的形势讲演会，以及护国运动纪念大会；1945年的“五四”纪念周和“一二·一”运动，等等，都是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开展起来的。
西南联大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成为广大爱国青年向往的民主圣地，其条件是多方面的。比如北大、清华、南开原有的革命传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中共与民盟的默契配合，统战工作的成功等主观因素外，还有其极为特殊的客观环境。这就是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最高当局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蒋介石对云南省主席龙云十分不放心，随时都想将其剪除，直接控制云南。而龙云对蒋介石的野心也早有察觉，处处加以防范，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国民党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为西南联大进步师生开展民主运动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客观环境。
龙云在与蒋介石的矛盾、冲突与抗衡中，为了取得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便对各种民主进步力量在云南所开展的民主运动，采取了较为开明，甚至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对西南联大亦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从以下事件中看出。
1.1941 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大搞白色恐怖，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他们在成都、重庆等地大肆捕人。对昆明（特别是西南联大）的进步力量，也决心处置。特务头子康泽、戴笠、刘健群等都先后来昆，宣称云南有异党活动，要龙云采取行动。龙云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一要求，一直采取敷衍应付态度，一拖再拖，一直拖到5月间，才拼凑了一个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C·C”系主要头目参加的“党、政、军联合汇报会”，来处理所谓异党活动问题。为了控制好这个组织，龙云自任主任，实际工作则指派他的亲信袁丕信（省府秘书长）主持。龙云还要求重要情况必须及时向他汇报，重要行动一定要经他批准才能行事。这样一来，就将康泽等特务分子暗中加以排斥了。此时，康泽提出要逮捕共产党和西南联大的进步分子。龙云则反讥说：我们没有发现谁是共产党，大学里只是些爱国青年，如果中央确实掌握材料，希望交给我们处理。康泽拿不出真凭实据，也就无可奈何。
2.1944 年“双十节”时，西南联大等校三千多学生在昆华女中举行形势演讲会。会上，联大近十名教授一致要求反独裁、要民主，保卫大西南。会议正处在高潮时，混进来的特务突然进行破坏捣乱。龙云派来的警备队立即以维持会场秩序为由，将特务们加以驱逐，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3.龙云曾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的名义发布命令：昆明市区治安由地方宪警负责，其他任何机关不得在市区搜查捕人，违者以破坏秩序论处。又将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所属部队安置在远离市区二十里以外的地方驻扎。龙云在军事上的这些部署，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对付和抵制蒋介石剪除异己而采取的防范措施，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昆明，特别是为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西南联大能成为蒋管区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与龙云先生明里暗里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至少是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客观环境。
西南联大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堡垒”的客观环境，除了龙云先生的支持外，云南自身的革命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云南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是很富有革命传统的，如1915年由云南首义的“护国运动”，曾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粉碎了复辟逆流。“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时，昆明学生曾联合各界人士起来声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建立后，更是将云南各界人士举行了反日大示威，捣毁了日本设在昆明的宝田洋行、府上洋行，并将日本驻昆的领事人员驱逐出境。“一二·九”运动时，昆明也出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数千人参加的反日示威大游行。卢沟桥事变前后，云南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先后成立了“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云南各族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当西南联大在昆明建立后，就使中国南北方的两股民主力量汇合起来，构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民主洪流，联大成其为中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西南联大对云南的奉献
西南联大生长在云南这块土地上，与云南同呼吸、共命运、她既得到了云南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也对云南作了巨大的奉献。西南联大对云南的奉献也是多方面的，现择其主要者略加介绍。
首先是为云南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昆明一跃而成我国的文化、教育中心。
全国名牌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后，原来文化十分落后的云南及省会昆明，一时之间，专家、学者、教授和社会名流云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文化、科技、教育的大部分精英，都集中到昆明来了。他们的到来及其辛勤耕耘，使云南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和教育，都注入了新的活力，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期。
仅就学术机构而言，1939年联大在昆明就先后建立了五个研究所和十七个学部：（1）理科研究所。下辖数学学部、物理学部、化学学部、生物学部和地理学部等五个学部。（2）文学研究所。下辖中国文学部、外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哲学学部等四个学部。（3）法科研究所。下辖法律学部、政治学部、经济学部和社会学部等四个学部。（4）商科研究所。下辖经济部。（5）工科研究所。下辖土木工程学部、机械航空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等三个学部。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又另成立了五个特种研究所，即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和国情普查研究所。一时之间，在昆明地区仅西南联大一家就建立了十个科研机构。这么多研究所和专家、学者、教授云集昆明，在云南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由于名牌大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中国与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中心也相应地转移到了昆明。比如印度著名哲学家罗拉丹瑞盛布爵士赴昆讲学，联大教授杨振声、陈序经等赴美讲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1944年5月20日、6月9日的《正义报》。
西南联大给云南带来的文化冲击波，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中原文化南移，诸如唐文化的传播、诸葛亮开发南中、忽必烈入滇等的影响都要浩大和深远得多，它使当时的昆明成为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
其次是促进了云南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地处边疆和历史原因，云南的中等教育十分落后，不仅学校数量少、质量差，师资更是严重缺乏。据云南省教育厅1937年3月的统计，全省当时共有各类中等学校147所。西南联大成立后，又增15所，共约162所，这162所中等学校中，各科师资都严重短缺，亟待大量补充。
西南联大在昆建立后，除将其各届毕业生大部分给云南省教育厅聘为全省各地的中学教师外，还于1938年增设联大师范学院，专门培养中学教师，以解决云南中等教育所需之教师。经几年努力后，联大的毕业生几乎遍及全省各所中学，大大缓解了云南中等教育缺乏师资的困境。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还开办各种进修班，帮助培训和提高在职教师。据统计，联大曾开办过“暑期理化实验讲习班”，联大师院曾开办过“高级中学教员进修班”。西南联大对云南中等教育的培训工作，不仅针对教师，还直接对中学生进行辅导。如在1944年的“五四”纪念周中，除了请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冯至、李广田、罗常培、杨振声等教授讲演“‘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的系列讲座外，还请许浈阳教授为中学生主讲了五个晚上的物理学讲座。1944年5月3日的《正义报》。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西南联大为促进云南中等教育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再次是，在科研上为云南尽力，硕果累累。
西南联大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们，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还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除全国性和抗战所需的课题外，不少课题是专为云南安排的。
1.土木工程学部于1939年与资源委员会联合，组成“云南水力发电勘测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提出了云南水力开发计划，并设计了一批小型水电站。1940年，又与经济部中央水工实验所合办了“昆明水工实验室”，设计了云南腾冲电厂节制闸与引水模型试验，甸溪拦河坝改正计划模型试验，以及云南水文研究、昆明附近之泾流系数实验，等等。还与交通部公路管理局合作，组成公路研究实验室，对云南公路路面改善、土壤稳定、代用材料、经济价值分析等方面做了研究。
2.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地质组，于1942年与云南建设厅合作，建立了“云南地质调查所”，初步调查了昆明附近各县的地质矿产，写了不少有关论文。气象组对云南的气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论文20多篇。1941年，地质组对西南各省（含云南省）的地质、地层、矿产地质构造、矿物岩石等项工作还拟定了一份研究计划，准备设立地质研究所来开展这项科研工作。袁复礼、冯景兰等教授还写了《西康麻哈金矿》、《西康荥经铜矿》等论著。《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载《地方教育》。
3.在语言学方面，罗常培教授曾对云南方言和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开展过调查研究，并发表了《昆明话与国语的异同》、《云南之语言》等论著。
4.在生物学方面，吴蕴珍教授指导助教、学生采集了大量的云南植物标本，绘制成植物标本图，还协助他人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一册。
上述学术科技成果是仅就为云南直接提供的而言，至于联大的专家、教授们的其他研究成果，自然也都在直接和间接地促进和推动着云南科学文化的发展。如闻一多的《楚辞》研究，吴晗的明史研究，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的语文丛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等，就是如此。
最后是，西南联大在政治上对云南的奉献更是丰碑高坚。她在云南首先点燃了“一二·一”运动“反内战，争民主”烈火，并把它燃遍祖国大地。她的莘莘学子还在云南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她的不少优秀儿女，为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也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生活、工作、战斗在云南这块土地上，作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如齐亮、刘国志、毕恒光、李成华、钟泉周、曾庆铨等烈士，不就是这样的一批豪杰吗？
西南联大在八年中，与云南深深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联大—云南，云南—联大，虽不是同义词，却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名词。它说明西南联大与云南的这段历史难解难分，将永远载入史册，流传万代。
从民盟的初期活动看。多党合作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多党合作制，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长期的历史渊源。可以说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试图从中国民主同盟的初期活动，来探讨一个中国多党合作制的历史渊源。
一、民盟与中共合作的历程
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从民盟成立伊始，就存在着。随着历史的发展，关系日益由浅入深、由疏变亲、由保持距离发展为肝胆相照。至于民盟接受中共的领导，则是经历了较为长期的、乃至痛苦的奋斗和选择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综观这段历史，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有距离、有保留地合作（1941～1944年）。
民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1941年3月19日，由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向渔、冷遹、杨庚陶等十三人所代表的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建派、职教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六个政治团体，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秘密会议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要求团结抗日的背景下成立的。
从民盟成立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在对待当时的国事上，民盟与中共的立场和政治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民盟对中共团结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支持的。中共对民盟的成立也是积极支持的。民盟成立时，《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称赞民盟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认为它的成立，“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载《光明日报》（香港）1941年10月16日社论。周恩来同志对民盟的成立及运动也深为关注。梁漱溟在去香港主办《光明报》之前，到曾家岩五十号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介绍梁到香港后与廖承志接头。由此可见，民盟刚成立，中共与民盟就是相互支持，给予合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