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阿木河迁往辽东地面
猛哥帖木儿生有四子：长子阿谷（权豆），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在阿木河事变中被七姓野人杀死；次子都赤，为阿谷的同母弟弟，永乐年间随同李满住移居婆猪江，他的事迹不详于史；三子为董山；四子为董重羊，是董山的同母弟，其母同样是汉家女尼堪婆（尼堪，汉人）。
猛哥帖木儿的三子董山（童山、童仓、充善、充尚）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这是一种传统说法，本书采用这一说法。董山为其父猛哥帖木儿所娶汉妾所生之子，俗称其母为汉家女尼堪婆。董山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出生在今辉发河上游方州余下地方，他的女真姓氏为夹温（金），汉姓童（或佟）。
董山四岁时，即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其父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躲避鞑靼和兀良哈的进犯，率领斡朵里部重返朝鲜阿木河，董山随其父同往。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明朝的叛贼杨木答兀勾结诸姓兀狄哈（七姓野人）突袭猛哥帖木儿的居所，双方经过激烈地厮杀之后，董山的父亲猛哥帖木儿和长兄权豆壮烈殉国，董山的叔叔凡察负伤后逃脱，全家的其余的成年男子俱被杀害，妇女和儿童均被掳走，董山作为一个半大的孩子也当了兀狄哈人的俘虏，这一年董山十四岁。
宣德九年（1434年），即猛哥帖木儿殉国后的第二年二月，凡察赴京师朝贡并报丧。明廷以凡察率众往援朝廷钦差裴俊，“杀贼有功”，所以提升其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仍掌卫事”。（《明宣宗实录》卷108.）由于建州左卫全部印信均被掠走，明廷还赐予凡察以建州左卫的新印。这样凡察就成为了建州左卫的第二任都督。同年四月，凡察袭职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即是向明廷上奏疏，要求为其兄复仇，他提出：“去年野人木答忽（杨木答兀）、木东哥、哈当加等，纠合七姓野人寇掠，杀死都督猛哥帖木儿及其子阿古等，尽取其财，请发兵问罪。”
但是明廷对女真的一贯政策是分而治之，不同意出兵干预此类事件，宣德帝朱瞻基就曾明确表示过：“彼之相仇，乃常事。朕岂应疲中国之力，为远夷役乎？”但是猛哥帖木儿终归是为国殉身，朝廷对于他的家属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于是朝廷“遂遣指挥佥事施者颜帖木儿等赍敕，同建州左卫指挥同知扎剌儿往谕木答忽（杨木答兀）等祸福，且赦其罪，凡所掠人马资财悉令追还，仍令与（凡）察解仇通好，则永享太平。”（《明宣宗实录》卷110.）施者颜帖木儿的这次出使对后来董山及其嫂子权豆之妻等人的被放回起了一定的作用。
凡察观察建州左卫四周的状况和环境，审时度势，感到在阿木河实难久住，一方面是来自北方的兀狄哈的侵扰，一方面是出自南面的朝鲜的威逼，还是以迁回明朝境内为最好的选择。因此在其岳父又是连襟的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的默许和暗中鼓动之下，他在宣德十年（1435年）初，向明朝上奏疏说：“大小官民人等及百户枣火等五十家，现要往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那里一处住坐。”宣德帝表示：“从尔等所便”，并特谕李满住知道这件事，同时派遣使者赴朝鲜，请予协助左卫迁移。凡察得到明廷的敕令后，便采取各种办法匆匆迁徙，他甚至欺骗部众说：“朝鲜欲捕汝等，须从我徙。”他的“造为俘言”使得“斡朵里等颇皆信之”。（《李朝世宗实录》卷67.）于是在四月的时候，凡察带领部分属下从阿木河迁到了上甫乙下地方居住。（李鸿彬：《清代人物传稿·凡察》（上编第3卷）。）阿木河（会宁）在今图们江右岸，上甫乙下在图们江左岸，凡察这次迁徙了五十五鲜里（四十三华里），是为建州左卫第四次大迁徙之始。
凡察率领斡朵里部的迁徙刚刚开始，便遭到了朝鲜政府的阻挠和困扰，朝鲜政府惟恐凡察与李满住合居一地之后，势力陡增，会威胁自己的安全，因此百般阻挠凡察继续向李满住靠拢，使其不能迁往婆猪江。凡察进退维谷，便于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派遣所属指挥同知李伍哈朝于明廷，上奏章说：“居邻朝鲜，为所困；欲还建州，又为所阻。乞朝命。”（《清史稿·凡察传》卷222.）指挥同知李伍哈上朝廷的奏章在五月得到回应，正统皇帝朱祁镇“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及大小头目人等：今指挥李兀黑（李伍哈）来奏，尔等见在阿木河地面居住，与朝鲜国境界相接，本国军马亦有在彼住坐，往来搅扰，不得安稳，十分艰难。今欲遵奉此先敕旨，移来建州卫与都指挥李满住一处住坐过活。缘被朝鲜国王阻当，不肯放来。朕以朝鲜国王恪守藩邦，谨遵法度，敬天事上，罔有违礼。未审李兀黑所奏虚实若何，难便准信。兹特遣李兀黑赍敕往谕朕意。尔等宜想彼人动静，如果见住之处安稳无虞，仍旧在彼住坐，安生乐业，不必轻动。若实被朝鲜军马搅扰，不能安生，尔等即探听道路无阻，可率领部下人口来与李满住一处住坐。如或朝鲜军马阻当不肯放来，尔等即将备细缘由，具奏定夺……”（《李朝世宗实录》卷77.）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叫凡察自己拿主意，是留住原地，还是举部迁徙，悉听尊便。在这种形势之下，凡察多么渴望有一种外力给予自己以帮助！
就在凡察的迁徙举步维艰的时候，董山回来了。
明宣宗朱瞻基对于董山的释回曾做出过很大努力。宣德九年（1434年）四月，明宣宗朱瞻基首次派遣指挥佥事施者颜帖木儿到野人地面颁布敕令，要木答忽（杨木答兀）及野人头目木冬哥（弗答哈，速平江诸姓兀狄哈头目）、哈当加（葛多介，探州嫌真兀狄哈头目）放还所掠建州左卫人口，此事先已叙述过，不再重复，但是野人无所反应。同年九月，朝廷再派施者颜帖木儿带着敕令“到斡木河近境”，往谕嫌真兀狄哈葛多介（哈当加），令其发回“童蒙哥帖木儿管下生存人马牛”。（《李朝世宗实录》卷65.）但是，野人仍然没有回应。
宣德十年（1435年）三月，明宣宗朱瞻基再次“遣敕谕阿速江等卫野人头目弗答哈（木冬哥）等，责还原虏建州左卫人马财物。”（《明英宗实录》（宫本）卷3.）
虽然明宣宗三次派遣使臣索还人口之举没有达到七姓野人立刻放人的目的，但对于野人的最终放还所虏人口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明宣宗敕令的作用下，才有哈儿秃的赎人之举的成功。
哈儿秃是毛怜卫的指挥，为猛哥帖木儿的老部下。正统二年（1437年）十一月，由哈儿秃等出面，将董山及其嫂子、权豆之妻等人赎回。董山放回时还带回了用重金赎买的建州左卫的卫印，我们称之为旧印；而朝廷颁给凡察的那颗左卫之印，我们称之为新印。
董山被赎回后，居住在凡察的新迁地上甫乙下，这年董山十八岁。董山是一个很有能力并且有相当活动能量的人，性情刚烈、敢作敢为。董山发现，无论是斡朵里部，还是他本人，处境都非常危险。就斡朵里部来说，整个处于朝鲜和兀狄哈的南北夹击之中，处境危殆；从他个人来考虑，在他被掳走的四年间，猛哥帖木儿被杀后的遗众，分别由猛哥帖木儿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凡察和猛哥帖木儿的长子权豆的养子老胡赤所率领，他极其孤立无援。在这种形势下，董山在被赎回后当即毅然决然地亲赴明朝京师。正统二年（1437年）十一月，他到了京师。他在明朝的京城办的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解决建州左卫的迁徙问题。《明实录》记载说：“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董山）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国拘留，乞赐矜悯。’”
董山的这一请求得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同意：“上（皇帝）敕朝鲜国王李祹，裨将凡察等家送至毛怜卫，复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来境，毋致伤害。”
除了取得上述成果外，董山还争得了朝廷对他的任职：“命故掌建州左卫事右都督猛哥帖木儿子董山袭为本卫指挥使。”《明英宗实录》卷36.
董山的此次京师之行，收获颇丰，在同一个月内，既取得了明廷对建州左卫迁徙一事的同意和支持，又获准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如果考虑此前明廷对斡朵里部迁徙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不无理由地怀疑，董山此次赴京提出迁徙的要求，与凡察的指使有关。
但是朝鲜政府非常害怕凡察和董山等率领部众迁入明境后与居住在婆猪江的建州卫李满住合居一地，担心二者勾结起来侵袭朝鲜，因而多次遣使上奏明廷，反对凡察和董山的继续迁徙。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对建州左卫的迁徙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明廷为此发布了两道敕令，一道敕令给朝鲜国王，另一道敕令给凡察。
（一）“敕谕朝鲜国王李祹曰：比者尔奏，凡察诱侄童仓（董山）逃往建州，虑其与李满住同谋生衅，侵扰本国，朕遣敕谕凡察等仍还镜城，守父境土，如其回还，王宜解释旧怨，宽以抚之，仍敕守边军民，毋使侵扰。朕又虑其疑惧不还，已敕李满住严加戒饬，不许纤毫有犯，若其不顺天道，不遵朝命，自生衅端，天灾人祸，必不免矣。王为朝廷东藩，宜体朕至怀。”
（二）“复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曰：朝鲜国王与尔等皆朝廷臣子，往者以尔等迁徙不常之故，累谕李祹善待尔等，祹皆奉朝命不敢有违，尔等既奉敕居镜城，今乃无故擅自迁徙，致祹疑虑，皆尔之过，今已悉置不问，敕至尔等即领部属人口头畜复还镜城居住牧放，仍与朝鲜永敦和好，毋怀小忿，辄有侵轶，朕已再遣敕谕祹，令其仍善待尔等。如尔等不愿回还镜城，愿与李满住等同处，亦听其便，不许故生衅端，侵轶邻境，以取罪愆。”（《明英宗实录》卷71.）
尽管凡察、董山叔侄在猛哥帖木儿死后，在建州左卫的权力分配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在从朝鲜迁往明朝境内、与李满住合居住坐这一点上，立场和态度则完全一致。所以凡察和董山不顾朝鲜的阻挠和明廷的暧昧态度，于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二十三日，（《李朝世宗实录》卷90.）毅然决然地率领部众三百余户，挣脱朝鲜的层层监视和拦阻，经过婆猪江，辗转跋涉两个月，于九月二十日，到达苏子河河谷。他们一路走，一路寻，在婆猪江没有找到李满住，在苏子河仍然没有找到李满住。李满住在凡察、董山等到达苏子河谷地的时候正居住在朝廷指定的“浑河上”的地区。凡察、董山等来到苏子河谷地之后，向地方官查询李满住的踪迹，要求与他同居一处。
当凡察、董山率部脱离朝鲜、返回辽东、已经到达苏子河河谷的信息传到北京后，明英宗朱祁镇对他们的归来还是表示关怀和支持的，他敕令辽东总兵官曹义将凡察、董山叔侄安插在“浑河上”即“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还对他们的“粮食艰难”表示关心，准备“给粮接济”。（《明英宗实录》卷71.）这样，建州左卫又重新与建州卫生活在一起了，他们的新居地是“浑河上”。
第二节 卫印之争建州三卫形成
建州左卫回归明境之后，随着它与朝鲜矛盾的解决，建州左卫内部的矛盾尖锐化了，凡察、董山叔侄二人之间以及他们同明廷之间的矛盾终于以“卫印之争”的形式爆发了。
宣德九年（1434年），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赴京师朝贡并报丧，被提升为都督佥事，令其仍掌左卫事，并发给新卫印。正统二年（1437年），董山由毛怜卫指挥哈儿秃出面赎回，董山被释返回建州左卫时带回了建州左卫的旧印。同年十一月，董山赴京，明廷授其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于是建州左卫就出现了一卫二印的不正常现象。这样，从董山获准承袭建州左卫的指挥使时起，建州左卫的卫印之争就已经开始了。
建州左卫的卫印之争首先由明廷提出。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正统皇帝朱祁镇“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及故都督猛哥帖木儿子指挥董山曰：往闻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间又复颁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来朝云旧印已获，近凡察来朝，又奏欲留新印，一卫二印，于法非宜，敕至尔等即协同署事，仍将旧印遣人送缴，庶几事体归一，部属信从。”（《明英宗实录》卷38.）
当时明廷在对待凡察与董山的态度上有很明显的厚薄之分，主张先由凡察主掌建州左卫，等他死了之后再由董山接替，对此，《李朝实录》说得再清楚不过：“朝廷薄童仓（董山）而厚凡察，赐凡察以玉带，且命凡察曰：‘汝生时管一部，死后并印信与童仓。’”（《李朝世宗实录》卷82.）意思是说，建州左卫此后统一使用新印，与上文所说“将旧印遣人送缴”相一致。朝鲜记述明朝坚持此种立场的日期为正统三年（1438年）七月。
然而当时凡察与董山尚滞留朝鲜境内，凡察和董山正忙于迁徙之事，卫印的问题只好暂时搁置。等到正统五年（1440年），当他们迁移到“浑河上”一带定居以后，卫印之争又重新爆发。凡察和董山二人为了扩大各自的力量，分别把持新印、旧印不放，其中凡察尤显贪欲，不仅掌握新印，还想保留旧印，并向明廷提出：“旧印传自父祖，欲俱留之”。明廷坚持反对建州左卫保有新、旧二印的做法，十一月，正统帝朱祁镇“并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指挥董山曰：比尔凡察奏本卫印为七姓野人抢去，朝廷给予新印，后董山来朝奏，已赎回旧印，凡察来朝又请留新印，已允所言，令凡察暂掌新印，与董山同署卫事，遣人进缴旧印，今尔凡察又奏旧印传自父祖，欲俱留之，朕惟朝廷自祖宗建立天下诸司，无一卫二印之理，此必尔二人以私意相争，然朝廷法度已有制定，尔等必当遵守。敕至，尔凡察仍掌旧印，尔董山护封如旧，协心管事，即将新印遣人奏缴，不许虚文延缓，以取罪愆。”《明英宗实录》卷73.朝廷虽然下达了诏书，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正统六年（1441年）六月，明廷又命令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等人，要求他们派人调查凡察、董山二人不和的原因，了解建州左卫的民心所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向朝廷报告。同年八月，曹义向朝廷报告说：
“比奉敕旨，以凡察、董山争掌卫印，宜审其所部人情所属者授之，臣即遣人奉宣诏旨，而二人各执一词，纷纭不已，遂同至开原，臣反复谕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黾免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陈论。已省令暂还本卫，至秋后赴京。臣窃观其部落意响，颇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终难安靖。永乐中，海西野人都指挥恼纳塔失叔侄争印，太宗皇帝令恼纳掌忽鲁哈卫，塔失掌弗提卫，其人民各随所属。今兹事体与彼颇同，请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庶消争衅，以靖边陲。”（《明英宗实录》卷82.）
正统帝朱祁镇采纳了曹义的建议，于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下令：“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与新印收掌。”至于原建州左卫的“大小头目人民”的分配问题，由辽东镇守总兵官曹义遣人“公同审问，各从所愿，分拨管属”，即采取自愿选择的办法，或归董山，或归凡察。《明英宗实录》卷89.这样，原建州左卫就分成了建州左卫与建州右卫两个卫分，一般史书写作析建州左卫，设置建州右卫，再加上李满住掌管的建州卫（又称建州中卫），合称建州三卫。建州三卫同处一处，同族联姻通婚，后来发展成为满族的主体部分。
第三节 建州左卫与明廷的友好关系抚顺马市的设立
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二十日，建州左卫从朝鲜迁移至苏子河河谷之后，明廷根据他们的愿望，把他们安置在“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这一带地方正是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明廷安置李满住所居住的“灶突山东浑河上”。所谓“灶突山东浑河上”即是指浑河的源头，所以又称为“浑河头”。“浑河上”一带地方是浑河、三土河、冬古河三条河流的源头地区。《明实录》所说的三土河即是辉发河上游的支流三统河（三屯河）；冬古河即是婆猪江（今浑江）以西的支流董鄂河。所谓“浑河上”这个地区，大致包括今新宾、英额布、三棵榆树、通沟、干沟等地。（董万仑：《建州三雄》第74—75页。）
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建州三卫形成后，由于左右卫之间的矛盾，董山很难再在“浑河上”一带生活下去了，于是他率领新的建州左卫向南迁至苏子河上游，在以后称为建州老营（努尔哈赤时代称之为佛阿拉）为中心的地方居住下来，建州左卫的民族大迁徙，最后以董山定居苏子河流域而终结。从后来的史实看，建州卫和建州右卫的主体部分也陆续离开了“浑河头”，向南迁徙了。
董山自正统二年（1437年）十一月袭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之后，同明朝政府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臣属关系，不断地赴京师朝贡，接连获得提升。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由于董山的部属“塔察儿等来朝，为董山乞恩”，所以董山由建州左卫指挥使升为“都督佥事”。（《明英宗实录》卷75.）这之后，董山或派部属向朝廷奏事，或是出面为属下请求任职，都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或同意。正统九年（1444年）十二月，都督同知董山、凡察“各来朝贡马及方物”，朝廷均“赐宴并赐彩币等物有差”。（《明英宗实录》卷124.）正统十一年（1446年）二月，董山的弟弟绰颜（董重羊）被任命为副千户。《明英宗实录》卷138.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建州左等卫都督董山、凡察……来朝贡马”。（《明英宗实录》卷173.）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正月，建州右卫都督凡察妻朵儿真索来朝，进皇太后塔纳珠二颗。（《明英宗实录》卷174）。
然而就在明廷与建州三卫频繁往来的背后，外在的威胁已经袭来。这威胁来自蒙古。正统十三年（1448年）春正月，明廷向建州三卫发出警告，敕谕李满住等说：“比闻北虏（指蒙古）屡遣人来尔处怵诱，今若再来，尔等即明白说称，尔野人女直系朝廷开设卫分，世受节制，不敢擅为，若彼生事，尔即设法擒送辽东总兵等官，奏来处治，朝廷论功行赏，必不吝惜，敢有轻听所诱，私通夷虏，引寇为患，必调军马剿杀不宥。”（《明英宗实录》卷162.）看来蒙古的使节在建州三卫策动反明的活动相当猖獗，以致明廷不得不对建州三卫发出严重的警告。
但是明廷对建州三卫李满住等人的警告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董山等人经受不住“北虏迫胁”，走上了侵犯明边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北虏迫胁”乃是指正统末年景泰初年的蒙古也先集团举兵内犯对建州三卫产生的迫胁作用。也先（1407—1454年）是明代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于正统四年（1439年）继其父脱欢为太师，兼并了蒙古诸部，并乘胜向东攻取兀良哈蒙古三卫和女真各部。正统十四年（1449年）经过土木堡之役，也先俘获了明英宗。到了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终于发生了董山等人受“北虏（也先集团）迫胁”而扰骚明廷的事件，《明实录》记载这个事件时说：“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癸丑：近得镇守辽东总兵等官奏报，开原、沈阳等处达贼入境，抢掠人畜及攻围抚顺千户所城池，审知各贼，乃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凡察、董山、剌塔为北虏迫胁，领一万五千人来寇，守备官军追逐出境；又称欲增人马再来攻劫。”“时建州都督李满住潜通胡虏”。（《明英宗实录》卷192.）
面对着海西女真和建州三卫的联合侵犯和骚扰，提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王翱建议说：“海西、建州贼徒李满住、剌塔等累入境肆掠，臣等议调官军分三路先擒剿满住、凡察、董山三寨，然后发兵问罪海西”。（《明英宗实录》卷193.）明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也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但都属于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收到什么明显效果。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明廷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先与明廷议和，送还了明英宗朱祁镇，明廷与瓦剌恢复了贡市关系。然后，也先派脱脱不花率兵助明进攻女真各部，并“要去收捕建州等卫都督李满住、董山等”。《少保于公奏议》卷8.李满住等“畏达达（蒙古）及辽东（明朝）军马，率部下移居浑河迤南十日程枉天地面，自婆猪江至枉天，道路不险，……人马皆可通行”，（《李朝文宗实录》卷9.）在那里保存实力，自此，李满住大概没有迁回“浑河上”居住；董山于景泰二年（1451年）三月率部逃往兀剌山瓮村一带（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李鸿彬：《清代人物传稿·董山》（上编第3卷）。）而“建州等处一空”，《李朝文宗实录》卷7.他们准备对蒙古脱脱不花进行长期的抵抗与周旋，同时也是为了逃避明廷的进一步讨伐。
十月，提督辽东军务左都御使王翱等人派遣指挥王斌、经历佟成前去招服董山、李满住等人，他们这才多多少少放回了一些掠去的男女人口，并且亲自去北京朝贡、贡马，表示谢罪。此后，景泰四年（1453年）正月和景泰七年（1456年）正月，董山又两次赴京朝贡，贡马、貂鼠皮和方物，两次都得到明廷的赐宴和彩币表里、袭衣等物。在这种友好交往持续了几年之后，天顺二年（1458年）二月，董山向明廷提出承袭“其故父猛哥帖木儿原任右都督”的职务，明廷同意董山的请求，命令“升建州（左）卫都督同知董山为右都督”。（《明英宗实录》卷287.）天顺三年（1459年）六月，董山以建州左卫左都督的名义同建州卫都督同知李古纳哈（李满住长子）、建州右卫都督同知纳郎哈（凡察长孙）三人，“俱乞迁职”。但是朝廷只同意“升纳郎哈为右都督”，而驳回了李古纳哈和董山晋升的要求，这是因为他们“世受朝廷厚恩，不思图报”，反而“乘间潜受朝鲜国王官职、赏赐”，（《明英宗实录》卷304.）不砍头已经是很幸运了，还谈何“迁升”？
原来，在天顺三年（1459年）二月，明廷发现了“建州卫都督古纳哈、董山等私谒朝鲜，受赐，拜中枢密使”（谈迁：《国榷》卷32.）这种背着明帝进行的事件，便敕谕朝鲜国王李瑈（李朝世祖）：“近者边将奏报有建州三卫都督古纳哈、董山私谒国王，俱得赏赐而回”，明廷对此表示指责，要求朝鲜国王：“果有此事，王速改之”。（《明英宗实录》卷300.）同月，“自在知州佟成托他事至建州境，伺董山潜往朝鲜事境上，得朝鲜董山正宪大夫中枢院使制书。”（谈迁：《国榷》卷32.）这样，董山潜结朝鲜、接受朝鲜官职的事情就真相大白了。
三月，明廷敕谕建州左等三卫右都督董山、都督同知古纳哈、纳郎哈等：“近者边将奏报尔等私往朝鲜，见其国王，俱得赏赐而回”，严正要求三人：“果有此事，尔速改之”，“如彼招引尔去，尔当拒绝”。（《明英宗实录》卷301.）对建州三卫的三个头目发出了严正警告。
四月，明廷在得到朝鲜国王的回奏，称“似以为当然，不以为己过”之后，又特发诏令再次敕谕朝鲜国王，指出：建州三卫“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衡矣！”希望朝鲜国王“谨守法度，以绝私交，恪秉忠诚，以全令誉”。（《明英宗实录》卷303.）又向朝鲜发出警告。
五月期间，起初一切正常，建州左等卫都督董山等人照常“贡马及方物”，朝廷照例“赐宴并彩币等物有差”。但是后来兵部奏言：“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李斡黑奏报都督古纳哈、董山私通高丽。”得到兵部的奏言后，朝廷再次发布敕令对二人戒谕，“古纳哈等赴京服罪矣”。（《明英宗实录》卷303.）
明廷是不允许各藩属之间私下交往的，在董山等人背着朝廷向朝鲜进献方物、接受官职和收受赐予物品、又有了以上诸多交涉的情况下，董山和李古纳哈于这年的六月向朝廷“奏乞迁职”，受到明廷的驳回就是很必然的了。自知理亏的董山并没有因为乞求升迁不得而对朝廷抱怨和疏远。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董山循例“来朝贡马及方物”，仍然表现出服罪后的忠诚，当然他也得到了明廷的“赐宴并彩币表里等物”的赏赐。（《明英宗实录》卷311.）
天顺八年（1464年）是董山一生中最具重大意义的一年，也是女真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四月，明廷敕辽东镇守总兵等官：“遇有建州等卫女直到边，须令从抚顺关口进入，仍于抚顺城往来交易。”（《明宪宗实录》卷4.）这条诏令说明，最迟在天顺八年（1464年）四月，明廷已在抚顺开设了马市，交易地点最初在抚顺城（今抚顺市河北）。这是明廷为建州女真单独开立之马市。在此之前，建州女真都要到开原进行市易，建州三卫进京朝贡也要从开原入关。抚顺马市的开设，增强了建州三卫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建州三卫的发展与进步。孟森称抚顺马市为“建州兴盛之大关键”；（《清朝前纪》上编第84页。）稻叶君山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5章。）抚顺马市开市后六个月左右，明廷鉴于朝贡者日众，“劳费实多”而发布了限制朝贡者人数的诏令：“建州、毛怜等卫，卫许百人；海西、兀者等卫，卫许三五十人，不得重复冒名，审验然后入关。”（《明宪宗实录》卷10.）这之后，抚顺马市对于建州三卫的作用尤其显得突出。抚顺马市，后来东移抚顺关。
抚顺马市的开设是与董山的活动与奏请密不可分的。然而《明实录》中却缺少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只能从侧面去推断。天顺二年（1458年）董山承袭父亲生前的职务任建州左卫右都督，天顺三年（1459年），董山又晋升为左都督，他的职务已在建州三卫其他首领之上。这时建州卫有威望的首领李满住已老迈告退，凡察也因为尝从都督董山谋逆而以罪拘死辽东。董山乘此时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8页。）作为建州三卫的代表人物，对于抚顺马市的开设，他当然会竭尽自己的全力以促成之。我们也必须承认，抚顺马市的开设以及它对建州女真的崛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是董山短暂的一生中的“最大的历史功绩”。（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第16页。）
第四节 明廷与建州女真矛盾的激化
明廷从土木堡之变后已开始走向下坡路，在少数民族中的地位开始下降。从复辟的明英宗朱祁镇的天顺朝开始，财政已不乐观。天顺末年和成化初年，由于朝廷应对少数民族朝贡的开销过大，朝廷便对少数民族包括女真族的朝贡采取了种种的限制办法。如前所述，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朝廷限制“建州、毛怜等卫，卫许百人”。如此同时，朝廷对贡品的质量的要求则提高了，成化二年（1466年）十月，规定：边臣“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明宪宗实录》卷35；《清史稿·阿哈出传》卷222.）朝廷对贡品的质量要求大大提高，但对入贡者的待遇大不如前，“入贡时宴赏大减”，致使入贡者“怨忿思叛”，甚至闹到了“进贡使臣，一个不至”（《明宪宗实录》卷35.）的程度。成化二年秋，以毛怜卫为主的一些建州女真人开始较大规模地袭扰辽东，到成化三年（1467年），建州三卫和毛怜卫女真犯边抄掠的事态开始扩大，而董山等“阳为助顺，阴从抄掠”。（《明宪宗实录》卷38.）
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董山提议双方交换俘获的人口：“建州左卫都督董山，归歹都哈所掠我人口，欲赎彼之人口为我所俘获者”，得到朝廷的同意而双方交换了。（《明宪宗实录》卷38.）
成化三年二月，朝廷命锦衣卫带俸署都指挥武忠往谕建州、毛怜等卫都督董山等“毋更诈冒”它卫的朝贡名额，为加重武忠的使者身份，特提升他为署都督佥事，以方便他完成这次使命。武忠是明廷招抚自女真族的一个比较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方便读者了解武忠的出身，我们特地把《明实录》记载武忠的一段话选录在这里：“忠之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儿干，授锦衣卫百户。后代叔父乃当哈为海西都指挥佥事，改注锦衣卫带俸，以军功历升都指挥同知，署都指挥使。成化三年（1467年）遣使往建州诏谕都督董山等，升中军署都督佥事，未几进同知。”（《明宪宗实录》卷85.）在武忠这次受命赴建州之前，“初董山等谋为叛逆，屡为边患，朝廷命将帅师往征之，至是始畏服，故命（武）忠赍敕以责其累衅之罪，令改过自新，因而奖其归顺者，令益效忠义。”（《明宪宗实录》卷38.）看来，武忠这次与董山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三月，武忠等一行进入建州地区，先后招抚建州三卫，（《李朝世祖实录》卷41.）然后赴毛怜卫及海西诸卫进行招抚工作。经过武忠等人的招抚，建州三卫的首领表示归顺朝廷。
四月，建州三卫都督董山、古纳哈（李满住长子）、纳郎哈（凡察长孙）等俱听招抚，“来朝贡马及貂皮”。成化帝朱见深以董山等人曾经纵容部落犯边，“遂召集诸夷于阙下，降敕谕之曰：‘尔等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容尔在边住牧，朝廷何负于尔？今却纵容下人，纠合毛怜等处夷人，侵犯边境，虏掠人畜，忘恩背义，论祖宗之法，本难容恕，但尔等既负罪而来，朕体天地好生之德，姑从宽宥。今尔回还，务各改过自新，戒饬部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不许仍前为非，所掠人口搜访送还，不许藏匿。若再不悛，必调动大军问罪，悔将何及？其省之戒之。’于是诸夷皆顿首输服。”（《明宪宗实录》卷41.）其实董山等人把朝廷的训谕当成耳边风，犯边的形势一仍其旧。
自成化以来，建州女真屡次骚扰辽东。特别是成化三年（1467年）形势日益恶化。三月，建州女真五百余人，毛怜女真一千余人，海西女真一千余人，“入连山关，通远堡、开原、抚顺抢掠，又铁岭、宁远、广宁境外亦有达贼窥边”。（《明宪宗实录》卷40.）四月，建州左卫右都督董山，“纠合毛怜等处夷人，侵犯边境，虏掠人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以致“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明宪宗实录》卷44.）
鉴于建州女真犯边的严重后果，五月，朝廷决定武力征剿建州三卫。朝廷“命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挥将军印充总兵官，往辽东调兵征建州女真”，开始了武力剿杀建州三卫的准备运作。
在董山等建州三卫于三、四月给辽东边防造成了如上所述重大灾难后，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五月二十九日，“董山与李古纳哈、纳郎哈等”竟然“听抚来朝”，到达北京。《明实录》详细记载了董山等人这次来朝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已降敕省谕及赐之宴，朝廷遣大臣押宴。董山部下指挥有出嫚骂，语及褫厨役铜脾者，事闻，诏切责之。既而给赐马值并袭衣、彩币如例。（董）山与李古纳哈二人复奏索蟒衣、玉带、金顶帽及银酒器非一，上命赐衣帽人一具。（董）山等又言，指挥使可昆等五人有效劳，乞赐服，复命与之袭衣、靴袜亦人一具。不为例。至是辞归。鸿胪寺通事署丞王忠奏：（董）山等前以屡寇边方，已蒙朝廷宥其罪恶，今革面入贡，乃敢骂坐不敬，贪求无厌，且复扬言，此还即纠合海西野人抢掠边境，语无忌惮，诚恐前路难以检制，乞遣官同臣防送至辽东都司发遣，庶不贻患。于是礼部奏遣行人送之，复赐之敕曰：尔之先世僻居荒落，后为部落所逼，远来投顺，我祖宗怜尔失所，赐与近地方，使尔住牧，设立卫分，除授官职，父死子代，世世不绝。自尔祖尔父以来，或边方效劳，或岁时进贡，朝廷升赏宴劳俱有定例，我之所以加恩于尔者，不为不厚，而尔之所以享有室家之乐、官爵之荣，数十年间部落莫不听尔约束，怜（邻）封不敢辄加以兵，是谁之赐欤？尔等正宜尽心竭力，为我藩屏，以报大恩。乃敢悖逆天道，纠率外夷，寇我边境，掠我人畜。朝廷不即出兵征剿，虑恐尔等中间善恶不一，是以特命都督武忠赍敕往谕，欲令尔等，改过自新，尔等既以服罪来朝，有往愆悉置不问，从厚赏赐。兹尔等归宜晓谕本卫大小头目人等，务在敬顺天道，洗心改过，亟以其所掠人畜尽数送还。遇有外人纠合为非，尔等或聚众截杀，或提送辽东总兵官处首告，论功升赏，必不尔惜。如或执迷不悛，似前寇扰边方，朝廷必调大军征剿，悔无及矣。尔等其省之，省之。”（《明宪宗实录》卷42.）董山等请求返回建州，得到明廷的允许。
朝廷训谕过后，董山一行离京，是由明军押解着赶赴辽东的。这期间辽东仍不断发生建州女真寇掠的事件。特别是六月更为严重。靖虏将军总兵官武靖伯赵辅奏称：“兹者虏酋毛里孩拥兵数万向东而行，建州女直数寇辽东，事情危急，万一此虏结构朵颜诸夷，自东而来侵犯京师，诚为可虑。”
这时朝廷又得到镇守辽东太监李良奏：“辽阳以东一带地方，屡被建州女直纠合毛怜等卫贼徒抢掠。臣偕总兵官卫颍、副总兵裴显率奉集堡等处按伏，指挥王升等遇于西湖屯，伏兵四起，与贼对敌，显父子身先士卒，奋勇大战，生擒贼二人，斩首十六颗，获马三十二匹，夺回男妇二百五十二人，马、牛、驴一百九十有奇。”（《明宪宗实录》卷43.）由于建州、毛怜等卫女真族的不断抄掠寇盗，辽东地区惨遭破坏。明廷和辽东官员都主张对建州女真大张挞伐，即所谓“连兵征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礼部主事高罔。
七月，礼部主事高罔陈备边讨贼事宜：“一曰攻取。女直世受朝廷爵赏。今乃背恩义，恃强为恶，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近遣都督武忠，往彼招抚，已及数月，而虏之来朝者略无忌惮，在边者寇无虚日，其情伪可知。若又待其既去复叛而后征之，则失机会矣。今董山见来朝贡，宜命总兵赵辅等拘留于辽东，遣译者诣虏营，省令还我所掠以赎之。因以观虏势之虚实，察地形之险易。而又遣使朝鲜，以伐其交。计画既定，即将董山明正典刑，以徇诸夷，使大义昭明，人心奋发，然后举全胜之策，而征剿之。”（《明宪宗实录》卷44.）高罔的这道奏疏可以看作是成化三年（1467年）七月明廷讨伐建州三卫的纲领性文件。
第五节 明廷与朝鲜对建州三卫的联合大剿杀
七月，押解建州女真头人的明军一行抵达广宁。
七月二十七日，建州女真被拘留在广宁的一百余人及在驿站工作的女真发生了暴动，靖虏将军赵辅等奏报这次事件说：“至七月二十七日，取（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至帅府，宣饬旨戒谕未毕，（董）山等即逞凶肆詈，袖出小刀，刺伤通事等，臣等见其事恶，即令甲士擒捕之，其在驿夷人哈塔哈等一百一人闻知，亦各持刀乱刺馆伴兵卒。臣等俱即擒捕，当时格杀二十六人，余皆囚之，以俟命。”（《明宪宗实录》卷45.）
明廷把被羁押在广宁的董山等人的暴动镇压之后，接着便调兵遣将对建州三卫进行犁庭扫穴的剿杀。
明朝一方面调动自己的军队，一方面向朝鲜发文，要求朝鲜派兵配合这次军事行动。
九月，辽东百户白颙，赍敕书及辽东都司咨文一通来到朝鲜，他所携带之敕书说：“建州三卫董山等本以藩臣，世受朝恩。近者阳为朝贡之名，阴行盗边之计，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讨。惟尔朝鲜国王世守礼义，忠于我国家，有加无替，朕甚嘉焉。若我兵加于彼逆虏，王宜闭绝关隘，使彼奔迸无所入，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师，与我军遥相应，伺便而蹙之，则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昌矣。朕岂无以朝王哉！勉树勋名，时不可失。”（《李朝世祖实录》卷43.）
明廷调兵遣将，命令提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靖虏将军总兵官赵辅、都督王瑛、统兵太监黄顺、少监张林监督军务，统领五万大军，征剿建州三卫。
成化三年（1467年）九月二十四日，明军分中左右三军五路（五路即五哨、每哨万人）向建州推进：
中军（中路军），由李秉、赵辅统领，为明军之主力，进军路线是：“自抚顺（出境），经薄刀山、黏鱼岭，过五岭，渡苏子河，至古城”。《辽东志·武靖侯赵辅征讨建州诸夷纪略》卷7.其详细作战情况是：九月二十四日，中军从抚顺关出境，历经张打必纳等寨，俱空无一人。二十九日遥见女真约百余人屯兵于薄刀山上，官军奋勇攻克之，进而越过五岭。十月初四、五日，官军抵剿，即攻占建州左卫住地古城（旧老城，佛阿拉，今新宾永陵镇旧老城），生擒二十七人，斩首五十六级，俘获男妇二十四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五十二人。（《明宪宗实录》卷47.）
左掖军，进军方向是：“出浑河、柴河，越石门、土木河，至分水岭”。（《辽东志·武靖侯赵辅征讨建州诸夷纪略》卷7.）左掖军下分左右二哨。左掖左哨，由右监丞韦朗、署都督佥事武忠统领，从铁岭出柴河，向建州方向进军，抵达戴咬纳等寨，于九月二十九日“四散冲击”，袭击朗家争寨，夺回被虏男妇二百四十七人。（《明宪宗实录》卷47.）左掖左哨同时担负着监视海西女真、切断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相互联络的任务。左掖右哨，由副总兵王瑛、游击将军王铨等督兵，从浑河口出境，历嘹哈等寨，于三十日至次日，追敌至五岭等处，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一十八人。（《明宪宗实录》卷47.）
右掖军，其进攻方向是：“由鸦鹘关、喜昌口，过凤凰城、黑松林、摩天岭，至婆猪江”。（《辽东志·武靖侯赵辅征讨建州诸夷纪略》卷7.）右掖左哨，由副总兵裴显等统领，从碱场向婆猪江方向进击，于九月二十九日攻取冬火你、赤王马、伐若如等寨，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五十三人。自十月初一日起，官军分头搜、剿、捕，袭至张亦升哈、黑松林山等处，又俘获男妇五人。（《明宪宗实录》卷47.）右掖右哨，由副总兵韩斌、参将周俊等统领，从通远堡、草河口出兵，自南向北进击，于九月二十九日历宋产八、李款赤、马木冬、李古纳等寨，夺回被虏男妇一百三十七人。至十月初七日，官军四散搜捕，直至摩天岭、松林子等处，夺回被虏男妇五十八人。（《明宪宗实录》卷47.）
朝鲜接到明廷的敕令后，派遣中枢府知事康纯、大将鱼有沼、南怡等，率领精兵万人，从东路堵截。朝鲜军队又兵分两路。右路由中枢府知事康纯、大将男怡率领，从满浦入攻婆猪江，斩李满住及古纳哈、豆里之子甫罗充等二十四名，擒满住、古纳哈等妻子及妇女二十四口，射杀未斩头一百七十五名，获汉人男一名，女五口。右路大军康纯并析白木道：“朝鲜大将康纯领精兵一万攻建州。”左路大军在鱼有沼的带领下自高沙里入攻兀弥府（桓仁县北古城子），斩二十一级，射杀未斩头五十，获汉女一口。（《李朝世祖实录》十三年十月壬寅。）在朝鲜军队夺掠过后，明军复又杀掠，并且杀掠得更为残酷。亲历这次剿杀的明军总兵官赵辅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曰之内，虏境以之萧条”。（《纪录汇编·赵辅〈平夷赋有序〉》卷39.）十月初二日，朝鲜军没有等到与明军会师即开始撤回。
面对朝廷官军和朝鲜军队的联合进攻，建州三卫的女真人进行顽强的对抗，采用游击战法，使明军和朝鲜军队也伤亡不少。十月上旬明军撤出战斗。明廷的这次讨伐，使建州大批青壮年伤亡，据统计，女真人被斩杀一千七百余口，妇幼被掠，大批奴隶逃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战后，成化三年（1467年）十一月，先已羁押于广宁的董山、纳郎哈（凡察之长孙）等人被处决，董山终年四十九岁。受董山的牵连，被羁押在广宁的其余建州族属七十多人被谪戍福建、广东，其中有董山之弟董重羊（褚宴），皆死于戍所。（《明宪宗实录》卷55；孟森：《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
据《李朝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计有四子：长子权豆（管秃、阿谷或阿古）、次子都赤、三子童仓（董山、充尚）、四子秦羊（褚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次子都赤仅在（《李朝世祖实录》卷60）里露了一面：“童猛哥帖木儿之子都赤娶孟哥不花之女，前者征讨之时，被掳而来，如其生存则依情给送可也。”此后不见于史籍。大概由于这个缘故，在《明实录》的记载中，猛哥帖木儿有三个儿子：长子阿谷（管秃、权豆）、次子董山（童仓）、三子重羊（褚宴）。由于正统以后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董山和褚宴（建州左卫副千户）兄弟二人，所以《清实录》仅记孟特穆有两个儿子。
这样，在三种实录中，所记猛哥帖木儿的诸子数目之不同，便可以理解了。
史学界关于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和六世祖还有非常不同的说法。史学家中的多数认为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这是一种传统说法。但是董万仑先生否认这一说法。他认为猛哥帖木儿有四子：长子阿谷生马波，次子都赤绝嗣，三子董山生子土老（脱罗），四子董重羊生子失保，失保生子福满，福满生子觉昌安，觉昌安生子塔克世，塔克世生子努尔哈赤。（董万仑：《白山黑水的记忆·猛哥帖木儿》。）这样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就是董山的四弟董重羊了，董山只是努尔哈赤的五世伯祖。董万仑根据孟森先生的考证，得出结论：董重羊有子名失保，失保即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里的石报奇。（孟森：《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石报奇为努尔哈赤的四世祖。
李洵、薛虹认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不是猛哥帖木儿。二人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一卷认为：努尔哈赤的家族属于斡朵里部的建州左卫，但不是猛哥帖木儿的直系后裔，猛哥帖木儿也不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努尔哈赤的佟姓乃是冒姓，是他伪托为猛哥帖木儿的直系后裔而采取的姓氏，其目的一是为了进京朝贡方便，一是为了在明朝和朝鲜政府方面抬高自己的身价。努尔哈赤之使用佟姓都是在对外的场合，迄今尚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记载他在女真内部用过佟姓。（李洵、薛虹：《清代全史》卷1第54—55页。）
著名地方史专家赵东升先生认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与猛哥帖木儿不但不是同一个人，而且并非一个家族。女真族严禁族内婚，建州大首领王杲乃是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的同母异父之弟凡察的后裔，而王杲家族与努尔哈赤家族曾反复联姻：努尔哈赤之母喜塔腊氏，系王杲之女。这说明，两个家族不是同一穆昆哈拉。清代公认的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不是猛哥帖木儿，或者说，暂时还没有有力的资料证明二者为同一个人。（赵东升：《清皇室发源地及清肇祖传》。）
本书把上述观点附载于此，仅供读者参阅。
董山有三子：长子脱罗、次子妥义谟、三子锡宝齐篇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