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个万户府的三种命运
蒙古建国后，将金朝管辖的松花江下游地区收入版图，在这里设立了斡朵里、胡里改、桃温、脱斡怜、孛苦江等五个万户府，它们统归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属的合兰府水达达路管辖。斡朵里军民万户府的府治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牡丹江对岸的马大屯，胡里改军民万户府的府治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喇嘛庙，桃温军民万户府的府治在今黑龙江省汤原县固木纳古城，脱斡怜军民万户府的府治在今黑龙江省桦甸县东北宛里古城，孛苦江军民万户府的府治在今黑龙江省富锦县西南古城。
关于上述五个军民万户府的最早的记载资料，要数《李朝太祖实录》所收录的《龙飞御天歌》了，该书记载道：
“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兰豆漫，皆来服事，常佩剑入卫潜邸，昵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斡朵里、火儿阿（胡里改）、托温三城，其俗谓之移兰豆漫，犹三万户也，盖以万户三人，分领其地，自庆源西行走一月而至。”
“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胡里改）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之东，火儿阿（今牡丹江）江之西；火儿阿（胡里改），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东，盖因江名地也；托温，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两江皆自西北流，三城相次沿江。夹温，姓也，猛哥帖木儿，名也；古论，姓也，阿哈出，名也；高，姓也，卜儿阏，名也。”（《龙飞御天歌》卷7.）
说明：移兰为女真语，三的意思；豆漫也是女真语，万的意思，引申为万户。移兰豆漫，即三个万户。
我们试把上列两段艰涩的朝鲜史料意译为现代汉语如下：
“东北会宁、镜城一带，本是开始建立基础的朝鲜李氏王朝的开创者李成桂发迹起家的地方，其威德传播久远。野人的酋长，从三个万户的所在地前来服侍，常常身佩宝剑到李成桂登基前的邸所近距离地侍从于左右。至东征西讨，则没有不跟从的这三个万户府的府治是斡朵里、火儿阿（胡里改）、托温三城，一般地把它们称为三万户，以万户（元代官名）三人，分别领有其地，所以把它称为三万户，从庆源往西北走一个月可以到达。”
“这三个女真人，一个是斡朵里城的万户夹温·猛哥帖木儿，一个是火儿阿（胡里改）万户古论·阿哈出，一个是托温万户高·卜儿阏斡朵里，为地名，在海西江（松花江）以东，火儿阿江（今牡丹江）以西；火儿阿（胡里改），也是地名，在二江合流处以东，都是以江名命地名；托温，也是地名，在二江合流处的下游，两江都是从西流来向北流去，三城依次沿江两岸排列。其中，一个万户姓夹温，名叫猛哥帖木儿；一个万户姓古论，名叫阿哈出；一个万户姓高，名叫卜儿阏。”
元朝政府任命三部的酋长为三个万户，并以三个部落的名称作为三个万户府的名称，斡朵里（怜）、胡里改（火儿阿）、桃温（托温），既是三个部落的名称，也是对三个万户府的治所的称谓。这三座城堡自南往北排列，斡朵里与胡里改在松花江的右岸，桃温在松花江的左岸。从斡朵里城到桃温城仅有180里。这里就是建州女真的故居。明代的建州卫，由元代胡里改万户府所管辖的女真胡里改（火儿阿）部发展而来，而明代的建州左卫，则是由元代斡朵里万户府所管辖的女真斡朵里部发展而来。
元朝建国初期，在合兰府水达达路的管辖之下，曾设有五个万户府，但是到了元末明初，在文献上，比如成书于1445年的《龙飞御天歌》中，只记有三个万户府，其余两个万户府，即脱斡怜万户府和孛苦江万户府，到哪里去了？据薛虹先生在《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一文判断：“很可能是由于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合丹（哈丹）的叛乱，脱斡怜、孛苦江两万户府被消灭的缘故。”（《清史论文选集》第1辑第53页。）
本书采用这种说法。乃颜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的玄孙，他继承父位后据有辽东，其时即轻慢朝廷，心怀异志。对于元世祖忽必烈撤除山北辽东道宣慰司、改置东京行中书省，加强对辽东的控制甚感不安和不满。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四月，乃颜联合东路诸王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裔哈丹，发动叛乱，以与西北藩王海都遥相呼应。忽必烈亲自率兵镇压。元军与乃颜叛军双方激战于不里古都伯塔合之地，乃颜败绩，退走辽河上游一带。在李庭、玉昔帖木儿军的围攻下，乃颜兵败被俘杀。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驻地在今大兴安岭附近的诸王火鲁火孙又发动叛乱，乃颜的余党哈丹乘机与之联合再次叛乱。八月，李庭大败哈丹于今归流河和今洮儿河之间的地方，哈丹逃至边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哈丹逃窜高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哈丹的儿子在鸭绿江源战死，哈丹兵败自杀。大约就是乃颜和哈丹的叛乱导致了脱斡怜万户府和孛苦江万户府的消亡。（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
在剩下的三个万户府中，桃温部仍旧留在原地。桃温万户府的首领卜儿阏（《明实录》称其为甫鲁胡）曾于永乐二年（1404年）夏四月到明京师朝贡。《明实录》记载说：“托温江女直野人头目甫鲁胡（即朝鲜文献中的卜儿阏）等来朝，授以兀者卫百户等官，仍加赐赍。”（《明太宗实录》卷30.）兀者卫始设于永乐元年。永乐二年（1404年）十月，《明实录》又记载桃温万户府的首领的活动说：“兀者托温女直野人头目唤地等来朝，设兀者托温千户所，以唤地等为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袭衣、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35.）仅仅在半年的时间内，桃温部由百户升为千户。永乐三年（1405年）八月，明廷设屯河、安河二卫。其中屯河卫是桃温千户所的升格，卫的治所仍在汤原，受兀者卫管辖。因此我们说，桃温部仍留在原地没有移动，既没有向南迁徙，也没有归附于朝鲜。这样，在十四世纪后半期建州女真民族大迁徙中，从原居地向南迁徙的，只有元代五个万户府中的两个万户府，即斡朵里万户府和胡里改万户府。
综上所述，元代至明初时居住在今黑龙江省的、原隶属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合兰府水达达路管辖的五个女真万户府，遭遇到三种命运：两个万户府在蒙古人的内乱中灭亡；一个万户府原地不动，没有迁徙；两个万户府经过辗转迁徙后形成建州女真三卫。
第二节 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迁徙的原因
元代的两个万户府，斡朵里万户府和胡里改万户府，都是世代传承着万户的官职，两个万户府的首领既是本部落的酋长，又是元朝的官员，这两个万户府下辖的女真族两大部，只有一江（牡丹江）之隔，“比邻而居”，互相“结成联姻部落（萨敦哈拉）”。（李洵、薛虹：《清代全史》卷1第43页。）然而他们的平静生活，在元末明初政治军事失控的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因为受到北方“野人女真”的压迫和抢掠而遭到破坏，他们无力对抗“野人女真”的掠夺浪潮，只好离开故土，向南迁移。朝鲜《李朝实录》后来在记载猛哥帖木儿所在的斡朵里部南迁的原因时说：“猛哥帖木儿回称，当初我与兀狄哈相斗，挈家流移，到来本国（指朝鲜）”。《李朝实录》太宗五年五月庚戌条。来自北方的“野人女真”的屠杀和抢掠是牡丹江流域的女真人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背井离乡南迁的一个共同原因，除此之外，促使两部南移的另一个共同原因，就是明初的最高统治者奉行的招抚政策。明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一面派明军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一面派遣断事官黄俦携带皇帝的诏书晓谕辽阳（行省）等处的官民，要求他们“能审知天道，率众来归，官加擢用，民复旧业，朕不食言，尔其图之。”（《明太祖实录》卷56.）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对前来朝贡的各部酋长采取悉心关照，来去自便的措施，永乐六年（1408年）夏四月，他对兵部的臣子说：“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率，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镇守官勿阻之”。（《明太宗实录》卷78.）北有压迫，南有招抚，他们向南迁徙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细细思索之后，我们断定，两部向南迁徙还有各自不同的因由。
胡里改部的首领阿哈出与明成祖朱棣是翁婿关系。朝鲜《李朝实录》说：“于虚出即帝之三后之父也”。《李朝实录》太宗十一年四月丙辰条。《李朝实录》中的于虚出即阿哈出。朱棣娶的第三位皇后就是阿哈出之女。朱棣纳阿哈出之女为妻，这一方面是由于阿哈出之女俊俏美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棣想利用阿哈出在女真族中的地位为大明的利益服务。所以当朱棣还是燕王、尚没有夺位当上皇帝、率兵到达胡里改部时，为了招抚女真各部而与阿哈出结成了姻亲，娶了阿哈出之女。估计这个时候朱棣就把招抚女真各部的任务托付给了自己的岳父。等到朱棣即位后，即委派阿哈出为建州卫参政，让他去招抚女真各部。《李朝实录》记载说：朱棣为燕王时，“纳于虚出女，及即位，除（拜官授职）建州卫参政，欲使招谕野人”。《李朝实录》太宗四年十二月庚午条。阿哈出为了完成自己的女婿托付的任务，必须向南迁徙到女真族聚居的中心地区。这是其南迁的特殊原因。
斡朵里部的首领挥厚率领其子猛哥帖木儿的南迁大概与李氏朝鲜的创立者李成桂不无关系。李成桂本是王氏高丽的将领，参与军机中枢。1388年李成桂举行兵变，废掉旧王王，立新王王昌，独掌大权。1391年，在元朝已亡、明朝刚刚收复东北不久、尚未在东北建立起牢固的统治的时候，李成桂率领军队向图们江下游扩展势力，“宣抚斡朵里、兀良哈”，（《高丽史》卷46.）此时斡朵里部正在图们江以北训春江的下游。我们估计，猛哥帖木儿约在李成桂向图们江扩张势力的第二年即1392年依附李成桂。（《高丽史》卷46.）《龙飞御天歌》所说的“野人酋长……常佩剑入卫潜邸，昵侍左右”，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入卫潜邸”的“野人酋长”中，猛哥帖木儿是最主要的一个。1392年，李成桂驱逐王氏高丽的恭让王，即位称王，改国号为朝鲜，成为李氏朝鲜的开创者。1395年，猛哥帖木儿到朝鲜京城“来献土物”。《李朝实录》太祖四年九月己巳条。由此可见，猛哥帖木儿与李成桂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而，我们说猛哥帖木儿率众向南迁移与李成桂对其招引有关。这是斡朵里部南迁的特殊因由。
第三节 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的第一次迁徙建州卫的设立
建州女真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分为几次。这次大迁徙，包括猛哥帖木儿之父挥厚率领斡朵里部南迁图们江下游的会宁地方，和阿哈出率领胡里改部迁徙到辉发河流域的方州一带。很可能是斡朵里部首先迁徙，接着胡里改部也举部南迁。
斡朵里部处于胡里改部的西南方向，它往东迁徙，有胡里改部和桃温部挡住去路；北方是野人女真，是迫使它迁徙的敌对势力；西南方向是海西女真各部，在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举部迁徙时是元将阿鲁灰的驻地。斡朵里部只有溯牡丹江向南迁徙一条路可走，它开始迁徙是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李朝太宗实录》卷9.）领导人是猛哥帖木儿之父佟挥厚。斡朵里部南迁中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者是兼进兀狄哈，被迫东折，它又与骨看兀狄哈相遇，只能顺图们江向珲春江流域前进。（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1391年，高丽王朝的东北面将领李成桂率兵向图们江下游扩张，曾经“宣抚斡朵里、兀良哈”。这时候斡朵里部处于图们江北岸珲春江下游一带。然而，这里仍不平静，还是受到兀狄哈“突入作贼，侵夺家产……不能自存”（《李朝世宗实录》卷92.）的威胁，斡朵里部被迫再迁，约在1376—1384年之间，告别珲春江畔，南渡今图们江，到达朝鲜东北庆源、镜城一带。斡朵里部的南迁暂时告一段落。猛哥帖木儿大约于洪武三年（1370年）前后，出生于斡朵里部南迁的中转站奚关城（董万仑：《白山黑水的记忆·猛哥帖木儿》。），依据董万仑这一推侧，斡朵里部南迁开始的年代就不是《李朝实录》记载的洪武五年（1372年）而应提前几年。大约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斡朵里部迁徙到朝鲜东北部庆源镜城一带时，“猛哥帖木儿袭父职为豆漫”。董万仑先生说猛哥帖木儿袭父职是在阿木河，似觉不妥，这一问题还应继续探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上万户童猛哥帖木儿等五人来献土物”，到达朝鲜京城。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政权不久，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阿哈出来南京朝贡，明朝设立“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明太宗实录》卷25.）建州卫的治所在辉发河的上游方州。阿哈出曾向明廷推荐猛哥帖木儿，说他“聪明，识达天道”。（《李朝太宗实录》卷9.）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派遣王教化的前去招抚猛哥帖木儿，就在这一年，猛哥帖木儿从朝鲜得到上护军一职。（《李朝太宗实录》卷7.）永乐三年（1405年）猛哥帖木儿跟随王教化的一起到南京朝贡，（《李朝太宗实录》卷10.）朝鲜史书记载说：永乐四年（1406年），“吾都里（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等入朝，帝（明成祖朱棣）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都指挥使（应为指挥使），赐印信、钑花金带；赐其妻幞卓（以）衣服、金银、绮帛。”（《李朝太宗实录》卷11.）这样，一个建州卫，就有了两个指挥使，各管一部女真人。
永乐四年（1406年），猛哥帖木儿受明廷招抚、被委任为建州卫指挥使以后，以兀狄哈为主的居住在图们江下游地区的女真各部落，和朝鲜军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这场冲突是由于朝鲜痛恨女真族受明廷招抚而对女真诉诸武力连年用兵所引起的，在冲突中猛哥帖木儿与兀良哈、兀狄哈联合一致，共同反击朝鲜，结果朝鲜军队失败，被迫退出孔州。孔州即今朝鲜庆源，包括今朝鲜咸兴以北庆兴、庆源、会宁等地。猛哥帖木儿先是居住于庆源一带，借朝鲜军队退出孔州之机，他“乘虚而入”，（《燃藜室日记》上卷。）向南进一步深入占据了阿木河流域，即今图们江右侧。猛哥帖木儿从此率领斡朵里部居住在阿木河即今会宁一带，从而到达了斡朵里部第一次大迁徙的最后落脚点，这标志着斡朵里部第一次大迁徙的结束。
女真族胡里改部的南迁在很大程度上与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有关。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与明朝皇家联姻后，为了完成女婿委托的任务，必须南迁到女真人聚居的中心地区，又加之野人女真南下之压迫，他向南迁徙就是必然的了。在斡朵里部南下向东迁移之后，阿哈出率领胡里改部大约在洪武五年（1372年）前后，也离开故乡，沿着今牡丹江南进，迁移到今图们江以北、珲春江以西暂时定居下来。此后阿哈出展开了频繁的活动，都与明廷招抚女真的事宜有关。
《明太宗实录》记载说：“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25.）明廷还赐给阿哈出以汉族姓名李思诚（《清史稿》写做李诚善）。建州卫管辖松花江上游以及长白山东侧的女真各部。建州卫的设置是明朝统一东北女真族居住区的重大事件，它是明朝在东北女真族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卫，这之后，众多的女真卫所相继建立。同年十二月，明廷设置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卫镇抚、千户、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26.）兀者卫管辖今抚余以下松花江沿岸包括阿什河、牡丹江下游的女真各部。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明廷设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哈、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28.）奴儿干卫管辖黑龙江特林地方的女真人和吉里迷人各部。二月，明廷还设置了兀者左卫。这些女真卫所的设立，都与阿哈出的游说、招抚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关系。
阿哈出掌管的建州卫的日益强大，使得朝鲜李朝君臣惴惴不安。他们认为大明设立建州卫是“扼我咽喉，掣我右臂也”，（《李朝太宗实录》卷12.）便设法解除来自阿哈出的威胁。永乐四年（1406年）春，朝鲜宣布“庆源绝不为市”，（《李朝太宗实录》卷11.）激起建州、兀狄哈的反抗，进而与朝鲜军队发生了庆源流血事件，朝鲜军队战败，退出孔州。从此阿哈出与朝鲜的关系恶化，又加之兀狄哈人的南下骚扰和侵袭，阿哈出被迫率领建州卫从图们江的北岸，向西迁徙，来到辉发河上游的方州（凤州、奉州，今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以此作为落脚点，从而最后完成了建州女真胡里改部的第一次大迁徙。
在建州女真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中，无论是斡朵里部，还是胡里改部，都费时几十年才迁徙完毕，其艰难困苦之状，可想而知。
第四节 斡朵里部的第二次大迁徙建州左卫的设立
猛哥帖木儿“顺事朝鲜”之后，又受命为明政府的地方官员，当了建州卫指挥使，居住于阿木河，即今会宁一带。今天的庆源，包括咸兴以北的庆兴、庆源、会宁等地，古称孔州，原为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居地。到辽末帝天祚乾统七年（1107年）东女真作乱时，大辽夺占了咸兴以北的地方，从此该地域归大辽统辖，后来，金、元两朝一直占据着该地。到元末时，朝鲜一度占据这一带地方。之后，朝鲜军队被女真人击败，朝鲜退出庆源，猛哥帖木儿“乘虚而入”地进占了这一带。很显然会宁一带地方是多民族杂居也是各民族激烈争夺的地方。朝鲜政府和朝鲜军队日夜图谋夺回这一带地方也是可想而知的。猛哥帖木儿居住在会宁一带，一直担扰朝鲜的袭击，担心朝鲜军队为庆源流血事件而对他施以报复，便于永乐九年（1411年）率部向西迁往阿哈出之子释家奴统领的建州卫的居住地方州。（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在猛哥帖木儿迁徙方州的前一年，即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曾亲自率兵北击鞑靼，明军进到鄂嫩河获得重大胜利，阿哈出之子释加奴等统率子弟部属从征有功，获得明廷奖赏，“升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释家奴者，指挥阿哈出之子，皆以从征有功也。”（《明太宗实录》卷106.）永乐十年（1412年），为欢迎斡朵里部的迁来，“释家奴把建州卫稍向北徙到今吉林市南，将奉州让给猛哥帖木儿居住”。（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种种迹象表明，猛哥帖木儿率领建州卫斡朵里部迁徙方州，与明成祖朱棣及阿哈出之子释家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猛哥帖木儿来到方州后，居住在余下地方，完成该部的第二次迁徙。余下在方州通往开原的交通要道上，可能在小清河上游距完颜城不远的地方。（董万仑：《白山黑水的记忆·猛哥帖木儿》。）这是建州女真的两大部落，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自14世纪70年代相继南迁后的第一次大汇合。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二月壬午：赐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等宴。”（《明太宗实录》卷172.）这段资料说明，建州左卫已经从建州卫中分立出来，单设一卫。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十月为止，尚没有出现“建州左卫”的字样，在提到猛哥帖木儿来京师（南京）朝贡的事件时，只记为：“建州等卫都指挥李显忠、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等来朝，贡马及方物，特厚赉之”。（《明太宗实录》卷144.）这就是说，这时猛哥帖木儿的官职仍是建州卫指挥使，到永乐十四年二月却成为了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官职的变化表明，建州左卫的设立不能早于永乐十一年十月，也不能晚于永乐十四年二月，应在这两个时间的当中。据薛虹先生判断和推定，建州左卫的设立，应在永乐十四年正月猛哥帖木儿去南京朝贡期间。（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
第五节 建州左卫的第三次迁徙猛哥帖木儿以身殉国
建州卫（原胡里改部）与建州左卫（原斡朵里部）在辉发河流域共同居住了十三年，两卫又相继开始迁徙。这次迁徙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躲避蒙古鞑靼兵马的骚扰和掠夺。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为两部：西部的叫瓦剌；东部的叫鞑靼。两部继续与明朝对抗。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鞑靼勾结兀良哈三卫，即朵颜、福余、泰宁的蒙古兵马抢掠辽东，辽河两岸备受蒙古骑兵铁蹄之践踏，京师（北京）同辽东的陆路交通已被阻断。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廷从今南京迁都今北京，这完全是出自加强北部边防之考虑。
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明成祖朱棣亲征鞑靼，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应征，统率部属随同朱棣参加了这次对鞑靼的讨伐。明军进军阔儿海（今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呼伦地），鞑靼的统帅阿鲁台北逃。朱棣回军越过大兴安岭，在今克鲁伦河大败兀良哈三万蒙古军队，兀良哈叛军投降。九月，朱棣回到京师。猛哥帖木儿也随明军一同到达京师。猛哥帖木儿担心鞑靼和兀良哈的军马卷土重来、再掠辽东，届时建州左卫必受报复，定遭残害。这样考虑过后，他向明廷请求迁回图们江下游，这一请求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允诺。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三月，建州左卫开始迁徙。这次迁徙分为三批。第一批是猛哥帖木儿派遣童家吾等二十七人率领二百余名部属，携带着通知朝鲜镜城、庆源地方官员的公文先行，于四月十四日到达。第二批是猛哥帖木儿率领管下五百二十户于六月二日回到阿木河。第三批是猛哥帖木儿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凡察率领五百余户，在六月十九日到达。（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这就是建州左卫的第三次迁徙。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是一次错误的迁徙。
猛哥帖木儿迁居会宁一带后，曾经两次亲去北京朝贡。第一次是宣德元年（1426年）春正月，他得到了提升。《明实录》记载说：“命建州左卫指挥佥事猛哥帖木儿为都督佥事，赐冠带。”（《明宣宗实录》卷13.）第二次是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建州左卫野人女直都督佥事猛哥帖木儿等来朝贡马”。这次朝贡过后，不仅猛哥帖木儿获得了奖赏，而且他本人和他的弟弟凡察都得到了提升。《明实录》记载说：“赐建州卫都督佥事猛哥帖木儿等钞币、绢布及金织袭衣有差。”“升建州左卫土官都督佥事猛哥帖木儿为右都督，都督佥事凡察为都指挥使。”此外，明廷还交给猛哥帖木儿和他的弟弟凡察一项任务，那就是将叛逃的“初随杨木答兀漫散官军，悉送京师。”（《明宣宗实录》卷99.）这些事实说明，猛哥帖木儿虽然迁徙到了边陲会宁一带，但他与明廷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紧密。
明廷交给猛哥帖木儿等人的遣返叛逃的“杨木答兀漫散官军”的任务是一项很棘手的事情。
杨木答兀原是女真豪族，投降明朝以后在开原的三万卫任小小的千户之职。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六月擅离职守，并掠走开阳（今开原）军民一千多口，叛变明廷。后来他随同猛哥帖木儿的母亲所在的第三批迁徙人口五百多户一起迁往阿木河地区。杨木答兀“连家小军丁，男妇共五百余名”，前来欲与猛哥帖木儿一起居住，被朝鲜拒绝，也就是说，猛哥帖木儿这次东迁，带来了一个莫大的祸患。
宣德八年（1433年），闰八月，杨木答兀勾结兀狄哈偷袭前来接收被掠人口的辽东都指挥裴俊，由于凡察、阿古协同裴俊奋力抵抗，而没有得手。十月十九日，杨木答兀再次勾结兀狄哈奔袭裴俊和猛哥帖木儿的驻地。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阿古等壮烈战死。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负伤逃走，猛哥贴木儿的三子董山被“七姓野人”掳走，裴俊突围逃到朝鲜的宁北镇。这就是所谓的“阿木河之变”。
第六节 建州卫的第二次迁徙
在建州左卫迁回阿木河的第二年，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建州卫也开始迁徙。领导建州卫进行这次迁徙的是释家奴的儿子、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李满住是在宣德元年（1426年）三月接任建州卫指挥使的。（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他以舍人的身份领导了这次迁徙。建州卫迁徙的原因与建州左卫迁徙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躲避蒙古鞑靼的骚扰和掳掠。建州卫的迁徙同样也征得了明廷的同意，这从李满住发给朝鲜的文书可以得到证明。1424年夏四月，在建州卫迁徙开始前，建州卫指挥（指挥是后来任命的官职）李满住先行派出先遣人员对朝鲜江界的地方官员说：“原居回波江方州等处，为因鞑靼兀良哈侵耗，前年受圣旨，搬来婆猪江等处。”（《李朝实录》世宗六年七月乙亥条。）朝鲜政府在同月即先已接到江界地方官员的报告称，李满住管辖兀良哈沈指挥来说：“吾等在前于建州卫奉州古城内，居住二十余年。因鞑靼军，去年二月十七日入侵，都司李满住率管辖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威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去癸卯年蒙圣者（旨），许于婆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李朝实录》世宗六年四月辛未条。）
李满住迁徙的新居地婆猪江即后来的鸭绿江的支流佟家江，即今浑江。李满住迁徙的具体地点，据朝鲜记载为“到鸭绿江相距一日程瓮村等处”。（《李朝实录》世宗六年七月乙亥条。）瓮村即瓮村里，属建州卫，距满浦二百七十里。（《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55.）又据《李朝实录》文宗元年八月甲戌条说：李满住“还居兀喇山城瓮村”，说明瓮村建在兀喇山即五女山的山上或山麓。五女山在鸭绿江和其支流婆猪江之北，而瓮村在五女山的南麓。李满住在这里居住了十四年，这是建州卫的第二次大迁徙。
建州左卫和建州卫分别迁徙到阿木河和兀喇山（五女山）南麓后，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凡察曾在李满住部下任过指挥。凡察与李满住二人分别娶李将家之女为妻，二人是连襟关系。
第七节 建州卫的第三次迁徙
猛哥帖木儿和其长子阿古战死后，凡察率领建州左卫残部向南迁徙，他代替长兄猛哥帖木儿当了斡朵里部的酋长，开始执掌建州左卫的卫事。宣德九年（1434年）年初，凡察赴京朝贡并报丧。二月，明廷发布诏令，“升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卫事。”凡察所以得到提升，是因为在1433年夏十月的事变中他“杀贼有功”。《明实录》载：“先是遣都指挥裴俊往斡木河招谕，遇寇与战，而众寡不敌，凡察率众往援。杀贼有功，故起升之”。（《明宣宗实录》卷108.）从此凡察以都督佥事掌管建州左卫。
在建州左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朝鲜政府企图乘机控制建州左卫，千方百计地反对凡察掌管左卫部务。朝鲜政府主张，“权豆（即阿古，猛哥帖木儿的长子）养子老胡赤可以为首统众”。而对凡察则极力贬斥，对老胡赤竭力吹捧，称：“凡察则人皆厌之，且与本国（朝鲜）素有仇嫌，若统其众，则后害可虑。胡赤今未受职于中朝（明朝），且依本国求领其众，若遂其志，将德我国，尽心效力矣。”（《李朝世宗实录》卷63.）朝鲜政府的意愿再明显不过，反对忠于明廷的凡察统领建州左卫，企图扶植阿古的养子老胡赤控制左卫，以为其用。
凡察掌管建州左卫之事以后，为了摆脱北受兀狄哈侵扰、南遭朝鲜政府威逼的两面受压的处境，于宣德九年（1434年）四月，向明廷上奏疏，请求武装援助，说：“去年野人木答忽（即杨木答兀）、木冬哥、哈当加等，纠合七姓野人寇掠，杀死都督猛哥帖木儿及其子阿古等，尽取其财，请发兵问罪。”但是明廷对女真各部实行的一贯政策是“分而治之，互不统属”，不想消灭哪一个部，也不希望哪一个部过分强大，以便使其互相制约。基于此点，宣德皇帝朱瞻基对侍臣说：“彼之相仇，乃常事，朕岂应疲中国之力，为远夷役乎？”于是朝廷派遣指挥佥事施者颜帖木儿同建州指挥同知扎剌儿一道，“往谕木答忽等祸福，且赦其罪，凡所掠人马资财悉令追还，仍令与凡察解仇通好，则永享太平”。（《明宣宗实录》卷110.）
兀狄哈木答忽接到明廷的旨令后，放回一些被掳掠的人口，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左卫遭劫一事也就算是处理完结了。
建州左卫的处境没有丝毫改善，凡察分析周围的形势后，感到在阿木河难以长久居住，必须迁徙。至于迁往何处，他认为，以迁回明境为最佳选择。
李满住迁到婆猪江以后，与明朝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曾经两次亲到北京朝贡。一次是洪熙元年（1425年）十二月，“建州等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子李满住等贡马及方物”；（《明宣宗实录》卷12.）一次是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辽东建州等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等来朝贡马。”（《明宣宗实录》卷64.）由于李满住的朝贡，他照例得到明廷的赏赐，他与毛怜卫已故都督猛哥不花的儿子官保奴一起获得明廷赏赐的彩币、表里、绢布、金织、纻丝、袭衣等等。
在李满住第二次亲去北京朝贡之前，宣德元年（1426年）三月，李满住得到提升。《明实录》记载说：“升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为指挥佥事，俱袭父职。”（《明宣宗实录》卷15.）从此李满住执掌建州卫的事务。宣德四年（1429年）三月，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派人奏请，“入朝充侍卫”。宣德帝朱瞻基敕谕他说：“昔我皇祖临御，尔父显忠、及尔叔猛哥不花，多效勤诚。及朕嗣位，尔亦克嗣先志，用摅忠悃，故特授尔部都指挥佥事，今欲入侍，尤见诚心。但部曲之众，须有统属，姑留抚下，未可轻来。”（《明宣宗实录》卷52.）宣德帝既表扬了李满住家族的世代忠诚，又以“部曲之众，须有统属”为由，谢绝了李满住“入朝充侍卫”的要求。
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李满住等到北京朝贡，受到明廷的奖赏。四月，李满住等奏，“欲于朝鲜市易，而朝鲜不纳”。李满住上奏书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借重明廷的声威，打开朝鲜的市场，以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但是明廷最忌讳藩部与属国的往来，因而宣德帝敕谕他说：“朝鲜国王素守礼法，其事朝廷小心敬慎，不与外交，于理为宜，尔等既受朝廷爵命，亦当禁绝外交，毋纵下人侵越邻境，若欲市易，听于辽东境上，不尔禁也。”（《明宣宗实录》卷65.）朝鲜不对李满住开放市场，乃是因为把他当成了眼中钉。
自从李满住率建州卫迁徙到鸭绿江右岸婆猪江以北兀喇山城以来，朝鲜政府便存心以武力将李满住驱逐出该地区，因此，多次向明廷告发李满住掳掠人口，抢劫粮食，要求明朝政府允许朝鲜“备兵追捕”。
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朝鲜军队越过鸭绿江，偷袭李满住的驻地。李满住没有任何防备，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而被迫稍稍向西迁移，来到婆猪江的支流富尔江上游兀喇山北隅吾弥府山城（今辽宁桓仁县城北的古城子）。（《李朝世宗实录》卷77.）正统二年（1437年），李满住因为惧怕朝鲜军队的征讨，曾经重返故居方州。正统三年（1438年）初，因为“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李满住又率建州卫“移住灶突山东浑河上”。（《明英宗实录》卷43.）建州卫的第三次大迁徙至此结束，这次迁徙历时五年多。
关于“灶突山东浑河上”的具体方位，有的人理解为浑河上游苏子河。董万仑先生认为这种理解“显然不对”。他认为“浑河上”即是浑河的源头，又称为“浑河头”。其地理方位在浑河、三土河、冬古河三水的源头地区。三土河，即是辉发河上游支流的三统河（三屯河）；冬古河即是婆猪江（浑江）以西支流的董鄂河。（董万仑：《建州三雄》第74—75页。）这个地区，大致包括今新宾、英额布、三棵榆树、通沟、干沟等地。本书采用董万仑先生的说法。
建州卫的这次迁徙事出突然，迁徙之前没有向朝廷报告，更没有取得明廷的同意，事后于六月的时候才向明廷报告。《明实录》记载道：“正统三年六月戊辰：建州卫掌卫事都督李满住遣指挥赵歹因哈奏：‘旧居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抡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赵歹因哈的奏章被下发到礼部兵部讨论，最后朝廷做出决定：“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明英宗实录》卷43.）随李满住同来的还有他的叔父猛哥不花统领的毛怜卫。
第八节 建州左卫的第四次迁徙
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很早就互相结成联姻部落（萨敦哈拉），互通婚姻。猛哥帖木儿将妹妹嫁给了阿哈出的长子释家奴为妻，生下李满住，猛哥帖木儿、凡察成为李满住之舅。可是李满住又把女儿嫁给凡察，他后来又娶了阿古（权豆）的孀妇为妻。李满住与凡察又同娶李将军之女为妻，二人成为连襟。因此李满住对建州左卫的事情比较关注。他见建州左卫在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遭到“阿木河之变”的沉重打击后元气大伤，又北受兀狄哈、南受朝鲜的两面夹击，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帮助建州左卫走出绝域，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增强抗御朝鲜的力量，便表示，欢迎凡察等人率部迁移婆猪江，和建州卫一起居住。宣德十年（1435年）初，凡察奏请明朝宣德帝：“大小官民人等及百户枣火等五十家，现要往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那里一处住坐”。宣德帝朱瞻基表示：“从尔等所便”，并特谕李满住“知之”：凡察即将“俱来尔处居住”。同时明廷还派遣使节赶赴朝鲜，请予协助凡察搬迁。凡察得到敕令以后，向部众宣传搬迁的必要性和利害关系说：“朝鲜欲捕汝等，须从我徙。”（《李朝世宗实录》卷67.）宣德十年（1435年）四月，凡察带领部分属下约三百户迁移到距建州卫李满住不远的上甫乙下地方居住，成为建州左卫第四次迁徙的开端。
朝鲜政府唯恐凡察和李满住会合一起，“一处聚居，同心作贼，本国边患，益滋不绝”，《李朝世宗实录》二十年正月丙午条。威胁自身的安全，所以百般阻挠凡察迁往婆猪江。正统二年（1437年）五月，凡察为寻求明廷的援助，派遣指挥同知李伍哈到明朝京师朝贡，并上奏章说：“居邻朝鲜，为所困；欲还建州，又为所阻；乞朝命”。（《清史稿》卷222.）
接到奏章后，正统皇帝朱祁镇敕谕说：“尔等宜想彼人动静，如果见住之处安稳无虞，仍旧在彼住坐，安生乐业，不必轻动。若实被朝鲜军马搅扰，不能安生，尔等即探听道路无阻，可率领部下人口来与李满住一处住坐。如或朝鲜军马阻当不肯放来，尔等即将备细缘由，具奏定夺。盖朝鲜国王及尔等大小头目，都是朝廷之人，不可自分彼此。尔等更宜睦邻境守相与和好，以副朕一视同仁之心。”（《李朝世宗实录》卷77.）
这段谕文虽然很长，但是等于一句话也没有说，充分显示出明英宗三不管的所谓高姿态，一切由凡察自己拿主意，是迁是留，悉听尊便。
董山为建州左卫右都督猛哥帖木儿的第三子、凡察的侄子。在明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的阿木河事变中，董山连同建州左卫的卫印一同被兀狄哈俘获而去。时年董山十四岁。四年后，即正统二年（1437年），由于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人出面的斡旋，董山被赎取回来。（《李朝世宗实录》卷80.）董山回到上甫乙下住地后，深为建州左卫两面受压的危殆处境担忧。为了谋求本部落的生存与发展，他于正统二年（1437年）十一月，亲赴京师，向明廷上奏章说：“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国拘留，乞赐矜悯。”董山的进京乞援显然曾得到凡察的鼓动。董山这次的赴京求救，得到了正统皇帝的回应，皇帝敕朝鲜国王李裪：“俾将凡察等家送至毛怜卫”；复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来境，毋致伤害”。接着明廷又发布委任令：“命故掌建州左卫事右都督猛哥帖木儿子董山袭为本卫指挥使”，协办卫务。（《明英宗实录》卷36.）是年董山十八岁。
然而朝鲜政府不想让凡察、董山等率部属离开朝鲜进入明朝境内，与婆猪江的建州卫李满住汇合一处，害怕他们，“同谋生衅，侵扰本国”，所以曾多次遣使到明朝，反对董山等人迁移，希望他们还是留居原地。
明廷针对朝鲜政府的请求，和董山、凡察等人迁徙的迫切愿望，于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先后对朝鲜国王、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发布敕令，从中进行调停。
明廷首先敕谕朝鲜国王李裪曰：“比者尔奏，凡察诱侄童仓（董山）逃往建州，虑其与李满住同谋生衅，侵扰本国，朕遣敕谕凡察等仍还镜城，守父境土，如其回还，王宜解释旧怨，宽以抚之，仍敕守边军民，毋使侵扰。朕又虑其疑惧不还，已敕李满住等严加戒饬，不许纤毫有犯。若其不顺天道，不遵朝命，自生衅端，天灾人祸，必不免矣。王为朝廷东藩，宜体朕至怀。”紧接着明廷复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朝鲜国王与尔等皆朝廷臣子，往者以尔等迁徙不常之故，累谕李裪善待尔等，裪皆奉朝命不敢有违，尔等既奉敕居镜城，今乃无故擅自迁徙，致裪疑虑，皆尔等之过，今已悉置不问，敕至尔等即领部属、人口、头畜复还镜城居住牧放，仍与朝鲜永敦和好，毋怀小忿，辄有侵轶，朕已再遣敕谕裪，令其仍善待尔等。如尔等不愿回还镜城，愿与李满住等同处，亦听其便，不许故生衅端，侵轶邻境，以取罪愆。”（《明英宗实录》卷71.）
凡察和董山叔侄二人有着共同的强烈愿望，那就是迁回明境定居。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二十三日，二人不顾朝鲜的阻挠和明廷模棱暧昧的立场，毅然果断地率部众三百余户，冲破层层封锁，摆脱朝鲜军队的监视和阻拦，历时两个月从上甫乙下迁移到猪婆江，但李满住早已他移。凡察、董山等人又迁至苏子河，可是仍然没有找到李满住，因为这时李满住已迁移至“浑河上”了。朝廷接到边官关于建州左卫已迁至苏子河的奏报后，命令辽东总兵官曹义将其安置在“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明英宗实录》卷71.）建州左卫接受了朝廷的安置，在“浑河上”“同李满住居处”。至此，建州左卫的第四次迁徙完成，建州左卫和建州卫又汇合一处。
关于建州左卫迁徙到苏子河以后的情况，《明实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正统五年九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曰：卿已敕尔等回朝鲜镜城居住，今总兵镇守官又奏尔等已离朝鲜镜城，同原叛土军马哈剌等四十家来至苏子河，家口粮食艰难，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尔等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妇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其土军马哈剌四十家已赦其前逃叛之罪，仍令各带家口回三万卫著役，照旧关与月粮养赡，不许再犯。尔等既改过复归，须要始终一心，敬顺天道，不许复怀二三之意，尤宜约束所部人，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永享太平之福，毋仍侵犯邻境，以取罪愆。”（《明英宗实录》卷71.）
根据这段资料，明廷最后把凡察和董山等建州左卫部众安置在了“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即“浑河上”的地方，同李满住的建州卫居住在同一地域，而不是两部落从此合居于苏子河。至于随同杨木答兀叛逃多年的、一起迁来苏子河的原叛土官马哈剌等四十家，“已赦其前逃叛之罪，仍令各带家口回三万卫著役，照旧关与月粮养赡，不许再犯”。这样，建州左卫第四次大迁徙的善后处理工作即告完满结束。应该说明廷的处理尽善尽美，颇具大国的风度。
第九节 建州左卫的卫印之争建州三卫的形成建州左卫迁居苏子河
在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的阿（斡）木河事变中，七姓野人在掳走董山的同时，也抢走了建州左卫的卫印（后称旧印）。因此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在凡察获得提升并袭职的时候，明廷重新颁给他一颗建州左卫的新印。正统二年（1437年）随着董山的被赎回，建州左卫的旧印也由董山带回建州左卫。这样建州左卫就出现了一卫二印的特殊状况。建州左卫的卫印之争开始爆发。
明廷在对待建州左卫领导人的态度方面可以从《李朝实录》中的一句话看出来：“朝廷薄童仓（董山）而厚凡察，赐凡察以玉带，且命凡察曰：‘汝生时管一部，死后并印信与童仓（董山）’。”（《李朝世宗实录》卷82.）
这句话表明，明廷一心倾向凡察，并对凡察下了这样的命令：凡察活着就要管辖整个建州左卫，凡察死后，再由董山袭职。
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在董山带回旧印之后不久，正统皇帝敕谕凡察和董山：“往闻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间又复颁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来朝云，旧印已获。近凡察来朝，又奏欲留新印。一卫二印，于法非宜。敕至尔等即协同署事，仍将旧印遣人送缴，庶几事体归一，部属信从。”（《明英宗实录》卷38.）显然朝廷是在催促董山上缴旧印。
接到朝廷的敕令之时，凡察和董山二人正在忙于谋划建州左卫的迁徙之事，无暇顾及卫印的问题。到了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凡察、董山叔侄已迁徙到“浑河上”定居之后，建州左卫的卫印之争又提上了议程。凡察和董山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各执一词，并各持一印拒而不交。更为甚者，凡察不仅掌握新印，而且还想保留旧印，并且向明廷提出：“旧印传自父祖，欲俱留之”。
明朝政府坚决反对他的提议。正统五年（1440年）十一月，正统皇帝敕谕凡察、董山说：“比尔凡察奏本卫印为七姓野人抢去，朝廷给与新印。后董山来朝奏，已赎回旧印。凡察来朝又请留新印，已允所言，令凡察暂掌新印，与董山同署卫事，遣人进缴旧印。今尔凡察又奏旧印传自父祖，欲俱留之。朕惟朝廷自祖宗建立天下诸司，无一卫二印之理，此必尔二人以私意相争，然朝廷法度已有制定，尔等必当遵守。敕至，尔凡察仍掌旧印，尔董山护封如旧，协心管事，即将新印遣人奏缴，不许虚文延缓，以取罪愆。”（《明英宗实录》卷73.）
正统六年（1441年）六月，明廷敕令辽东总兵官等遣人“往察二人不和之故，及多人之情，并计议处置之方，奏闻处之。”（《明英宗实录》卷80.）这段古文的中心意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明廷指令曹义搞一次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然后据此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当年八月，曹义向明廷报告调查结果说：“比奉敕旨，以凡察、董山争掌卫印，宜审其所部人情所属者授之，臣即遣人奉宣诏旨，而二人各执一词，纷纭不已，遂同至开原，臣反复谕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黾免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陈论。已省令，暂还本卫，致秋后赴京。臣窃观其部落意响，颇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终难安靖。”基于这种状况，他建议援引明太宗处置海西女真恼纳、塔失叔侄争印的先例，“请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庶消争衅，以靖边陲。”（《明英宗实录》卷82.）
正统皇帝采纳了曹义的建议，于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命令：“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予新印收掌。并升建州左卫指挥使塔察儿为都指挥佥事，指挥同知哈当为指挥使，指挥佥事木答兀、火儿火孙为指挥同知，千户张家中卜为指挥佥事；建州右卫指挥佥事兀乞纳、古鲁哥哈、塔克苦为指挥同知，千户牙失答、忽里哈辽哈为指挥佥事。”（《明英宗实录》卷89.）这样就等于明朝在以“浑河上”为中心的一带地方又建立了一个新卫，并且完善了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两卫的统治机构。于是在“浑河上”形成了建州卫（又称建州中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三卫并存、居住一处的局面，合称建州三卫。
几乎与此同时，朝廷发布敕令，晋升李满住的职务，敕令称：“敕谕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曰：‘昔我祖宗临御之日，尔祖宗李诚善、尔父释家奴皆善事朝廷，宣力效劳，守御边境，共享禄秩。迨尔继承，益修臣职，以绍前人，今复远来朝贡，特升尔为都督佥事，仍掌卫事，尔宜益顺天心，永坚臣节’。”
在这道晋升令的最后，明廷还对建州三卫的首领李满住、董山、凡察三人下达了继续遣送原开原叛逃人员尚未回归开原者的命令：“其辽东三万卫原逃土军四十一户，除节次送还原卫外，有马把速等二十一户，尚未回卫，尔与董山、凡察须从实挨究送还。尔宜深体朕心，善抚部属，以守御边境，钦哉！”（《明英宗实录》卷89.）
这道敕令说明，原来随杨木答兀叛逃的土军有二分之一的人员已经到达开原。估计尚没有回到开原的二十一户人员也必然会被建州三卫的首领们遣回开原。
此外，根据这道命令是附在对李满住的晋升令之后的事实，说明三卫确实是比邻而居，相距不远；三卫确实居住于朝廷命令之地。正统三年（1438年），在李满住已“移住灶突山东浑河上”的情况下，朝廷命令说：“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明英宗实录》卷43.）这样，李满住居于“浑河上”便得到了明廷事后的认可，于是李满住便名正言顺地居住在了“浑河上”一带地方。过了两年，正统五年（1440年），在凡察、董山已迁移至苏子河的情况下，朝廷命令“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凡察、董山）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
（《明英宗实录》卷171.）三土河与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也正是“灶突山东浑河上”。这一带地方是三条河的发源地，浑河向西流，三土河与冬古河向东流。建州左卫就是在这里一分为二。建州三卫形成之初，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确实居住在“浑河上”两河之间的一带地方，而不是苏子河流域。
可是由于建州左卫的卫印之争，凡察与董山叔侄二人闹得不可开交，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实难共处一地，加之三卫共居一处确实限制三卫的阔步发展，董山便率领建州左卫稍稍向西南方向移动，在苏子河的上游二道河子一带定居下来。这次短距离移动的时间，估计是在建州三卫形成之后不久。由于这次移动大致没有超出朝廷指定的范围，故不需朝廷批准，因而也就不见于《明实录》的记载，但董山率领左卫迁居苏子河流域定居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苏子河上游后来就成为了建州左卫崛起的基地。至于建州卫和建州右卫是否也迁居苏子河流域，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两个卫的主体部分也向苏子河流域和婆猪江流域迁徙了。建州三卫的主体部分相继迁离朝廷指定的居住区域“浑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