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识宁波是从一件合身、时尚、体面的衣服开始的，比如雅戈尔、罗蒙、杉杉、唐狮、一休、太平鸟、洛兹、培罗成等。宁波被公众首选为宜居城市、幸福城市，可能也源于这个城市繁多的服装品牌、色彩斑斓的服饰。衣食住行，衣排第一。一个服装业发达的城市，想必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追求生活品位的城市，这是一个城市有幸福感的核心要素。宁波开放的北仑大港、书藏古今的天一阁与引领时尚的服装所组成的城市品质，完全符合公众对于幸福的构想。
宁波的服装制作，传奇从“红帮”开始。可以这么讲，近两个世纪，红帮师傅的制作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服饰潮流。红帮师傅在中国服装史上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件西装，中国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家西服店，中国第一本西服理论著作，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红帮大师辈出，如上海滩“荣昌祥呢绒西服店”的王才运，上世纪50年代为中央首长和外国友人制装的王庭淼、余元芳、楼景康、陈志康等；在香港有港九洋服公会理事长车志明，在日本有曾为美国总统福特、韩国财阀、日本大臣、日本影视明星制装的戴祖贻等。这群制作者在19世纪中叶开始，前前后后，亲戚带亲戚，乡人带乡人，背着裁缝包（包里有剪刀、软尺、缝衣针、丝线等简单工具），从奉化江两岸乡镇小村出发，穿行于开埠后的上海滩。这批头脑灵活的乡下手艺人，凭着他们的质量与信誉，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被上海人叫为“奉帮裁缝”，因为上海话中“奉”与“红”同音，于是有了“红帮裁缝”的称呼。也有人认为奉化裁缝以做西服名扬上海滩，而西服又多给碧眼红发的外国人做，所以被称为“红帮裁缝”，而那些只会做长袍、马褂、对襟衣的裁缝称为“本帮裁缝”。
在宁波城中月湖之畔，宝奎巷内，有一处由6座民居庭院组成的朴素院落，这是一家特殊的博物馆，为服装博物馆。这个小小的居所之中，收藏着宁波七千年的服装故事，最为生动的就是红帮故事。春日明媚的阳光下，绿荫丛中的古建筑显得隽丽、幽深而古雅，我们几个人静静地从一个院落走到一个院落，踏着青砖追想逝去的故事。
红帮裁缝的兴起与宁波帮的兴起是同时的，他们的生意比宁波帮小得多；但是他们同样是“无宁不成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创造史、他们的奋斗史同样充满困苦与激情。最初的奉帮裁缝可能连个像样的店面都没有，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熨斗，少量线团和针就是所有的家当，可以用一块包袱布包起来，于是被人叫做“包袱裁缝”。他们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上门兜顾客，他们在顾主的堂屋中央搁一块长长的板，将衣料摊在上面又剪又裁，师傅飞针走线，徒弟帮着熨和锁眼。一住十天半月，将顾主一家老小春夏秋冬四季衣服全部做好。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练就了过硬的本领：不用尺量只需目测，只要瞟上一眼就能正确说出你所需尺码。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红帮师傅给一个读书人做了一件前幅短后幅长的衣服，读书人穿着舒服；后来读书人做了官又找这个师傅，这会儿却给他做了件前幅长后幅短的。读书人奇怪了，这是为什么呢？师傅不紧不慢地解释道：老爷做官了，挺胸凸肚，不应前长后短吗？读书的时候，一天到晚坐着念书佝偻着背，不应前短后长吗？这就是红帮裁缝的机敏。
19世纪末，上海滩上出现了许多洋行，这些洋行的外国雇员和中国的富家子弟在十里洋场兴起了一股穿西装的热潮。宁波帮裁缝立刻从做中装转为做西装，由于精工细作，质量上乘，立刻成为领潮者。西装，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后经定型、规范，成为西方现代服装的主导品种。这种服装，气派简洁大方，又有强势的西方文化背景，最终也成为国际通用服装。因此，红帮裁缝的选择也正是适应了西风东渐的社会历史大转型的时代大潮。可贵的是红帮裁缝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者，而是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最为成功的就是创制出中山装。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亦慕名来王才运的“荣昌祥”定制过几套西服，十分满意。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又来到“荣昌祥”，拿出一件日本陆军士官服，对王才运说：“我想改革此服，请你们做件中国服，代表中国人。”王才运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愿，与一些打样、裁剪名师经过再三琢磨，几经试样与修改，把原来的十粒扣改成七粒，最后改为五粒，隐喻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五权宪法；在款式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改成直翻领四贴袋的服装，并加上倒山笔架式袋盖，象征着革命重用笔杆子，重视和依靠知识分子。如西服般地在袖口加上三粒袖口纽，既美观大方，防止磨损，又象征三民主义。服装制成后由孙中山先生试穿，简朴而庄重，具备西服挺、平、直、圆、顺、墩的特色。孙中山先生十分满意，并大为赞赏。这样中国第一套中山装便产生了。
如果说中山装是“西服东渐”的结晶，红帮所创作的旗袍则是“古为今用”“东服西渐”的代表作。旗袍，本是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袍，因为胡天狂风飞沙暴雪厉害，为了遮挡，所以做成长而宽大、直筒的样式，故又称为“大衫”。这种大衫气度高贵，缺点是无法显示女性性感的特征，很难勾勒东方女性的神韵。辛亥革命以后，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汉口、厦门、香港等地红帮裁缝，与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共同努力，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着的长袍等民族服装中取得灵感，又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造型艺术、剪裁和制作方法，成功地创制出最能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性情与气质的旗袍，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一直为人惊叹不已。
红帮的成功，引起了上海洋同行的猜忌。一次，一位体形特殊的日本商人在法租界小巴黎西服店定做了一套西服，衣服穿上后很不舒服。就又到宁波人开的“王荣泰”西服店做了一套，穿上后深感既合身又舒适，于是他逢人便讲“王荣泰”西服店比法国小巴黎西服店做得好。这使法国小巴黎西服店老板密特斯坦十分恼火。为了搞垮“王荣泰”，派人带着高档面料到王荣泰西服店加工。衣成后，用赝品取代，诈称王荣泰西服店糟蹋了面料，做坏西服，要求赔偿。这件事引起了红帮裁缝和宁波同乡会愤慨，他们一致罢工斗争，要求密特斯坦交出原件，公开展览。上海的一批批市民闻声如潮涌来，事件轰动了大上海。事后法国小巴黎西服店臭名昭著，难以立足，被迫关闭回国；而王荣泰西服店则名声大振，迁至南京路，改名“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前店后厂，成为红极一时的名店。
博物馆珍藏着为孙中山制作第一件中山装的有关史料，弥足珍贵。同样珍贵的还有为毛泽东主席制作的“毛装”、为周恩来总理制作的西服样件。据说，有这样一个笑话，1956年初春，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衣成后先后修改了21次，仍不能满意。恼得他写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说：“这么大的中国，没一家会做西服。”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派人在全国范围内细心物色，了解到中国最好的西装师傅在上海，其中最好的数“红帮”大师余元芳。于是就有了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装的故事。小尼赫鲁穿上余元芳改定的服装以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场要求余元芳再为他另做一套，并且为妻子、儿子、兄弟、岳父、小舅子等各做一套。周总理特意下了指示：“外国来宾的做衣问题该解决了，建议将波纬调迁北京。”“波纬”就是余元芳的西服店，从此，首都有了世界一流的西装、时装大师和西服店。红帮师傅也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服饰的主要制作者。
中国有不少城市是服装名城，如大连、北京、上海、杭州、温州等，但这样的历史文化内涵可能只为宁波特有。宁波的红帮裁缝，如今遍布世界各地，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前苏联等地都有红帮传人，他们严守标准，用一流的刀功、手功、车功、烫功，裁剪着中国的精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来自上海的一两百名红帮裁缝传人，带着红帮裁缝的工艺，与红帮裁缝踏实细致、创新进取的精神，在宁波刚刚兴起的服装厂里担任师傅。三十年后的今天，“红帮”故乡，奉化江两岸，西装、时装、羊毛衫、针织、衬衫、羊绒服装、裘皮服装等颇具规模的企业，遍地开花。像奉化市有服装企业200多家，从事服装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服装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被命名为“中国服装之乡”。奉化江畔现在有中国驰名商标3个，衬衫类中国名牌产品4个，注册商标总数超过3000个，在境外注册的服装类商标超过50个，形成了国内少见的服装名牌产品群星辉映的局面。年服装生产能力达10多亿件，占全国生产总能力的12%强。综合实力，特别是男装产业综合实力，绝对居全国同类城市之首。最可贵的是宁波现代服装业的发展上，创新精神一以贯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宁波的现代服装生产企业的关键技术装备一直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服装博物馆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古州服装；第二部分是红帮文化，为陈列的主体；第三部分是现代服装。古州服装，从照片、实物、复制品，到帽店、鞋店、养蚕、纺纱织布、印染等传统场景的复原，浓缩了七千年前河姆渡到清代的服饰文化，生动展现华夏大地刀剪的五彩缤纷，令人赞叹不已。如此唯美的东方艺术，让我想起去年在宁波大剧院看过的宁波歌舞团的巨著《十里红妆·女儿梦》，剧里展示的那些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桶柜箱橱，慈湖木屐、清代盔甲官服、长衫马褂，到三寸金莲、棕鞋、雨靴、绣花鞋、飘荡飞扬的衣衫，就静静立在这里。舞剧主人公越儿蹁跹的舞姿，以及那江南的青石板、依依的杨柳、杏花春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浓浓淡淡的爱恨情愁、悲喜愁怨，从这些绝美的物件里自然浮现出来。这里融汇着江南最典雅的流韵。
红帮文化展览中，有红帮裁缝作坊的仿古演示。100多年前美国制造的“胜始”缝纫机，熨斗、剪刀、弯尺、水壶等西装制作工具，圆下摆半袖女装、长衫、旗袍等等，宛如当年情景。就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裁缝师傅与革命领袖一起谋构、推广和完善服装的设计，创作没有阶级、等级限制只与民族、时代相关的服装；而民国花样的京华烟云、海派风尚，很多就是从这些物具开始演绎。而个性张扬、完全与世界潮流同步的现代服饰展示，则让人想起宁波每年举办的盛大的服装博览会，各地的经销商蜂拥而至，宾馆旅舍人满为患；联想到一场场东方霓裳的服装秀，模特们的百态风姿；想起宁波三江两岸人头攒动的各类服饰城；想到像雅戈尔等集团正与意大利、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服装业巨头频频接触，在香港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联手兴建合资贸易机构，开发海外的销售渠道。
宁波又新建了一个服装博物馆，在鄞州中心区下应街道湾底村。“人”字形建筑，塑造了一个展翅飞翔的形象，在河水衬托下分外壮观，有兴趣可以前往。宁波的服装，不仅仅是视觉盛宴，民族地域特色、水韵精华尽在其中。
边走边读
“余元芳”1918年生于奉化白杜泰桥，红帮第三代传人。1941年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服装店，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元芳离开王顺泰，自立门户，做起“包袱老板”。1949年在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租屋开店，取名“波纬服装店”招牌。“波”意为宁波，“纬”取义服装由纵横线缝制而成。新中国成立后，为陈毅市长等党政领导制作西服，成为红透沪上的“首长服装店”。余元芳在20世纪90年代，多次来奉化指导服装制作技艺，收下了罗蒙集团的俞小莉等5人为徒弟，尽心指导家乡服装事业的发展。
“陈万丰与《红帮服装史》”陈万丰现任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这是一位资深的文博研究专家。1962年起从事文化工作，宁波服装博物馆是他在1997年尽力筹建而成。他对中国服装史和宁波红帮创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宁波的翘楚，撰写发表论文30余篇，合编《宁波服装史》、《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等。《红帮服装史》为其力著，此书资料大多为作者走遍全国实地采访而来。
“《宁波服装集萃》”这本徐国宝主编的书，从红帮裁缝的艰苦创业到现代服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宁波的服装史。关于宁波的服装发展历程，还可以查看吕国荣的《宁波服装史话》、陈荣军的《中国服装业的硅谷》、钱茂伟主编的《宁波服装》等专著。
